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高山自有万里诗心
——评《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

□李伟民

在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莎学”经常被列入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由此观之，可以见出“马克思主义莎学”在学界的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很多年来，我们除了对以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学有所知晓外，对西方特别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认识却所知不多，甚至是极为零散的。因此，系统梳理西方特别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而张薇博士的《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以下简称《当代莎评》）以其敏锐的学术视野，以入不测之渊海，求欲得之珍珠的精神，通过述先世与当代之盛藻，采取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代相结合的理论阐释，沿坡讨源，循名课实，以文为本，丰富、拓展了中国莎学研究的范围，填补了莎学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在莎学研究领域可谓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当代马克思主义莎评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也包括更为晚近的英美当代马克思主义莎评。而后者在莎学研究领域也呈现更为多元、汇聚了更多现代与后现代哲学、文艺、美学理论发展趋向的一门科学。“河出图，洛出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文繁理富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已经成为世界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为莎学研究不断提供理论动力，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已经突破了传统莎评的范式，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藩篱，其理论映射，不仅在文学维度上强调现实主义，而且在文化维度方向显示了更趋驳杂的研究兴趣与理论思考，同时在丰赡的世界莎学研究领域也逐渐成为辞繁虽积，而本体可总的重要莎学研究流派。

我们以为，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来看，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除了对马恩有关莎学论述进行系统整理、阐发、扬弃之外，通过对莎氏文学、文化场域的考察，在摈弃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关于阶级性、人民性等意识形态指涉以外，除了仍然保持其政治批判色彩，已经更多地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文学、文化、美学、艺术批判，同时亦涉及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场域理论、现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会聚了一批杰出的批评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莎学研究成果。例如安奈特·鲁宾斯坦、德里达、詹姆逊、特雷·伊格尔顿、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西方文艺思想大家等。其实，当代马克思主义莎学本着轩皞之言，钟律之要的精神，也已成为20世纪世界莎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现象。诚如《当代莎评》所言，马克思主义莎学是世界莎学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话题之一。国际莎士比亚年会上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与莎士比亚”等常设话题，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莎士比亚”等专题，200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莎评》（Marxist Shakespeares）一书就来自1993年美国莎士比亚协会研讨会的论文汇编。会议的主题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莎评》收录的12篇文章均是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成果。2016年第10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专门开设“社会主义的莎士比亚”研讨会。［1］由此可见，在世界莎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莎学已经蔚然而成为莎学研究中的说不尽的话题。

水镜喻心，典训为精，文以足言，道心者是也。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与评论自诞生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影响，可谓一度深受笔吐春露之滋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莎学对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莎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变迁，通过对西方，尤其是英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梳理，希望对当代文论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进行系统研究，以便弄清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莎学发展轨迹，以此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故此，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莎学批评强调梳理、译介西方莎学理论，而且以破旧之新的研求精神，以多元化的审美视野，剥离、肃清莎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意识地不断凝聚当代中国莎学研究的理论特色。

我们不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莎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本质的区别，也有天然的联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还来不及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缘政治条件下系统考察“西马”学说中的莎士比亚，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人性、人道主义进行深入反思式的研究。由此，也造成我们的莎学批评多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人道主义入手，而不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研究莎作，弱化或抛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分析、历史社会环境分析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研究多从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美学、艺术、政治、历史、经济等所谓纯粹角度看问题，其研究于有形与无形中受到“西马”文学批评的影响。因此，弄清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了，《当代莎评》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当代莎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文学”维度阐述了鲁宾斯坦、保罗·西格尔、伊格尔顿的莎学思想；第二部分则从“文化”的维度论述了“幽灵诗学”“女性的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经济地理在莎剧中的表征”“权力、文化、文学场域中的莎氏”以及“莎氏电影的美国化”。统观该书，我认为，《当代莎评》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以“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论述，归纳、总结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时代特点及其通过马克思主义莎评透视了被研究者文学与文化思想，同时亦可让读者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莎评不竭的生命力。我们知道，传统马克思主义莎评试图在莎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常常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其社会意义；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莎作看作有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因素的继承；在强调莎作“人民性”的同时，联系意识形态斗争的具体语境，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当代莎评》则从理论的维度，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中，辨析了马克思主义莎评历史进程中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业已显示的同构中的巨大差异。

“论者，伦也”，乃弥纶群言，而言精一理者也。在莎学研究中，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莎士比亚是马克思文艺理论及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把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他所赞赏的作家当作分析的武器，可称为语虽俭而意实丰。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科学研究中从始到终的最好伴侣。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等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现代性。

