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之后关于正确领导问题的思考 ??

【摘 要】1961年春天，田家英受毛泽东派遣到浙江省开展农村调查。田家英在浙东北嘉兴县蹲点调研期间，曾经就农村基层干部正确领导问题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他认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思想动机、正确的思想认识、正确的领导方法，并且要正确地调查研究和使用权力;为了实现正确领导目标，领导干部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有正确的工作作风、坚持理论学习、接受群众监督、总结经验教训。这些观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资政育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1961年;田家英;嘉兴;“大跃进”;正确领导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68-09

田家英（1922—1966），从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在中共中央、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之久。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一生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公开发表。①但是，关于田家英个人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因史料较少且分布零散还鲜为人知。1961年春天，受毛泽东派遣，田家英到浙江省东北部嘉兴县②农村蹲点调研期间，在与当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等干部座谈时发表的系列讲话，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观。笔者在引用这些讲话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仅就田家英反复强调的农村基层干部一定要“正确领导”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呈现其在党建理论方面的一些闪光思想，并为当前以及今后我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治理提供历史启迪。

一、田家英提出农村基层干部正确领导问题的背景

田家英提出“正确领导”观点，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当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这场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破坏，农民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加上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解全国农村形势，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派田家英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前往浙江省开展调查研究。从1月23日至5月3日，调查组在浙东北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蹲点调查三个多月，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详细调查了解了这个昔日的“鱼米之乡”衰败落后的原因。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生产落后、经济凋敝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五风”所致。③“五风”缘起于1958年早稻收割前后的浮夸风，大盛于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大兵团作战”。那时，是以“共产”风为主，“五风”齐刮，且越刮越大。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浮夸风

浮夸风的集中表现是虚报粮食产量，不着边际地抬高包产指标，严重地脱离实际。1958年夏天，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起初估产400斤，后来干部虚报到600斤、800斤，以至1000斤。当时，上面的口号是：“整风出干劲，干劲出指标，指标出措施，措施出高产。”下级干部也附和并认为：“指标高就是干劲足，指标低就是没有干劲。”后来，实际亩产是439斤。因为生产队干部害怕低单产会被“整风”，所以只好做假报告。1959年，单产报至979斤（实产436斤），1960年，单产报至2416斤（实产291斤）。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是，增加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社员的口粮，导致社员吃粮一年比一年减少，“上面吹牛皮，下面饿肚皮。”①

（二）“共产风”

1958年公社化初期，和合生产队实行了四个月的“大兵团作战”。与此同时，又实行了所谓“六集中”，即猪羊、耕牛、农具、人口、居住、食堂和自留地集中。这样一来，大家以为什么都要“共产”了，干部乱拿社员的东西，社员也乱拿集体或者别人的东西。公社和生产队无償地调用了社员大量的房屋、砖瓦、树木、竹子、农具、猪羊、家具等等。这些物资折算共计4604.56元。全队327户，被平调物资的有242户，占总农户的74%，平均每户平调19元。在此期间，生产队大部分男劳力被调出去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达三四个月之久。由于“大兵团作战”，连续突击，搞夜战，“除夕大突击，初一开门红”，社员们被搞得疲惫不堪，一些妇女因此得病。不少耕牛因过度疲劳而死亡。各种各样的农具更是大量损毁和丢失。②

（三）强迫命令风

随着浮夸风、共产风而来的是所谓强迫命令风。在公社化初期搞“大兵团作战”时，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连长每天晚上12点到大队部接受命令，第二天早晨布置下去。早晚点名出勤，行动红旗指挥。1958年冬天，播种春化作物，公社布置要做到园田化，大队布置一连（南面）全部种小麦，二连（中面）全部种油菜，三连（北面）全部种蚕豆。当时，上面领导甚至规定蚕豆每亩下种70斤，麦子每亩下种50斤。并且要求拆掉水车棚搞绳索牵引犁，拆掉灶头、草棚积肥，造成了极大浪费和损失。

（四）生产瞎指挥风

1958年以前，和合生产队连作稻很少。1959年，公社干部硬性要求扩大连作稻达水田面积的40% （结果只完成28%），与此同时，“强行推广各种技术措施”。在生产过程中，“从下种、插秧、耘田到收割，一律由公社作规定，每日一报，完不成就‘整风。”此外，同年7月，正值单季晚稻耘田季节，但“公社规定一律停止耘田，突击积肥6天，造成大量的草荒田。”1960年春，公社要求连作稻达水田面积的70%，同时要求提早浸种，结果因天气出现倒春寒，导致“烂种率达80%以上。”再如，在夏季台风来临之际，社员要求抓紧脱粒，但“上面规定割稻。”结果一场台风暴雨过后，“有600亩稻谷没有脱粒，摆在田里霉烂发芽，糟蹋了大量的粮食。”③田家英总结了和合生产队干部共有五个“瞎”——瞎规定、瞎统一、瞎指挥、瞎开支、瞎批判。④这些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是：因为上面瞎指挥和瞎折腾，“种田的人不能自己作主”。⑤

