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宁那连圩现存古碑访录

黎文宗

（南宁市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219）

那连圩（也作那莲圩）位于邕宁城区西南方向约6千米处，是八尺江上游的一个临江圩市。据传那连圩于明崇祯年间开圩，至清代中后期始兴盛，是当时宣化县（今属邕宁）一处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当时由钦（州）廉（州）经小董、百济、新江到那连，再转蒲庙而至南宁的古盐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清代那连圩商贾云集，繁华一时，当地民间称道“上有扬美，下有那连，中间亭子两圩连”“千圩万圩，不如那连圩；千好万好，不如那连布匹好”，道尽了那连圩的繁华。得益于昔日的繁华，那连圩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和古碑刻。那连所存古碑主要集中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帝庙内，历来较少受到关注，近年来才有一些地方史志工作者开始注意收集和记录这些古碑。2007年出版的《邕宁孟莲村志》便收录有《重建头门碑记》《鼎建戏台碑记》［1］等碑文。但那连圩现存的多数古代碑刻，未见载于史料，尤其是近年在基建、土木作业过程中新发现的一些碑刻，更是为世人所不识。2019年，笔者在对北帝庙进行调查期间，得到邕宁区文物管理所刘炳政所长及那连圩圩长的指引，分别在北帝庙、那连戏台、那连码头、那连圩街道公用临时仓库内访得古碑10通（共12块），内容多与那连圩现存及历史上的建筑有关，也有部分涉及地方民事诉讼的告示，有一定的历史和研究价值。兹将笔者所访得碑刻简单介绍如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清乾隆四十一年《官绅事首碑记》

此碑现存那连圩一处公用临时仓库内，系由他处出土后移至此处存放。碑高0.95米、宽0.6米，青石质，左下首残缺一角，碑首题名“官绅事首碑记”，碑文楷书阴刻，内容均为捐资题名，但大部分文字已模糊难辨，可辨首句有“□四、南宁府正堂、加三级……南宁府宣化……”落款作“龙飞乾隆四拾一年岁次丙申十□月十一日”。从碑文判断，此碑当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当地官绅士人捐资兴建某一处建筑时的捐资题名碑，碑中提及的南宁府正堂即南宁府知府，为江西新建举人杜琮［2］，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职。而乾隆四十一年出任宣化县知县的乃是湖北襄阳举人梁友穀［3］。在那连圩古建筑中，始建年代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仅有北帝庙（相传始建于清乾隆初年［4］，那连周边及邕宁、南宁一带民众多信奉北帝），能够得到南宁府知府、宣化县知县等官员捐资兴建的，当即此建筑，因此，此碑或为修建北帝庙的功德碑。

二、清乾隆五十八年《鼎建戏台碑记》

碑立于那连戏台后台化妆间的内侧墙体上，青石质，宽76厘米、高126厘米，碑文楷书阴刻，内容仅见捐资题名及戏台资产记载。碑后附落款：“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九月十六吉日立”。碑文所载捐资人绝大多数为个人，仅有义和店、双记号等极少数商号店铺之名，其中还有“船户曾元”的记载。船户即生活在船上，依赖八尺江打鱼、撑渡谋生的一类人，也就是后来研究者关注的“疍民”“疍家”。题名后附有戏台资产的记载：“计□庙内……□铺壹拾叁间，座落庙前宝铺壹□，座落庙左屋地□□，座落庙右……上渡埠□下渡埠连。”

其中的“庙”应指北帝庙，而这些资产实际上多由北帝庙主持掌管，也就是说，那连戏台实际上应是北帝庙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上渡和下渡的记载。那连圩上渡，据民国《邕宁县志》记载：“有船一只，下通蒲庙各圩，上通那马、那陈及灵山属新圩，渡资归该圩收管。”［5］那连下渡与上渡相同。上、下渡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正码头和社坛码头渡口，这两处渡口均由北帝庙住持实际管理，并由北帝庙雇人撑渡。