从中国莎学发展的规律考辨，20世纪中国莎学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而且其发展始终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译介与研究形成了密切联系，莫罗佐夫、斯米尔诺夫、阿尼克斯特等莎评家对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作家有很大的影响。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员克里斯托弗·考德维尔，他朴素的反映论批评认为文学直接反映从外到内的社会经济力量，表征为特殊阶级的世界观。詹姆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解释学，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英国莎评家威尔逊·奈特的著作《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和社会》提供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城市喜剧兴起与早期近代英国商业文化发展的关系，认为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助于典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因文明道，辩证然否，当代马克思主义莎学真正形成气候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中尤其以英国的特雷·伊格尔顿和理查德·威尔逊，美国的安妮特·鲁宾斯坦、保罗·西格尔、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瓦特·科恩、吉恩·E.霍华德和丹尼斯·阿尔巴内塞、理查德·哈尔本、皮特·斯达利布拉斯为代表，在他们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中，自觉地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开辟出了一方新的天地。

在第一部分，《当代莎评》首先对安妮特·T.鲁宾斯坦的莎学思想进行了归纳。鲁宾斯坦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章段字句，经营数载，可谓语虽苦而能遣其情之作。该书1987年译成中文出版以来，对中国外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随着新世纪理论思潮持续引入，我们对鲁宾斯坦的文艺思想并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研究。鲁宾斯坦认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形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他通过莎剧强调，文学应如实反映时代，客观反映政治形势和社会风貌。鲁宾斯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现实”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莎士比亚，倡导现实主义，其宏观概括、微观解析的精微朗畅，辞达理举，使其莎评具有很强的阶级分析的意识，其立场也表现为，很少谈及人文主义和莎剧的艺术技巧，由此也避免了把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人民性”作为莎氏创作主要精髓的偏颇理论概括。保罗·西格尔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英语荣誉教授和杰出的莎士比亚学者。长期以来，保罗·西格尔一以贯之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莎士比亚，他曾出版《莎士比亚悲剧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妥协》一书，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莎士比亚悲剧；而《莎士比亚与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一书中则聚焦莎士比亚喜剧。保罗·西格尔在莎学研究中，以道心唯微、吐纳颇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莎翁的罗马剧放到古罗马时期去考察，把莎翁的历史剧放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社会中去考察，放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去考量，从莎剧里洞察到资本主义的萌生；他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论述莎剧；同时，他的莎学研究，依然贯穿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寻理乃能即畅，如他对历史剧、罗马剧中主要人物所属的阶级及其来源、阶层、人物进行分析；从历史语境中提示读者重视社会层级之间的合理建构，重视人民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联系现实揭露美国社会伪民主的问题，均显示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独特的理论价值。

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伊格尔顿等西方文艺理论家在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甚至成为中国研究西方文论难以绕开的一位理论大家。虽然，伊格尔顿著有《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1967）、《威廉·莎士比亚》（1986）等论述莎士比亚的著作，但我们对其的莎学研究思想长期缺乏细致梳理和研究。《当代莎评》弥补了这一空白，对伊氏莎学思想进行了弛张相随的系统梳理。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最有特色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交换价值的概念转喻到对莎剧的分析中。伊格尔顿在《莎士比亚与社会》中最著名的观点是“个体经验不再仅仅是个人的，社会不仅是公共的”。他以雄辩的论述证明莎剧中人物的身体、欲望、语言等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共性。伊格尔顿在《威廉·莎士比亚》中专门分析“nothing”，以性别研究的方法来阐释。“一些证据表明‘nothing’一词在伊丽莎白时代可能意味着女性生殖器。……一方面，女性生殖器加强了男性对她的力量；另一方面，它激发了男性自己可能被阉割的无意识的思想。”该书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伊格尔顿的莎评中对“能指”与“所指”的理解不同于索绪尔，也不同于罗兰·巴尔特。伊格尔顿在他风骨严峭的莎评中，对能指与所指进行新的阐释——身体是能指，现实政治是所指。伊格尔顿认为就语言来说，所指意义（meaning）是“词语之魂”，即词语将在他们的物质形式中找到真正的体现。这已经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莎学不同，伊格尔顿自觉地尝试用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解读莎剧，对《麦克白》的解读带有后结构主义的影子。伊格尔顿用符号学理论来分析政治问题，比如名分这一符号在王权政治中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女巫的预言在麦克白执政前后的操控作用，《当代莎学》对伊氏莎学思想的梳理显示了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中的创新意识。

《当代莎评》一书的作者认为，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对传统莎学的突破，明显表现在文化维度上的多元拓展。所以，该书的第二部分以繁约得正之论述，从“幽灵诗学”的研究出发，涵盖女性主义中的物质与文化生产、近代英国的经济与地理、权力场、文化场、文学场与莎氏的关系。从当下莎学研究来看，这些论题在中国莎学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也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究。