（五）干部特殊风

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特殊风同样严重。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群众在公共食堂吃饭，有些干部却喜欢“开小灶、多吃多占。”①又如，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拿“补贴工分是逐年增多”。1959年，一个生产队副队长全年补贴工分高达4300个。再如，由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集中，干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手的财务也越来越多，钱、粮、粮票、工分票、瓜菜、家禽、农具等，“凡是过手的，都要揩油。”市场上某些商品凭证、凭票供应后，干部可以买到许多社员买不到的东西。干部超支、多占的现象相当普遍，“干部中贪污的占23%，手脚不干净的占63%。”②

以上“五风”，“大大地伤了这个生产队的元气，严重地挫折了社员的积极性。”因此，社员把“五风”称为“黑风”，说它吹得“昏天黑地”，把社员吹成了“木头人”——不能自己作主，把基层干部吹得“睁开眼睛朝河里跑”——明知有害也得干。③

中央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五风”的产生下面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有很大“责任”。比如，“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面布置的任务，“不看条件硬往下面压，有的还层层加码，出了一些坏主意。下面完不成任务，就扣帽子，乱批评。”又如，一些干部“抱着‘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态度，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的情况，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结果，“不懂生产的乱指挥，懂得生产的也跟着乱指挥。”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部分坏干部吹牛逢迎，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完成任务，他们在大刮‘五风中受到提拔，就利用职权，胡作非为。”④

田家英认为，消除“五风”需要上下联动，综合治理。就解决基层干部问题而言，除了需要处理一批问题干部、改选基层干部外，及时加强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与政策教育是不可或缺的。⑤为此，他在1961年3月31日、4月1日、4月2日（2次）、4月3日5次针对嘉兴地区（地、县、社、队）党政领导干部的公开讲话中，14次讲到领导干部要“正确”的问题。⑥例如，3月31日，田家英在魏塘人民公社贯彻中共中央“农业六十条”⑦试点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不是要县以上组织放弃领导，而是要正确的领导。”⑧4月1日，田家英在四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及“瞎指挥”时说：“瞎指挥是制度不健全和作风不纯的集中表现。1960年的瞎指挥像一场梦、一个笑话，是一个讽刺。大家得出结论说：瞎指挥不如睡大觉。是的，瞎指挥不如不指挥;但是，反对瞎指挥，不能取消指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指挥。”这是一个“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研究工作方法当中，要考虑如何“实行正确的领导”。⑨4月3日，他又说：“为了保证党委政府对于人民公社的正确领导，必须调整规模和机构。”⑩由此可见，田家英对领导干部“正确领导”问题是高度重视的。

二、田家英提出农村基层干部正确领导的主要内容

田家英视域中的农村基层干部“正确领导”，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

（一）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思想动机

田家英认为，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解决“观察问题的立场”，也就是领导工作的“动机和效果问题。”①4月1日，他在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强调动机固然重要，但是只问动机不问效果，“这是唯心论，关系到立场问题。只要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好，也要牵涉到立场问题。”就像一个医生给人看病，“光治病，不管效果，能算好医生吗？”为人民服务，“必须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②“不能像不负责任的医生那样只管投药不问效果。”③工作中发现有问题，马上就改，“损失就会小一点。”知错不改，什么人的话也不听，那“就像疯子一样”了。④4月2日，他在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给大家插讲了一则陶渊明的故事。他说：“晋朝的陶渊明做县官时为了喝酒叫大家种黍，他老婆说：你不想吃饭了，要吃饭就要种一半粮。”田家英认为，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动机就坏”。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该与封建官僚截然不同，要有好的工作动机。但反过来说，“光有好动机能吃饭吗？”⑤那也不一定，还要看最终的结果。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想法和做法，就反映领导者动机存在问题，因而“要马上制止”“要马上改”。否则，像过去几年那样做工作（指大刮“五风”），必然“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会）好”。⑥

