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土司家族的官德教育及其现代启示①

朱声敏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21世纪初，“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载入了党章，道德建设也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1］。至迟从宋代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官德教育”已经蔚然成风［2］。在官德教育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古代官德教育中，家族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世家大族为了培育继承人，防范宦海风险，保持自身煊赫地位，维护并延续家族的荣耀，十分重视对子弟进行官德教育。在制订“家规”“家训”“家诫”以督促子弟勤奋上进的同时，许多士大夫还结合自身宦海生涯，为子弟口传心授从政经验。著名的如诸葛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包拯《训子孙》、司马光《与侄书》《家范》等。揆诸史册，先贤遗训代代相因，薪火相传，这对于中华几千年文明的传承功不可没。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优秀的传统家族官德文化无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被传承和弘扬。

关于中国古代官德和官德教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基于学科建设和现实需要，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和探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②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官德”为篇名进行搜索，发现共有论文1000 余篇，专著也有几十部，其中笔者寓目的主要有李建华《中国官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邢瑞煜《官德建设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杨建祥《中国古代官德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赵长芬《官德论》（新华出版社，2013年）；岑大利、顾建军《中国古代官德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梁衡《官德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只重视中原地区士大夫家族的官德和官德教育，却一直忽视边疆少数民族巨家豪门的官德和官德教育，以至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官德和官德教育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逞论其历史意义得到发掘并为当代官德建设提供镜鉴。幸运的是，广西忻城土司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官德教育素材，正好为我们弥补上述遗憾提供了条件。

忻城土司是统治广西中部忻城地区长达四百多年的“土皇帝”。莫氏自称其远祖“于元代自吴来粤”［4］，从明朝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最后一任土司被废，均得到中央王朝的授权而世袭统治忻城地区。几百年来，在中央王朝“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方针下，莫氏土司“忠实效劳，使土司政权隶属于中央封建王朝”［5］。其统治既坚持地方特色，又积极吸收中原政治文明。土司在中央朝廷的授权之下，依靠遍布辖境的土司家族子弟赖以维持统治。故而土司及其家族成员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人形象的表现，不仅攸关个人言行举止、职业前途，而且关系社会风气好坏和土司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历代土司都想方设法地加强家族的官德建设，以维护和巩固其官族特殊地位和政治统治。

忻城土司向来是土司学中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相关学术成果相当丰富，笔者寓目的有：覃桂清专著《广西忻城土司史话》系统阐述了忻城土司几百年的统治历史，内容涉及土县建制、土司家族内讧、改土归流等；石龙、李西玲等撰文探讨了忻城土司对地方的控制和治理；黄雪梅、滕兰花等研究了土司官族诗文、土司文化及其对于壮汉文化交融的影响；骆昭平、莫山洪、唐凯兴等研究了土司的教育思想、政治伦理思想。回顾起来，专门探讨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作品尚未见到。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流传至今的莫氏土司官族诗文、莫氏族谱为主要材料，探析忻城土司家族的官德教育，揭示其主要内容，探讨其民族特色，以期深化学界对于古代官德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推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和广西地方历史研究的发展。本文所称忻城土司家族即纳入忻城《莫氏族谱》的莫保后裔，既包括与土司同居衙门的土司近亲，也包括分布在忻城各地的土司家族子弟，时间跨越明清两代。此外，笔者也尝试对忻城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现代意义作出阐释，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作一注脚。

一、忻城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内容

忻城历代土司，诸如莫鲁、莫元相等人都对政务十分娴熟，对地方事务的复杂性和风俗、人情的体悟非常深刻，而且意识到“自古以来，未有不教家而能膺民社”［6］，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统治和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结合自身从政实践和感悟，留下各种训诫，以家法的方式作为家族子弟为官理政的道德引导。概括起来，忻城莫氏土司的官德教育内容有如下数端：

