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行政价值嬗变

王宗礼 冉小平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经历了几次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的行政价值也经历了由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公平公正价值向效率优先价值再向以人民為中心的价值的嬗变，行政价值的嬗变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追求，必将会对我国国家治理、行政管理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行政价值;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6-0005-09

准确判断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是有效解决矛盾、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也是行政价值选择调适的重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重大的实践命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本文试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过程入手，对行政价值嬗变及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阐发和论述，以期求教于方家同人，咨政于伟大时代。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把握

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党坚持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团结带领人民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动各项事业赢得新胜利、取得新成就新进步。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反复和曲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局面，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迎来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纪元。但从现实条件看，新生的人民政权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巩固，旧中国遗留下的私有制占比很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在建立之中，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很快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90%以上的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成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关系全党全国确定今后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工作中心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的八大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尤其是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突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通过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比分析，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征，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可以看作是对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遗憾的是，这些思想成果及其路线方针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发生改变。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偏离乃至彻底否定了八大决议中的正确论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后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逐渐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口号所淹没，以往形成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因此遭受破坏和践踏。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积极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重新认识我国国情，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应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3月30日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联系中心任务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层第一次对社会主要矛盾发表的判断，它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完整规范表述，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该论断符合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二大确认了决议的提法，并载入了党章总纲。党的十三大、十四大继续沿用这个提法。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至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表述均没有实质性变化。

然而，表述的相对稳定并不否定客观现实的持续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层次、内容，已今非昔比。不仅有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范围更广。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已不完全是物质资料不丰富或者说生产不足的问题，它还可能是生产关系甚至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所致。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能力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一些方面已跻身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尤其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显现出来。这种历史性、全局性、结构性供求关系的深刻变革，是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也是生产关系不断优化调整而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它不仅使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而且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如果再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来概括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显然不够准确，也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正是基于对世情、国情、民情的深刻洞察和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全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判断，意味着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党确定治国理政主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

（二）理解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向度

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形态，才能从整体上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演进，也才能够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切实推动社会有机体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螺旋式”上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一谈到需求，人们极易想到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提出的著名的需求五层次理论，即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只有低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追求高一层次的需求，并且成为激励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需求渐次提升的一般趋势，但其囿于个体需求的线性心理分析，并未深入考察个体需求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与之相比，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留下需求理论的专著，但他们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宽广视野来阐述人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仅研究过自然、社会和精神等结构性需求，而且从生存、发展、享受和自我实现入手，详细论证了人类需求的层次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展开尤其是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人类的需求结构、层次也将发生重大跃迁。社会有机体正是在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和释放、进而产生新的需求之后又被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需求所取代的矛盾运动中，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发育程度越高，社会成员的需求也就日趋多样化、个性化，也就更加趋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第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这种现实的人，又是基于自身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且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却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利益和需求，而唯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换句话说，能否坚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或个别人物的利益嗜好出发想问题、谋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经过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民族复兴中国梦也才越来越近。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的供求矛盾。社会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从不同时期的表述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侧看，不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几乎涵盖了人的需求的各种结构和层次。就供给而言，无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深层无不指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供给状况。供给不够及时、不够充裕、不够优良，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具体到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供给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也十分复杂。众所周知，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侵略和野蛮掠夺，极大地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也导致了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瓦解松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行“植入”，并没有带来社会供给能力的提高，相反，中国人民却陷入了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党和国家着手尽快恢复生产能力，改善生产关系，增加供给保障水平，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相对匮乏阶段，国家调节的有限性与人民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行政价值的嬗变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公共行政价值嬗变的重要依据。所谓公共行政价值，就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进行的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一般来说，它受社会发展程度、行政主体自身的认识水平，以及行政客体对行政行为过程、结果的反馈调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发生了且还在发生着选择与调适。

