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成词及定格

冯天瑜

自古以来，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彼此交会的各族人民，近百年来统称“中华民族”。此一偏正结构合成词，在“民族”前冠以“中华”，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以下先分释“民族”与“中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词素，然后对“中华民族”的成词及定格过程加以考究。

一、“民族”乃古典汉字词，并非日源词

民族，指依靠历史、语言或种族联系组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从地域划分，有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中华民族等等。一些语言学论著把“民族”归入外来词，或称日源词，这是有欠准确的判定。一则，中国古来即有表述此一概念的多种单字词，如“民”“族”“种”“部”“类”等，也有“族类”“族部”“民群”“民人”“民种”等双字词；二则，作为汉字整词的“民族”，成词有千余年之久，且其内涵与现代义“民族”方向大体一致。

（一）释“族”

故“族”有“集合”义，“引申为聚众，衍为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周代百家为一族。中国自古并不特别重视体质人类学分野（肤色等身体状貌），而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①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左传》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杨伯峻编著：《左传》（成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8页。，认为族异则心异，强调共同心理是族群凝聚的要旨。

（二）释“民”

（三）“民族”为日源词之说，失之武断

近现代流行一种说法：中国本无“民族”一词，此为外来语，被确指为“日源词”，若干论著（包括工具书）皆作此议：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将“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以对译英语nation，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留日学生将这一术语传入中国。故清末使用“民族”一词的学人，多有游日经历，云云，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民族”乃日源词的结论。

第一，如前所述，组成“民族”的基本词素“民”与“族”是常用古典汉字，古汉语的“族”指“族类”；“民”指“众萌”，即广大庶众，两字已具备“民族”的基本内涵。

第二，“民族”作为汉字整词出现，可见于千余年前《南齐书》所载南朝齐大臣顾欢（420—483）评议夷夏服饰习俗的言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格，而露首编踞，滥用夷礼。”②（梁）萧子显：《南齐书》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34页。这里的“民族”一词，昭显人群习俗风尚差异，是从“夷夏之辨”讲论“民族”的，已逼近后世通用的“民族”基旨。

其三，在近代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也并非始于日本，早在19世纪初，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便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创“民族”，如日耳曼人郭实腊（1803—1851）等编辑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于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号载《约书亚降迦南国》，创“以色列民族”一语，此为汉字整词“民族”在近代的较早出现。③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1页。

咸丰、同治、光绪间文士王韬（1828—1897）1874年著文，也使用“民族”一词：

夫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④（清）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弢园文录外编》卷3，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王韬作此文，远在他访日之前二十年，显然是他自创或独立使用的。

上述两例均在日本以“民族”翻译西语并传入中国之前。诸例皆为称“民族”为“日源词”的反证。不过上例属于零星个案，应当指出：19世纪中叶，“民族”一词在中国并未流通。

（四）自清末始，“民族”一词广泛使用

时至19世纪末叶，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中国自创的“民族”一词渐被便用，加之日本对译西语的“民族”一词，于清末传入中国，迅速普及开来，如1895年第二号《强学报》、1896年《时务报》皆有“民族”用例。1898年6月，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有“民族之治”一语。1900年章太炎《序种姓》有“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①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45页。的论说。此后，梁启超《东籍月旦》（1902）有“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短语。吴汝纶（1840—1903）《东游丛录》（1902）也用“民族”一词。梁启超1903年介绍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今译J.K.布伦奇利）的民族学说，使近代民族概念得以流传。梁氏强调：

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②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梁氏提出“民族建国”任务，其内容有“完备政府”“谋公益”“御他族”等，已包含近代民族国家诸义项。梁氏当时高扬民族主义旗帜：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③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类编》上，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第426页。

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④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类编》上，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第104页。

多民族的中国较之单一民族的日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情况复杂得多。就清末而言，首先面临满族贵族对数量巨大的汉族的民族压迫问题，孙中山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便以此为症结议论“民族”。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同》中将民族与民权、民生并称三大主义，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作系统阐发，虽有“排满”之议，却有宏阔的视野，强调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从而达到近代民族主义高度。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超越“排满”，成为争取全中国诸民族共同权益，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思想，旧式民族主义正式向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民族”一词自此广泛使用，成为常用汉字词。

二、释“中华”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组成的复合词之简称，其意可上溯至汉朝的“中国诸华”一语（意谓中国诸圣的的后代）⑤见（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上海：国学整理社，1935年，第80页。。

“中”字前已辨析，此不赘。

华，荣也。从草从十。凡华之属皆从华。

“华”又作华夏之简称，《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此“华、夏”皆与“裔、夷”等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相对应。

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

整词“中华”诞生在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评析诸葛亮的抱负说：

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①（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5，《蜀书·诸葛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2页。

这是较早出现的“中华”一词，意近“中原”。其后，北齐魏收（507—572）撰《魏书》、唐代房玄龄（579—648）等撰《晋书》，也多有“中华”用例②《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魏书·宕昌传》：“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晋书·刘乔传》：“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皆以之与四周边裔对称。那时入主中原的游牧人也认同“中华”，《南齐书》载，漠北的柔然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

至唐代，“中华”成为常用词，唐高宗永徽年间撰定的《唐律疏议》为其下定义：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③《唐律疏议》卷3《名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