（一）忠君报国

莫氏土司很清楚，自己以及先人的荣华富贵皆来自皇帝的恩赐。其世袭地位的承袭和权力的行使，也必须以皇帝的允许为前提，所谓“兹受皇朝厚恩，命宰斯土”［7］。无论是出于感恩的情怀，还是出于投桃报李的现实需要，忠君报国成为历代土官信守的首要道德规范。如明前期任土官长达三十余年的莫鲁就在其《官箴》中追忆祖先发迹经历，表达了对朝廷恩遇的感戴涕零之情，“子蒙世袭，恐负君恩”［8］。历任土官中最有名的是第七任土官莫镇威，他在即将退位时告诫继任者莫要辜负皇恩，“毋康好逸豫，用答天子命，克显前人光”［9］。

（二）法祖敬宗

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法祖敬宗往往与忠君报国相提并论。历代土官无不告诫族人要维护和颂扬祖宗功德，不能忘怀、辜负祖宗的恩德。正如莫景隆在《祧庙志》中所说：“特祖功宗德，有万不可泯没者。”［10］在莫镇威看来，“祖宗父母，恩罔极矣。水源木本，其恩报哉”［11］，他希望后人法祖敬宗，不要尸位素餐。

忻城土司衙门祠堂中的对联“开世官世守之基，祖德宗功棠甸一新留矩蠖；衍克缵克绳之泽，孙慈子孝芝州百代继簪缨。”［12］充分体现了以祖先为榜样，牢记祖先功德，珍惜世袭官禄，守土安民的深意。

（三）修身齐家

莫氏土司强调“嫡庶不得越序”［13］，注意教育子弟，修其身、养其性，育之以孝悌之道。

1.修养自己

政绩最突出的土官莫镇威把修养作为从政的根本，曰：“为官有本，慎乃修身。”［14］但凡稍微开明的土官，无不要求子孙戒骄戒惰、舍弃安逸、敢于吃苦，希望他们积极锻炼自己，做有用之人。莫鲁说：“勿贪富贵，须知艰难。蒙养惟正，长人勿残。锦可学制，琴也须弹。”［15］莫镇威说：“勿荒于嬉，惟精于勤。”［16］莫鲁还要求子孙勤俭节约，自给自足，“必勤俭余积，早自创建，以为后来子孙计。”［17］莫镇威说：“一日万钱，不过一饱。百笥千裘，不过一暖。珠玉非衣，珍宝莫食。吁，宁朴勿华，宁俭勿奢。”［18］莫元相告诫子孙一要“读书则明理”，二要“垄亩犁锄”，纵然“耕锄无力”，也要积极从商，“市廛可居”［19］。在他看来，族人要勤于劳作、自食其力，这既是生计所需，亦是消除犯上作乱、暴戾凌人的途径。修养自己，还包括约束好妻子、儿女。莫景隆认为“自古以来，未有不教家而能膺民社”［20］。为提高官族的素质，莫振国创立义塾，让官族子弟入学读书，并提出“崇道统”“讲性学”“博经史”等十六条规，悬于课堂，示之诸生，以期“道由此明，学由此进”［21］。

2.和睦亲族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莫氏土司世袭罔替，更重视家族的力量。但是权力的争斗、利益的纠纷，使得几百年来莫氏家族流血不止。故而和睦团结，成为莫氏族人一直的追求。莫鲁曾说：“尝读《诗》，至阋墙之怨，角弓之反，莫不掩卷，流连久之。同气之亲，手足之爱，曷忍至是耶？”［22］莫镇威希望“伯叔昆弟，德至渥矣。本根枝叶，其永庇哉”［23］。清末民初的莫煦南目睹“百十年间亲亲相残”［24］，呼唤族人团结，留下了“愿教合族同思义，好振家声再整齐”［25］之句。土官莫宗诏一生都在族人的争袭内讧中度过，对于寻衅仇杀等种种苦难更是深恶痛绝。他以“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为喻，讲述亲族和睦的重要性，还明确提出了和睦宗族的具体措施，即“尊者以礼接之，勿使慢；挚者以心待之，勿使离，则诸不怨。手足相依，萧墙之内，无为不利”［26］。

