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西夏割据政权政治中心的西移及其三大影响要素

□保宏彪

晚唐时期，夏州成为党项李氏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党项李氏以夏州为根据地，李继迁、李德明在西平府积蓄力量，李元昊最终定都兴庆府。党项—西夏政治中心的西移，是当时的生态、经济、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统万城与党项李氏割据夏州

（一）赫连勃勃修筑统万城

永嘉之乱后，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入华北并相继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在此过程中，匈奴铁弗部趁前秦内乱之机占据朔方，控制了两汉时期的朔方郡、五原郡、上郡、北地郡和西河郡，大致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北部地区［1］。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刘卫辰之子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统治河套大部地区，与东边的北魏呈东西对峙之势。

“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领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2］100赫连勃勃认为河套南部的契吴山、朔方水、黑水一带水草丰美，在南起马领、北至黄河的广大地域最适合修筑大夏的都城。413年，“（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3］3205统万城，位于今无定河上游与纳林河交汇处的北岸。在修筑过程中，“（叱干）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3］3205。因为统万城遗址远观呈白垩之色，所以当地民众俗称之为“白城子”，这应该就是“蒸土筑城”的结果①。据《魏书》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4］2059。“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②赫连勃勃为昭示大夏政权的正统性，为统万城的城门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3］3213。在修筑统万城的过程中，叱干阿利“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3］3206。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统万城体现了匈奴文化、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418年，大夏攻占长安，群臣皆奏请赫连勃勃迁都。赫连勃勃明确表示反对：“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又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3］3210相对于长安，统万城在赫连勃勃眼中为北京，北魏因在河东而称东魏。以地理形势考量，赫连勃勃当年选址统万城作为都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亲自扼守北魏军队进入河套地区的门户，“可以说统万城城址选在朔方水北岸，乃是基于赫连勃勃的远见与勇敢”［5］。北魏灭亡大夏后，将统万城降格为军事据点统万镇，作为镇守河套南部的军事重镇。太和十一年（487），北魏孝文帝改统万镇为夏州，治大夏（统万城）。北周沿袭夏州建制，后来在夏州之上增设夏州总管府。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夏州为朔方郡。贞观二年（628），唐太宗讨平梁师都后复设夏州。贞元三年（787），唐德宗设夏州节度使。中和二年（882），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剿黄巢起义有功而获授定难军节度使之职，从而开启了党项李氏世袭割据夏州的历史。总体来看，统万城应被视为一个反映历史上众多朝代在河套南缘行政建置内容的通称，时间跨度应在413—994年之间，即赫连勃勃筑城建都至宋真宗毁城徙民。

（二）党项李氏政权在夏州的割据

党项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南北朝时期游牧于今青海省东南部的河曲地区。唐朝初年，党项以姓氏结为互不统属的部落，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八支势力，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6］5290。唐高宗时期，党项诸部在吐蕃攻击下陆续迁至陇东一带。安史之乱后，唐朝将党项内徙至河套南缘。“（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7］6216拓跋部被迁至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地区，“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平夏，川名也”［8］8045。因此，这支生活于银、夏地区的党项拓跋部就被称为“平夏部”。唐僖宗时期，占据宥州并自称刺史的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剿黄巢起义有功获赐国姓“李”，以“定难军节度使”身份成为活跃于晚唐时期陕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拓跋思恭的家族成员以李姓自居，利用藩镇混战之机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割据夏、绥、银、宥四州的党项李氏家族势力。

乾化三年（913）三月壬戌，后梁末帝“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进封陇西郡王”［8］116。同光二年（924）四月己丑，后唐庄宗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8］443。长兴四年（933）三月，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去世，其子李彝超自称留后，自行继承节度使职权。后唐明宗虽然表面上追封李仁福为虢王，“位分土茅，望重藩屏”［9］，心中却对李氏家族在夏州的长期割据颇为不满，策划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与夏州节度留后李彝超对调［9］1747，从而彻底铲除李氏家族在夏州的割据根基。为逼迫李彝超就范，后唐明宗命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和宫苑使安重益率兵援送安从进赴镇，意在武装恫吓［8］1747。“（长兴四年）五月，安从进领军城下，（李）彝超不受代，从进驻军以攻之……时又四面党项部族万骑，薄其粮运，而野无刍牧，官辅之人，运斗粟束藁，动计数千，穷民泣血，复为蕃部杀掠，死者甚众。明宗闻之，乃命班师。”［8］1748-1749由于夏州周边党项部落的袭扰对后唐军队的后勤给养造成巨大冲击，这场政治阴谋最终破产。同年，后唐明宗被迫降诏，确认了党项李氏家族在夏州的割据局面：“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既乍当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摄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挥使押衙已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8］1749从李彝超据城击败药彦稠和安重益重兵围攻一事来看，夏州的城墙和城防设施颇为坚固。由于史书对于五代时期夏州城的具体情况记载甚少，学者只能通过现代考古发掘中得到一些价值信息进行推测，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相关情况③。

