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治粤时期广东宪兵的发展演变

牛司勇

陈济棠治粤八年，对广东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陈挟兵自重，称雄于地方，抵制中央，对国家统一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关于陈济棠研究的专门著作已有数部，[1]针对陈治粤期间某一方面作为的研究成果更是丰硕。[2]但是，陈济棠主粤期间，曾建立一支特殊部队——广东宪兵，对此，学界鲜有关注。对陈治粤期间广东宪兵的发展演变，是研究陈济棠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拓展对民国广东地方史与民国军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孕育于北伐后中央与地方的激烈角力之时

北伐完成后，在地方形成军人盘踞之势。冯玉祥的西北军、晋系阎锡山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三大军事集团势力也发展壮大起来。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民国17年（1928）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开始 “编遣裁兵”运动，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次年2月，中央与地方的武装冲突首先在关系紧张、矛盾深厚的蒋、桂之间爆发。此时，蒋介石急于拆散李济深和桂系之间的联系，蒋以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为由，2月25日电促其回京就职，政治会议也要求李济深返京会同何应钦等人彻査湖南事件。同日蒋介石致电吴稚晖，请其再邀李入京。[3]李济深作为调停人于3月13日到京后，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表示“但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和平解决”。[4]21日，李济深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反对蒋介石下达讨伐令。当晚11时，蒋介石将李济深逮捕，囚禁于汤山。[5]

李济深被囚之前，曾向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交代：“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有真如（陈铭枢）、军事由伯南（陈济棠）负责”。[6]李济深被囚后，一直备受李济深信任的两陈（陈铭枢、陈济棠），先前早已受到蒋介石的极力拉拢。民国18年（1929）2月，蒋介石致信陈铭枢等，“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7]许诺推倒李济深后，由陈铭枢、陈济棠、冯祝万等三人共同接管广东。[8]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区编遣特派员，主管广东军事，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主管广东政治。自后，陈济棠在粤主军的局面形成。

陈济棠就任广东区编遣特派员后，为了巩固对广东的统治，积极地进行内部整顿和扩军建设。民国18年（1929）4月，封闭了李济深的第8路军总指挥部，设立广东区编遣特派员公署，作为广东军事最高临时权力机关。[9]第八路总指挥部自结束后，所有隶属该部的各部队，均归广东编遣特派员管理。[10]陈济棠改编李济深时期第八路总指挥部宪兵队，开始着手准备建立由自己掌控的广东宪兵。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宪兵隶属于军政部，受军政部长管辖。关于宪兵职务的执行，凡属于军事警察者，受军政部长、海军部长指挥；属于行政警察者，受内政部长指挥。属于司法警察者，受司法行政部长指挥。[11]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中央宪兵部队驻扎地方，代表中央负责纠察当地军队的军纪、风纪。而陈济棠主粤时期建立的广东宪兵，隶属于陈济棠并服从其领导，则是对粤省独立于南京中央政府的侧面反映。

二、建立于陈济棠初掌粤省政权之时

在李济深时期，广东宪兵称之为“第八路总指挥部宪兵队”，共有九队以及组建的宪兵教导队，由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青管辖。分队长分别由吕定国、高肇发、林仕伟、陈海超、王锵良、柯衡、谭道源等担任。[12]此时宪兵队额虽有九队，而第五队尚未成立，其他宪兵队也存在缺额、训练不足等现象。

民国18年（1929）3月李济深被囚之后，陈济棠被任命为广东编遣特派。4月9日，陈济棠委任其亲信第一师副官处长林时清为宪兵司令。11日林时清在永胜寺宪兵教导队就职广东宪兵司令。[13]15日陈济棠改定各队番号：“从前宪兵均冠以第八路字样，现在已不适用，应自文到之日起，即改为广东宪兵第□队名称，至各队番号次序，仍照旧排列。”[14]自此，李济深时期建立的第八路总部宪兵队正式改名为广东宪兵队，林时清担任广东宪兵司令。

三、首次扩充于粤桂军事冲突之际

陈济棠治粤时期，粤省与外界存在着较深的芥蒂和错综复杂的联系。广东宪兵发轫于陈济棠初掌广东之时，迅速扩充完善于粤省与外部关系恶化、爆发武装冲突之际。

粤桂之间既合作又敌对。陈济棠治粤初期双方迫于形势，出现对峙局面，爆发了两次粤桂战争。旧中国军队是倾向于用紧密的私人关系来维系的，[15]陈济棠、李宗仁等新桂系分别作为粤省、桂省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地方实力派，一直是中央觊觎统一和消灭的对象。粤桂之间唇亡齿寒，两者之间以和平为主。民国18年（1929）爆发粤桂战争，实则是粤桂之间因不信任而导致的无奈之举。桂系害怕陈济棠归附于蒋，宁粤合作；一方面李、白所部垂涎广东的富庶，认为取得广东才能与蒋介石对抗，[16]故而侵粤。陈济棠初掌广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粤省地盘不受桂系侵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赢得蒋介石的信任，站稳脚跟。[17]蒋桂战争初期，陈济棠仍抱定与广西和平相处的态度，极力“主张和平”，坚持不打第一枪，对桂军采取守势。[18]战争结束之后，粤桂关系进入和平时期。两者都拥有坚定的反蒋立场，并在反蒋运动中积极充当地方实力派的代表。

