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风险识别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黄道名，郭世晨，杨群茹，陈丛刊，蔡 广

（1.西南财经大学 体育与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2.成都中医药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1137；3.巢湖学院体育学院，安徽 巢湖23800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投资的形式则以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升温，海外并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渠道之一。据清科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2008—2015年短短的7年间，海外并购从33起增至222起，交易额也从594.9亿人民币升至1 936.99亿人民币[1]。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并购失败却超过了半数，如中投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中铝收购力拓，平安投资富通，TCL收购汤姆逊，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上汽控股双龙，最终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体育领域，尤其是足球领域，海外并购更是蔚然成风。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计划》等方案，将足球运动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加上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46号文件，其中指出“引导体育企业做强做精。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2]政策的导向促使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的热情高涨，对此监管部门指出要实现对外投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建立防范投资风险机制，完善与推进市场秩序的规范[3]。当中信证券与南安普顿、戴氏姐弟与赫尔城、雷丁的绯闻相继无疾而终，中欧体育对AC米兰并购也陷入僵局时，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明确表示部分企业对外非理性大额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4]。因此，应该思考中国企业在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中将面临哪些特有风险，其风险关键因素又是什么？鉴于此，引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剖析近年来中国资本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案例，探赜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关键风险，进而对风险产生的缘由进行解析，以期为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提供防范或规避风险的策略。

1 相关理论研究评述

1.1 海外并购风险理论研究

海外并购又称跨国并购，是通过特定的融资与支付方式，一家企业将另一个国家企业的资产或股份购买并取得控制权的过程[1]。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并购方与并购目标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是企业走出国门、迈出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一步，但同时伴随诸多的国际风险。海外并购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1）识别海外并购风险的办法，如Gheorghe Meghisan[5]；2）导致海外并购失败的因素研究，如 Marks[6]；3）海外并购风险的控制研究，如Jeffery S.Perry[7]、Suchismita[8]、John[9]。国外相关研究以实证量化研究为主，鲜有质性研究方法。相对而言，其研究更成熟、更体系化。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开放型”经济建设时代，特别是加入WTO后，海外并购逐步增多，涉及的行业组织种类繁多。相对西方国家，我国海外并购发展历程较短，理论研究相对迟滞。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1）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研究：如王海[10]、顾露露[11]、杨波[12-13]、马金城[14]、刘青[15]、秦立凯[16]等；2）海外并购失败因素探究：如马志敏[17]、余明权[18]等；3）海外并购风险识别研究：如谢诗蕾[19]、姜秀珍[20]、杜晓君[21]、王永綦[22]等；4）海外并购风险控制：如郭世钊[23]、杨震宁[24]、李玉梅[25]、袁天荣[26]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海外并购风险的识别、失败因素探究及其控制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对并购风险的因素变量与框架体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其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聚焦企业内在因素的分析。相对而言，国内研究的系统化不够。因此，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多维度探究并识别海外并购核心风险因素尤为必要。从研究主体来看，国内外并购企业所属社会制度不同。我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涉及到不同国家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经营模式等挑战，增添了并购的风险性，因此需要对我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进行系统分析。

1.2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由Strauss和Glaser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借鉴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理论的精髓，是一种从下往上将资料不断进行浓缩归纳的过程，是研究者根据与自身相关或感兴趣的主题，将其收集到的资料不断进行思考、比较、分析、归类、概念化并加以关联和建构，将隐藏在资料中的理论通过研究者的理论触觉挖掘出来[27]。该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誉为是“最有影响的研究方式”及“最前沿的质化研究革命”。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1）从资料中产生概念，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2）不断地对资料和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3）发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4）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5）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28]。

图1 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海外并购研究主要以样本数据为主，结合案例进行定量研究，分析数据得出研究结论。定量研究有利于说明事物之间的共同特点，却不能够更好地说明事物之间的性质，通过扎根理论，用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很好地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我国企业收购国外足球俱乐部之前并无先例，有别于西方企业的海外并购，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政策风险与文化融合风险。因此，需要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质性研究，依据扎根理论研究范式，结合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现实情况，从案例收集、扎根理论译码过程、以跨文化风险为核心的海外并购风险分析和理论饱和度检验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资本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风险问题分析

2.1 案例收集

海外并购可以使企业迅速步入国际市场、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因此中国企业追捧欧洲足球豪门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包含着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体育强盛与政策支持等诸多综合因素交织而成的必然结果。与之前中国企业依附国外品牌进入海外市场不同，眼下很多中国企业更希望以自身的品牌进入国际市场。现如今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还很难直接得到国外用户的认同，因此选择欧洲足球俱乐部可以说是最高效、最直接的品牌载体，如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并购时坦言：“并购国际米兰是苏宁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9]众多企业希望通过此捷径打破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壁垒，推广自身品牌。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中，一切皆为数据，笔者通过新浪体育、网易体育、搜狐财经、财经网、央视财经频道、《中国体育报》《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与舆论分析，对这些案例数据进行整理与归纳，形成研究的译码摘记（表1）。