清泰二年（935），李彝超病逝，其弟李彝兴继任定难军节度使［8］1749。李彝兴原名李彝殷，进入北宋后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名讳而改。开运元年（944），李彝殷率定难军四万番汉兵众，自麟州渡河进入契丹西境牵制大举南下的契丹大军。后周显德四年（957），李彝殷计诱北汉麟州刺史杨崇训归降后周。因为军功显著，后周太祖于广顺元年（951）正月册封夏州节度使李彝殷为陇西郡王［10］191。显德元年（954）正月，陇西郡王李彝殷加封西平王［10］191。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党项李氏通过夏州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形成了家族世袭的割据局面，为党项—西夏割据政权的形成与政治中心西移奠定了基础。

二、从西平府到兴庆府

（一）西平府的设立

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定难军节度使承袭问题产生激烈矛盾。新任定难军节度使留后李继捧迫于压力，愤然率领族人入朝，“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望，愿留京师，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11］。李继捧附宋献地，加速了夏州李氏政权的内部分裂。宋太宗为断绝夏州李氏的割据之基，淳化五年（994）四月发布《废夏州旧城诏》，“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将隳其城，迁其民于银、绥间”［11］777。这是一种基于宋朝立场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废夏州旧城诏》作为统万城被废弃的标志，表明该城的历史至此彻底终结。但是，两年后继位的宋真宗却任命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多次上书宋真宗索要夏州，“保吉（李继迁）虽授定难军节度，而绥、宥诸州尚属中国，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真宗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尽割定难军州之地与之。于是，保吉尽收缘边七镇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地为己有”［14］85-86。李继迁重新掌管夏州后虽曾修葺残破的城池以作王城之用，却始终没有另筑新城，因为他已将目光投向了西边的灵州。

由于北宋初期的战略重心在防范大辽，所以地处西北的灵州只有军民六七万人［13］9155。地处偏荒的怀远县降为怀远镇后防守薄弱，咸平年间只有番汉主客230族、户，守卫军士不满百人。因此，李继迁确定了“西扩有利，南下有益”的西进战略。其实，李继迁早在雍熙二年（985）攻破银州后就谋划攻占灵州，将其作为向西拓展、夺取朔方乃至河西的重要基地。至道二年（996），李继迁率军拦截宋朝运往灵州的四十万石军粮，乘势围困灵州。“时中使窦神宝在灵州，贼围城岁余，地震二百余日，城中粮糗皆绝，潜遣人市籴河外，宵运以入，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13］党项大军包围灵州城一年有余，因遇地震而人心浮动，被迫撤退。咸平三年（1000），夏军两次截获输往灵州的宋军粮饷。咸平四年（1001），夏军相继攻占定州、怀远镇、保静、永州、清远军这五个灵州周边城寨，使之成为一座塞外孤城。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在辽朝支持下集结重兵，执杀知州裴济后攻陷灵州，彻底夺取这座北宋西北军事重镇。

李继迁以先祖自五代后期就世爵西平王、本人受辽册封西平王为由，改灵州为西平府。灵州、怀远不但正式归党项所有，而且成为其在河套南部地区的第二故乡。李继迁命弟李继瑗和牙校李知白等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1003年自夏州迁都西平府，夏州李氏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随之西迁。定都西平府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既为日后夺取河西和南下攻宋作好准备，又为西夏疆域打下坚固的根基；其次，制约了北宋与甘州回鹘、西凉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对北宋所推行的“以夷制夷”、假西蕃之手剿灭党项的策略是一个沉重打击，为西夏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空间；第三，在西平府的屯田开发加速了党项的农业化、定居化、封建化进程，推动了西夏社会经济发展。经过德明、元昊两代的经营，西平府逐步取代夏州，成为党项—西夏割据政权新的政治中心。

（二）迁都兴庆府

李继迁之子德明继位后遵循父亲遗言，积极推行和亲辽宋、攻略河西的战略，“据朔方、并西凉，丕基式廓”［12］86。在西平府悉心经营18年后，德明因西平府“地居四塞，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12］120，遂萌迁都之意。天禧四年(1020)，党项民众盛传怀远镇以北的温泉山有龙出现，德明借机大造舆论，“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12］120。当年十一月，德明迁都怀远镇后开始大规模筑城，取“兴旺发达”之义更名兴州。德明遵宋制，悉汉礼，喜建馆舍、离宫、庙宇、城池，不但“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延二十余里，颇极壮丽”［12］109，而且在夏、绥二州兴建“承恩”、“迎晖”二馆迎接宋使［12］103。德明作为夏国王，安居兴州12年，对兴州城的修筑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的基础。1033年，德明之子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遂大兴土木扩建宫城殿宇［12］133。

