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发展探析

薛美芳

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北京 100088

一战之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曾出现了以欧洲研究为中心的“古典均势现实主义”。主张对权利的追逐是每个国家的自然本能，依靠均势来使得各个力量实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其中英国治下的18、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为典型代表，英国总是扮演着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当具有压倒性力量一方将要胜出时，英国的天平总是时不时地向弱者倾斜，以左右事态的发展。19世纪欧洲推行均势外交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梅特涅和俾斯麦。克莱门茨·梅特涅(Klemens Metterinich)为奥地利外交家，在当时形成了“正统主义”和“大国均势”为核心的梅特涅体系。在他1809-1948年的39年政治生涯中曾运用出色的外交手腕帮助反法同盟对抗拿破仑。俾斯麦(Bismarck)为另一位在德国历史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铁血宰相”。他通过娴熟的外交手腕先后发动三次王朝战争最终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第一次王朝战争发生在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对抗丹麦。第二次为1866年普鲁士发动对奥战争。第三次为1870年普法之间的战争。他先后通过拉拢俄国，防止法俄接近，孤立法国，防止两线作战；再同时联合奥匈帝国，牵制俄国再欧洲的扩张；拉拢英国，加剧英法对抗。俾斯麦的均势结构主要体现以拼凑的德、俄、奥三皇同盟为核心，而形成的一副错综复杂精妙绝伦的均势图。俾斯麦的外交联盟可谓是平衡中的再平衡。

一、国际关系理论两大流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一)理想主义的思想渊源

理想主义学派又称规范主义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中最早形成的一个流派。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近代思想家格劳秀斯、孟德斯鸠、狄德罗、康德和圣西门。一战结束以后，他们呼吁建立国际机构加强国际合作避免惨剧的重演，于是理想主义学派便应运而生。

1919年6月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开辟了新的国际秩序，1920年建立起以威尔逊十四点纲领为核心的国联机制，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学派的早期实践产物。但这与1921-1922年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国联主要倡导者美国的退出使得它成为了英法列强控制下的政治牟利工具。随着二战的爆发也宣布了威尔逊理想主义产物——国联的破产。

理想主义(idealism)的主要观点：第一，在哲学观上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应有的性质是美好和谐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可协调的，只是由于某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才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良知一旦被唤醒，误解一旦被消除，人类社会就会会恢复到和谐友善的状态。第二，在政治观上，理想主义崇尚国家和世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普遍安全机构，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相互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实现一种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第一，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他在《论国家》中强调国家间相互关系遵守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他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被称作“理想主义的政治纲领”，理想主义学派又有“威尔逊学派”之名。第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flred Eckhard Zimmern)——欧洲早期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国联的积极倡议者。他坚持认为人的本性没有善恶之分，也非本性好战，人性存在的缺陷是因教育不足导致的愚昧无知，他主张唤醒公众意识和社会觉悟是建立更为公义的国际秩序的根本。第三，约翰·默里(John Courtney Murray)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他认为国际关系之根本是自然法，道德的法则源自自然法，而权力的运用必须受道德的监督，天主教的律法就是自然法之所在，从而演化出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

(二)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

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反省上的，其最早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至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近代政治思想家。首先，闻名于世的“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主要引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那句经典“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在相互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存在一种难以避免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elimma)即一方实力的增长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忧虑。其次，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他的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中强调“成功的政府维持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毫无畏惧的自愿者使用有效的军事力量来补充说服艺术的不足”。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潜规理解是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假设。他认为人类具有忘恩负义、变心、伪装、自私自利的特性，一个君主要想统治民众就需要政治权术。再次，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形成之前的早期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导致了他们不断发生冲突，出于对安全的追求形成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Leviathan)中，将国家比喻成《圣经》(Bibble)中所描述的庞然大物“利维坦”，他认为人类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的混乱不堪，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个人让渡权力给国家，它具有双重特性，强制统治民众并抵抗外在威胁，即保护人又吃人。霍布斯认为“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没有政府”。而卢梭对此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混沌未开化的，罪恶是后期形成的，即来自于对社会形成后大量财富积累觊觎。同时他也强调战争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

现实主义学派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他出版于1939年的《20年危机(1919-1939)》(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成为了一部较为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揭示了一战到二战这一过渡时期的“假和平”真相，并被西方国关界赞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基人”。卡尔认为强者总是通过道德外衣来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称理想主义下的和谐观为“乌托邦主义”，并同时指出了它的缺陷和不足。在国关领域的建设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道德和权力两者的权衡之间，卡尔表现为重权力轻道德。

美国政治学家的汉斯·J·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领域影响最深的人物，被誉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父”，其1848年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这一扛鼎之作标志着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成熟。“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权力，政治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是西方著名的神学家和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他主张人类先天的“原罪说”，认为人类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罪恶瑕疵，并权力、财富和今生自我的骄傲。可以说，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之中，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成分。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其中政治与暴力密不可分，其最主要的手段是暴力。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论战内容

