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占领期敦煌僧首的几个问题

□李海霞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佛教僧首，包括都僧统与都教授，其在佛教事务中担任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梳理其升迁流变是研究敦煌乃至河西佛教不得不展开的论题。学界自20世纪中叶后已着手研究敦煌的僧官制度，彼时对吐蕃时期敦煌僧官的探查更多是糅合在对敦煌抑或是唐代僧官制度的研究中进行的。山崎宏先生《唐代の僧官》一书较早就唐代僧官制度进行研究，其中在僧统章节中详细论述了敦煌的僧官［1］119。竺沙雅章先生于20世纪中叶亦写专文论述敦煌的僧官制度，其中就僧统一职从源流、续任谱系、文书资料的多寡等方面作了详细探究，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河西僧统［2］117-198。藤枝晃先生认识到对吐蕃时期敦煌研究的疏忽，故作《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中首要地对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献作了梳理说明，紧接着详细考察吐蕃统治时期的职官、生活及佛教文化［3］109-124，84-100。竺沙雅章先生于20世纪末作《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对吐蕃期的僧官特别是中后期的几位教授作了探讨［4］145-150。国内学者自20世纪始亦就敦煌僧官制度进行探查，譬如荣新江［5］70-78、郑炳林［6］96-102、谢重光和白文固［7］52-61、郝春文和陈大为［8］68-81诸位先生，然而论述较多的仍属归义军时期，包含僧统职位沿革、谱系、职能等。这极可能与吐蕃统治时代相关僧首文书极其稀少有关，故而对该时期的僧首问题论之较少。直至近年来有学者对敦煌的吐蕃时期作专题进行研究，如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其中在《吐蕃时期敦煌的佛教与其他宗教》章中取一节对僧官及僧团作了讨论［9］277-296。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觉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再探索、整理。

一、吐蕃僧官体系及敦煌僧首僧官升迁

纵观吐蕃占领时期的僧官系统，有前期与中后期之差。吐蕃占领初期，旨在安定社会，未曾就僧官系统作较大改动，基本沿袭旧制［10］52。到中后期进行僧官改革，出现教授、都教授等职①，但二者并非完全隔离，存在僧统、教授共存的情况。笔者将结合前人研究，根据几件吐蕃时期的敦煌文献对其僧官体系作一探析。

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乃吐蕃统治初期（辰年788年），由“僧尼部落米净辩”所造，记录了敦煌12寺300余人的僧尼籍，其中龙兴寺目下有“都统石惠捷辰年三月十三日死”、大云寺下有“都统康智诠”，可见是时敦煌有“都统”职。谢重光、白文固两位先生指出，都统即都僧统［11］124。但这应与归义军时期统管整个河西地区的都僧统不同，这里应是州辖境中的僧团管理者。这点亦可从吐蕃初期的另一件文书P.2807《释门文范》②体现出来，“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此为州都僧统大德职。

吐蕃统治中后期，改革僧官系统，具体表现为9世纪以来的文书中较多地出现“教授”职位。具体何时进行改革，谢重光先生认为约810年以后，教团僧官改用新名，常见的有“教授”，谢先生以818年的S.0542v《吐蕃戌年六月十八日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作例进行说明。然而笔者发现一件807年的P.2770v《释门文范》③中出现“寺院教授和尚”、“寺院教授阇梨”衔，说明教授的使用要更早。P.2358《祈愿文》载“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逾增，勤王□□（之智）转新，干济之端益远。瓜沙两州都番（蕃）教授大德，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色力坚于丘山，惠命逾于贤劫。大云、开元、报恩三教授阇梨，愿驾三车而访杨，严六度以庄像，使法门无衰变之音，释众保安康之乐。东座诸尊宿、法律列管阇梨”［12］196，学者陆离将其年代判定为799—843年［9］288，彼时的僧官体系中判官、州都教授大德、寺院教授、法律等僧职同时存在。教授的使用一直延续至吐蕃统治中后期，如818年S.0542v中“刘教授、蕃教授、翟教授”，819年S.6604的“寺院教授阇梨”。另，824年以后的文书P.3699《斋文》④，于勾勒彼时的僧官体系有所助益，现将部分文书内容摘录如下：