宝元元年（1038），元昊建立西夏，以兴庆府为都城，俗称“东京”，西平府号称“西京”。在元昊至秉常时期（1038—1086），“兴庆府”一般皆称“兴州”。史书中留下不少有关“兴州”的记载：“（元昊）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13］139941042年，“元昊召野利与嵩，俱西北行数百里，至一大城曰‘兴州’，先诣一官寺曰‘枢密院’，次曰‘中书’，有数胡人杂坐，野利与焉……元昊于是疑野利，阴遣爱将教练使李文贵……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见，命属官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多不悉”［12］208。1045年八月，元昊中计误杀野利旺荣、野利遇乞。“野利后诉野利兄弟无罪，曩霄悔之，令求遗口，得没藏氏于三香家，迎养宫中。已，与之私，野利后觉之，不忍杀，使出为尼，号‘没藏大师’，寓于伪兴州之戒坛院。”［12］2821081年三月，梁太后幽禁夏惠宗李秉常于兴州之木寨，距故宫五里许［12］158。西夏都城除有“兴庆府”、“兴州”之名外，还被称为“衙头”和“开封府”。宋人郑刚中在《西征道理记》中记载：“夏国主兴州谓之衙头。”［14］1405衙头即指都城。西夏模仿宋制，以正统的宋朝都城之名称兴庆府。据《宋史》记载，“其（西夏）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13］13993天德二年（1150），“（西夏）再遣开封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贺受尊号”［13］13993，这个“开封尹”就是“兴庆尹”。

党项—西夏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完成从夏州、西平府到兴庆府的西移后，对宋辽夏金元时期的西北政局、民族关系、经济格局、文化板块产生了重要影响。兴庆府迅速发展成为河套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西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2］145的辽阔疆域。总体来看，兴庆府在党项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银川平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开发，而且反映了党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以筑城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折射出党项崛起与鼎盛的历史进程。

三、影响党项—西夏割据政权政治中心西移的主要因素

在党项—西夏割据政权政治中心从夏州、西平府到兴庆府的西移过程中，生态、经济、军事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生态因素

从赫连勃勃选址修筑统万城一事来看，当时的夏州是“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生态良好之地。但是，中国气候在11世纪初期已有寒冷迹象［15］。也就是说，晚唐至宋夏时期的夏州一带已开始逐渐沙漠化。长庆二年（822），一场强沙尘暴袭击夏州，“飞沙为堆，高及城堞”［6］。西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气候变化的重要时期，以寒冷气候为主［16］194。

在宋夏时期相关史料中留下了大量描述夏州地区荒漠化、沙漠化的记载。“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唯沙碛，俗谓平夏。”［13］雍熙元年（984）四月，奉宋太宗之命出使高昌的供奉官王延德在返程途经夏州时，“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渡沙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至都啰啰族，汉使过者，遗以财货，谓之‘打当’。次历茅女㖞子族，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橐驼牵木筏而渡”［17］158。进入乌兰布和沙漠后，“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17］158。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予尝过无定河，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18］在夏州以南地区，“横山一带两不耕地，无不膏腴，过此即沙碛不毛”［11］，“横山之北，沙漠隔限”［11］。在夏州以北地区，“夏国宥州界，并沙渍，地卑湿，掘丈余则有水，若因大风，寻复湮塞”［22］。

今人研究认为：“宋夏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总体是‘沙碛不毛’之地，且在无定河沿线多流沙，只有沿横山一带及宥州、地斤泽等个别地域环境相对较好，适于耕牧；其次，横山山脉和山地上是时尚有丛生的柏树连片分布，适于耕种，麟州一带的除柏树外还有松树，横山以北即入沙漠地。”［23］

在这一局面下，以畜牧业为生的党项部落必然生存艰难，大规模放牧势必加重夏州地区的荒漠化和沙漠化速度。李继迁面对“千里穷碛，难于转饷”［11］的窘境，再也难以继续将夏州地区作为稳固根据地，必须重新寻找既可适宜发展游牧，又能通过大规模农耕提供丰富物产、供养大量人口的生态环境优越之地作为政治中心。

