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中的人口因素

博纳德·斯波斯基，张治国

提 要 尽管人口因素可以通过语言社区中正常的语言实践来对制定语言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它不能独自奏效，而需要跟社区成员的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结合起来才起作用;因为语言信仰决定着人们对语言变体的价值观，而语言管理则可以改变人们的语言信仰和语言实践。个体语库会随着他们所处语言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区语言的使用模式各不相同。人口数量对语言政策的影响不如语言所赋价值对语言政策的影响大。虽然移民和城市化现象对语言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但它们的影响还取决于人们有关祖语以及经济优势语的信仰。

关键词 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城市化;移民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6-0012-07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601

Some Demographic Aspects of Language Policy

Bernard Spolsky

AbstractAlthough demograph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anguage policy by shaping the normal language practices of a community， it does not work independently but together with the belief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ich set values for varieties and with the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at alt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e linguistic repertoires of individuals change as they move into new domains， which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language patterns. Numbers are less important than values in determining policy.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important， but depend on the beliefs associated with heritage and economically advantaged languages.

Key wordspractices; beliefs; management; urbanization; immigration

一、引 言

克洛斯（Kloss 1966）早些時候在分析美国语言维持（language maintenance）现象的原因时指出，这里面存在许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确切地说是有利因素）就是当一个宗教群体想要脱离社会时，社会对它从不干涉，进而形成宗教与社会互不相干的关系。尽管与人口相关的特点（如人口迁移的时间以及语言岛形成的状况）对语言维持很重要，但是，克洛斯还是强调说，宗教群体的大小对语言维持的影响很难说清，这其实是个喜忧参半的因素。纵观美国的移民语言以及学界对多语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状况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对于语言维持来说，语言的使用人数并非一个我们所期待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世界上有些语言群体人数很少，但他们的语言却充满活力。相反，有些语言群体人数很多，但他们的语言却处于濒危的境地。可见，人口之外的其他因素比纯粹的人口因素对语言的维持显得更加重要。例如：约书亚·费什曼（Joshua Fishman）认识到欣欣向荣的社会经济活力对语言维持很重要;赫勒和麦克尔西尼（Heller & McElhinny 2017）以及其他学者都认为语言的价值对于语言维持起关键作用，因为语言价值影响到人们的传承认同（heritage identity）、职业发展及经济收入。然而，人口因素依然会产生重要作用，它可影响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和学校语言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语言的转用和维持。本文拟从如下4个方面来论述影响人口数量在语言政策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语言使用者与外界的接触情况、语言使用者的语库变化情况、语言使用者交际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变化情况、语言使用者赋予语言价值的情况。

二、语言使用者与外界的隔绝

也许有人会以亚马孙河流域中土著部落的语言状况为绝对案例来解释人口隔绝对语言维持的关键性和重要性。因为正是这些部落的语言才得到了真正的保护，它们免遭与其他部落语言的接触，从而没有遇到人们转用更有价值的语言所带来的压力，并一直处于安全的状态（Spolsky 2018）。语言转用首先取决于语言接触。例如，甚至像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名叫加普（Gapun）的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庄（从该村庄走到邻村需要穿过一片丛林，耗时两日），都难以抵挡外界语言托克-皮辛语（Tok Pisin）的入侵。其实，托克-皮辛语只是村里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在种植园打工时学会并带回来的一种语言。村里的儿童就从这些人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托克-皮辛语，并发生了语言转用。这种现象一开始连儿童的父母都没有发觉（Kulick 1992）。不过，库里克（Kulick 1992：2）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许多微型语言（tiny language），其中有些是得到国家认可的，但里面还有35%的语言只有不到500人的使用者;导致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这么多微型语言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使用者与外界的隔绝，而是当地村民为了构建自己的边界标识（boundary marker）而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差异。无论如何，人口是影响语言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体双语现象的存在依赖于语言使用者语库（linguistic repertoire）中两种语言的使用与接触（Weinreich 1953），社会多语现象的存在则取决于职场、家庭、村庄、城市或国家对多语语库的使用以及它们对各种语体的态度。

