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博弈与维护中国文化安全

赵磊 马静舒

冷战对峙格局的结束，使国际战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重要改变，相较于影响力逐渐转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产业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这一趋势更加得以强化。一些国家企图利用自身文化和价值觀的优越性谋求更长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行为使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博弈日益激烈，由此产生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家文化安全不仅是当前国际文化博弈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影响国家安全体系总体格局的关键因素，更是实现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重要保障，具有十分深刻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先后提出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观，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位，凸显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地位。

一、国际文化博弈的类型和现状

在当今文化博弈愈发紧张的新形势下，中国若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就需要全面理解国际文化博弈类型与现状。全球化时代文化跨越边界的同化与融合，文化实力不同引发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国际社会广泛存在的文化博弈现象[1]，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同化型。文化A和文化B进行博弈时，优势文化一方强制进入弱势文化，使接收方文化不能发挥其主体性，于是优势文化取替了原有的文化因素，导致后者本质上的改变甚至消失，进而被同化整合，即A+B=A或者A+B=B，这是文化博弈的一种极端类型[2]。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急剧扩张和殖民化过程使众多文明面临瓦解危机。他们秉持文化进化论的思维，将原始和野蛮的文化视为劣等文化，引入西方的宗教理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对其加以征服和改造。但是文化的适应性因地制宜，这种白人的“善意”反而导致殖民地固有文化的断层和崩解。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白人将印第安人逐出世居的土地，而印第安文化随着各种族的相继消亡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19世纪初，美国开始以族为单位设立印第安保护区，并将白人的“先进”文化因素带入其中，但结果却导致印第安文化更加碎片化、边缘化，甚至加速消解。同样，非洲南部的各种族文化也在西方的殖民进程中被摧毁和改造，呈现出一种极度扭曲和落后的状态。殖民地时期，西方对落后地区的控制更加直接高效，对文化的同化和改造也更加彻底，但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潮流下，国家间文化交流很难出现一种文化完全被另一种文化同化甚至消失的状态，更多的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融合。

第二，融合型。文化A和文化B在进行博弈后，两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影响并进行了整合，但同时都还保留自身的文化成分，这是当前最主要的文化博弈类型。根据所采取的博弈策略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主动适应型。文化A在与文化B的博弈中首先调整自身文化以适应文化B的发展，导致文化B主动接受并融合了文化A的因素，即A+B=Ab。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相比，文化历史资源并不丰富，但却始终是世界文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这与其主动适应文化市场，善于使用文化博弈策略息息相关。面对不同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美国十分擅长找到共通性的因素，同时结合当地特色，进行适应性地改造。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文化产业实力和众多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苹果、迪士尼、麦当劳、好莱坞等等，在跨国文化公司的运作下，这些品牌产品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被输出到世界各地。麦当劳在起初进入法国市场时困难重重，面临着法国本土快餐店的激烈竞争和自身管理不当导致的水土不服，于是开始进行“法国化”的经营策略调整。在保持美国特色和基本而普遍的菜谱与价格的同时，进一步迎合法国人的社交习惯，将座位改为可移动式设置，便于客人进行聚餐，因为法国人在餐馆花的时间普遍比美国人长[3];同时进一步融入法国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开始提供具有法国特色的依云矿泉水和啤酒、出售各种甜点，最终打开法国市场大获成功。麦当劳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国式的就餐体验，更是一种美国的文化格调：年轻、健康、随意、时髦，提升着美国文化的吸引力。

二是被动式微型。文化A在与文化B的博弈中，由于难以抵制文化B的强大影响力或因自身文化存在缺陷而发生改变，导致自身文化的式微，即A+B=Ba。文化B在博弈中处于文化优势地位，通常采取一种追求文化霸权的扩张性策略，对文化A进行影响和侵蚀，而文化A由于自身文化实力不足，无法采取有效的策略进行抵制，更加加剧了这种被动局面，使自身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博弈中经历了一个被动式微的过程。苏联解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不断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对其进行思想文化的侵蚀，而解体的事实更加为西方阵营提供了攻击甚至全面否定俄罗斯文化的机会。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力也日益减弱，甚至逐渐消失。[4]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总结了世界“七大文明”，俄罗斯被定义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时国内政府去苏联化的文化政策，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否定和抨击，使许多俄罗斯民众甚至政治精英都对自身文化归属充满困惑，并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尤其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深受美国大众文化的洗礼，这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