（二）经济因素

当时，夏州以东是辽、夏紧张对峙的山西地区，实力尚弱的党项李氏无力与之争锋，只能向西发展。于是，农业基础良好的灵州成为李继迁的首选目标。

灵州虽然地处西北边陲，却得黄河灌溉之利，农耕发达，物产繁富，自秦汉以来就是西北屯垦实边的要地。隋唐时期设置专门官员督办屯田，地方屯田由各州管理，直属中央屯田属司农司管理，负责一监者名“屯监”，是屯田的主官。屯监之下一级屯田组织为“屯”，设屯主、副屯主，直接管理一线屯田事务。边镇设军屯田，多由军使、都督兼管营田。开皇年间突厥犯塞，“（隋文）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21］681。灵州作为朔方节度使驻地，管理宁夏、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防务，既为唐代边防军事重镇，也是唐代前期抵御突厥兵锋南下的第二道军事防线，“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2］95。灵州周边的丰安军、定远军是重要屯田区，两军皆驻扎兵马近万人，各有田27屯和40屯［22］223。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屯田，规定京畿地区以20顷土地为1屯，州镇诸军以50顷为1屯［23］44。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感谢回纥助唐平叛，“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6］5200。元和十五年（820），唐朝修浚并扩建唐徕渠，灌溉银川平原数十万亩农田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长庆四年（824），唐朝在灵州回乐县（今宁夏灵武市西南）修建特进渠，溉田600顷［6］972，并在灵武以北的千金陂左右开挖胡渠、御渠、百家渠等8条渠道［24］。

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灵州在隋唐时期形成的良好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初年因战略地位下降而不得不依赖千里运粮来维持当地民众与守军的基本生活保障［25］。但是，灵州地区得天独厚的水利灌溉条件、土肥地广的沃野平原、掌握熟练耕作技术的大批汉族民众仍然存在，只要出现相对持久、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有序的社会治理，当地很快就能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出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27］216的局面。从考古资料来看，犁铧、犁镜、锄等西夏农具与中原当时的农具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这是党项人在农耕过程中学习宋代农业技术的结果［25］。西夏农业生产已赶上或接近宋代农业的先进水平，“耕稼之事，略与汉同”［12］186。兴、灵二州是西夏的粮食主产区，“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12］322。灵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在西夏建立后得到迅速恢复，为党项—西夏割据政权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军事因素

有唐一代，灵州一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和镇守北疆的军政要地。这里既可西经河西走廊直达西域，又能南连环、原、庆诸州拱卫长安，北以贺兰山为屏障协防阴山、河套防线，因此郭子仪才对其重要性给出了“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6］的高度评价。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又其时秦兰原会既陷吐蕃，唐代前期西通凉州达西域之南北两驿道，皆已陷隔不通，甘、凉、瓜、沙、安西、北庭及西域诸国，使节往来，商旅运输，率多由灵州进出，故此时灵州不仅为北通回纥之孔道，亦为西通西域之孔道。由此言之，此州在交通上之形式，亦犹军事，中叶以后，皆由专对北疆，进而兼制西域也。……灵武既然为西北华夷交通之枢纽，得为京师之屏障，中叶以后，尤为西北交通军事之第一重地。其地介居华夷之间，交通四达，而濒临黄河，地平壤沃，为西北塞上稀有之乐土”［28］176-179。便利的交通使灵州成为西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汇聚的焦点，战略地位在丝路贸易、使节往来中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还成为黄河漕运的重要枢纽。据《太平广记》记载：“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槽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29］3994

李继迁认为，夏州虽是拓跋部繁衍生息的根据地，但其地偏僻，发展空间狭小。面对北宋与辽这样的东方强邻，只有向西发展才能巩固势力并进一步拓展空间。所以，西平府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只要积极修城挖壕、练兵积粮，既可伺机出战必令关中无法防备［12］，又能占领能够东进关陇、西通西域、南连河湟、北控大漠的河西走廊，得到该地宜农宜牧经济的有力补充，就成为党项崛起与壮大的重要战略目标。吴广成这样论述占有河西对党项立国与力量巩固的积极意义：“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也。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12］130

四、结语

平夏部在以夏州为中心的河套南缘逐渐强大，形成了占据夏、银、绥、静、宥五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党项李氏家族以夏州为中心，沐浴大唐文化，逐步实现由游牧文化向农业文明的转变。但是，随着气候变寒和夏州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地难以继续满足党项部落的生存与发展。于是，向生态环境更优、自然禀赋更好的灵州迁徙便成为理想之选。灵州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条件为党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理想环境，促进西平府的修筑与西夏政权根基的形成。兴庆府是西平府城市规模与政治功能的升级，加速了党项的封建化进程，繁荣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2019年3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修筑统万城——乱世中的超常创造》一文，其中认为：“史载‘蒸土以筑都城’之意，推测是对强烈日照下，数万人参与的热气腾腾的筑城劳作场面的形象描述。有关人士做出的解释是，为配制三合土，或熬制糯米汁，或蒸土以杀植物种子等，但缺乏史实予以印证。”

②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