（二）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

关于思想认识问题。田家英认为，“过去由于思想认识不对头，办了许多可笑的事情。”那么，领导干部“究竟要解决哪些认识问题呢？”他说：“我考虑过去主要是几个界线问题没有搞清楚。工作没有做好，主要由思想认识而来。”⑦关键是以下三个界线问题。

其一，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界线。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对集体经济（指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不尊重，胡乱指挥（指挥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不能这样搞法）”，就是因为对于“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搞不清楚，用政治的辦法领导经济。”田家英说：“‘用政治的办法是文雅的说法，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领导经济。”行政命令是不可少的，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为着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⑧

其二，是阶级斗争与自然斗争的界线。田家英对县委书记们说：“我们都是马上得天下，……我们阶级斗争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是，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一种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大自然作斗争，有它自身的特点，大自然有它的发展规律。问题是“我们往往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向自然界的斗争。”例如，对待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往往不尊重，农民简直吃不开了。”当某些生产队技术措施，如“改制计划套不下去”，即推行不下去时，“就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下结论了，又是‘富裕农民思想，又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等等。”针对这样的报告，田家英说：“这简直是闹笑话，改制弄不下去，怎么牵扯到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问题上去了呢？”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他强调：“对于农民在生产上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尊重。”①

其三，是“左”倾与右倾的界线。鉴于“左”倾与右倾问题长期困扰一些基层干部，田家英指出，分辨“左”倾与右倾的界线，有两个观测视角：一是“你是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反对、削弱、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削弱、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是右倾。”他说最近几年来“过早地搞（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就叫‘左倾”。在具体作法上，不存在“左”右的问题。“只要都是搞社会主义，完全容许各种各样的作法。”因为，“我们的国家很大，情况复杂，不要说全国，一个省、一个县的情况也不同，怎么好采取一个办法呢？”二是“看群众觉悟程度和客观条件。群众觉悟程度不到和条件不许可，你要硬办，就是‘左倾;反之，群众觉悟和条件都具备了，你却不肯办，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就是右倾。”②

（三）领导干部要正确地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针对县委主要领导热衷于“搞主观算生产账（估产）”的倾向，4月2日田家英批评说：“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乱估计是非常危险的，不从实际出发，只在头脑里算数字，这种领导是很危险的。”③4月3日，田家英说“一切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是转变我们工作的基本环节。要请注意，我是说的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正确地”调查研究？田家英解释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以科学的态度调查研究;一种是以主观主义的态度调查研究。因此，“并非一进行调查研究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则已，他调查研究，就更可恶。”因为“他不进行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是空的一套，他一调查研究，倒弄来一些适合他的口味的材料，不是更可恶吗？”怎么还有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呢？田家英援引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话说：“客观事物是很复杂的，任何人都可以抓个片面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又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话说：“唯心主义也有它的所谓事实根据的，只不过它的‘事实根据是客观事物的一个合他口味的片面罢了。如果我们头脑里仍旧是老一套，进行调查研究就先有个框子，对事物合则取，不合则不听，越调查研究就越主观。”所以说“调查研究也不简单，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要科学地调查研究。”田家英还举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国民党都曾搞过调查研究但均以失败告终为例，问题在于要看调查者世界观如何。“世界观不对头，是调查研究不好的，那是活见鬼。”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人民的事业，调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因此，一切领导不仅“都要作调查研究工作”④，而且一定要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于群众中”了解“真实的情况”，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⑤

（四）领导干部要正确地使用权力

关于基层干部“如何正确指挥的问题”，田家英认为，首先，县级机关要考虑如何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他主张“执行政策要创造性的执行，不能照搬照套，不能依样画葫芦。”其次，要划分县级党政机关权力边界。比如县级机关管些什么，特别是县委，管些什么要落实和具体化。县人委（县政府）又要作些什么工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怎么管法。再次，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特别是县委对公社如何领导，党组织如何进行工作，基层党支部书记如何当。不解决基层组织的问题，“县委也就无法正确领导。”最后，党政关系究竟如何处理，“现在党政不分的情况是否合理”，干部管理“究竟该作些什么，包括训练干部、培养干部、考察了解干部、使用干部”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放手讨论，而且需要研究解决。①