民国18年（1929）先后爆发两次粤桂战争，广东宪兵队在此期间得到快速扩充。林时清以“原宪兵队人数有限，不足以担负起维持后方秩序稳定的任务为由，广东宪兵队扩充了第五队和机关枪队。委定黎寅唐为第五队队长，陈任之为宪兵机关枪队队长。”[19]11月，林时清以“所属宪兵队虽已编成九队，分发各处服务，未尚觉不敷分配，故特呈请陈总指挥增编两队，特将其依次编成第十第十一两队。”[20]

民国18年（1929）粤桂之间的两次军事较量，实则是新桂系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力量失衡，最终爆发中央与桂省武力对抗下的地方冲突。北伐之后，形成地方军阀割据之势，尤其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脱颖而出。新桂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占据广大的地盘（从广西、两湖一直延伸到华北）。地方实力的增强，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统治的威望，对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此时南京中央政府尚缺乏绝对的实力同时发动对粤桂两省的战事。陈济棠初掌广东，地位尚未巩固，需要中央支持，蒋、陈出于自身考量，只得联合对抗新桂系。新桂系则企图联陈抗蒋无果，却又觊觎粤省富庶的财源，最终爆发粤桂战争。在此期间，广东宪兵得到了首次集中的扩充。

四、中央与粤省武装对峙下的发展

陈被蒋任命为广东编遣特派员，实质是多方之间妥协、博弈的结果。李济深被囚之时，陈铭枢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陈（铭枢）关系紧密，但陈始终不是蒋介石忠诚的亲信，蒋介石恐陈难于驾驭，故而不敢授予兼摄军权。因此，蒋便决定仍以陈铭枢掌握广东政权，而以陈济棠掌握军权，使之相互牵制，以便从中操纵。[21]陈济棠在最初入主广东时，曾得到胡汉民、古应芬的支持和提携，陈济棠以胡、古两人作为自己在中央的主要政治靠山，胡、古则以陈济棠及广东作为自己的地方支持者和退路。[22]旧中国军队派系纷争堪称是国民党的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23]同样，陈济棠作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又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在粤地位的巩固，必然成为蒋介石消灭的对象。

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是陈作为地方实力派阻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更是因为陈济棠与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元老派”、孙科为首的“太子派”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元老派”“太子派”对蒋介石的独裁形成了莫大的制约。“元老派”“太子派”属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而陈济棠则是以军队、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24]陈把胡、古当作其政治上的保护伞，在政治上唯胡、古意志是从。而胡、古凭借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威望以及陈济棠的军事支持，成为其跻身中央的政治和实力资本。

宁粤之间脆弱的关系最终没有维持太久。民国20年（1931）2月“胡汉民事件” 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粤宁之间脆弱的关系。其他与蒋介石有隙的国民政府要员也纷纷参与进来。蒋、陈矛盾的激化，“胡汉民事件”的发生，5月3日“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宜所在，义无反顾”。[25]陈济棠发表弹劾声明，明确提出反蒋，陈济棠借助胡汉民、孙科等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的声望、法理上的依据，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与南京国民政府武力相向。此事件是国民政府派系内部的又一次权力争夺。在此背景下，广东宪兵部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国20年（1931）8月，林时清以军事时期宪兵任务繁多为借口，派员分往南路各属招募新兵，从事训练，成立三队宪兵，编为第十二、十三、十四队。[26]

民国18年（1929）4月，自陈济棠担任广东区编遣特派员之后，将李济深在粤设立的第八路总指挥部宪兵队改为广东宪兵队；将先前人员、训练不足的宪兵队在短时间内扩充至十五队，成立机关枪队和特务队。[27]更为关键的是宪兵队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立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28]

广东宪兵的建立，虽只是新生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扩充的一方面，其背后实质是地方军人盘踞做大之势的体现。地方形成军人盘踞，国民政府实力的不足，导致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进一步疏远，地方脱离中央统治的离心力加强。

五、粤省地方归属中央后的改编

民国25年（1936）5月，胡汉民逝世，随着国民党内部聚粤反蒋人士的离开，先前陈济棠在粤成立的西南两机关在法理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西南与南京长期的积怨，最终在当年6月1日爆发，即“两广事变”的发生。6月2日，蒋即已决定“调重兵于粤边，以震慑之矣”。[29]在当时日本扩大侵华之际，陈内部将领以及社会各阶层对陈济棠发动内战的反对，最终导致陈济棠离粤赴港。