三是多元共赢型。文化A与文化B在博弈中相互吸收借鉴，又各自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平等交流局面，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共存，即A+B=Ab+Ba，或者产生一种共同接受的文化C，实现共赢，即A+B=C。多元共赢型文化博弈在国际上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基于主权平等和互利共赢原则协商建立文化合作，在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基础上建立文化共同体，频繁友好地进行人文交流与不断深入促进文化认同。这是文化博弈的一种理想和共赢的状态，在促进双方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创新，保护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国家间政治、经济交往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基础。欧盟的文化政策和博弈策略是多元共赢的典型。《欧盟条约》第128条规定共同体将在尊重各个国家、地区的多样性，重点保护欧洲共同体共同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各个成员国的文化繁荣。[5]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欧盟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欧洲性文化活动和跨国文化合作，引导和鼓励欧洲公民学习其他成员国的语言，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同时还对各成员国的中小学教育提供改革建议，鼓励对青少年“欧洲意识”的培养，增强对欧洲整体的文化认同。这种多元共赢的文化博弈策略使共同体内各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发展，同时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超越地域、种族和国籍，建构出了欧洲公民所共有的欧洲认同和公民文化。

当前参与国际文化博弈的各方按照文化实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可以分为霸权文化主体、强势文化群体、弱势文化群体。美国是当前唯一的霸权文化主体，文化安全系数最高，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持续面向全球进行文化渗透，挤压其他国家的文化存在。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较强的文化输出能力，组成了强势文化群体。欧洲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丰富遗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又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拥有BBC和路透社、法新社等实力强大的世界级传播网络，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文化输出地;韩国的文化产业十分发达，音乐和电视剧制作体系成熟且创意性十足，形成独具一格的 K-pop文化，引领着亚洲的生活和时尚潮流。但强势文化群体在进行全球文化输出的同时也面临着美国霸权文化的挤压和“美国化”的威胁。在欧盟的电影市场上，美国电影所占份额已经超过60%，而欧洲在全球电影市场也难以抵挡好莱坞的挤压，仅剩不到10%的份额。在语言方面，大量美式英文词汇的渗入，使法语、德语的纯洁性受到侵蚀。于是有欧洲学者惊呼：“美国人不仅入侵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入侵了我们的语言以及对他人和世界的理解，还入侵了我们的穿着以及行为方式。”[6]弱势文化群体则是指有些国家文化影响力较低，文化产业输出能力不足，难以抵御霸权文化和强势文化的渗透，文化贸易存在长期逆差，同时自身文化建设薄弱，难以有效维护文化主权与安全，文化安全系数最低。

二、文化霸权的实现路径

文化霸权的概念译自西方，“霸权”即英文“hegemony”，本意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统治者，一般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7]在中文的概念里，霸权往往指强制性地依靠权势或者武力达到操纵和控制的目的。学术界早期研究hegemony时，也将“霸权”译作“领导权”，这与“霸权”的含义不尽相同。“霸权”有强制和暴力的含义，而“领导权”与霸权相对，以自愿和同意为基础，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虽然当前霸权的形式更加多样隐蔽，已经远远不再是依靠武力获得控制和统治，同时也包括使用非暴力手段强迫、诱导和吸引他者的支持与同意，但是仍然具有强制性、扩张性。所以本文认为文化霸权与文化领导权应严格区分开。文化霸权指一种强制性的文化控制手段（包括各个层面的文化内容），需要通过他者的被动的认可和同意来实现，而文化领导权是没有主观扩张意愿，基于自愿平等原则获得他者文化上的认可和天然的影响力。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霸权的一种理论形态，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指帝國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的殖民统治之外，还有文化的殖民、侵略与霸权。在当今一个国家控制另一政治社会的主权与领土的殖民主义形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以一种普遍性的文化领域，或是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惯例存在，其本质就是文化霸权。文化霸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手段改变两国强权关系。[8]

文化博弈的优势方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实力，推行文化扩张战略和强权政治，进行价值观和文化产品输出，极易形成全球范围的文化霸权。文化霸权的建立不仅需要价值观的引导，更要有强大的扩张性的文化输出体系和具有垄断性的话语塑造能力。而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文化霸权主体，具有成熟有效的手段实现其文化霸权统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具有“普世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宣称自身是普世价值观的代表是文化霸权建立的前提，也是文化霸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曾指出，软实力也要通过价值观来产生影响，要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进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成为一些国家用来改造和重塑他国政治文化，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美国往往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实力的强大为支撑，始终以平等、自由、民主的典范自居，认为自身在文化上也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感，对内秉承“天定命运”，对外宣传“美国例外论”，导致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能广泛传播的价值固然具有普世性的成分存在，但是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将地区性价值观赋予世界性，将暂时的先进性包装成永恒的神话，本质上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手段。