《当代莎评》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写下了：“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译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一开始就借用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比作“幽灵”的说法，将共产主义形容为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可见，马克思对幽灵存有一种特别的痴迷。但正末归本，幽灵被马克思用来表述革命，脱节的颠倒时代，货币和金钱的幻影性和迷惑性，交换价值的不可见性与显形等。《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幽灵开篇；《德意志意识形态》批施蒂纳被幽灵附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批1848年的法国革命者被死人梦魇压得喘不过气来；《资本论》批商品拜物教。可以说“幽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总是具有一种渗透进事物本质的能力，马克思笔下的幽灵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述话语仿佛是万能的。该书作者在这一部分中，除了宏观论述外，作者主要就《哈姆莱特》《理查三世》《裘力斯·凯撒》《麦克白》《冬天的故事》《辛白林》中的幽灵书写进行了有分有合、详略得当、华实相胜的分析。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当代莎评》一书中拈出，马克思、德里达以及美国学者皮特·斯达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理查德·哈尔本（Richard Halpern）对哈姆莱特老父的幽灵分析。从他们根底槃深、开流纳泉的不同描述和阐释中，我们能看到徘徊在马克思文本中的莎士比亚幽灵，清晰地看到“幽灵”概念从莎士比亚到马克思到德里达再到美国莎评学者们笔下的映射路线图。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雅以富言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分析了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对“幽灵”的表述，追溯了《哈姆莱特》中老国王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幽灵”之间的关联，并赋予“幽灵”以解构的崭新意义。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德里达的幽灵逻辑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莎士比亚和马克思，又可以了解德里达对幽灵和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关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国内学者此前很少涉及。德里达在该书中对《哈姆莱特》幽灵的阐发，不但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德里达的“解构”“在场与不在场，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生命与非生命的对立”等论述，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莎评言说空间的拓展，以及德里达其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莎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德里达本人那言以文远、文体繁诡的思想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莎学在当代所呈现的复杂与多元。因为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是在问题意识中展开，即通过资本现代性的社会，确认莎作的经典价值的。

女权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莎评中的重要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女权主义研究经常被称作唯物主义女权主义。作者细致地解读了邓普纳·卡拉汉的论文《留心照看织物》，巧妙地通过《奥赛罗》中的针织品“手帕”“床单”，透视莎翁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具体表征，反映当时女性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状况。

从商业地理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著名莎学家瓦特·科恩的论文《未被发现的国度：莎士比亚和商业地理》则以大量的历史材料展现当时地理大发现和英国海外贸易的状况，考证莎士比亚地理学的来源。

该书还颇有远见地将研究视角从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投向现代传媒领域。当代莎学研究的发展已经表明，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戏剧领域，同时也扩展到现代传媒中的视觉艺术领域，包括电影、电视等领域。该书作者认为，美国学者丹尼斯·阿尔巴内塞的论文《莎士比亚电影与文化的美国化》以成多篇之警策，按实而书，探讨莎士比亚在电影文化市场中如何被强势的美国文化所统治，如何被美国趣味所左右，以及打上的明显美国烙印的文化现象。莎士比亚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篇论文很好地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生产的流通、交换、消费的过程。

统观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莎评在幽灵诗学、文化场域、女权批评、文化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代主义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强调不能脱离文本和环境研究莎作，更不能无视辩证唯物史观。吉恩·E.霍华德把一些学者的成果汇集成书《马克思主义莎评》，都可视为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理论贡献。这些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莎士比亚进行新的阐释，让关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挑战把文学文本孤立于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阐释方式。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主义不仅萦绕在过去，而且萦绕在当下，“Marxism now，Shakespeare now.”霍华德的这一论断无疑是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也显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莎学继承中的发展。

中国莎学研究，云开晚霁，菊吐秋芳，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莎作，从将莎剧纳入社会学意义的机械理解，到从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戏剧美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层面的全方位认知，已经鲜明地表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莎学批评理论范式。这就说明，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已经通过其现代转型，凝聚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兼收并蓄，有选择、有批判地汲取西方莎学理论、批评流派、现代以及后现代文论和舞台演出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独立自主地对莎士比亚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进行莎学研究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对中国莎学研究有其巨大而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莎学，其中当然包括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深入了解之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莎学非东方与非西方莎评的“异质性”的文化超越，才导致了中国莎学批评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凝聚和发展。

注释

［1］张薇.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以下引文均参考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2］李伟民.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J］.上海文化，2016（8）：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