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仁孝时期汉乐来源考

□赵 露 唐 婧

一、仁孝与汉乐

仁孝是西夏第五位帝王（1139—1193），也是西夏与金、南宋鼎立时期的第一位帝王。在西夏历史上，仁孝是喜爱汉文化的帝王之一。仁孝时期，西夏与南宋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但西夏的汉乐仍然得到发展，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之前的西夏帝王没有停止过对汉乐的学习，他们为仁孝作了有效的积累；二是仁孝执政时期，汉乐依旧从不同途径流入西夏。

仁孝时期，西夏将国内音乐区分为“汉乐”和“蕃乐”。“汉乐”和“蕃乐”的区分清晰记载在仁孝时期西夏官府发行的权威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上（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此法典第十卷“司序行文门”的末等司中记载名词“蕃汉乐人院”［1］300，明确将音乐分为蕃乐、汉乐。蕃乐是党项音乐［2］185，汉乐是除蕃乐以外的音乐。从宋人对与西夏的交往记载中也能从侧面发现西夏有区分本国音乐与外来音乐的习惯。《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三三有记：

神宗元丰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召见米脂寨所降蕃乐人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2］185

“汉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天盛律令》的汉乐包括西夏境内除蕃乐以外的所有来自汉文明的音乐，它不局限于汉民族音乐，也包括存在于汉文明区域的其他民族音乐，从具体形态上来说，包括与汉文明音乐相关的人、书籍、乐器、音乐形态等。狭义上，则专指西夏境内以唐、宋音乐文化为主体的汉民族音乐。

二、仁孝时期的汉乐

仁孝时期的汉乐是在继承西夏先人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仁孝以前的西夏帝王不拒绝对汉乐的学习，尽力获得相关知识，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都留给仁孝。仁孝本人也对西夏汉乐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任用汉族学者，与邻国圆通地进行外交，不断获取有关汉文明的资讯，并将其用于西夏社会的发展，汉乐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流入西夏社会。

（一）仁孝时期的历史遗乐

仁孝从前人继承来的汉乐既有来源于唐的汉乐，也有从宋得来的音乐，它们主要是通过政权往来、战争、经济交流得来。仁孝以前，西夏每个历史时期的疆域变化也都为西夏带来汉乐。

1.仁孝继承的汉乐

唐灭亡之前，党项从唐获得了汉乐，此部分属于音乐形态和人员的范畴。由于党项作为唐羁縻府州属民的源流过于久远，本文暂且不对此进行考究，仅研究拓跋思恭成为唐节度使之后的历史。晚唐时，唐朝因国力衰落而控制力下降的不利局面与党项谋求自身发展的诉求为党项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3］97。拓跋思恭作为当时党项的首领，以自身的智谋从唐获利，利用时机与唐进行多方面交流。

唐与党项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现最为人认可的史料是《西夏书事》记载，拓跋思恭作为唐节度使，接受唐僖宗的赏赐：

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㧏鼓、大鼓、小鼓、饶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筚篥、桃皮、笳、笛为器。［4］1213

此则史料详细记载了唐僖宗赐予西夏的鼓吹规模及相关乐器。史料中采用“驾”来划分鼓吹部，分为大驾、法驾、小驾。唐代仅有卤簿鼓吹以驾来划分乐人，可知唐僖宗赏赐党项的鼓吹部是卤簿鼓吹。唐代卤簿鼓吹划分等级，最高等级者包含大驾、法驾、小驾，由此可知党项所得的鼓吹部是卤簿鼓吹的最高级别。《唐六典》“鼓吹署”记载了卤簿鼓吹的完整规模：

凡大驾卤簿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为二十四队，列为一百二十行；小驾卤簿一千五百人，分为二十四队；列为一百二十行；东宫卤簿六百二十四人，分为九队，列为三十一行。［5］14

“鼓吹署”是唐代太乐署下属署中知晓乐律的署类，党项乐律最开始可能是从唐代传入。

将唐代完整的卤簿鼓吹乐队与拓跋思恭获得的卤簿鼓吹乐队人数进行对比，能发现拓跋思恭所获得的卤簿鼓吹基本是完整规模。

此外，唐末五代时期，也有乐人流入党项。唐末五代战乱频繁，宫廷音乐的发展大不如前，唐朝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要求地方藩镇进献乐人。各地进献的乐人，在唐朝国都待上三年五载后就会返回地方。这种人员往来，为党项获得汉乐提供了便利。

仁孝之前的惠宗秉常也曾为学习汉乐作过努力，招诱汉界娼妇、乐人［6］603。

2.疆域变化与汉乐的关系

中唐时期党项进入唐王朝版图，他们作为一个内附部落被安置在羁縻州。之后的党项不断努力，在建立西夏前就领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广大土地。仁孝即位时，版图更进一步扩大，河之内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7］10831。党项领地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党项与外界的音乐交流在不断增多的过程，党项获得更多的唐时汉乐。

晚唐时期，战乱频仍，宫廷教坊乐人散落民间，宫廷音乐对民间音乐产生影响，同时也改变了周边地区的音乐。汉乐乐人活动区域的变化对党项汉乐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这些乐人为各藩镇所得，《唐会要》卷三十四《论乐》“杂录”有记：

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按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8］631

夏州作为晚唐时期最受宠的藩镇之一，获益颇多，把大量流散乐人收入囊中。

其次，战争中夏州占领不少唐朝正州。后汉时，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盘踞夏、绥、银、宥、静五州，势力扩展至今陕西境内，所占之地多为唐朝正州，原属唐代官员管理，其音乐体系以唐音乐体系为主，党项占领这些州府的同时，也接收了州府内的汉乐，且不局限于乐人、乐器、书籍、音乐形态等。