三部落二判官繁祉斯集……国大德的盈律和上（尚），愿莲花世界。天下僧统触坚，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色力……本州教授，驾三车而诱物，严六度以……惟我释门二教授大德之故法律藏积。

有关该文书年代判定，土肥义和先生认为在9世纪前期［13］957，笔者以为其年代可再精确⑤，“三部落”中最晚建立的悉宁宗部落，其成立时间为824年，由此可断定P.3699至少在824年以后。文书中出现吐蕃国大德、天下僧统、本州教授、释门二教授等僧官。至于其身份列位，竺沙雅章先生就曾作过讨论，指出国大德应是吐蕃佛界僧团僧首，天下僧统则可能为中央僧官［4］146。针对此观点，学者陆离提出反驳，认为国大德是吐蕃王廷授予高僧大德的荣誉称号，而天下僧统才是吐蕃最高僧官，也即佛教宗师［9］283-284。同时期S.1438v《沙州某都督文稿》亦出现“蕃大德”，疑与上文提及“国大德”相同。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官亦带“大德”衔，诸如“大德”、“临坛供奉大德”等，皆有世俗政权所授荣誉之义，故此处“国大德”、“蕃大德”应是吐蕃政权授予僧官的国家层面的荣誉称号无疑。

结合上述文书，可大致勾勒吐蕃统治时期的僧官体系。

吐蕃占领前期，基本沿袭旧制，州有都僧统（都统），彼时还有寺主、上座等僧官。S.0542v（5）《大乘寺状上》反映809年索善来任大乘寺主。又，土肥义和判定为790年或802年的BD01046《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末》中有金光明寺三纲之上座金耀，应是788年S.2729中所载金光明寺首位张金曜，足以说明788年时金曜在金光明寺地位已然较高，可能当时便是该寺上座，故吐蕃初期有寺三纲属实。

吐蕃占领中后期，中央有天下僧统，各州及以下则为：

其中，州都教授应是负责地方佛教事务，P.3728《斋文》出现“州僧统番（蕃）大德”、“僧统教授”等职，此为州僧统、教授共存的明证。此外据P.4660（31）《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记炫和尚曾依律师法秀受业，可见彼时还有“律师”职，应负责教授佛教戒律仪轨。Дx.6065a《乘恩帖》还显示有“法律、法师”等僧官。

厘清吐蕃占领期敦煌佛教僧首僧官的升迁，对了解当时敦煌僧官制度运作有益。但因吐蕃统治前期有关僧首的材料较少，故而借中后期记载较多、能较完整体现敦煌僧官升迁的都教授吴洪辩的任职情况，以窥视彼时敦煌僧首僧官升迁历程。

Дx.6065a《乘恩帖》既记录了洪辩任律师的事实，同时也提供了各检校大德僧官职衔，现将其亲赴窟检校大德移录如下［9］291-292：

这是由乘恩安排的一次莫高窟弥勒像的修建工程，其中“亲赴窟检校大德”名单中有宋教授、李教授、索教授等诸寺教授，有阴法律、照法律、英法律等法律，亦有洪辩、法圆等律师及诸法师等僧官。据陆离研究可知，宋教授即宋正勤，李教授即报恩寺教授李惠因［9］290，索教授为索崇恩，乘恩职位在三教授之上，故乘恩当系敦煌都教授［9］292。名单中僧官职位的先后排序亦能反映当时的僧官阶层，即呈现出“都教授—诸寺院教授—法律—律师—法师”的僧官系统线路。文书反映的是817年或以前，彼时的洪辩任“律师”。又，820年的井上目57，图版1 背《释门教授帖》显示洪辩任“安国寺检校道场律师”⑥。