三、语言使用者语库的扩大

语言环境的改变对语言维持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格罗斯让（Grosjean 2019）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发表了有关自己语库变化的如下自述：“佛兰西斯·格罗斯让一辈子走南闯北。他在巴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单语使用者。后来，他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故乡之外（如瑞士、英国、美国以及法国的其他地方）度过的，此时，他也成了一位双语双文化的践行者。在他的一生中，强势语言总是在英语和法语之间轮换。同时，他也学习过一些其他语言（如美国手语），但后来又都荒废了。”我在家庭宗教生活中需要用到希伯来语，在学校里需要用到一些法语、拉丁语以及少量的德语，于是，我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语库中增添了这些语言。当生活在法语盛行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希伯来语强势的以色列时，我开始分别学习法语和希伯来语并学以致用，让自己的语库得以扩充。

正如个体的语库会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群体的语库也受到生活环境以及人口结构的影响。村民只要保持与外界的隔绝，他们的语言状况就会稳定如初。但是，当村民迁往城市生活时，他们的语言状况很可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的复杂性以及语言的多样性（Cadora 1970）。这方面有以下两个显著的例子：一个是新西兰毛利语使用者在20世纪离开自己的部落保护区后，大多数人都转用了英语的史实——1936年有83%的毛利人居住在农村，可是到了1986年已有83%的毛利人居住在城市（Belich 2001：471）;另一个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大大促进普通话使用的事实（Seto 2014）。城市化是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一种移民现象，也是导致语言转用的一个主因，具体情况则取决于移民到了新的居住地之后与其他语言群体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接触程度。不同语言群体间的通婚和工作最容易促成语言接触。但是，居住小区、宗教生活和族群关系都可以阻隔群内人与群外人之间的接触，从而可以减少双方交流的机会，降低双方交流的程度，最后则减少语言转用的可能性。

有些儿童生活在语言多样性很丰富的社区或小区，在当地学校开始学习语言或扩大自己语库之前，就早已听过邻居儿童所说的各种不同的语体，这种同龄玩伴的语言影响决不亚于儿童父母对他们的语言影响（Harris 1995，1998）。通常，乡村学校都着力于给儿童教授国家或地区强势语言，而城市学校在面对学生丰富的语言多样性时则给儿童教授交际广泛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同时还把它作为儿童珍贵的教学语言来使用。

四、语言使用模式及生活模式的多样化

但是，我们千万别认为农村就不存在语言多样性现象了。例如，印度乡村的性别语体（gender-marked variety）丰富多彩，尤其是与异族通婚现象或者种姓制度有关的表达更是五花八门（Gumperz 1958）。再如，汤加农村有很多的汤加语变体（Haugen & Philips 2010）。尽管现代城市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Blommaert 2013），但它們在语言的复杂性方面与中世纪的海港城市没有两样，因此，“超级多样化”（superdiverse）一词也许是多余的（Pavlenko 2017）。然而，城市化的演变过程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维持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下两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是伊拉克城市化进程中曾经有大量的穆斯林从乡村迁移到首都巴格达，而巴格达已有很多使用不同语言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Blanc 1964）;二是中国在城市化发展中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他们的语言使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Xu 2015）。

诚然，语言使用者的人数并非检验语言管理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但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而且，我们在分析人口因素时还会有其他重要的相关参数。例如，在家庭中，成员的数量及构成模式是重要的检验指标：事实上，家庭成员的构成模式五花八门，从夫妻核心家庭到各式各样的大家庭（如包括父母、祖父母、儿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对家庭进行简单的界定，也很难对家庭语言政策进行科学的分类（Spolsky 2019a）。例如：夫妻俩可能使用相同的一种语言变体，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他们对自己语库中每种语言的态度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其他重要的家庭因素可能还包括年长亲戚，比如刚来到自己家里的祖父母或叔叔伯伯使用不同的语体;或者是家里聘请的保姆或其他家政人员使用各种各样的语体，甚至还使用其他语言。此外，独生子女家庭（Feng，Gu & Cai 2016）比起非独生子女家庭来更有可能只使用一种语体，因为在非独生子女家庭，年长的小孩往往会把学校学得的语体带回家，并无意中传给年幼的儿童。