（四）克制私欲，剥削有度

莫鲁告诫为官者“仁民爱物，为官本根”［27］。莫镇威说：“造化无穷，物生有限。”［28］他要求土司官族克制自己的欲望，宁俭勿奢，与民休息。他甚至明确提出“若乃百姓，君为舟，民为水，水滥舟覆，可不惧哉”。为了贯彻君舟民水的思想，他进一步提出“人善普存，毋厚敛。民亦劳止，毋烦作。严乃禁，勿使犯；开乃网，勿使罹”的施政措施［29］。

晚清时期，岭南才子郑献甫为忻城土司衙门撰写大门对联：“守斯土莅斯民，十六堡群黎谁非赤子；辟其疆治其赋，三百里区域尽隶黄封。”［30］土司衙门东花厅对联：“隐几看青山，坐啸行吟，眼底似无一事；垂帘当白昼，鹃啼鹊噪，意中恐有劳人。”［31］这两副对联既是人们对忻城土司忠君爱民的理想要求，也是莫氏土司对自己的期许和表达，更是土司对继任者的告诫与督促。

（五）勤慎务公

莫振国教育官族子弟要珍惜时间、勤奋工作，“人生斯世，前责我，后待我，事为许多，勤且做不了，懒如何做得？”［32］莫镇威告诫继任者“官不可旷，位曷可尸”［33］。官场有句话，“百姓无小事”。为官者不仅要辛勤，还要谨慎，方能应付纷繁的杂务。忻城土司衙门审判厅大门有一副对联：“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期于无讼讯谳惟公。”［34］这是土官告诫后人理案审判要谨慎，勤于推理，秉公处理。

二、忻城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特点

认真体味、分析忻城土司家族的官德教育，我们可以看出其有如下特点：

（一）土官现身说法，垂范后世

中国古代是一个讲究尊卑秩序的社会，被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家族教育的效果跟教育者的地位、权威有着极大的关联。所以目前流传下来的土司家族教育文本均为曾经的土官亲自制作，如莫鲁的《官箴》、莫镇威的《训荫官》、莫元相的《劝官族示》、莫宗诏的《遗训》、莫振国的《教士条规（十六则）》、莫景隆的《芝州家训》等。莫鲁等土官大多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或为历代土官中执政最长时间者，或为历代土官中最有作为、功勋最为卓著者。其作品无不凝聚着其为官从政的经验和感悟，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法祖敬宗，或者是勤慎务公，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娓娓道来，令土司家族子弟深感亲切。

土官遗留的作品中，篇幅比较长的是莫宗诏的《遗训》和莫振国的《教士条规》，二者内容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崇道统、博经史、尊严师、戒怠情、慎言语、速改过等，既有宏观性的纲领，也有微观性的具体要求，对继任土官以及后世子孙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避免了道德榜样的神化，而且有时能以反面例子刺激家族子弟的道德神经，比如莫宗诏写道“利欲黑心，祸萌床第。优容过甚，草蔓庭园。付稳之前车，付祥之后辙，言之莫不酸心”［35］，引起家族子弟共鸣，因此能世代流传。

由土官们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既能以其权威性和震慑力引起土司家族成员的高度重视，使土司家族成员不敢懈怠，又能以其实用性的内容和方法增强土司家族成员的接受度。可以说，土官的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正是土司家族官德教育得以成功进行的基本条件；其提倡的道德要求具有人性化的务实特点，是大部分家族成员都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这是其官德能垂范后世的基本保障。

（二）教育内容与中原王朝主流文化相一致

广西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尽管出于稳定统治、减少统治成本的考虑，中原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一直采取羁縻而治的策略，但同时中原王朝的权力触角无时不在努力向该地区延伸。用中原主流文化濡染少数民族便是其延伸的重要方式。从忻城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内容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土司家族接受中原文化的主动性，也可以看到其官德教育作品中蕴含着对中原主流文化的热切向往与模仿。土司家族的教育内容与中原士大夫家族的教育内容有很多相通之处。秦汉以降，中原王朝确立了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历代官德教育无不以“三纲”为第一要义，以忠君报国、仁政爱民、清廉勤政等为重要内容。上述内容也是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儒家看来，忠君是为官从政最根本的道德要求。忻城土司也深明其意，现存最早的家族教育作品——莫鲁的《官箴》开篇就追忆祖德宗功，表示对朝廷之恩遇感激涕零。莫振国则告诫家族子弟自觉尊崇儒家道统、维护封建纲常：“道统渊源为纲纪万化之本”。他还将“崇道统”放在《教士条规》十六则之首，可见中原主流意识形态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在儒家“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下，忠和孝都是基本的人伦，二者常常联系在一起。比如司马光就说：“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36］忠是孝的放大，孝已跃出家庭伦理的范畴，成为官德的基本要求。历代土官追述祖德，既是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也是中原文化濡染的结果。