第二，推行本土化与全球化双向运行的文化输出策略。“本土化”聚焦于地方特色，“全球化”放眼国际市场，这种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策略为美国自身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在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上，美国著名的文化品牌都设立了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推行多边方针，寻求全球战略伙伴，拓展文化营销的渠道;而美国本土则提供创意支持，成为内容制造与开发的大本营。在输出的文化内容上，针对市场加入当地的文化特色，比如皮克斯的动画师为不同的国家制作了不同的特供片段，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里电视新闻的主播，在加拿大是一只麋鹿，在中国是熊猫，在日本是狸，在巴西是美洲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考拉。而且美国文化产品中国际化的元素更是十分常见，已经很难看到一部好莱坞电影是完全用美国演员，将场景设置在美国，同时说着一个美国故事。正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文化策略使美国文化表现出一种难以被复制的复杂性，使每个受众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获得共鸣，从而增强了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保持对内文化多元性与对外文化同一化的文化例外。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多元的国家之一，首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由各个不同的族裔构成;其次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由黑人问题引起的文化民主化浪潮后，美国将文化多元性确立为自身文化的核心概念。此后美国文化体制迎来大转折：白人精英的文化垄断权终结，各州的文化事务处开始维护“民间艺术”和少数族裔文化。但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角度看，美国文化产业的商业进取导向，对技术和渠道的垄断，对外输出同一化的大众文化和商品，完全与文化多元性无关，而且这种文化霸权意味着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消亡。美国不仅仅因为拥有一种单一的帝国主义文化而称霸全球，同样因为拥有众多的少数族裔文化而变成一个微型版世界。[9]美国的文化多元性大大增加了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同时美国又不断吸收世界各地（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化，避免创作灵感的枯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次创作，最后以美国文化产品的形式销往世界各地。例如美国利用中国的功夫和熊猫两种文化因素，创造出具有“美国精神”的电影《功夫熊猫》，并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

三、文化安全的维护方式

受文化特征的影响，文化安全是一个涉及众多层面、内涵丰富的概念。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是指具有鲜明民族、国家和制度特色的个性文化，因此从文化的内涵理解，文化安全包括：最外层器物层面的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独立发展，不被外来势力所支配和操纵;制度层面的政治道路、制度与传统免受他国文化的侵蚀，坚定而统一;最核心的本国人的精神价值、信仰与道德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无法被外来文化所撼动和损害。从安全的内涵来理解，文化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文化领域不存在危机，并具备实现文化发展的能力。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上是指主权国家文化的现状不受内外威胁，即文化保持独立性;主观上是指国民的文化心态、心理不存在恐惧、害怕、担心等，不存在自身的文化认同危机或者文化信仰缺失。文化安全具有内在普遍性，是一国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安全也具有外在的相对性，每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不尽相同，自身文化的安全程度也有高低之分。

文化安全是参与文化博弈的各方都十分重视的基本利益诉求，只有在保障文化安全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赢得文化博弈的优势地位。而文化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往往因为民族内部文化认同脆弱、国际文化话语权缺失、文化产业竞争力不足或者外部文化霸权的扩张和侵蚀面临文化安全的威胁。俄罗斯经历了苏联后期严重的文化安全危机，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提供了惨痛教训。

文化在苏联语境中始终关乎教育、培训、鼓舞和动员。[10]高度集权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使苏联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传统道德观念的现实价值，僵化的思想观念和严格的文化管制使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迅速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广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专门针对青年听众。美国的生活方式、流行音乐、电视节目逐渐取代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在青年人精神生活中的位置，在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与侵蚀下，年轻一代首先抛弃了革命文化和理想，引发了日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信仰危机。这种大众文化宣传的缺失与错位和苏共放弃舆论阵地的重大失误，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文化传统，重塑民族认同。面对苏联解体后的严重文化危机，俄罗斯著名的文化史学家利哈乔夫提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文化复兴，在于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俄罗斯文化”[11]。知识分子呼吁开展“文化保卫战”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认同，普京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政策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形象。政府首先在2001年制定了《俄罗斯文化五年发展纲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通过扶植民族文化逐漸收回被西方占据的文化市场。在去西方化的同时培植民族认同，将俄语、民族文学、国家历史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础内容，进行多种途径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民众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民族自豪感，延续爱国的精神和传统。发挥家庭在培育文化价值和规范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传统家庭模式，树立俄罗斯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道德观。俄罗斯政府还完善了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区，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支持民间手工艺品的传承。2016年2月，俄罗斯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该文件指出俄罗斯文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价值导向，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并且将保障和维护全俄罗斯的文化统一性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优先领域和战略重点之一，促进俄罗斯公民身份的认同，保障俄罗斯联邦多民族统一团结，积极促进并推动传统俄罗斯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建设。[12]

