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决策的政治逻辑、基本框架与战略地位

2019-12-16 08:18陆小华
宁夏党校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传统媒体习近平融合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抉择和政治决策,是以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以国家力量支持与保障,回应时代挑战、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是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价值。准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治意义与战略地位,对“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1](P61),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十分重要。

一、时代课题: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治逻辑

传媒发展演变既是因应人类传播的需求,更是基于一些传播基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因而,传媒发展变革进程与科技发展史紧密相关。现代印刷术在400多年前为现代报纸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1900年无线电广播技术出现,为1906年广播电台出现奠定了基础;1925年电视摄像机和电视机的发明,催生了电视传媒的出现。①在广播、电视发展的进程中,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传媒形态互相影响,出现了一些渠道互用、产品借用、传播方式借鉴等交叉、协同的现象与案例,可以视为媒体融合的早期探索。

媒体融合概念与实践的出现,是在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改变了传播格局之后。随着1969年阿帕网出现、1992年后互联网向学术界、政府和军队以外的用户开放[2],互联网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技术基础,承载、催生了多种形态的网站、社交网络、移动社交平台,并演变、衍生出博客、播客、SNS、Wifi等代表互联网新浪潮的新传播形态,逐步削弱着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在传播格局中的地位,促使一些媒体在自身随之变化的同时,开始探索融合新闻与融合媒介,学者们在21世纪初开始把融合新闻与融合媒介视为前沿性課题。在个体层面,融合新闻表现为具有多种媒介技能的“超级记者”;在运作层面,融合新闻理念的进入改变了生产流程的岗位设置与管理方式;在组织层面的融合,则表现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等形态[3];在产品层面,“‘融合报道不仅仅是媒介与技术的融合,还是报道方式与叙事风格的融合”[4]。

但互联网所代表的新传播形态对传统媒体的更大冲击,则是在2007年智能手机大规模发售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普及,不仅使全球网民从2010 年的20亿增长到2019年的45亿[2],也使得移动社交、客户端、小视频等多种移动平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网民注意力,生活形态、社会形态、传播形态都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更趋向个体化特征[5],人人可参与传播的赋能与人们尝试后带来的深刻体验,使越来越多的网民不只是在网上冲浪浏览,而是参与互动、体验表达、介入传播,使大众传播从主要由传媒这种专业组织进行的专业活动,变成一个“人人生产信息、传播无处不在”的群体传播活动。[6]网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和接受习惯发生剧烈变化,国内外传统媒体的发行收入、广告收入等折射受众数量、影响力和传播格局份额的指标不断下滑;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变化,凸显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与之不相适应。移动传播的发展,凸显了传统媒体在传播效率、运作效率、反应效率等方面与新兴媒体的效率差;移动传播所擅长的互动传播、便利传播、多次传播的扩散效应,凸显了传统媒体直接传播、线性传播、一次传播的传播力相对弱势。“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7]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媒体融合保持传播力、增强竞争力,成为世界传媒行业关注和探索的课题。

更让人们警醒的是,互联网不仅成为新闻舆论的新兴领域,舆论生成、演化的主要平台,而且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成为影响政治认同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渠道,已经是新闻舆论工作的主阵地、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并且仍将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和更大的跳战。2011年中东北非的动荡,凸显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社交媒体的社会动员力和对政治认同的影响。从战略层面看,美国政府不仅将“网络自由”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框架,而且于2011年5月16日发布了奥巴马称之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订的全盘计划”《网络空间国际策略》。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8]。同时,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思维、行为等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基础性的。如何适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警示中国共产党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7] 必须“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学习和运用互联网。”[7]

面对这样的时代命题,做出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决策,体现着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从人类发展史观察,生产工具的诞生和迭代进步,不仅帮助人类提高了生产力、一步步摆脱原始状态,而且新的生产工具往往决定着经济形态,推动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进入新时代,催生新的发展逻辑和竞争逻辑。”[9]人类学会用火,能够使用畜力、风力等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被人类学会使用化石能源而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强烈冲击,就是明显例证。新的信息传播和沟通工具的出现,在提供便利和效率的同时,往往更为迅速而强烈地改变着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产业结构与科技、经济的发展逻辑,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也相应改变着人们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运作方式。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方式,以电报为代表出现的信息传递方式,以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等等,都曾起到这样的作用。虽然人们曾经把互联网称为第四媒体,但人们已经感受到,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平台、基础力量对经济、社会与人类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进一步加剧、加速了这种影响。要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相应延伸、增强政治影响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控制力,就必须有效掌控舆论力量。因而,通过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增强主流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增强主流传播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历史性选择。