又据碑文所载可知，那连戏台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推测应是北帝庙建成后作为北帝庙的附属建筑而另行加建。那连戏台与北帝庙相对而立，坐东向西，是一座歇山顶式砖木结构建筑，总长11.85米，宽8.8米，占地面积约104平方米。戏台建在一个方形台基上，台基系用本地常见的细砂岩巨石条砌筑，高出地面1.35米。台基北侧设小石阶梯登台。戏台分前、后两部分，前面为表演的舞台，后面为化妆、休息的后台。舞台宽阔，前后两侧设有八根立柱，用以挑出飞檐，每根立柱围径70厘米，柱础石均为鼓形，青石质，仅饰乳钉纹。地面使用木板拼接铺设。舞台与后台之间有墙相隔，设有两道小门供出入（即常见的“出将”门和“入相”门）。由于缺少载有序言的碑文相印证，那连戏台因何而建，我们已无从得知。历来戏台之设，大抵为酬神娱神，更兼丰富民众生活，想来那连戏台也当如此。清末民国时期，戏曲风靡，那连出现了本地的邕剧社，也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戏班和戏子，比如以那连小武黄少金、散发花旦长塘七、那莲七等为主角的金田乐班，即是民国初闻名桂西南一带的邕剧班，常在南宁、来宾、钦州、廉州等地演出，故时人曾言“那连出戏子，织布有靓女”。那连戏台，也算是见证了那连地方戏剧的盛衰。

三、清嘉庆二十五年《告示》

此碑立于北帝庙门楼明间内墙上，青石质，高96厘米、宽62厘米，碑文楷书阴刻，题为：“调署宣化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阎为给示晓谕事，照得前据上南八面十冬冬头韦国辅，于嘉庆五年内控告圩内铺民黎惠昭谋占铺地五十五间，经吴县任断明，每年共纳地租钱二千七百五十文在卷。嘉庆二十一年内，二冬冬头周大伸等将圩外濑灭（土名）影射圩内铺地控告到冉任。经毛任讯明，查出濑灭（土名）一字改作九字，伪契，将契涂销，照依原断讯明，附卷后。周大伸赴宪批示立案外，不干二冬周大伸等之事，合行给示。为此示给铺民颜学胜等知悉，嗣后每年仍纳地租钱二千七百五十文，交给十冬之费。饬令二冬周大伸等照旧管伊祖遗圩外粮地，毋许混争滋事。嘉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示 重立告示发给铺民颜学胜准此。”

此告示碑刻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是由当时的宣化县正堂（即知县）阎善庆颁发，内容主要是申明对韦国辅、周大伸等铺地纠纷案的裁断。阎善庆是安徽六安籍进士，嘉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19—1820）任宣化县知县［6］。此碑载有案情两件，一是嘉庆五年（1800）韦国辅控告黎惠昭等谋占铺地55间，经时任知县吴鼎祚（江苏如皋籍进士，嘉庆五年任宣化县知县）［7］审理后，判决铺民每年纳租二千七百五十文；另一案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周大伸控告濑灭铺地被侵占事，此案本应由县令冉基安（四川人，拔贡，嘉庆十六年任宣化县知县）［8］裁决，但冉基安到任后不久即辞任，临时代理的毛姓知县经过调查，判明周大伸等涂改地契，将“一”字改作“九”字，以少充多，图谋他利，因此警告其“照旧管伊祖遗圩外粮地，毋许混争滋事”。

四、清嘉庆二十五年《重建头门碑记》

碑嵌于北帝庙头进门楼明间内正门左右两侧的边墙上，一通共3块碑，每块碑宽76厘米、高118厘米，碑文楷书阴刻，内容主要记载那连圩民众捐资重建北帝庙头进门楼之事，包括序言和捐资名录两大部分，其中《重建头门碑记》序言说：“市中立庙崇祀北帝，由来久矣。地势据乎爽塏，近挹山棥，俯临江濑，洵属灵秀所钟，贸迁其间者，日见殷繁，咸有干有年于兹焉。夫惟地灵则人杰，故翼翼作庙之事，由是复兴。庙堂之前，古所谓皋门有伉者，即今之所谓头门也，向者规模狭隘，制度简朴，市中人以为非所以崇庙貌而壮观瞻也，于是众议重修。董事者咸努力赞勷，鸠工选材，兴作于戊寅之秋，告成于己卯之冬。踵事增华，较前壮丽苐见，鸟革翬飞，丹楹刻桷，若欂棁，若杗廇，皆协栋隆之吉，而有磐石之固焉。厥后一閧之市情殷，拱北上帝，时歆人和，而神降之福，行见群饮，和而食德，媲美康衢，有顺帝则，而不知忘帝力于何有者。吾知继此而兴，前堂后寝又一新之，可翘足而待也。则今之修平其外，特为俶落权舆云尔。邕南杜芳顿首拜撰。”