P.4660（31）炫和尚邈真赞中，洪辩任“法律教授”，此职定在律师之上，这是817年之后的事；821年，任“都法律”；到P.4660（35）《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阇梨写真赞》中显示洪辩已任“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829年的P.3730《状》记大乘寺式叉尼真济等上状并洪辩判词，可知是时洪辩有下判词之司法权，这与洪辩是时任教授职契合。又据《洪辩碑》［14］63-64可知，洪辩任沙州副教授十余年，832年终升为“都教授”⑦。

综合都教授吴洪辩的僧官任职历程以及Дx.6065a《乘恩帖》中的僧官排位，可以梳理出彼时敦煌僧官升迁路线应为：法师—律师—法律—都法律—诸寺院教授、副教授—都教授。

二、吐蕃占领期敦煌佛教僧团僧首——都僧统、都教授关系考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佛教僧团最高统治者（即僧首）有都僧统、都教授之职，二者具体有何承接关系，学者们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吐蕃占领初期沿袭旧制，即僧首乃都僧统，直至中后期实行改制，都教授成为僧首。笔者在上文提及“僧统、教授同时存在”的情况，现结合敦煌文书，对二者关系进行考析。

据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P.2807《释门文范》、S.5832《请便佛麦牒》等文书可知，吐蕃占领初期直至9世纪前期，敦煌有僧首都僧统。到中后期，出现都教授、副教授、寺院教授等僧官，如S.0542v《吐蕃戌年六月十八日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P.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汇集》第31篇《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第35篇由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洪辩所述《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阇梨写真赞》、第19篇《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故翟和尚邈真赞》等文书皆可证明。

河西首任都僧统吴洪辩在李惠因和尚任吐蕃都教授时，其职衔为“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在兼摄副教授十余年后升为都教授，S.0779v卷末署名“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辩修功德”，可见洪辩在吐蕃时期已任职敦煌都教授。

洪辩接任者翟法荣，其邈真赞中显示职衔为“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故翟和尚”，河西都僧统为法荣归义军时期僧官，京城内外临坛大德是朝廷授予的荣誉称号，而三学教主兼毗尼藏主是其吐蕃时期所任僧官。

第三任河西都僧统唐悟真，811年于灵图寺出家，835年之前尚为灵图寺寺主，张氏归义军时获“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869年降任河西都僧统，是时其僧官全称为“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都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直至895年去世。

据上述三人任僧官情况可知，洪辩与法荣出身较早，在吐蕃时期便任重要僧官，如洪辩任敦煌都教授、法荣任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而悟真出身较晚，在其任僧官的全过程未见有任吐蕃高级僧官情况。藤枝晃先生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上）》中将都教授、副教授职定做吐蕃时期的特殊官职，并以此作为判定文书是否属于吐蕃时期的依据［15］113。且自翟法荣后任河西都僧统者再无此官职，可见带“教授”之僧官确系吐蕃遗制。

竺沙雅章先生曾提出，教授出现后，僧统并不是完全消亡了［4］145。笔者在查阅资料时亦发现此问题，都僧统和都教授接续过程中，并非是简单的教授替代僧统的过程，有二者共存的情况。如S.6101《行城文》出现释门教授和尚、僧统和尚，P.3728《斋文》载“州僧统番（蕃）大德”、“又持胜福庄严僧统教授”。又，一件吐蕃中后期的度僧文书P.5579《吐蕃占领时期具僧法惠等状残片》，反映了州僧统与州教授共存的事实，现将其内容移录如下［16］207：