媒体融合,决不仅是一个传媒领域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重要的战略问题。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决策和行动,是适应今天和未来挑战和变化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是历史重要节点时的一种正确抉择。“我们要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7]

二、基本框架: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十个要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推进媒体融合做出深刻阐述和重要部署,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体现。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014年就置于改革总体布局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部署。[10]总体上看,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包括十个方面。

1. 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作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1],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核心要求。“互联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2],媒体融合的基本问题之一不仅是主流媒体与主流传播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包括如何有效运用互联网,特别是从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层面看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7]而强调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作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就更体现了对挑战和机遇的辩证认识和对有效利用互联网推进事业发展的新要求。

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作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三个具体要求是紧密相联的。一是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即基本策略要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适应、主动作为。不仅要看到是巨大挑战,更要看到是战略机遇。二是强化互联网思维,即在工作方法上适应、体现、强化互联网思维,用互联网思维实现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作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的目标。三是善于学习和运用互联网,即以强化运用互联网能力作为实现手段。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宣传舆论工作而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7]。

2. 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基本要求。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正式成为国家决策和改革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新闻舆论工作一以贯之的工作主线。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包括六个相互联系、递进提升的具体要求。一是“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强调推动媒体融合,要深刻认识、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各自优势,并有效发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7]二是“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13],把内容建设置于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内容永远是根本”[13],同时强调,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在媒体融合中顺应技术与内容相融合的趋势。 三是强调媒体融合是深刻而全面的。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7],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推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14]。四是明确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成果,“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7]。五是强调“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7],既看到媒体融合进程中是以“相加”开局、推动进展,更强调要更快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相融”目标。六是强调实现“催化融合质变”[7],即媒体融合要从“相加”阶段的“你是你、我是我”,到“相融”阶段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进到“融合质变”阶段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13]。强调在进入“相融阶段”的基础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进入“融合质變”的更高境界。正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13]

3. 推进信息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信息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既是提升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的工作着力点,也是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改革的重点,是落实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重要举措。

推进信息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五个着力点。一是增大正面报道的供给量,提升正面报道在总量上的占比。二是提升主流媒体报道的质量。这包括“主流媒体要准确及时发布新闻消息”[7],也包括主流媒体的报道要提升思想性和说服力,“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7]。三是主流媒体要“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点都不能含糊”[7]。四是改革主流媒体内容的传播机制,“主流媒体要准确及时发布新闻消息,为其他合规的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扩大主流媒体内容覆盖面,从而有效优化传播格局。五是“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7]。

从更高层面看,推进信息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7]。打造具有强大主流价值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传播主体,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它包括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4. 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7],既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策目标和工作要求,也是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体现。

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政策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认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急迫性。这是因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1]。而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特别是已经从“人找信息”转为“信息找人”的时代,必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以回应时代挑战。二是不断以更高标准构建全媒体格局。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媒体融合步伐,在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需“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11],而且这个全媒体传播格局的特征和标准是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三是以建设现代传播体系来加快实现建设全媒体格局。从2014年提出的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到2019年提出的“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7],标准更高也更清晰。四是要从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出发,“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7]。这其中,体现了战略远见和实践要求的顶层设计,把握发展趋势和未来竞争焦点的新型传播平台,都是在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进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提升的。

5. 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战略性安排,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是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有力工具。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凸显了其重要地位。

把握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决策,一是要看到在融合移动传播成为主要传播形态之一的环境下,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对于有效引导群众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益和重要作用。在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环境下,虽然我国是“四级办报”“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但县一级媒体相对实力薄弱,影响力与需求不相匹配。中国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党小组建在村民小组”强化了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在今天这种群体传播、人人传播的环境下,必须通过直达基层、影响基层来进一步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在这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发挥特殊作用。二是要深刻领悟“引导群众”与“服务群众”的特殊关系。习近平同志要求,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任务既要引导群众,还要服务群众,更要善于通过服务群众来更有效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做得好,人民群众与包括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的主流媒体、传播平台的接触频率才可能更高,引导群众才可能更有效实现。三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符合“扎实”的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原则。“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不能搞‘一刀切‘一个样”[7]。四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矩阵的组成部分,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不能停留在“单打独斗”,而必须与其他主流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合作,提升传播效果。“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7]本来就是习近平同志对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所提出的明确要求。