第二，整治媒体寡头，限制境外资本。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导致媒体寡头出现，他们依托西方雄厚的资本，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垄断信息干预政治。政府相继采取了强制手段对媒体寡头进行清算，根除了媒体与寡头资本之间的不正常联系，俄罗斯的广播传媒的管理形式转型为国有公共服务体系，国家掌握了大部分的媒体，目前70%的电子传媒、20%的全国报刊和80%的地方报刊传媒归国家所有，媒体寡头引导大众文化干预国家政治的历史就此结束。西方媒体和资本在俄罗斯的急剧扩张和渗透严重削弱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力，成为威胁文化安全的又一因素。俄罗斯政府于2002年开始限制境外资本对俄媒体的干预，首先废除外国电台在俄享有的超国民特权，如自由使用俄境内传播服务设备等权利。同时对境外资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管制，根据俄情报组织的数据，俄境内有“欧亚基金会”等数百个国外非政府组织，活动资金高达几亿美元，传播西方价值观促进文化“民主”，政府对其中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组织机构予以取缔。[13]

第三，调整外宣策略，改善国家形象。为了改善苏联解体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重塑俄罗斯大国形象，增强文化吸引力，俄罗斯政府2000年批准实施积极的对外文化策略，进行“文化反击”，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改善国家政治形象，增加对外尤其是对独联体国家的吸引力。制定了一系列包装政府形象、树立正面典范、消除偏见与误解的计划。2002年，俄罗斯“环球”俄语节目开播，面向欧美、澳洲的俄罗斯公民和侨民进行广播。2003年，“俄罗斯之声”获得在德国进行广播的许可，开始用德语、俄语、英语进行每天18小时的广播。2005年，俄总统办公厅开始组建“今日俄罗斯”英语频道，面向英语国家介绍俄罗斯的现代社会生活和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加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宣传，重新树立俄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同时积极推广俄语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应用，利用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展跨国和跨区域的文化合作，促进俄罗斯文学、古典音乐、芭蕾舞剧在国外的传播，提升俄罗斯在国际文化艺术舞台的影响力，推广俄罗斯既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又充满现代活力的良好国家形象。

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中国文化领导力

中国参与文化博弈的最终目的不是谋求文化霸权，而是在维护自身文化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文化领导力。文化领导力提升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最终目的，文化安全是获得文化领导力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如前文所述，文化领导力是与文化霸权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化霸权是霸权主义的产物，基于权力和扩张，需要主观谋求，标榜自身文化的普世性，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强制性，同时以文化为手段达到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而文化领导力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基于自愿和认同，不使用权力威逼利诱以获得文化上的独断，而是给予其他文化平等发展和自愿选择的权利，努力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文化领导力是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实力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是文化发展强大的自然结果，具有文化霸权所缺乏的道义性、普惠性和包容性。道义性体现在被其他文化自愿接受和认同，普惠性是指为世界发展贡献自身的文化力量与智慧，包容性则是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14]

从中国参与文化博弈、维护文化安全的历史来看，中国曾占据着文化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华文化的先进、包容和开放使其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具有了地区性的文化领导力，吸引了众多国家主动前来学习。以唐朝时期的日本和朝鲜最为典型，他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管理体制、律法和礼仪传统。日本更是“以华为师”，推行全面“唐化”的策略，进行“大化改新”。[15]但中国也经历了近代的文化殖民，丧失文化主权，成为落后的弱势文化代表，文化安全面临着重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恢复了对外的文化交流和对内的文化发展自主权，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前的国际文化博弈之中。近年来，中国的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一系列进步，但在不平等的国际文化博弈格局下，整体文化实力与世界文化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在图书和报刊出版、广播影视、新闻服务等多个文化内容和服务领域都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2017年文化服务逆差达到170.5亿元，文化内容生产活动仅占全国文化产业总产出的六分之一[16] ，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不仅外部面临着文化霸权国和文化强国形式多样的文化渗透，内部也存在文化认同减弱、文化资源保护不力、传播能力不足等问题，文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中国文化领导力。