表1 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案例

自2014年来，上述球队或被全额收购，或被控股，或被参股。但最早被收购的帕维亚足球俱乐部在收购一年多之后破产，宣告收购失败，此后众多企业的足球海外并购也并未达到其初衷，风险凸显。诸多扎根理论者认为，只有从详实资料中产生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如果理论与资料相吻合，理论便具有了实际的用途，可以被用来指导人们具体的生活实践[27]。因此，收集我国资本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所有案例以及相关研究，以期用扎根理论译码分析提供素材。

2.2 扎根理论译码过程

译码是扎根理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过程，包括3个级别：开放性译码、主轴性译码和选择性译码。

2.2.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译码过程的第一步，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范畴化[22]。通过对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案例的数据搜集与资料整理，从中提炼了汇率波动等概念和决策运营风险等范畴（表2）。

表2 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关键风险开放性译码分析举例

2.2.2 主轴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完成之后，将借助所分析现象的因果条件和中介条件、脉络、行动策略和结果这一典范模型，统筹各范畴，挑选与研究主体密切相关的范畴形成主范畴，以分析主范畴与副范畴之间的关系[30]。在主轴译码当中，借助典范模型演绎出文化风险主范畴。主范畴“文化风险”的典范模型分析如图2所示。对文化风险进行典范分析后发现，各国国情不同，企业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文化冲突，其中包括双方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职业俱乐部联盟运营模式。因此要正确认识并购双方不同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差异风险因素（社会责任风险、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从而找出各自文化的优势，兼收并蓄，实现文化协同的效果，从而规避文化风险。

图2 文化风险典范模型

2.2.3 选择性译码 通过案例搜集与分析，综合所有范畴，将不同范畴进行比较，归纳能提纲挈领地统领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以此建构扎根理论模型[31]。本研究从诸多资料中梳理出海外足球并购的主线：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欧洲足球俱乐部入不敷出，急需资本注入；中国体育产业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足球运动成为体育产业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引发企业资本关注；国内足球俱乐部的发展现状不能满足中国资本进军世界市场与提升品牌效应的需求，而欧洲足球俱乐部历史悠久，世界知名度较高，成熟的体制和较少的并购条款限制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企业家的青睐，因而引发企业资本并购热潮。

然而从表1的案例得知，作为收购方的大部分企业在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时，聚焦于资本注入与相关法律研究，很少关注海外足球俱乐部的组织文化，事实证明，海外并购文化整合是最关键、最难的任务。海外并购面临着不同国家制度、不同政策以及不同管理制度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由此引发国内企业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的文化风险，因此将文化风险作为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的核心因素。

2.3 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的“跨文化风险”分析

跨文化风险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它不仅发生跨国跨地区业务中，而且在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也可能发生跨文化风险[21]。根据海外并购风险理论和跨文化管理理论，结合海外足球俱乐部并购存在的各种文化差异特征，建立以“跨文化风险”为核心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的关键风险因素（图3）。其中、跨文化风险主要涉及到国家与组织两个层次，即跨国家文化风险和跨组织文化风险。

图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风险因素

2.3.1 跨国家文化风险 在跨国家文化风险当中主要涉及海外足球俱乐部并购存在的政策风险与人文风险。政策风险主要表现在对收购方的收购门槛的限制，以及货币价格、汇率等会影响海外并购的结果。人文风险主要表现为被收购俱乐部的组织运行制度与俱乐部球迷对并购的态度和行为。

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债台高筑、连年亏损是欧洲多个足球俱乐部的常态，就连商业运营最好的英超联赛也仅有极少数的俱乐部能盈利。中国企业并购负债累累的足球俱乐部能否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实现盈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企业激进投资海外足球俱乐部引发国家金融监管层的关注，对外投资政策日趋缩紧，超过5 000万美元的对外投资必须报监管部门批示，例如之前莱茵体育收购英超俱乐部南安普顿的项目就因国家政策紧缩而搁浅，最终由莱茵体育董事长高继胜绕过监管以个人名义出资才完成了收购。法甲尼斯俱乐部与西甲格拉纳达（现降入西乙）俱乐部的收购完成也是如此。因此政策的波动是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关键风险因素。