人口结构除了受家庭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以下3个社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社交模式的影响，例如多语的居住小区或居住地区为语言维持带来机会，也为语言转用带来压力。其次是社交网络的影响，例如米尔罗伊（Milroy 1980）指出，当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时，他们的社交网络便已形成，这可促进语言的维持。如今，社交媒体的发展，如应用程序“瓦次艾普”（WhatsAPP）的使用，可为语言维持提供远程支持。第三是语言群体、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聚居情况的影响。人类的饮食习惯及社会文化关系促使那些具有相同民族背景或宗教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而为语言的维持提供了生存环境。有关这种居住小区语言使用变化的经典研究是费什曼等（Fishman，Cooper & Ma 1971）在美国新泽西州对一个波多黎各人社区（barrio）的双语使用状况所做的调查。在这项研究中，费什曼与其同事发现波多黎各移民小区的语言使用非常稳定：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域中分别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前者用于家庭域和宗教域，后者则用于学校域、工作域和政府域。在发现这种小区环境下生活的移民的语言使用模式不太可能出现太大的改变后，费什曼与其同事扩展了弗格森（Ferguson 1959）提出的双语体（diglossia）的概念内涵。与语言群体和民族群体一样，宗教群体也具有语言维持的作用：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都能把各自周边的相关信徒吸引过来，从而促进了具有相同语言文化背景人口的聚集与各自移民语言的维持。

同时，社会经济、宗教、民族和语言的差异也可以在各群体间筑起藩篱，限制彼此间的交流。例如，当我们居住在耶路撒冷老城时，经常被问到我们家的小孩是否会跟居住在同一街道的阿拉伯人小孩一起玩耍，我们回答说他们甚至不跟不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的犹太人小孩玩。可见，同一个社区中的人口变异是影响语言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影响语言维持更重要的因素是由移民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模式的改变。移民和城市化，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把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行为必然会带来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的改变，这跟人口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迁移（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的改变是一样的。不管是语言使用的个体或家庭，还是语言使用的社会群体或民族群体，当他们移居到一个新的社区后可能依然独来独往，与新社区的人员保持隔绝的状态。只有当这种相互隔绝的状况得到改善后，人口数量才能成为影响语言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语言维持的现象，我们有一个常见的“三代转用”模式：第一代移民沿用祖语（heritage language），但同时也在学习当地的新语言;第二代往往是双语使用者（即使用祖语和当地语）;第三代则已转用当地语，并失去了祖语能力（Fishman 1964）。

五、语言所赋价值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们的世界观对人口状况变化前后的影响。人们从农村迁往城市，也许是出于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原因的考虑。例如：气候变化可能使得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耕作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和经济因素都迫使农业向自动化和大型化方向发展，从而导致许多农民失业;城市生活魅力无穷，它吸引着农民进城，并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状况（Cadora 1970）。事实上，城市语言变体即使没有获得像法国路易十三时首相卡迪纳尔·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给巴黎法语那样的特别的政治支持（Cooper 1989），也很可能跟当时的政府及其权力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是强制迁居的移民，还是为了寻求美好生活而自愿迁居的移民，他們移居后的语言现象或效果是一样的，即对自己现有的语言状况不抱太高的期望。因为他们很可能都被新社区的居民贴上了“外国人”或“外地人”的负面标签，他们的语言地位通常也不高（Russo，Islam & Koyuncu 2017）。移民要改变这种现象，只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许可以通过读书或挣钱等方式来实现。因此，人口状况的变化既是受到人们世界观影响的结果，也是人们世界观产生的动因。