序言后为捐资名录，最后附落款：“嘉庆贰拾伍年岁次庚辰五月初五吉日立。”杜芳是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副贡，“亭子乡平南村人，府学义宁教谕”［9］。根据碑文记载，此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端午，时因北帝庙原头进门楼“规模狭隘，制度简朴”，那连圩民众乃“众议重修”，工程始于嘉庆戊寅年（1818）秋，终于嘉庆己卯年（1819）冬，历时一年有余才告建成。北帝庙原有建筑三进，可惜后两进均于1939年为日军炸毁，现仅存第一进门楼。此门楼即碑文所提及的“头门”，坐西向东，作硬山顶式砖木结构，面阔14.6米，进深12.7米，占地面积约60平方米。门楼为过道式，前檐廊下左右各有一条棱形的石檐柱，其上各有石横梁一根，横梁正中各立石狮图案，梁上及坊间有多组浮雕人物、花、草、动物等图案。大门深广，门槛高立，且可拆卸、关合，门框则由长石条构砌，门楣阴刻有“北帝庙”三个大字，左右两侧则有一幅阴刻对联，对联上还装饰有蝙蝠纹。屋面作硬山顶，正脊及垂脊均饰有博古纹，墀头砖雕精美。前檐廊靠近屋面的墙体上还绘有禽兽、山水、花草等图案和诗文。1989年，那连北帝庙被邕宁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邕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邕宁撤县设区后，北帝庙也成为南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帝全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即民间所称真武大帝，为道教民间神祇，统理北方及所有水族（故兼水神），拥有消灾解困、治水御火及延年益寿的神力，民间尤其是行舟之民及商人多信之，因此北帝在那连的香火颇为旺盛。据说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是北帝诞辰，十里八乡的善信之徒即至北帝庙中祭拜，以祈福消灾，保佑平安。

五、清道光八年《鼎建文武帝阁碑记》

碑已断为两截，青石质，高0.69米、宽1.02米，碑文楷书阴刻，右首题名“鼎建文武帝阁碑记”，左首落款作“道光捌年岁次戊子夏月吉日”。碑文为捐资名录及支用钱款数，其中捐资者多为个人，也有少量商号店铺，如三合堂、合利店、广和栈、刘义记、成和店等，北帝庙也捐钱拾贰千文。捐钱数额中，以北帝庙为最多，其余个人捐资一般多为数百文至数千文，最少者为三百文。支用情况附有详细数目，计支砖瓦钱陆拾捌千文、支木料钱贰拾叁千文、支泥水贰拾柒千捌百文、塑神柒千文、杂项叁拾壹千捌百文，合计支钱壹百陆拾捌千文。

此碑镌于清道光八年（1828），虽缺序言部分，但从题名可以判断，那连文武帝阁创建的时间较晚，建于道光八年。文武帝阁也称文武阁，位于那连圩西南方向的临江岸边，距北帝庙100多米，民国后已毁废不存。据当地群众回忆，文武阁为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阁楼式硬山顶建筑，面江而建，阁楼前设有多层台阶，二楼立有文曲星包拯、武曲星关羽和伏波将军马援塑像，可供人奉祀。

六、清道光十五年《正码头碑记》

此碑位于那连圩北面的正码头遗址处，立于码头石阶中部，碑一通共两块，其中首碑已残，仅存下半部分，宽0.8米、残高0.7米，内容包括序和捐资名录。尾碑则保存完好，高1.1米、宽0.76米，内容为捐资名录、支用数额、落款等。碑文楷书阴刻，碑首上横榜书“正码头碑记”。序言部分残存的文字为：“……深重险，吾市坐西北而面东南，对灵山而联八尺……其易，而反苦其艰，盖唯布行染者，市人所由汲水……以深之虞，不免履险蹈危之叹，前之人非不虑及……有可兴，爰集众议，曰轨度如是□级如是可乎？……后之缘阶而降，拾级而升者，一若遵王遵之荡平……”