（前缺）

1.□□，俗名阴荣子，上乞心儿印。己年□/□酉年六月至沙州。

2.□彻，俗名宋盈金，上仡结罗印。未年十二月廿一日对，□僧统仡□赞度，□年二月廿□月上。

3.□已，俗名索文奴，宰相论纥颊藏给印。申年正月对，□州都僧统仓孙罗度，酉年六月至沙州上。

4.法惠，俗名□佛奴，宰相尚乞心儿印。酉年二月廿五日对，甘州僧统遍执度，酉年七月至沙州上。

5.智秀，俗名樊和和，上乞心儿印。廓州僧统度行。化□，俗名董彦奴，尚乞心儿印。未年十月对州僧统度行，申年正月一日至次。

6.□□，俗名侯苟子，宰相论勃颊藏印。未年十一月对，肃州僧统□，申年正月一日至次。

7.法高，俗名张太平，上乞心儿印。未年十一月对，肃州教授度下，申年正月一日至沙州。

（后缺）

该文书记录了包括甘州、廓州、肃州等几州僧统与教授度僧活动，其中肃州僧统与教授同时存在，且有度僧的相同职能，由此可见二者地位相同。土肥义和先生将其判定在813—817 或825—829年［13］859，竺沙雅章先生判定在817年前后［4］147，皆属吐蕃中后期，大量僧统的存在，与学界普遍持有的“吐蕃中后期教授代替僧统”的观点相悖。

三、吐蕃占领期敦煌佛教僧首谱系考

吐蕃时期敦煌僧首的续任，学界研究较少，且在任职年代、续任者诸方面存在较多疑惑处，笔者结合现有资料试作一谱系图并作出解析，然因吐蕃期多用十二支纪年，故而在精确任职年的判定中多有困难，加之囿于学识及能力，有错漏处恳请学人指正补充。

吐蕃时期敦煌僧首谱系表

说明：上述表格，笔者记录吐蕃期僧首的任职年、僧名（若能知其俗姓，一并记录）、彼时副僧首僧名、僧首职衔及文献来源等五项内容。

解析：

（1）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载“龙兴寺都统石惠捷辰年三月十三日死”、“大云寺都统康智诠”，该文书年代为吐蕃统治初期（辰年788年），龙兴寺目下都统石惠捷于788年十月去世，故其任职下限为788年。

（2）S.5832《请便佛麦牒》载“都僧统训岌立处令表忠采画功德”，唐耕耦、陆宏基两位先生作释录时将“岌”字录作“官”［17］107，土肥义和先生录为“岌”［13］847，笔者结合文书原卷，遵循后者观点，认其为“岌”字。

（3）P.4660（31）《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阇梨赞并序》载炫阇梨“请住乾元寺，共阴和尚同居”，“阴和尚终，传灯不绝，为千僧轨模，柄一方教主”，意似指炫和尚承阴和尚为都教授，柄一方教主，故列于上表。据S.2729乾元寺名册推测，阴和尚应是名册首位阴金晖，卒于申年（792），其是否明确担任敦煌僧首尚未可知。

（4）据姜伯勤先生考证，Дx.6065a 应在817年或之前，学者陆离采用此观点，并提出乘恩乃翟法荣父亲翟涓，且807—818任沙州都教授［18］97-98。但竺沙雅章先生对姜伯勤先生的年代判定予以反驳，认为《乘恩帖》是820年中期的文书，此乘恩与《宋高僧传》卷六中之乘恩并非同一人，还提出乘恩俗姓不明且在宋正勤后上任的观点［4］149。宋正勤与张金炫、薛金髻皆出现于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且多次与李惠因以教授身份同时出现。

（5）Дx.6065a《乘恩帖》载“宋教授、李教授和索教授”，此三人即为宋正勤、李惠因和索崇恩⑧，索崇恩任教授事还见于P.5579a《教授崇恩等帖》。

（6）P.4660（31）《前任沙州释门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阇梨赞并序》反映炫和尚为释门都教授，而炫和尚便是张金炫⑨。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载辰年788年张金炫为乾元寺僧在册，与金光明寺僧薛金髻同期。金炫前为氾惠雲，而惠雲事迹又见于S.1475v（13）（14）《某年（公元823年前后）僧神寂便麦契》、《僧惠雲便麦契》，前件中惠雲为便契见人，后件中指明惠雲是时年40，这有助于推算同代金炫及金髻的大致年龄，亦即应在40—60岁，王惠民先生指出金炫“约在825—832年担任沙州释门都僧统，尔后洪辩接任都僧统”［19］，此处应是金炫任都教授而非都僧统，这一时间段的金炫正值50岁左右，是与任都教授地位相符的年纪⑩。郑炳林先生写有专文《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20］96-102，详细考察了张金炫的生平事迹。