西夏建立后与宋的战争更加频繁，并有榷场往来，汉乐有可能通过战争导致的地域变化及榷场导致的人员流动得来。宋时汉乐内容与唐无二，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内容有所更新。

（二）仁孝时期的汉乐

仁孝时期，西夏与南宋、金三足鼎立。由于仁孝提倡汉学，西夏从金和南宋获得大量汉文化，其中包括汉乐。与仁孝时期的历史遗乐来源一样，仁孝获得汉乐的来源主要是政权往来、战争、经济交流。

1.政权往来

仁孝对南宋汉乐的吸收最值得关注的是乐律的传入。中国古代历法素来与乐律有关，宋朝也不例外。《宋史·志》第二十一律历一，应天乾元仪天历有记：

宋初承五代之季王朴制律历、作律准，以宣其声，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考正……［7］1009

此则文献记载宋初承袭五代季王朴所作律历，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其雅乐音过高，要求礼部下属司进行考查订正。这是宋历法与乐律有关的最有力证明。

宋对夏颁历书的历史悠长，但因两国关系时弛时紧而时颁时停［9］41。仁孝重视汉学，宋可能有历书传入西夏。宋朝廷传授西夏历书，也是传授他们乐律。

仁孝时期，西夏也有可能从金获得汉乐。西夏大部分疆土与金接壤，相较于南宋，西夏与金的政权往来更加频繁。金存有大量的宋朝音乐，该史实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有记载，金破汴梁时，对与音乐相关的人和物，可谓是抢掠一空。这些人和物极有可能在金与夏的往来中流传到西夏。

2.战争

仁孝时期，虽然通过两国往来有汉乐的传入，但西夏从金获得的汉乐主要途径是疆域变化。当时西夏与金关系平缓，但时有摩擦。西夏与金的政权往来属于相互利用关系，西夏表面臣服于金，却经常伺机发动战争，目的是从金获得疆土。仁孝的策略，使西夏疆域空前。这些从金得到的州府，大部分是原北宋统治区域，清吴广成《西夏书事》中有记载：“夏国累世开拓，河之内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仁孝又使人至金乞地，金主以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赐之。”［4］36德威城与定边军都曾是北宋领地，存有大量北宋的汉乐，并且汉乐内容丰富，各种类型均有。

能证明这些领地汉乐对仁孝时期西夏产生影响的最有利证据是仁孝时期用于普及知识的文书《杂集时用要字》［10］2中的记载。《杂集时用要字》中记载的宋时特有的“水盏”、“舞绾”等中原音乐名词在音乐部的音乐名词中反复出现，足以证明宋时音乐在当时西夏社会中流行。这些音乐形式的表演场合对于判断汉乐的来源有很大帮助，“水盏”、“舞绾”等音乐主要流行于北宋城市的勾栏瓦肆，属于民间俗乐，也就是说这些汉乐来源于西夏占据的原宋朝州府的可能性大过从南宋内地流传而来的可能性。

另外，西夏从金手中获得过众多俘虏，这些俘虏不仅有战俘，也包括平民。《西夏史稿·西夏大事记》有记：

天盛十六年，夏乞金免索正隆以来所掳人口……［2］267

俘虏中可能存在乐人，由于西夏从金掳掠来的人口未交还给金，这些乐人可能留在西夏并对汉乐起到传播作用。

3.人员流动

人庆五年，乐官李元儒采汉族乐书，参照夏制，曾修成书，赐名《新律》。仁孝统治晚期，于1190年编写而成的夏汉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乐器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6］603。

种种史料表明，西夏社会中汉乐的流传程度甚广，不仅是宫廷中存在汉乐，西夏民间也有汉乐。汉乐在西夏社会中以如此广度和深度流传，不是王朝之间的政权往来能做到的，只有民间交流，才能促成西夏举国上下皆汉乐的局面。

仁孝时期，乐人、书籍、乐器及音乐形态流入西夏的最重要途径是榷场。《西夏史稿·西夏大事年表》有记：

大庆二年，金、夏开榷场互市。……

天盛二年……金任胡卢马提点西夏、鞑靼两国市场。……

乾佑十二年，金允恢复绥德榷场。……

乾佑二十二年，金许恢复旧有榷场……［2］264

榷场位于金的边境，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前线，同样曾经是宋市民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地方，商业往来中，宋朝汉乐、民间乐人、乐器、音乐书籍等经过榷场进入西夏境内，对西夏音乐产生深远影响。

三、仁孝时期的汉乐对西夏后期音乐的影响

西夏帝王从未停止过对汉文化的仰慕和学习，其中包括对汉乐的学习。西夏社会中汉乐的广泛流传，不仅可以说明在西夏时期各民族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也为后世的民族团结与融合打下了基础。

乾佑二十四年（1193），夏仁宗仁孝驾崩。他执政期间对西夏社会进行的改革，影响了之后的西夏。仁孝加强了汉乐在西夏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将许多新的汉乐引入西夏国内，在哈拉浩特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2］185就是宋、金音乐流入西夏的最好证明。仁孝设立学校，将汉乐加入其中，并依照西夏国情制定新律，使得汉乐在西夏国内得到大面积普及。

仁孝时期的汉乐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西夏境内。西夏在仁孝之后仅34年就被灭国，但孺慕中原文明，致使“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7］10831的西夏音乐文化，不仅对元代的音乐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宁夏等地的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