序言后附捐资名录，主要为个人捐款，也有商号店铺，如昌隆号、嵩记号、同发号、其新号、全和号、茂益号、同益号、恒兴号、其兴号等。捐资名录后为修建码头进支钱款数目：“大共签得钱贰佰壹拾陆千叁佰（佰在原文中为“伯”，以下均照此修改）文，一、投得还物件钱壹千陆佰……一、买石条壹佰伍拾叁丈八尺，支钱玖拾九千一佰四拾六文；一、买石灰壹万贰千七佰廿觔，支钱壹拾九千零八拾文；一、砌石共贰佰陆拾壹工，共支钱叁拾叁千九佰三拾文；一、支小工钱壹拾……一、支铁器、松木杂项钱叁拾壹千壹佰文，碎石五船支钱贰千……大共支钱贰佰零壹千贰佰文。除支，尚存钱壹拾六千七佰八拾文，其钱贮在北帝庙内。”落款时间为“道光拾五年岁次乙未拾贰月初七”。

此碑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主要记载那连圩民众捐资修建正码头及捐资芳名。那连正码头，也称那连圩码头，位于那连戏台东侧，临戏台而建，史载“在圩外得月门下，明崇祯间建，长十余丈，阔八尺，石阶一百余级，有货船来往停泊”［10］。现仅存台阶56级，分15个平台，总长81.5米，宽约4.5米。清代随着南宁至钦廉运盐通道（商道）的兴盛，那连作为盐道（商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圩埠，日渐繁荣。当时的那连依赖八尺江通航，上可达新江、百济，下可至蒲庙、南宁，水运发达，不但转运食盐，还外销本地的土布、蔗糖。当时那连圩在八尺江畔一共修建了两个码头，即正码头和社坛码头，以正码头规模最大。碑文记载重修正码头所剩余款“贮在北帝庙内”，再结合《鼎建戏台碑记》称“上渡埠莲”为戏台资产，而戏台实际上属于北帝庙管理，由此推测，那连码头实际上也是归北帝庙管理。此外，碑文中还存在假借字，比如以“伯”代“佰”，这种现象在民间碑刻中尤为常见。

七、清同治十一年《重建玄帝庙、鼎建花王宫碑记》

碑为青石质，高1.28米、宽0.78米，碑首楷书题额作“重建玄帝庙、鼎建花王宫碑记”，碑文楷书阴刻，可惜早年村民将此碑用作铺路石，表面文字大多已被磨光，不可辨识，可辨部分文字为：“盖观古来庙宇，或鼎建，或重修，厥功告成，而书之碑碣，经□之原委，□□□资之□名，□若未有□之貌，久□□之又□者也。我圩……”落款为“同治拾壹年岁次壬申六月廿贰日吉时阖圩仝立”。

此碑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主要记载那连圩民众重建玄帝庙、新建花王宫之事。玄帝即玄武大帝，又称北帝、真武大帝。此玄帝庙即指那连北帝庙，该庙曾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时隔52年后重建。花王宫，也称花王庙、花婆庙，供奉壮族始祖姆六甲（即花婆）为主神。在壮族民间信仰中，姆六甲因风而孕，繁衍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又因姆六甲管理着山花的繁衍和生长，故也被称为花婆。花婆执掌生育和繁衍、生长等神职，故民间已婚妇女多加信奉，以求生育子嗣及孩童健康。那连的花王宫原附祀于北帝庙右侧厢房内，与北帝等神袛共享香火。而据此碑记所载，花王宫为清同治十一年始建。民国以后，因战火毁掉了北帝庙大部分建筑，花王宫从此消失不存，但那连北帝庙仍于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日举行“花婆送子”活动，保留了一部分花婆祭祀的民俗。