(一)第一次：现实主义VS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为：第一，对人性认知的不同，理想主义崇尚人性善，认为战争是由于人的不理性行为引发的，对人性抱有积极的态度。现实主义崇尚人性恶，认为自私和贪权作为人的本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的。政治家的任务不是说教或改造人，而是通过一定的权力机制将其破坏程度保持最低。第二，在对待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方面。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在规范国家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主义则对国际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持悲观看法，认为它们是权力集团的载体和工具。第三，对世界及社会的未来前景。理想主义倾向主张建立世界政府，实现普遍的裁军。现实主义强调认清客观事实，因人的利己基因，未来很难实现完全和谐。二战结束后现实主义迅速崛起发展至今成为了美国界的主流。第四，在关于学科的未来前景上，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任务是用来说明客观事实，而非如理想主义一样制定一系列行为准则指导未来。第五，在道德伦理观上，现实主义表现为重权力轻道德，认为社会上的道德法则不适用于政治权力斗争，后者是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的。

(二)第二次：传统主义VS科学行为主义

美国政治科学在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革命”大背景下，行为主义者试图将国际关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即“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在当时大多数美国国关研究者人群中具有影响力，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一时成为了少数派。这次论战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之争，一方面英美传统派学者，主要通过历史、哲学、法律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属于定性研究。其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他们主张通过对历史政治材料的掌握、逻辑分析、推理等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政治规律，如模型分析、层次分析、策略分析，属于定量研究。其代表人物为新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争论点：第一，传统主义认为那些热衷追求科学模型的人倾向于把国际政治建立在死板呆滞的公式上，那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国际领域中复杂性很难被单一化地表现出来。第二，科学方法需要高度的精确性和预测性，因而不能应对国际政治中的突发事件和偶然性因素。

(三)第三次：新现实主义VS新自由主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以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的作品《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dependence)为代表。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强调“结构”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与古典现实主义坚持人性第一不同的是，华尔兹将战争爆发的最终结果归因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认为“脆弱性”(Frangibility)与“敏感性”(Vulnerability)为权力复合相互依赖两大特征，将国家竞争归因于国际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这次论战大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呈现为新新之争，其主要争论内容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新现实主义坚持人性本恶，而新自由主义承认人性具有弱点且不完整，却不至于达到恶的程度。第二，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持“国家中心论”。新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行为体作用外，还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际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第三，对未来前景看法不同，新现实主义倾向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战争的可预防性，并对和平持有肯定态度。第四，安全与经济利益谁者优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经济福利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第五，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看法。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最普遍的现象，是权力争夺最真实的体现。新自由主义则坚持国际合作，认为共同利益的存在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第六，对国际机制发挥的功能看法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所起的作用有限，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成熟完善的国际机制有利于调解国际纠纷，在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上不可替代。

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最新成果

(一)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学派普遍具有一种“重权力、轻道德”的特点。从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界定利益为政治的第一法则来看，“权力”为其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新现实主义则提出“体系结构决定了单位的行动方向，单位又同时反作用于系统”论点，“结构”为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概念。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Offensive Realism)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最好的防御为进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权力最大化成为了唯一途径，这样一来“安全”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稀缺产品，可以说纵观现实主义思想演化史为一种“霸权式”思维，“道德”一直处在次要地位。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则把“道义”放在了首位，以中国古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哲理为基础，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间权力转移变化的主要因素源自于“道义”这一成分，战略信誉是界定大国道义的主要试金石。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失去了“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将会失去别国的信任。作为国际体系中政治领导者除了需要关注权力外，更需要重视道德层面的大国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强国的经久不衰。

(二)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

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通过引申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里面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探析了国际政治发展史，并认为人类由早期社会经历了一种进化论历程。他认为，首先从国家微观层面来看，国家的规模开始由弱变强，数量由多变少，防御性能力由弱到强，侵略成本由少到多。这表明了战争所带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敌国侵略行为面临了更多地挑战，其导致的结果是随时代的进步，国家由原来的进攻性倾向逐渐向防御型偏好过渡。其次，从国家关系中观层面来看，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方向是向前递进的，国家间的关系从早先无政府状态下彼此互为“敌人”身份的竞争状态转化成了近现代的“伙伴”身份下的合作状态。最后从国际体系宏观层面来看，他认为国际秩序由原始的霍布斯国际政治状态进化到了洛克式的国际政治状态，并朝着未来康德式的国际政治体系向前演变。

(三)秦亚青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认为社会理论的生成离不开实践体的文化背景。“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硬核要素。“关系”是儒家文化背景下实践的产物，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识。在他的关系理论中，其中“阴阳”是所有关系形态中的“元关系”，中庸辩证法是在和谐关系中定义阴阳的。和谐并非没有差异，而是以差异为前提，表现为“求同存异”，通过包容来实现统一是生命形态的最高境界。秦亚青教授同时认为西方往往根据达尔文的“适合生存”作为国际关系霍布斯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人与自然表现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思想上也是鲜明的二元对立。他认为古代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不否定冲突的存在，而是把冲突作为和谐化过程中的必要环节，通过过程视角把冲突与合作联系在一起。并且他认为人与自然是合作关系，不是正题与反题的关系，而是共题关系。他试图以关系性的硬核要素试图填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的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