人文风险主要表现在被收购俱乐部的组织运行与俱乐部球迷对并购的态度和行为。欧洲俱乐部主要分为公司制、协会制与家族制。对于家族制的俱乐部收购需要谨慎，意甲联赛以家族制的俱乐部为主，莫拉蒂家族虽然出售了70%国际米兰股份，但仍然对国际米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32]。因此，收购家族制的俱乐部，不可控因素及其风险程度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公司制的俱乐部则容易收购和控制。同时，足球是欧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着球迷的精神信仰。一些感性球迷认为外来资本的注入破坏了其球队的身份认同与血统的纯正性，较为抵触外来资本的注入。球迷情绪、示威游行、社会舆论以及球迷暴动等方面都是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关键风险因素。

2.3.2 跨组织文化风险 国外足球俱乐部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与我国企业在国内商业环境下形成的管理模式迥然不同，导致并购后的跨组织文化风险，其中包括决策经营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商业惯例风险以及社会责任风险。

首先，组织文化差异带来的决策经营风险有两种。一是并购后国内企业决策者缺乏科学分析和预测，对俱乐部的运作大加干涉，导致决策失误。如荷甲海牙俱乐部就曾被强行要求将前国家队教练高洪波作为球队的助理教练，引起原球队主教练的强烈不满，导致合作不畅。二是并购后俱乐部的管理阶层将会发生变化，高层结构改变使得决策群体的构成与原来俱乐部有很大不同，使得新俱乐部的决策模式有所改变，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理念的人持不同观点必然会增大决策冲突的风险概率。

其次，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表现在并购后人员招聘与绩效的反差。以国际米兰为例，在被苏宁收购之后蓝黑军团立即展开系列球员转会：签下安萨尔迪·巴内加、引进坎德雷瓦，抢下加布里埃尔·巴博萨，以4 500万欧元砸下若奥·马里奥、续约主力中锋伊卡尔迪。然而，豪华战队的战绩并没向预期那样一飞冲天，在联赛的前18场比赛里只赢下9场；在欧洲赛场上同样表现非常糟糕，欧罗巴联赛K组垫底，惨遭淘汰出局，投入与产出相差甚远。人力资源管理风险还表现在并购后新俱乐部管理阶层与员工不完全履行承诺、工作合作效率差、离职率上升等问题。例如国米被收购后，俱乐部原CEO就提交了辞呈，主教练也随之离职。华裔马来西亚老板陈志远入主英超卡迪夫城俱乐部，将俱乐部一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蓝色主调改成红色，把“蓝鸟”改成“红龙”，因为他觉得蓝色在亚洲文化中代表不吉利，招致球迷和俱乐部一致反对。

再次，组织文化差异也会带来商业惯例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在收购的谈判阶段，不同文化背景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商业惯例，可能会对谈判的进程产生影响。例如中欧体育与AC米兰的纠葛，签署初步协议之后，陆续出现涉嫌财产证明文件造假、海峡基金退出、第3笔定金并未按时到账等事件风波，造成收购时间一再拖延。

最后，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还承载着各方面的社会责任风险。职业足球俱乐部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有所不同，具有企业性和公益性的双重性[33]。足球俱乐部运营涉及到政府、国际机构和自身的三方利益，如政府合作部门、足球协会、国际足联、社区和球迷、商业和媒体合作伙伴等。俱乐部经营除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还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公益性，特别是与利益相关者系统中的球迷、社区和社会等群体若被忽视，未能为丰富居民生活、提升城市或地区影响力作出贡献，最终可能还是导致并购的失败。

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除分析以跨文化风险为核心的海外并购风险，对模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也是保证研究效度的必要手段。理论饱和度是指不能得到可以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的特征的数据时，理论趋于饱和[34]。笔者将海牙俱乐部的案例和第一家破产的中资俱乐部帕维亚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的数据，对其依次做了开放译码、主轴译码和选择译码，相关风险仍符合“跨文化风险”的脉络和因果关系。

2016年底，海牙俱乐部一纸诉状把俱乐部大股东王辉及合力万盛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支付拖欠的费用及员工薪水248万欧元。最终王辉缴纳了拖欠费用及罚款共290万欧元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而这桩收购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数风波的诞生。首先是主帅风波。王辉在没有征求主教练弗雷泽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任命高洪波担任球队助理教练，直到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之后，球队教练团队才得知这一决定。这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各媒体相继报道，老板的个人行为导致球队内部紧张，最后这场闹剧以高洪波在海牙俱乐部为期半年的学习收场。其次，王辉因不满球队经理威廉的领导方式而将其辞退，造成管理层其余人员与当地球迷的不满；同时没有兑现答应给予威廉的巨额赔偿金，引起当地部分球迷有组织的抗议。

“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在2014—2015意丙赛季的最后一轮之前，位居联赛第三的帕维亚临时决定换帅，素有附加赛专家之称的老帅瓦瓦索里上任（瓦瓦索里执教球队之前，在家闲赋5年），接替马斯佩罗的主教练位置。在球队冲乙的最关键时刻，临阵换帅，这无疑打乱了球队的心态和部署，最终帕维亚附加赛败北，管理层决策失误，难咎其职。据了解，由于地域限制，球队控股人朱晓东及其团队只能2、3个月往返一次意大利。俱乐部的绝大部分事务都由意大利员工进行负责。由于缺乏监督，帕维亚球队的管理混乱不堪，最终导致并购后风险剧增，以失败告终。