6.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目标取向,是媒体融合发展整体优势的实现路径。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的要求内涵丰富,它包括多个层面。一是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这不仅要求传统媒体要在发挥优势的同时,加快融合步伐,还包括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13],运用好新兴媒体。二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发展方向。“要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14]。三是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都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四是在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时把握技术与内容关系的原则,即“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五是明确指出在媒体层面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的兩大关键工程,即“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六是明确指出媒体层面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即“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7]。七是明确指出了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效果的两组衡量标准,即“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7]。八是明确指出了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放大一体效能必须实现的三个层面的成果,即“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7],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7]。换一个角度看,关于如何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实现放大一体效能的一组关系、两大关键工程、两组具体目标、两组衡量标准、三个层面成果等等,是非常专业的实施战略设计和路线图,具有很强的方法论价值。

7.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7],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战略设计,也是顺应变化、把握规律、应对挑战的关键选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更加印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一是体现了对传播方式与媒体发展趋势的判断。“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7]。“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7]这就明确指出了坚持移动优先策略,不仅适用于国内,在国际传播领域同样需要坚持。二是明确指出了媒体融合与主流传播的战略性抉择,那就是移动优先,而不是传统媒体形态与传统传播方式优先。三是强调了坚持移动优先策略的两大政策取向,即“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7]。四是明确指出了坚持移动优先策略的目的,即“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7]。

8. 探索运用人工智能

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战略选择,是体现时代性、预见性、战略性的重要政策。历史地看,在正式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这也是第一次明确要求在新闻传播领域探索运用人工智能。

探索運用人工智能的战略选择与政策要求,一是体现了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媒体发展趋势的把握,“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7]。二是要求主流媒体等“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回应时代挑战。三是要求加快研发,“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7]。四是明确要求,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这实际是要求在新闻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面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以提升整体效率和传播力、影响力, 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五是强调在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中要保证控制力,“坚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7] 。

9. 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所坚持的基本标准和底线要求。

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了三条安全底线和一个维护要求,即“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15],这就要求必须有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更有力的维护行动。二是明确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7],要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建设。三是强调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必须全覆盖、全面实施。“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7]四是明确指出必须“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7]五是明确了主体责任,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正因为如此,“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7]。六是强调了必须实现的目标,是“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7]。七是提出要加强能力建设,“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7]。

10. 确保媒体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确保媒体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所强调的核心原则与检验标准。

确保媒体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政策要求,一是明确指出“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7] 。二是强调指出导向要求与其他要求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15],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基础和灵魂。三是强调指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7]; 四是明确要求通过推进媒体融合,“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7]。五是明确指出,确保媒体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标志,就是让网络空间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三、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治意义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和政治决策。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总体布局、多次强调、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纵览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如此重视、部署、推动媒体融合,也没有任何国家把推动媒体融合置于国家战略的地位。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体现为以下三点。

1.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决策是着眼长治久安的政治决策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决策的政治意义,首要体现在它不是业务决策,而是政治决策;它不是只关乎媒体行业本身的发展,而是关系到能否牢牢掌握舆论场的主导权和引导权,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019年1月25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引人关注。一是集体学习地点超乎常规,选择在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15]二是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不同寻常,“内容是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参观了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中央厨房、新媒体中心等”[7]。三是对媒体融合的定位非同一般,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不单纯是媒体行业的事,“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15]。并把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与“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联系在一起。四是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确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决策,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价值。

2.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选择

在当今国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大国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强起来”必然包括具有足够强的国际传播能力,对中国发展形成战略支撑。应当说,所掌控媒体的影响力和运用媒体能力,对于中国就是一种战略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P70)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主流舆论的传播来实现;“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1](P314),同样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来实现。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7]

可以说,强大的媒体实力与综合传播力、影响力,就是“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有在互联网条件下,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才能形成并不斷增强媒体实力和综合传播力、影响力。

3.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行动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以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的、以国家力量支持与保障的,回应时代挑战、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它体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深刻阐述、多次强调方面;还体现在纳入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中。早在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在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作为以国家力量支持与保障的国家行动,习近平同志更强调指出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行动,正在按照党中央的决策持续推进,向纵深发展,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正在体现“中国智慧”“中国创造”。准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决策的政治意义与战略价值,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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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习近平视察“互联网之光”博览会[N].人民日报, 2015-12-17.

[13]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

[14]  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27.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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