同时，人口状况还是划分语言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语言是属于多数人的语言，还是少数人的语言。但是，人口状况并不是语言政策制定中的决定性因素。波尔斯顿（Paulston 1994：1）指出，决定语言强弱的因素不是语言人口的数量，而是语言地位的高低。这方面的显著案例是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和强势语言，但该国仅有大约7%的人把它作为母语来使用。在巴基斯坦，乌尔都

;mso-fo? 6 e n ?～? ??? 0pt;" >Gu & Cai 2016）比起非独生子女家庭来更有可能只使用一种语体，因为在非独生子女家庭，年长的小孩往往会把学校学得的语体带回家，并无意中传给年幼的儿童。

人口结构除了受家庭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以下3个社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社交模式的影响，例如多语的居住小区或居住地区为语言维持带来机会，也为语言转用带来压力。其次是社交网络的影响，例如米尔罗伊（Milroy 1980）指出，当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时，他们的社交网络便已形成，这可促进语言的维持。如今，社交媒体的发展，如应用程序“瓦次艾普”（WhatsAPP）的使语与英语一样享有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它们的母语使用者比例都比较低。由于乌尔都语和英语在政府制定的语言政策中享有较高的地位，所以它们都有大量的二语和三语使用者。尽管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府甚至想用乌尔都语取代英语的地位，并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此外，许多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国家依然保留了它们各自的前宗主国语言，而且，这些语言声望高，还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Spolsky 2018，2019b）。不过，这些国家同时也把本国使用人数不多的一些语言提升为国家的强势语言，并使之成为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如果一门语言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那么它就可以克服人口状况（不管人口是多还是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博尔希斯等（Bourhis，et al. 2019）对加拿大的研究也表明，决定少数族裔语言维持的关键在于少数族裔的群体活力——这是贾尔斯等（Giles，Bourhis & Taylor 1977：307）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贾尔斯等指出：“群体活力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可用于比较或对比某一特定社会中语言少数族裔和语言多数族裔社区的优缺点。”群体活力有3个要素构成：第一是人口的状况，即“构成语言社区中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量、出生率、金字塔形的年龄结构、跨族婚姻、代际语言传承、移民（包括移进和移出）所占比率、扎堆聚居、以及在相关的外群（outgroup）语言社区中的所占比例”;第二是组织的支持;第三是群体的“生存活力”或声望。

六、结 论

无论是政府强制的人口迁移政策（如古巴比伦、纳粹德国及20世纪苏联的人口迁移政策），还是出于经济或民族压力所实施的人口迁移政策（如20世纪末及21世纪不少国家都制定过的人口迁移政策），或者是有些人为了寻求个人更大的自由或经济发展而自发兴起的人口迁移行为（如数世纪以来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华人和印度人）（Spolsky 2016），或者是有些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寻求的人口迁移活动（如美国的早期定居者），或者是有些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实施的人口迁移措施（如有些国家都在不断地支持本国的城市化发展），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人口模式的改变为语言的转用提供了生存条件，并使得语言转用成了一种自然的语言发展过程。但是，除非在与外界绝对隔绝的情况下，否则，人口数量只是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个因素的作用还取决于这些人所用语言的早期或最终地位，以及语言社区成员赋予这些语言的价值。

参考文献

Bahalwan， Y. 2015.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by mixed-marriage children in Sydney. Language Horizon 3（1）， 117?124.

Belich， J. 2001. Paradise Reformed： 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Auckland， New Zealand：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Benor， S. B. 2010. Ethnolinguistic repertoire： Shifting the analytic focus in languag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4（2）， 159?183.

Blanc， H. 1964. Communal Dialects in Baghda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ommaert， J. 2013. Ethnography， Super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 Chronicles of Complexity.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Bourhis， R. Y.， I. Sachdev， M. Ehala， et al. 2019. Assessing 40 years of group vitality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4）， 409?422.

