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

闫 铮

（山西大同大学，山西 大同 037009）

中国民族音乐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璀璨夺目。中国音乐的历史，是一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交流，“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是同时存在的，共生性是弥合差异性的基础，差异性又促进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动力，并在相互碰撞中互相借鉴与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撞中共同成长。”[1]“丝绸之路”的“凿空”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造就多样形态，融合发展传播的重要作用。陆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向南继续前行到达楼兰，穿越葱岭直到大秦。另一路线可从洛阳或长安出发，到达敦煌后，向北进入龟兹、安息直到大秦。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到达永昌，继续出发直到身毒。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高原西行到达天山进入中亚。

“丝绸之路”的源头，可追溯到史前时代。“据考古发现，哈密出土的似橄榄状的黑陶，与黄河流域陕西宝鸡北首岭半坡型的陶器形态一致，说明西域文化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2]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联系由来已久，《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3]公元前2015年，西域民族就曾向夏王朝献上了具有西域风格的乐舞。

一、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乐东渐

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兴起，东西方音乐的交流渐渐增多。沿着“丝绸之路”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少数民族和外国乐器传入中原。于阗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发展壮大，胡乐规模性、集体化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原，西域五方乐，即天竺乐、疏勒乐、龟兹乐、安国乐、和康国乐，在南北朝前后，逐渐聚集于于阗、龟兹、高昌三地，并向中原东渐。随着大量胡乐的东渐，宫廷雅乐逐渐衰微。现存敦煌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的图像学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大同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在云冈530多件乐器图像中，西来乐器就有426件，云冈现存的77组乐器图像，忠实的记录了胡乐在北魏的传播盛况，以及各民族音乐大融合的史实”[4]在云冈石窟的乐器图像中，来自于西域的筚篥、竖箜篌、细腰鼓、法螺等乐器与汉族传统乐器琴、阮、笙、笛，及西凉乐器共存。可见，在西乐东渐过程中，胡乐与华夏正声在此交流融合。鲜卑人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文明、西域文明在这里汇集，形成了多元文明浸润的北魏音乐文化。

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音乐的交流与融合，为其后到来的隋唐音乐高潮奠定了雄厚基础，是中国音乐史上，承上启下的伟大时代。

二、隋唐时期的音乐融合

从东汉灭亡到隋再次完成大一统霸业，中国经历300多年的战乱和频繁的政权更迭。社会的动荡使得宫廷雅乐日渐衰微，胡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植根华夏。隋唐时期进入了“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鼎盛时期。

隋开国之初，文帝对于雅乐中并用胡声，乐官尽出自胡的现象颇为不满。隋开皇9年灭陈之后，得到了所谓的华夏正声，文帝十分欣慰。隋文帝开国建立了宫廷7部乐，其中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为外国乐伎。龟兹伎、国伎（西凉伎）为西域音乐，体现出文帝对西域音乐盛行中原的认可和支持。隋炀帝时期，建立了隋宫廷9部乐。

唐代开放、自信、包容的对外政策，极大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唐代宫廷建立的多部乐体制，完美的再现了当时音乐交流的丰硕成果。唐十部乐中清商伎、燕乐两部为汉乐，其余八部为外来之乐。此外，倭国乐、骠国乐、林邑乐、扶南乐等也进入唐宫廷，因其体系不够完善而未被列入宫廷多部乐。唐宫廷十部乐的完成，是自汉魏以来西乐东渐的伟大成果。唐帝国正以气吞山河、万象更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形成了自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世界文化的第二个高潮。“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大唐文化高潮的到来，功不可没。唐代的高度文明向着朝鲜、日本、越南产生巨大的辐射，形成东亚文化区。

唐代规模庞大的文化交流，带动了音乐的大规模交流。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在这次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中，融合、流转，生根发芽。在龟兹人苏祇婆五旦七调乐调理论的影响下，建立了隋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理论，成为中国古代乐调的核心内容，丰富了中原乐调体系。

唐人南卓所著《羯鼓录》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乐器专著。羯鼓起源于龟兹，是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和天竺乐中的常用乐器。《羯鼓录》中记载了许多西域乐曲名，“太簇宫中有：色俱腾、乞娑婆、罗利末罗、苏莫赖耶…”[5]唐人崔令钦所著《教坊记》卷末所载325首曲目，如苏莫遮、婆罗门、多利子等是西乐中，较为盛行的作品。唐人著作中所载的西乐曲目数量之多，与唐文人墨客诗句中所绘西乐风之盛，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西域音乐在唐代的影响力。

三、宋元明清时期音乐发展新模式的建构

北宋统一中国时，国家控制版图有所缩减，北宋朝廷未能实际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一隅，更无法控制西北地区，陆路“丝绸之路”衰落日益明显，此时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鼎盛时期，有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趋势。

宋代，中国音乐朝新的方向发展。“由汉唐时期中外音乐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局面，逐渐转换为宋代以后在自身音乐传统中、在相对独立的音乐体系内、以不断的积累和创造来推陈出新的发展模式”[6]魏晋至隋唐以来，西域乐舞传入中国，到了宋代这些乐舞或以新形式，或以新名称仍在宫廷表演。柘枝队、醉胡腾队、拂霓裳队等。唐代规模庞大的宫廷多部乐，到了宋代经过删减，简化“摘遍”篇幅大大缩减。宋代宫廷燕乐包括杂剧、歌唱、舞蹈、器乐独奏、器乐合奏以及百戏等，唐代的歌舞音乐已让位于新兴的杂剧。宋以后，戏曲作为主流文化，席卷中国北方与南方。

1271年元朝建立，领土空前广阔，有利的促进了亚洲和欧洲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元代火不思、兴隆笙、七十二弦琵琶由中亚、西亚一带传入中原地区。此时的音乐交流虽未停止，但没有引起巨大的音乐变革。宋代的杂剧，发展到元代逐渐壮大，形成了繁荣绚丽的元杂剧，并创造了中国戏曲的一个高峰。这次戏曲高峰的出现，主要是杂剧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实现的，这种发展模式成为其后中国音乐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平稳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明代初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不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交流频繁，使陆路“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持续发展，戏曲、说唱、器乐、歌舞等均形成了自身的音乐体系，是我国传统音乐发展的黄金时期。

维吾尔的南疆木卡姆是曾经盛行在魏晋及隋唐时期龟兹乐的后裔。维吾尔南疆木卡姆，融合了古代龟兹音乐，由于地处中亚、西亚交通枢纽，它的音乐吸收了伊斯兰音乐成果，属于波斯——阿拉伯体系。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陆路“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但这条丝路上孕育的异彩纷呈的音乐，已深深的植根于丝路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2014年6月，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即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得成功，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古老的“丝绸之路”换发了新的生机，在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背景下，加强“丝绸之路”音乐的学习与研究，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