八、清光绪二十三年《告示》

碑立于北帝庙头进门楼明间右侧内墙上，高0.95米、宽0.6米，青石质，碑文楷书阴刻，文字为：“花翎同知衔、调补宣化县正堂覃恩加五级议叙加二级纪录十次陈为出示晓谕事，案查前据那连圩岁贡生杜国卿等具控渡夫李朝恒需索过渡钱文，并串同灵邑孔庆富等把持霸撑等情一案，当经出示晓谕，并移请广东灵山县查办。嗣准广东灵山县移开，据江底渡村民人李朝恒具控黎瑞纲等贪利谋霸等情，又经札饬八尺巡司就近查明，详覆各在案。兹据八尺巡司申据：岁贡生杜国卿、侍卫黎瑞纲、生员雷龙光、州同衔胡武怀、耆民梁志魁等禀称情，那连圩僻处八尺江，毗连灵邑，为钦廉行人往来要津，雇有渡夫李朝恒等撑驾，讵伊不受约束，翻揑为灵山江底村犁耙渡，将渡吞噬。曾经禀，蒙札饬八尺司主查覆，李朝恒自知理亏，出具甘结首悔，情愿将渡交回那连圩北帝庙，任从雇人撑驾，不敢再滋事端。禀恳赏准销案，给示泐石，以垂永远等情，同李朝恒首悔甘结一并转申到县。据此，并据杜国卿等赴县禀同前由，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诸色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渡船之设，原以利济行人，该处渡船既经李朝恒具结首悔，交还那连圩北帝庙，嗣后务当招雇妥人撑驾，仍饬遵照向章收取渡资，毋得格外多索，扰累行人，致滋事端，其各遵照毋违，切切，特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告示，实贴那连圩晓谕。”

此碑刻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由调补宣化县的覃姓知县为解决李朝恒等把持八尺江渡一案所作的裁决告示。此案情由，根据碑文记载，北帝庙雇请李朝恒等渡夫专职撑渡，以利行人往来那连渡，但李朝恒等却将那连渡“翻揑为灵山江底村犁耙渡”，由此把持撑渡，滥收渡资，引发不满，因而由黎瑞纲、杜国卿等告到官府，经由八尺寨巡检司查明后，判处李朝恒等将渡口交还北帝庙，由北帝庙另行雇人撑渡。杜国卿等为彰显那连渡为北帝庙所有的官府裁定，以便令“诸色人等知悉”，特请县府出示告知，并予以勒石立碑。杜国卿，蒲津乡那连圩人，光绪戊子（1888）年岁贡生［11］。黎瑞纲，光绪十五年（1889）武进士，“蒲津乡那连圩人，蓝翎侍卫，四川守备，工书，得钟西耘（即钟德祥，刘圩人，擅隶书）太史笔意，其大草做十七帖，尤精妙”［12］。八尺巡司，即八尺寨巡检司。八尺寨“在今蒲庙镇寨上坡。明八尺寨巡检司署原设在刘圩乡刘村（旧址现称柳寨）。清沿用，乾隆年间迁至此处。宣统末年废”［13］。又据民国《邕宁县志》记载，八尺寨巡检司设有巡检一员、弓兵十八名［14］。巡检司在清代常作为县级衙门之下的基层机构，用以管辖偏远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多于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地设置，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八尺寨巡检司隶属宣化县，那连旧属其管辖，故此案先由八尺寨巡检司查明，然后才由宣化县裁定。

江底村据传位于那连横水渡上游500米处，八尺江对岸玄坛神像的东侧，旧称江底埠，也称东圩。“圩长200米，圩中设宽阔街道一条，宽约80米，两头门闸，圩东南建小庙，圩西为古渡”，“约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村圩场被洪水冲垮，以及后来匪患，东圩（江底村）渐废”［15］。现江底村已不存，具体位置尚待考证。据此碑所载，李朝恒实为“江底渡村民人”，受雇于北帝庙掌持那连渡后，“翻揑为灵山江底村犁耙渡”，则至迟在清光绪二十三年时江底村仍存在，而且隶属灵山县管辖，因此，所谓康熙十九年洪水冲垮江底埠、圩场渐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九、清代告示残碑