Cadora， F. I. 1970. Some linguistic concomitants of urbanizatio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2（1）， 10?19.

Cheng， K. K. Y. 2003. 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mixed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a Malaysian-Chinese fami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1， 81?90.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ng， W.， B. Gu & Y. Cai. 2016. The end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47（1）， 83?86.

Ferguson， C. A. 1959. Diglossia. Word 15， 325?340.

Fishman， J. A. 1964.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s fields of enquiry. Linguistics 9， 32?70.

Fishman， J. A.， R. L. Cooper & R. Ma. 1971. Bilingualism in the Barrio. Bloomington， I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Indiana University.

Giles， H.， R. Y. Bourhis & D. M. Taylor.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307?348.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osjean， F. 2019. A Journey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Life of a Bicultural Bilingu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mperz， J. J. 1958. Dialect differenc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 North Indian villa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4）， 668?682.

Gumperz， J. J. 1965. Linguistic Repertoires， Grammars，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58?489.

Harris， J. R. 1998.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 New York： Free Press.

Haugen， J. D. & S. U. Philips. 2010. Tongan Chiefly Language： The formation of an honorific speech register. Language in Society 39（5）， 589?616.

Heller， M. & B. McElhinny. 2017. Language， Capitalism， Colonialism： Towards a Critical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Johansson， S. 1991. Language Use in Mixed Marriage. 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

Kloss， H. 1966. German-American language maintenance efforts. In J. Fishman （ed.），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6?252. The Hague： Mouton.

Kulick， D. 1992. 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lf and Syncretism in a Papua New Guinean Villa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itin， D. D. 1992. Language Repertoires and State Construction in Afric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enthal， T. & J. Brooks-Gunn. 2000. The neighborhoods they live in：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residence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2）， 309.

Lewis， M. P.， G. F. Simons & C. D. Fennig. （eds.） 2016. Ethnologue （19th edn.）. Dallas TX： SIL International.

Ludi， G. 2006. Multilingual repertoires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In K. Bührig & J. D. t. Thije （eds.）， Beyond Misunderstanding： Linguistic Analys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Vol. 144， 11?42. John Benjamins.

Ma， R. & E. Herasimchuk. 1971.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s of a bilingual neighborhood. In J. A. Fishman， R. L. Cooper & R. Ma （eds.）， Bilingualism in the Barrio， 349?464. Bloomington， I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Indiana University.

Milroy， L. 1980. Languages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organ， K. 1979. Clan groups and clan exogamy among the Navajo.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5（2）， 157?169.

Novianti， E. 2013.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mixed-marriage between Sundanese and Minangkabau.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8（1）， 33?50.

Paulston， C. B. 1994.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olici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avlenko， A. 2017. Superdiversity and why it isnt： Reflections on termi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branding. In S. Breidbach， L. Küster & B. Schmenk （eds.）， Sloganizations in Language Education Discourse.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Russo， M.， G. Islam & B. Koyuncu. 2017. Non-native accents and stigma： How self-fulfilling prophesies can affect career outcom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7（3）， 507?520.

Seto， K. 2014. What should we understand about urbanization in China. Yale Insights-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Spolsky， B. 2016. The languages of diaspora and return.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Mult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3）， 1?119.

Spolsky， B. 2018. Language policy in Portuguese colonies and successor state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9（1）， 62?97.

Spolsky， B. 2019a.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e significant domain. In S. Haque （ed.）， Politique Linguistique Familiale， 23?36. Munich： Lincom.

Spolsky， B. 2019b. Language policy in French colonies and after independence.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9（3）， 231?315.

Vicino， T. J.， B. Hanlon & J. R. Short. 2011. A typology of urban immigrant neighborhoods. Urban Geography 32（3）， 383?405.

Weinreich， U.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New York：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

Xu， D. 2015. Speech community and linguistic urbaniza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developed in China. In D. Smakman & P. Heinrich （eds.）， Globalising Sociolinguistics， 115?126. Routledge.

责任编辑：魏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