“两广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派中央宪兵第六团和宪兵教导团一部分赴粤，中央宪兵抵省，暂驻扎于东山。[30]代表中央对地方进行监督，结束了广东自民国18年（1929）独立的状态，正式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随后，中央对陈济棠时期建立的军政机构进行改革。自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渐集国民党军、政、党大权于一身，南京国民政府实力增强，地方实力派势力削弱。中央与地方矛盾的解决方式，已由先前的武装冲突转变为温和的政治性改革。

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前期主要是针对民众的文化素质。民国23年（1934）3月，蒋介石提出，“民众苟且萎靡的精神……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倡礼义廉耻，欲建立人民现代之生活，造成一个新社会”。[31]但到了后期，“新生活运动”则强调社会军事化。民国25年2月，蒋介石提出“推行新生活运动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32]蒋在讲解《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时明白指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可以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义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是必须如此，才合乎为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33]

新生活运动章则明确规定：“各省市如有发起新生活运动者，为推进工作便利起见，得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切实联络，并受其指导。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应冠以所在省市之名称。”[34]当时广东相对独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难以在广东开展。自粤省归属中央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在广东推行“新生活运动”。“成立广东宪兵区司令部新生活劳动服务团，隶属于广州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关于本市新运之推行，悉受其指导与调遣。”[35]之后，广东宪兵改称为广东区宪兵。陈济棠时期建立的党政机关，悉服从中央的领导，即接受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领导。

从根本上说，广东宪兵的产生是列强造成近代中国国家分裂、地方割据（即军阀割据，军人治国）状态下后遗症的延续。在当时外患日亟，地方武装割据，地方与中央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受损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民国25年（1936）6月后广东归属中央统治，也就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真正统治的辖区延伸到了华南地区。地方归属中央统治，在当时日本加剧侵华的背景下，有利于凝聚全民族力量，支援中华民族的抗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关于陈济棠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美）余炎光、陈福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凌力坤、凌匡东：《陈济棠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钟卓安：《陈济棠》[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肖自力：《陈济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等。

[2]关于陈济棠某一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闻少华、孙彩霞：《“非常会议”中的几个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夏潮：《试论“两广事变”》[J]，《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邓正兵：《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J]，《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连浩鋈：《陈济棠主粤时期（1929—1936年）广州地区的工业发展及其启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罗敏：《“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J]，《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肖自力：《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J]，《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罗敏：《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J]，《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张金超：《陈济棠、陈策与1932年粤海风潮》[J]，《学术研究》2014年第6期等。

[3]沈成飞：《吴稚晖在李济深被囚汤山案中的角色》[J]。《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0页。

[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大事记》[M]。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北京：中华书局，第51、75页，1985。

[5][8][22]肖自力：《陈济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58、94页。

[6]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议述——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J]。《香港春秋（117）》；王禹廷：《桂系异动自取败亡》，《台北传记文学》45（1）。

[7]梁漱溟：《追记广州往事》[M]。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10页，1993。

[9]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军事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9页，1999。

[10][13]《林时清定今日就宪兵司令职》[N]。《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4月11日，第3版。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77页，1991。

[12]曾颖：《广东宪兵起源及其活动情况》[M]。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六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5页，2008。

[14]《明令裁撤卫戍部，宪兵司令部迁入卫戍部办公，改定各队番号》[N]。《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4月15日，第4版。

[15]（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05页，1989。

[16]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闻实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页，1987。

[17]邓正兵：《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J]。《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0页。

[19]《大军出发后维持本市治安严密，派宪兵屯驻本市郊外，即日成力宪兵第五队》[N]。《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9日，第5版。

[20]《增编宪兵》[N]。《广州民国日报》，1930年11月10日，第1版。

[21]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上编》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4页，2008。

[23][2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13、215页，2003。

[25]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63页，1986。

[26]《增设宪兵三队，已招募成立》[N]。《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8月3日，第4版。

[27]广东宪兵司令部政治办公厅：《宪兵周刊汇集》[M]。广东宪兵政治办公厅编印，1930。

[28]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编：《广东宪兵暂行服务条例》[M]。年份不详。

[29]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1936年6月2日，“事略稿本”。转引自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39页，2002。

[30]《中央宪兵抵省》[N]。《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8月8日，第4版。

[31]蒋介石：《新生活运动》[M]。南京中正书局刊，第87-102页，1934。

[3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演讲集》[M]。南京中正书局刊，第438页，年份不详。

[33]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M]。见蒋介石《全集》第一册，第811页。

[34]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章则（上）》[M]。南京中正书局刊，第1页，1935。

[35]广东宪兵区司令部劳动服务团：《广东宪兵区司令部劳动服务团组织简章》[M]。年份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