此碑位于那连正码头处，被随意丢弃于道旁荒草丛中。原碑已残断，仅存下半部分，且原碑曾被用于建筑墙基、路面，碑面多有水泥砂浆覆盖的痕迹。宽0.6米，残高0.5米，碑文楷书阴刻，残存文字为：“……纪录五次曾 为给示晓谕事……周孔寅于本年二月初八日……胜等，当经差传，集诉当堂……铺外里许，委系田□，并非……面十冬收□轮流……仍照阎任原断，两造……控，将濑灭土名影射圩……悉，每年仍纳地租钱，交……理，伊祖所遗圩外种地……从重究办，决不□□，毋……”

此碑残缺严重，落款不详。但从残存碑文中提及“曾为给示晓谕”“仍照阎任原断”等文字判断，此碑应为当时宣化县曾姓知县颁布的民事裁判告示，诉讼缘由为铺面田产纠纷，且在曾姓知县判决之前，已经过阎姓知县的裁断。而在清代的宣化县知县中，仅出现了一位阎姓和曾姓知县，分别是阎善庆（安徽六安籍进士，嘉庆二十四年任宣化县知县）和曾鹏（湖北黄冈籍进士，道光十一年至十五年出任宣化县知县）［16］。由此可知，此碑的年代当在清道光十一年至十五年间（1831—1835）。

十、钟馗画像碑

此碑原存于那连圩东面原魁星楼内，魁星楼毁废后一度被遗弃于道旁，近年圩内民众始将之移至北帝庙中存放。另据群众回忆，此碑系仿清光绪年间所刻的钟馗画像而镌，可惜光绪碑已失散不存。碑高0.75米、宽0.48米，石灰岩质，内容为一幅钟馗人物画像。画中钟馗头顶凤翅兜鍪，外罩宽袖绣衫，肩披铁甲披膊，身着铠甲，仅龙鱼尾状鹘尾外露，其上似有如意形护腹，手套皮护臂，脚蹬皮靴，套皮制胫甲，左手举剑，右首捋须，脚踏七星步，怒目圆睁，气势凶煞。碑右首题跋作“公元一九八四甲子年四月十九日申时重建吉立”，左首尾署为“阖圩众信士鼎建”。根据碑文内容及群众回忆，此画像应为原魁星楼内所供奉的钟馗神像。那连魁星楼位于圩的东面，距离北帝庙100多米，据当地群众回忆，魁星楼为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式建筑，其中三层供奉魁斗星君，二层供奉各职业始祖，如鲁班、黄道婆、毕昇、李时珍等，始建年代不详，民国时即已毁废不存，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于旧址新建小型庙坛，并仿旧碑新刻一钟馗神像（即此碑）入祀，90年代后又再毁废，今已不存。

余论

那连古圩现存古碑刻10通，年代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其中乾隆年间石碑2通、嘉庆年间石碑2通、道光年间石碑3通、同治年间石碑1通、光绪年间石碑1通、当代石碑1通。这些石碑中，除了3通为官府所颁《告示》，其余各碑大多为鼎建或重建庙宇、戏台、码头等捐资功德碑。捐资的功德碑中，多数碑已缺失序言，仅见题名，但从中我们仍能了解到那连本地的一些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清末那连圩商业的发展问题。据《孟莲村志》记载，那连古圩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处于全盛时期，商业繁荣一时，而碑刻的部分内容则给予了侧面印证。那连现存清代古碑9通，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碑刻就有7通，而道光年间又有3通。而这些碑刻中，有6块涉及新建或重建庙宇、戏台、码头等内容，另有三块《告示》分别涉及铺地纠纷或河渡纠纷。庙宇、码头等的创建和重修，都要依赖于充足的财力，而只有商业发展后，圩众商民才有财力、物力捐修或鼎建各类宗教场所、码头、戏台。因此，乾隆年间鼎建那连戏台，道光年间鼎建花王宫、重修北帝庙和正码头，应该是当时那连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证据。尤其是正码头的重修，显然是因商业发展之后，随着水运兴盛而带来的交通需求。而铺地或河渡纠纷显然也与当地的商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铺地纠纷多是随着那连圩日渐兴盛、商号店铺逐渐增多、铺面扩张而引发，河渡纠纷则源于那连圩兴盛后往来行人增多，渡夫欲谋私利而引起，这都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那连的商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清乾隆五十八年《鼎建戏台碑记》中，已出现义和店、双记号等少数商号店铺之名。在嘉庆二十五年《重建头门碑记》中，至少有广和号、成和店、天德堂、合昌店、合兴店、纯利店、合利店等8家商号铺店之名。而在道光十五年残存的《正码头碑记》中，则出现了大布行、全合号、同益号、信合号、茂益号、其新号、同发号、万胜号、嵩记号、昌隆号、恒兴号、其兴号、成兴号、万兴号、全生堂等16家商号店铺的名称。从这些捐资名录中可知，乾隆至道光年间参与捐资的商号店铺数目不断增多，反映出该时期那连商业的稳步发展，并在道光年间出现繁盛景象。