（7）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载金光明寺僧薛金髻（是时张金炫为乾元寺僧在册），P.4597《义净三藏赞及罗什法师赞》显示其为释门副教授，土肥义和先生将P.4597定作9世纪后期［13］844。金髻与金炫为同一时代的人，金炫于832左右便已去世，且去世前任都教授这一高级僧官，足见其当时年纪已不小，金髻不可能于9世纪后期还在世，加之归义军时期无教授职，故笔者以为土肥义和先生推定的9世纪后期有误。金髻任释门副教授事迹还见于S.6631v《义净三藏赞》。

（8）（9）P.4660（35）《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阇梨写真赞》是由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苾蒭洪辩记述的敦煌都教授李惠因和尚邈真赞，P.4660（34）《沙州缁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记录了惠因升任释门都教授的事实，即“举朝佥议，迁为道师”。

（10）据BD06359《辛丑年二月龙兴寺等寺户请贷麦牒及处分》，有六件文书［17］97-102系辛丑年（821）依正勤处分判词，郑炳林先生据此判定此时的都教授为宋正勤，且提出“宋正勤接李惠因为都教授，据P.4640《吴僧统碑》吴洪辩在832年左右接张金炫为都教授”的观点［14］206，就现有资料而言，宋正勤确任教授职，竺沙雅章先生推测其年代在813—824年［4］148-149。笔者尚未发现可明确宋正勤为都教授的材料，S.2729《吐蕃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算使勘牌子历）》中灵图寺僧目下载有宋正勤，按其排位来说应与张金炫、薛金髻为同期且地位相差不多。

（11）吴洪辩在李惠因任都教授时任副教授一职，且在副教授职长达十余年，832年或之前升都教授。

有关吐蕃时期僧首谱系，有以下疑问尚需日后探讨：

其一，宋正勤与李惠因任职年问题。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宋正勤与李惠因为同一时期的教授，即至少在813—824年任此职。姜伯勤先生认为Дx.6065a《乘恩帖》为817年或之前的文书，推测乘恩在正勤之前上任，竺沙雅章先生予以反驳，认为《乘恩帖》乃820年代中期的文书，且认为乘恩比正勤后上任。

其二，张金炫与李惠因任职年问题。竺沙雅章先生以为金炫在惠因前，而惠因于813—825年任教授。郑炳林先生予以反驳，提出金炫于825—832任都教授。

其三，莫第155窟为都教授张金炫和尚功德窟，土肥义和将其定为8世纪后期，若按此观点，那么此时张金炫已是都教授，这与上文所讨论的吐蕃期僧官制度中“教授”的出现时间相悖，仍需要日后查询资料再作探讨。

注释：

①譬如谢重光、白文固两位先生认为约810年实行僧官改革，出现大量称为“教授”的僧官；竺沙雅章先生认为从800年以后，安置了教授这一僧官。参见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5-126页；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译文载入《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第145页。

②谢重光先生在《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一文中将该文书判定为吐蕃初期。录文可参见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社，1999年，第236页。

③陆离将其与P.2255、P.2326、S.2146、P.2807和P.3256等文书比较推测该文书年代在807年。参见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④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录文转自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⑤有关P.3699《祈愿文》年代判定，学者陆离曾有讨论，笔者认同其观点。参见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3-284页。

⑥井上目57，图版1背《释门教授帖》年代判定，参考土肥义和编《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汲古书院，2015年，第900页。

⑦据莫第365窟吐蕃期的藏文题记和汉文发愿文可知，832年洪辩已任都教授。转引自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译文载入《第二届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第150页。

⑧此说法已被学界认可，竺沙雅章、陆离等人皆持此观点。

⑨此说法已经学界认同，竺沙雅章、谢重光、郑炳林、王惠民诸位先生皆持此观点。

⑩有关炫和尚任都教授的年龄问题，竺沙雅章先生在其《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一文中也有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