此处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中心意义，而突出文化中心属性。

1367年，时为吴王的朱元璋（1328—1398）兴兵讨元，命徐达（1332—1385）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1330—1369）为副将军，率甲士25 万北伐，由后来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拟《喻中原檄》，文曰：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④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1，吴元年冬十月丙寅。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组建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所拟《兴中会章程》称：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此为响彻环宇的“振兴中华”口号第一次提出。

1905年，孙中山等组建同盟会，公布《中国同盟会总章》，仿效朱元璋北伐檄文，成十六字政治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⑥《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4页。

这种与“胡虏”（或“鞑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以后，“中华”更成为全体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称号。

三、“中华民族”一词定格于清末民初

由“民族”与“中华”组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这首创于梁启超。梁氏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出现“中国民族”“四万万同胞”⑦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指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总称。

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多次将“我中华”与“国人”联用，统观上下文，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的诸族之总称。该文有如下句式：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这是在中国文化的连续一贯性上指认“中华”的，同文还出现“中华民族”用例：

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这大概是首出之“中华民族”整词。不过梁启超该文并未对“中华民族”作具体诠释，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

1903年梁氏作“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区分，“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③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作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类编》上，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这里的“大民族”即指中华民族。

1905年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把中国民族分为九系：华族、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梁氏指出：

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此文已经逼近中华民族乃多元一体之大民族的论断。

孙中山等革命派早有“恢复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唤，此间所说“中华”，指汉族，这与革命派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目标相关。而反对“排满革命”的立宪派杨度（1875—1931），1907年在《中国新报》1—6 期连载《金铁主义说》—文，从中国诸族文化联系性，共同性出发，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

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④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此论扬弃民族的体质人类学标准，而取文化人类学标准，超越肤色、形貌血统、种族属性，从创造共同文化、形成类似心理这一关节点上阐明“中华民族”含义。杨度的“中华民族”说是符合学理的，从长时段看，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不过在排满革命的当年，此说不合时宜，起着维护清廷的作用。

杨度文章发表后，章太炎1907年7月5日在《民报》15 号发表《中华民国解》与之辩论，认为“华”“夏”“汉”含义相通，将“中华民族”解为汉族，并揭露满族对汉族的欺压，鼓动排满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满汉矛盾消解，孙中山等的民族主义重点，转为中国各民族谐和团结，以争取国际上的平等权利，倡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此即“五族共和”说。

1912年3月19日黄兴（1874—1916）、刘揆一（1878—1950）等发起组建“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②黄兴：《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7-148页。，孙中山盛赞该会“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廿世纪，用意实属可钦”③《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1912年4月3日。。同年3月23日，黄兴、刘揆一、黎元洪、蔡元培等将该会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④黄兴：《与刘揆一等致各都督等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发起电文称：

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无逾于此日……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⑤黄兴：《与刘揆一等致各都督等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黄兴被举为总理，刘揆一为协理，有满族、蒙古族人士等参与发起。该会成立消息，在《民立报》《申报》等重要报刊登载，影响波及海内外。中华民族大同会是以“中华民族”之名建立的第一个社团组织。此后，多人著文阐发“中华民族”的内涵及外延。

1912年底，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决议：“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⑥《西盟会议始末记》，转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此乃少数民族自认中华民族一员的显例。

李大钊（1889—1927）1917年2月19日在《申寅》日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在中国诸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

孙中山1919年著《三民主义》，阐述新的民族主义：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氏晚年力主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

总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含义逐步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现在普遍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近现代，逐步走出封闭状态的国人，面对西东列强进逼的世界格局，民族国家观念觉醒，这种观念既受启迪于世界新思潮，又深植于中国诸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近似文化心理，诚如梁启超所说：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⑧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6）《饮冰室专集》（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0页。

这也是从文化心理的认同上确定中华民族的。

四、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自古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共存。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东北有乌桓、鲜卑、高句丽、室韦、契丹、女真等，北方有匈奴、乌孙、突厥、回纥、蒙古等，西南有氐羌、吐谷浑、吐蕃、西南夷，南方有武陵蛮、僚、瑶、苗、黎等。经长期的民族融合、民族迁徙，形成中国境内今之诸族，合为中华民族。”①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中华民族呈“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

“今之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 个民族的总称，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4%，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多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使用汉藏语系的汉语，形意文字的汉字。其他民族多生活在东北、北、西北、西南地区，分布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主要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人口百万以上的13 个：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苗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侗族、白族；人口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15 个：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土族、珞巴族、东乡族；人口十万以下、一万以上的18个：景颇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鄂温克族、门巴族、基诺族、德昂族；人口万人以下的9 个：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③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民族是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汉族由在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融合而成，汉代以后渐称“汉人”“汉族”，并继续与诸族融合。其他诸族也是如此，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是古代百越各支经长期演化而来，史称“西瓯”“骆越”“乌浒”“僚”等，与汉族交流频繁，后总称“僮”，1965年改称壮族。满族的先世为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古族，10世纪改称“女真”，17世纪定族名“满洲”，简称满族，入主中原前后，深受汉文化影响。”④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铸造，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1910—2005）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⑤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时至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非体质人类学）概念，已然为生活在中国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具有中华元素的诸族众所共认、共用，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概括力、凝聚力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