儒家提倡“爱人”“仁政”，早在先秦时就已经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示。后代统治者无不标榜“仁政”，要求各级官吏“爱民如子”。所以，为官之德最基本的一条便是爱民，诚如刘基所说：“治民奚先？字之以慈。”［37］所以土官也教育自己的子弟要爱惜民力、减少剥削。莫景隆说道：“吾之家以百姓为家，则百姓之家犹我之家也……若止顾官家，而剥下益上，窃恐悖入悖出，积货之府即为积乱之阶，悔其奚及耶。”［38］纵观中国古代，清、慎、勤三字向来是为官者的座右铭［39］。所以，莫氏土司也不断告诫家族子弟要剥削有度、勤勉营生、慎重处事，“为家主，先节嗜欲。淫心之害，靡所底止”［40］，“诸士读书，至惟口起羞，勿轻放过”［41］，“为官有本，慎乃修身”，“陶公运甓，惜分阴之意，良可仿矣”［4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追求。土司家族教育自然也以此为指导思想，对子弟进行道德灌输，如要求子孙勤俭节约、自给自足，遏制私欲、减轻剥削，还要勤于督促子女、约束家人。中原士大夫的官德教育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慎交友。忻城土官们也明了交友的重要性，反复告诫子弟“重益友”［43］，多交作风端正、道德高尚之人。

（三）官德教育作品语言平实、通俗易懂

家族教育，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对话，语言自然无需刻意雕琢，无需过多修饰。而且莫氏土司统治忻城期间，在文化传播上一直施行愚民政策［44］，“一直不让普通百姓参与文化教育，而他们自己的文化教育则是在嘉靖时六世土官莫延臣、七世土官莫应朝延请文人教育他们的儿子时才开始的”［45］，至康熙时莫氏土司家族才正式形成读书的风气。所以，莫氏土司家族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仅难以称得上学富五车，甚至很多土官也只是初通文墨而已。故而莫氏流传下来的家族教育作品遣词造句大都非常平实，既不像一般文学作品那样采用多种修辞手法，也鲜少使用历史典故，甚至读者很难看到其对语言刻意进行艺术加工的痕迹。故其作品能切合土司家族子弟文化水平，适应土司家族子弟的心理需要，从而获得顽强的生命力而流传数百年。如莫鲁的《官箴》首句：“初训曰：追溯我祖，出自军门，千户授职，八仙为屯。”［46］莫元相《劝官族示》开篇曰：“本根谁不思庇，莠稗亦所当锄。溯我先世，自正统年间传及今，兹亲亲之谊，尚可问乎？”［47］

三、忻城土司家族官德教育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崇尚“德治”，“德为善政，政在养民”［48］。道德教育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成熟的部分［49］，而官德教育又成为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通过一种道德约束使各级官员不断调整行为规范，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对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官德形成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随着上层建筑变化而发展。尽管古代官德存在诸多缺陷，但注重官员的伦理道德是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其中不乏政治运行的合理因素，至今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需要我们批判性地继承并发扬光大。

现阶段，部分领导干部出现贪污腐化、损公肥私等现象，不但抹黑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公权力的权威，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干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回应实践要求，结合时代特征，借鉴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古代官德文化，总结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官德建设。