按照并购经验—决策经营风险—文化风险的方法[35]，逐一检验，检验过程中没有发现频繁出现的新概念类属，类属之间也没有产生新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上述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是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风险因素，尤其是中西文化冲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寻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文化风险，就跨文化差异进行追根溯源。

3 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文化风险根源的深入探讨

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风险的根源在于中国企业与海外足球俱乐部管理之间的制度差异，国家体制不同是造成跨国家与跨组织文化风险的主要因素。中国体育的发展受社会主义制度及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体育被国家所包办。改革开放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职业体育才开始慢慢地发展。但经过多年发展，足球的职业化水平仍然很低，国内企业投资足球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不重视足球持续性发展与后期长远回报。而国外足球俱乐部经过一百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这种国家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差异从根源上造就了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文化差异。

首先，足球产业在欧洲已有上百年发展历史，其本质上带有公益性质，资本报酬形式主要是广告收入与品牌效应。目前欧洲足球俱乐部运营“收入高，利润负”：据 UEFA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赛季欧洲联赛足球赛的观众人数超过1.7亿，比上一赛季增加了260多万人次[36]。欧洲足球俱乐部在过去20年里，收入平均每年以9.3%的增长率增长，到2015年总收入达到169亿欧元；同时众多联赛长达一个多世纪，俱乐部被誉为百年豪门。

然而，大多数欧洲足球俱乐部营收在增长，利润却为负数。过去20年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人力资本的成本也在迅速增加，欧洲顶级联赛俱乐部工资从15亿欧元涨到106亿欧元。例如欧洲足球俱乐部2015年总收入达到169亿欧元，但运营成本高达172亿欧元，其中支付的工资达到106亿欧元，所以全年依旧亏损3亿欧元左右。这也说明目前众多俱乐部无法盈利的原因在于运营成本特别是人力资源成本的增加，虽然收入有所增长，但始终入不敷出。所以中国企业若只是单纯想靠俱乐部盈利，并购风险不言而喻。

其次，在欧洲足球产业中，对欧洲人民来说，足球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俱乐部是他们的城市名片，外资进入具有百年文化传统的俱乐部，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中国企业控股俱乐部，且中国企业的管理领导文化又是带有家长式的管理风格，而欧洲足球俱乐部中管理俱乐部的是独立的专业团队，投资人的角色也只是赞助商的角色，这就与中国企业的传统理念不符。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博弈具有持续性，影响并购后的有效管理。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核心风险，结合跨文化管理理论，首先识别企业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的核心风险是“跨文化风险”，其中跨国家与跨组织文化风险最为显著，二者相互作用，贯穿于并购活动的各个环节；其次，企业海外并购足球俱乐部风险的根源是制度差异，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差异，都会带来并购的跨国家与跨组织文化风险。

4.2 建议

足球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运动，职业化进程推动足球产业发展，同时蕴含巨大的商机。众所周知，资本是逐利的，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本身应该就是商业行为。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包含企业海外投资的理性决策与体育性质决定的非理性因素。面对发展了百年的欧洲足球产业，资本是最重要的本钱，但还需有好的方法加上地利人和以及正确的投资才可能成功。在实际收购俱乐部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许多其他方面，如商品销售、票务、广播等。另外，还有可能成为发展其他机会的平台，例如房地产开发等。所以，想要在这么一个特殊领域保证收购成功，必须建立“跨文化风险”防范体制。

1）全面调研与科学论证，进行文化整合。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足球俱乐部，面对与海外足球俱乐部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格，需要对并购足球俱乐部进行文化审慎，即对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进行评估，能够帮助企业从文化的角度评估合并的可能性，以及合并以后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企业的文化建设。包括3个步骤：第一，并购前收集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文化物件、价值观和假设文化风险信息；第二，并购文化风险综合测评，对海外足球俱乐部的组织文化、经营方式进行定量与定性测评；第三，测评文化风险成本。

2）塑造共同目标，进行跨文化培训，实现跨文化变革管理新模式。由于跨文化带来的各类因素，足球俱乐部管理层和教练球员团队易发生矛盾。足球投资与其他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别是欧洲足坛，百年沉淀的文化传承根深蒂固，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到俱乐部运营上的决策。也就是说，即便放弃自身的管理文化，采用欧式的全职业经理人管理，也并不一定有效。所以，投资者要转变管理角色，塑造共同目标，进行跨文化培训，分散文化风险，促使双方文化逐渐融合，从而规避海外并购的文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