针对上述问题，4月2日至3日，田家英在四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点谈了县委“权不当”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县委权力太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大权独揽”。大、小权平均地抓，导致“权太大”。“不该管的也管了，该管的反而没有管好。”（2）“小权不散”。例如，成立这样那样的办公室，想尽各种办法，把一切小权都抓起来。（3）“包而难办”。由于“大权独揽，小权不散”，所以造成了“忙忙乱乱，包而难办”的局面。（4）“照搬照说”。事情难办也得“有决”，不了解情况，只好“照搬照说”。（5）“检查困难”。既然事情难办，那么“管理检查”，也就变得“很难（有人）负责”。概而言之，县委过去的领导方法就是32个字：即“大权独揽，小权不散，忙忙乱乱，包而难办，办也有决，照搬照说，管理检查，很难负责”。问题的症结在于，县委“侵占了”县人委（政府）的职权。因此，光讲县人委（政府）“没有发挥行政的作用”不够，还要讲县委“不尊重”政府的职权。强调党的领导没有错，但县委“完全包办就不对了。”②

其二，是县委决策程序缺失问题。田家英认为， 县委“权力太大”，就会导致“没有对立面”。所谓“没有对立面”，是指县委作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之前不经过充分必要的民主程序，不与群众商量、不听取群众意见、不经过群众同意就贸然通过决定，然后命令党员干部去推行。这样做，事情看起来“好像好办些”，县委的决定贯彻得很快，“其实不然，民主生活的这一面很重要。”③他认为：“对立面不一定是坏的”。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内民主、平等、自由的问题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听取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不同意见，不仅“切实保障”了黨章赋予党员的民主权利，而且有助于“在党内造成活泼的空气”。④

（五）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

田家英认为，县委机关不只存在“权不当”问题，还存在“法不对”问题。“法”的问题，是说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其表现有二：

一是工作方法是事务主义的。即主要领导干部忙于琐碎事务且事必躬亲。“大事小事，乱箭齐发，诸葛亮、五虎将都是一个人唱，再好的演员也唱不好。”从事务主义上来说，“水平再高的人也不行，当然水平高的人就不会到处乱抓（琐事）了。”正因为水平不高，所以“就什么都抓了，搞许多办公室，什么都管，辛辛苦苦，许多同志病了，怎么不病呢？人总是要休息和睡眠的。”⑤在田家英看来，县委、县人委应有各自分管的大小权力。县委对县人委有领导权力;县人委行使宪法赋予的国家权力，这完全“是两回事，要加以区别。国家权力，党委来执行不对。”既然是两个权力，那么国家权力就“不应由党委来独揽。”另外，所谓党委“大权独揽”是说重大事情“党委都要集体讨论决定”，党委独揽“不是书记独揽”。这些概念，“如果闹不清，则县委该管什么，人委该管什么永远也弄不清。”⑥

二是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的。田家英以地方党委开会为例说，事先不告知与会者会议议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会，就不可能认真开展对问题的讨论。这属于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中所说的“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①经验主义“一是没有理论知识，二是不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只能看出一些事物的现象，看不到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看不到规律，就只好乱碰，没有了预见。”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没有预见，谈不到领导，想抱个大西瓜，结果抱了个大石头，出乎预料之外，这就是没有预见。”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你怎么到处东奔西跑，跑断了腿，也不能摸出规律来。经验主义不可取。“经验主义可以淹死在实际里。”然而，不懂得实际“就像不会游水的人，可以淹死在水里”，因为他压根儿“不懂得水。”②

田家英认为，浙江嘉兴农村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瞎指挥”等乱象，主要原因“是县委工作作风上的事务主义和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③由此，他得出结论：农村基层干部只要“‘权不当和‘法不对头，其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④

三、田家英提出农村基层干部正确领导的努力方向

怎样实现以上五个方面的“正确领导”目标？田家英也为浙东北嘉兴地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指出了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领导干部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任

鉴于嘉兴地区县以上很多干部“并不懂得”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所以瞎指挥”，1961年3月31日，田家英批评这些干部说，集体经济自负盈亏，“你凭什么瞎指挥？减了产你不负责，（老百姓）没有饭吃你又不管，这是不负责任。”又说：“有些同志把人民公社既当成自己的事，又不当成自己的事。他在指挥上，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把自己当成为一家之主。但是，人家减了产就不像自己家里一样痛心，严重对群众不负责任。今后要负起责任，尊重公社权利，不许侵犯人家权利，把人家当作台子、凳子一样搬来搬去。”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放弃领导，“而是要正确的领导。”⑤要做到“正确的领导”，就需要教育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既对党负责，也向人民负责。田家英反复引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里“向人民负责”的话语，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那样去办事。⑥

（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

田家英认为，领导干部不仅“要正确的领导”“正确地工作”，而且“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至关重要的是“三种作风”：