（一）计划经济时期公平公正的价值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迅速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事业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合理借鉴和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通过没收控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统一财经，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就行政价值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奉行的行政价值是公平公正。以公平公正为行政价值，不仅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时代继承，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使然。众所周知，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华文化的核心领地。《礼记》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更是从孔子、孟子，到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历代先贤们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愿景。然而，由于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包括封建帝王在内的古代先贤们并没有真正找到走向“大同”“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广大人民追求“劳工神圣”“阶级平等”等社会公正的群众性运动统一起来，把带领人民实现自由、平等明确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饱受苦难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再也不想回到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社会了。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党和政府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选择并坚持公平公正的行政价值，既维护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又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6]。尽管其间也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和影响，但1953年到197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平公正的行政价值，其历史合理性是不容抹杀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对公平公正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导致了平均主义泛滥。由于过分注重“一大二公”，由此派生的国家包揽“一切”，进而影响行政效率，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受到限制等弊病，应一分为二、另当别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的时代变奏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广大群众生存需求与社会的基础性供给之间存在内在紧张的实际，果断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政府的职能任务开始向改变社会与经济倒退的状况，改变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转变。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不高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为此，1982年中央启动机构改革工作，经过改革，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调整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干部队伍年轻化步伐加快。1988年，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首次以职能转变为重要内容的行政改革启动，其目的就是实现政企分开，让行政主体逐渐明确政府行动的范围、行动的方向以及行为的边界，从而正确发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效能，更好地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行政价值调适。1992年，继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改革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的引入对我国行政管理的效率效能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最为突出的就是要克服“全能型”政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7]逐渐突显出来。在效率优先的价值指引下，我国各级行政机构政企分开和转变职能为主线的行政效率改革渐次展开。

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物质财富迅速增长，1999年我国总体上已走完温饱阶段的94.6%的路程，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0美元，开始迈入小康阶段。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和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社会分化，不同阶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现扩大之势，效率与公平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强调：“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2003年以来，党中央又立足国情实际，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提出了“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行政价值的时代调适提供了路向指引。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論与实践看，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实行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才能使“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的生产才有动力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只有兼顾了公平，做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才能使保证做大的“蛋糕”分得更加满意，秩序更加合理，规则更趋公正，从而促进社会生产效率更高，更有成效。一句话，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行政价值，就是要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动力性与公共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

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行政主体履职尽责的“客观意志”，也是行政价值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短短几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1%，2017年经济总量达到80多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5%，人均GDP突破8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且倍具活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基础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就要随之变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具体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行政价值调适，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历史地看，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既继承了党一贯坚持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又增添了“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共建、由人民评判”的新时代内涵;既是对计划经济时期低层次“公平公正”的否定之否定，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与公平之争的时代超越，更是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作出的价值优化和提升。因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使公共行政的使然和应然价值相统一，进而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内在一致。

当然，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并不意味着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既定路线方针政策，相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8]。”同时，还要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分配不公问题还比较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现实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着力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切实促进收入分配向着更合理、更有序的方向发展，有力有效维护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新时代行政价值调适的实践指向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党洞察主要矛盾新变化，顺应历史发展新潮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党和政府行政价值进行及时优化和调适，具有强烈的实践价值。

第一，我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得到调整和优化。需求内容、结构和层次的变化必然引领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将催生和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长期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总量的比重较高，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影响了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我国产业结构在保持二、三、一基础上不断优化，但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的角度来分析，仍然存在工业占比偏高，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大，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还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大量经济发展事实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没有及时转化为有效的社会供给，或者长期“偏离”民生需求甚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内容大相径庭，很可能就会失去动力性和合目的性。因此，面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国情实际，我们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和完善公共行政调控措施，有效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持续加大对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尽快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单一的物质生产向着物质、文化、精神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的全面生产转换，以高质量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第二，行政效率稳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趋现代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囿于计划经济时期惯用的指令性计划，固守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唯一的、合法的权威，行政权力运行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即利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对社会事务实施单向度、排他性管理。然而，现代国家治理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应该是一个上下互动、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过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群众在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对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大政方针、影响社会公平的法律法规等开始有了更多兴趣，对事关自身发展的公共政策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参与意愿，一些普通大众、协会组织、社会团体等也寻求通过多种渠道方式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偏好，进而参与或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等等。正是基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谋远虑，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相信通过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创新体制机制、制度程序、方法手段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必将有力促进我国行政效率效能的大幅提升，充分释放党和国家机构的优势，有效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越来越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平等、安全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也日益增长。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体制机制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对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重视程度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以至于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纵深推进之际，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种类单一，质量不优，而且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以城市养老服务为例，虽然大多数城市社区已普遍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但受养老观念、运营费用、居养模式等因素影响，社区养老院至今没有成为“静默夕阳”休憩养老的满意之地。这与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养老保障需求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很不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这既是对人民群众向往更加完善便捷的城乡基础设施、更加优质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公平优质均衡的文化教育、更具人文关怀的养老保障服务等普遍社会需求的及时回应，也是对党和国家今后十多年公共行政目标的部署与推动。可以预见，随着一系列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9.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出版社，2016.638.

[7]Robert A.Dahl.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s[M].Moore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8.

[8]習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htm ，2013-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