第一，构建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制度体系。西方文化强国早已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抵抗文化霸权入侵，维护民族文化的安全和独立。法国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文化例外”和“文化豁免”政策对抗美国的“电视无国界”。中国的“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虽然也提出了维护文化安全的相关命题，但关注度显然不够，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有所欠缺。因此，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和特点，对外来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设立合理的限制，坚持配额管理和内容审查相结合，既要控制质量又要把握数量，借鉴西方文化强国的文化保护经验，建立更加全面、细致、等级分明的内容审查机制。二是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指标体系，利用大数据等科学分析方法对当前中国文化接受外来产品与服务的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评估，定期发布文化安全评估报告，对潜在威胁及时提出警告，根据市场准入原则和评价指标划定安全等级，并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和应急机制。三是运用法律、行政、市场、经济、网络等多样化手段，调动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专家学者、普通大众等多主体参与，构建全方位的文化安全管理系统。

第二，巩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认同。一要振兴文化传统，培育文化自觉。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示范作用，利用传统节日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活化，增强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来历、特色、形成過程的认知，促进社会树立文化资源全民保护的理念。充分发掘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建立文化自信。打造有价值的文化和有文化的价值，全面理解文化与价值的相互关系。文化要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应当以生动鲜活为发力点，而价值要打动吸引人心，应当以深刻与共鸣为发力点，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民族文化更具吸引力。[17]既要传承传统“和合文化”中的崇尚和谐、天人合一的核心价值，又要传播当代中国优秀的价值理念，实现历史与现代的融通，走出中西价值观念的二元对立。二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树立道路自信。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深化理论研究，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适当改革旧式的公式化、说教型的传播方式，充分发挥各级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其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化为民众的情感认同和共同习惯。打造“可分享的价值”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增强塑造中国文化领导力的产业实力。一要从文化产业的供给侧入手，紧跟文化消费热点和潮流，从消费者的切实需求出发，加强质量提升与管理。政府要继续扩大文化的普惠性，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服务，将文化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融合，推动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文化企业要树立工匠精神和品牌意识，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上精耕细作，提高自身的文化创新和加工能力，以内在精神与价值打动人心，这既是文化企业塑造品牌、做大做强的关键，也是文化企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所在，更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同时借鉴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在文化必需品上发力，进一步调整文化产品内容和服务，使其真正贴近海外民众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18]二要利用“互联网+”促进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激发内容产业的创造力，引领文化产业变革，催生文化新业态。互联网的应用给文化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使文化产业从产品呈现到运营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要求我们注重保护文化原创性，支持和规范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网络自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三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技术保障。演出和电影等文化活动，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强宣传，积累热度，提高传播度和知名度;传统出版业也要借鉴互联网的运营理念和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发展电子图书产业;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激发文化文物单位的创新活力，探索文化资源保护和继承的新模式，让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共同精神资产而不仅仅是陈列在博物馆的稀缺文物。

第四，打造提升中国文化领导力的话语体系。一要整合对外传播资源，推动对外媒体的产业化、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构建中国对外传播的强大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等实力较强的对外传播媒体巩固和拓展海外业务，通过开设专栏、访问交流加强与国外主流媒体的业务交流与合作，提高国内传播内容在国际媒体的曝光率和新闻落地率。媒体在议题设置和内容选择上要考虑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更要针对不同群体有所差别，尤其要注重各国的青年群体，关注青年的文化群体特点和兴趣点，进行精准传播。二要构建全方位的对外传播体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社交平台、民间力量的协同效应。主流媒体要以其内容的专业性和手段的先进性引导议程设置，在重大活动等“全球性媒介事件”发生时，提供优质内容满足海外对中国强烈的了解需求，充分把握海外传播的机遇期。面向世界，调动更多国家参与的积极性，使中国议程真正转化为国际议程，搭建破除负面舆论的平台。要培养更多精通外语、了解中外文化的国内媒体从业者，他们是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资源。社交平台要以其良好的互动性和巨大扩散效应贴近海外民众，随时跟进外国民众的日常关注点、兴趣点，使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时段地推送涉华信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尤其要利用好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等民间群体的身份优势，同时吸引优秀青年来华学习，增强中华文化在各国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增加对外传播的感召力和可信度。利用好这一群体对于中外两种文化的双重感知，在了解差异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实现文化的“离岸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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