其一，是“實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这一点就是要求“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他认为，过去几年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结果把事情搞糟了，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地、县、社各级干部都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避免“乱想”“瞎想”以至“好心办成了坏事”。⑦历史的沉痛教训需要汲取。

其二，是“走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田家英认为：“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凡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都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各式各样的：既有“打人骂人”“凶神恶煞的官僚主义”，也有“不听话、不知道按政策办事”的“笑眯眯的官僚主义”。它们的共性“都是不从实际出发，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首先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有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的人是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看作不一致的”。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对上负责或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与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因此，“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盲目执行。”凡事“要以群众利益为重”，走群众路线和与群众协商“要商量到底，反反复复的与群众商量，彻底地走群众路线。”①

其三，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田家英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要服务百姓，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老老实实，对老百姓负责，不准有国民党观点”。“为了工资，要争级别”，“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领导干部“不是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从便不便于他们的领导出发，这就没有群众观点。”②田家英以县社基层单位调整规模的原则为例说：“应当上边将就下边，便利上边为下面服务，而不是便利上面统治下面。”调整机构同样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做到“因事设人、力求精干”。这“事”还是“指的真正要办的事情，不是指瞎指挥的那些事。”③

（三）领导干部自己一定要坚持理论学习

田家英在4月2日的谈话中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能力水平低，通常与他们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有很大关系。个中缘由，是领导干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他对当地干部说：“这一情况要改变，书呆子，当然不好，不读书也不好”。他推崇毛泽东一方面为党和国家提出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地提出要领导干部读书。“不读书，不学习，什么所有制，什么价值法则，怎样运用价值法则都不懂了，以为法令、法律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其实不然。他赞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批评一些年青人的话说，我们有些年青人以为只要下个命令，什么都可以办了，什么客观规律都可以不去管它了。④

他认为，斯大林对年青人的“这个批评很深刻”。近年来，我们之所以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因为“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缺乏深刻了解。而要了解客观规律，“就要有理论知识”。田家英希望：“我们领导上摆脱事务以后，好好的读书，再不读就不行了。特别是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⑤4月3日，田家英在干部座谈会上又一次谈到干部学习问题。他说，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认真学习”，而且要“带领基层干部认真学习”。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比如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著作等等。“近年来欲速不达，好事变坏，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好好学的结果，因此，再忙也得学习，学习不但不会阻碍工作的进展，反而会加大了你工作的成效。”⑥

（四）领导干部一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鉴于党员领导干部特殊化问题严重，田家英认为：根据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出台的“农业六十条”，首先，人民公社内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由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由它们随时罢免;同时，公社要设立监察机关即“监察委员会”，“它是专门找岔子，专门同不老实的干部作对的。社员通过它来实现对干部的监督”。他认为，过去一些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却把监察的职责对象搞错了：专门监察所谓“小偷”，“专门来管老百姓”。应该知道，“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都是老百姓的儿子不是群众的老爷，我们要听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领导干部不可以缺少监督，“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如何来监督？“就是通过监察委员会实现监督”。①

（五）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田家英在讲话中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汲取经验教训的问题，要认识到我们在工作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因此，总结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他认为，最需要总结的教训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他说，以往“五风”泛滥的教训，“是花很大代价换来的”，所以一定“要尊重这些教训”。其二，是認识水平不高的教训。“过去由于认识不清，工作中就缺乏坚定性，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我们思想上存在许多认识不清的问题，比如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政治与经济关系、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可能性与现实性、动机与效果;“左”倾与右倾、党与非党的关系等。过去，这些问题由于界限不清，好多事情章法都乱了。因此，一定要提高干部的认识水平。其三，是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强的教训。“为人民服务观念不强，也使我们在工作中缺乏坚定性”。田家英认为：“必须真正做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另外，领导干部在失误面前，千万不可惊慌失措、悲观失望。重要的是，“要认真取得教训”。②如果光是惊慌失措，而不认真汲取教训，那“就是麻木不仁”。③领导干部只有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思想认识，才能够切实改进工作。

田家英“正确领导”的观点，植根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特殊年代。他提出的农村基层领导干部要有正确领导动机、思想认识、领导方法，要正确地调查研究和使用权力的论述，可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他对于实现领导干部“正确领导”目标路径的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虽然他关于“正确领导”的系列讲话都是针对当年浙东北嘉兴地区特定问题所讲的，迄今为止已经过去将近60年，但是对于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思考如何实行正确领导并没有过时，仍具有很强的资政及教育意义。

（李华，浙江省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