（一）领导干部要为政以德、以身作则

忻城土司的家族教育，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尊祖敬宗，抑或是加强修养、勤政爱民，土司都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先秦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德治”的官方话语，形成了“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科举时代，儒家知识分子更是集“社会精英”与“父母官”为一体。所以，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事作风对于百姓具有很强的导向和示范意义。正因为官德影响民德，官德形成的官风极大地影响民风，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修养，以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纲领，期望以官员的道德作风带动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政清人和的理想。故而忻城土官告诫荫官说：“孺子，年予其诰汝，为官有本，慎乃修身。”［50］当下领导干部也要讲究“为政以德”，要以身作则，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停留在口头上或纸面上，而要见之于实践，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51］。

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是为官从政的首要本分。只有廉洁自律，官员才能树立榜样，树立权威，做到令行禁止，保证政府权力得到良好的运行。习近平就曾引用清代张柏行所说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来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要清廉自持［52］。所以，廉洁自律是为官从政古今如一的道理。今天的领导干部，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注定是不能发财的。

（二）领导干部要培养良好家风

德国学者韦伯认为自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以俸禄为基础的家产官僚制”［53］。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成为常人的思维模式和奋斗目标。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体会到这种模式的危害，明白“优容过甚，草蔓庭园”［54］，所以为官从政时积极约束家人，力争让良好家风传于后世，真正造福儿孙。忻城土司积极进行家族教育，鼓励其勤劳、忠诚、剥削有度，训诫其勿要为非作歹，为的是约束家族子弟，化解社会矛盾，维持其家族长久统治。尽管当今领导干部工作目的与土司统治有着天地之差，但培养良好家风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历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相当多的腐败干部背后都有若干腐败的家人。很多领导干部家人不但在幕后收敛钱财，甚至堂而皇之地出面“寻租”，将自己的配偶、父母拉下水，形成腐败“父子兵”“夫妻店”，出入商政领域，扬名朝野上下。其气焰之嚣张、手段之多样、危害之深重令人震惊。新闻报道显示，为配偶、子女牟取不正当利益成为很多落马官员滑向犯罪深渊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动力。可见，领导干部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小家，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对党的权威、政府公信力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习近平在很多重要场合指出“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他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55］领导干部必须培育良好的家风，自己以身作则、廉洁端正，还要严于管教、勤于约束家庭成员，使其防得住拉拢、抗得住诱惑，以此带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只有领导干部行之，群众仿之效之，整个社会风气才能焕然一新。因此，进行官德建设，不能只关注领导干部自身，一定要把其家庭成员纳入其中，在家庭中构筑反腐倡廉阵线，甚至可以尝试把家风建设情况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

（三）创新官德教育的方式方法

官德教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接受、认可程度，从而影响教育的效果。而且官德教育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内容难免枯燥，如果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单一，语言单调，甚至一味说教，全程灌输，总是让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必然难以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致使教育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忻城土官进行官德教育，就注重结合当地实际，比如土官现身说法，语言充满地方特色，切合土司家族子弟文化水平，适应其心理需要。

我们应该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经验，结合当前实际，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改进教育方式方法，创新教育内容的载体，让新时代的官德教育润物无声。比如可以运用自媒体手段加强官德教育，建设领导干部网络互动平台，改变以前只靠知识和道德灌输的教育方式，让领导干部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经过思想的碰撞和共鸣，实现思想的交流与境界的提高。我们还应该重视民间艺术与影视剧的发展，通过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表演以及主题报告、演讲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让新时代的官德教育成为领导干部甚至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佳肴。

当然，我们今天在进行官德教育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官德是个人修养问题，属于道德的范畴。古代官德建设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缺乏约束，缺少刚性制度作为保障。尽管教育者开展了种种道德教育与引导，但其实现还是主要靠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于那些道德感低下者，官德教育往往流于形式，根本无法产生预期的作用。比如莫氏土官苦口婆心地教育子弟要和睦相处、谦逊互让，期望形成“孙慈子孝”的和睦状态，实际上历代土司家族内讧不断。以内在的道德约束权力，根本而言还是一种“人治”措施，难以对领导干部产生一种必然的效果。故而当下的官德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的同时，必须配合以外在的法制手段，强化制度建设，形成刚性约束机制，还要注重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指导方针。其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先后发布并施行，目的都在于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为广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加大腐败惩处力度，形成官而有德、德法兼治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