二是关于北帝庙修建的年代及北帝庙的职权问题。北帝庙的始建年代无载，文物工作者曾将其建筑式样与新会书院进行对比，认为其建筑风格更接近于清乾隆年间，因此推测其始建年代或为清乾隆年间。而《鼎建戏台碑记》中，对于戏台的“资产”，有“计□庙内”的记载，各铺地也都是围绕在“庙”的四周，而戏台前正好为北帝庙，北帝庙四周的铺地又为北帝庙所有，一直到近代都未曾改变。因此，我们推测碑文中的“庙”应指北帝庙，而戏台当为北帝庙附属建筑，其修建年代应晚于北帝庙。从乾隆四十一年《官绅事首碑记》的题名判断，应为修建某大型建筑的捐资题名，而那连历史上仅北帝庙年代最悠久，在当地影响最大，因此，此碑为修建北帝庙的捐资名录的可能性最大。由此推测，北帝庙或许修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其后17年，才增加修建那连戏台。而据《重建头门碑记》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圩民以原来北帝庙头进门楼“规模狭隘，制度简朴”，乃另行改扩建，重建后的头门“较前壮丽苐见，鸟革翬飞，丹楹刻桷，若欂棁，若杗廇，皆协栋隆之吉，而有磐石之固焉”，其描述似与今之头门相似，由此推测，现存北帝庙头进门楼的建筑规模、形制，或即源于嘉庆二十五年的重建。

从碑刻的只言片语推测，清代那连北帝庙似乎掌控着诸多职权，比如管理圩场的一些公共事务、拥有大量的庙产和铺地、管理着那连两个码头和撑渡等。据当地民众回忆，在清末民国时期，北帝庙是那连圩民众举行集会和议事的主要场所，一些重要的捐资或重修庙宇等事宜，也都是托名北帝庙进行倡议和管理，直到今天仍如此。那连的文武帝阁即是由北帝庙组织劝募创建，并捐了大量钱款。自古庙宇多置田产，以供养自身，那连北帝庙也不例外。据《鼎建戏台碑记》记载，戏台的“资产”中包括各种铺地十余间，同时还管理着正码头和社坛码头两个渡口，这些资产都属北帝庙所有，北帝庙还曾雇用专职的“渡夫”为上下渡口撑渡，并曾因李朝恒等纠纷而诉至官府。

三是关于“船户”的问题。在乾隆五十八年《鼎建戏台碑记》中，首次出现了“船户曾元”的记载，晚至嘉庆二十五年的《重建头门碑记》中，船户姓名增至5人（何汝成、何惠安、林广滔、何世安、冼坤贤）。船户是依赖水运、撑渡、渔业为生计的一类人，这些人基本生活在船上，是职业的“船家”，即所谓的“疍民”“疍家”。这一类以水为生的职业者在那连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当时那连水运的兴盛。那连紧邻八尺江，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尤其是水路最为便捷，“水路自那连八尺江转运邕江；那连码头拥有各种帆船60多艘，小船可到上游那马、新江、大王滩支河运出盐和土特产，转大中船出邕江，上达南宁及左右江的龙州、百色，下达梧州、香港，运回棉纱、日用百货供应乡村市场，因而商贾云集，繁荣日盛。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那连专设盐税机构和缉私队”［17］。由此可见当时那连水路运输的发达。那连船户的出现，应与当时水路的发达有着密切关系。道光年间那连的商业达到鼎盛，水运繁忙，相应该时期的船户也最多，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