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问题审视

吕寻金，刘合智，纪 宇

（1.成都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610106；2.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610041）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危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民族传统体育因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作为传统文化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将人类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化人类学，其研究范式逐渐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作为人类学家“成年礼”的田野调查，也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空间”[2]，结合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然而，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相比，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工作“显得过于单薄，不够规范与严谨”[1]“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等问题也为部分学者所诟病。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在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应用逐渐得到认可，但田野调查应用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仍然不足，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何在？通过分析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有利于拓展和加深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本研究系统回顾了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历史，全方位审视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前瞻。

1 田野调查的内涵及其在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应用

1.1 田野调查的内涵

田野调查又称为“田野作业”，“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3]。由于要求走进“他者的世界”“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社会活动，熟悉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了解当地人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4]，能够获取“真实”的资料，所以被视为“理解”和“阐释”文化的基础，“被视为民族学创新的基本动力和民族学者的成年礼”[4]，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田野调查虽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但它并非始于人类学形成之初，而是随着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田野调查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基本方法以前，民族学者的研究资料，来自旅行者、航海家、传教士以及殖民官员等留下的日记、游记等文字，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这些资料缺乏科学性、可靠性。”[4]为了得到较为科学、可靠的研究资料，他们“开始亲身到实地去搜集资料”。19世纪中期，民族学研究者开始进行以搜集资料为目的的田野调查，如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调查、哈登对托列斯海峡周围土著的调查、博厄斯对巴芬岛的调查等，但这时的调查“在方法上还没有形成一种范式”。直到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的调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即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这一方法在民族学史上称为方法上的‘革命’，被奉为田野调查的经典范式。”[4]从此，这种要求必须做到“与调查对象一同生活一年以上时间、学会运用当地的语言、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民族志”[4]的田野调查范式，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规范，越来越多的民族学者直接到土著民族中开展田野调查。可见对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可靠性的反思与追求，形成了对人类文化“真实性”理解的要求，从而促成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从中可以看出，田野调查的内涵，从目的上体现为掌握科学、可靠的研究资料，从过程上要求通过主体的思考方式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真实“理解”，从书写上要求对研究对象客观而深刻的阐释，这些构成了田野调查的形成基础。

20世纪初，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田野调查实践，但与西方对异文化的调查不同，中国学者大多数是对本土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调查，因此形成了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相适应的田野调查“本土化”特征，使“本土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出现了一些差异，如调查的时间周期、调查者的立场和视角等方面都有所不同”[4]。除了田野调查的实践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也注重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探讨，部分学者“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和参与观察方法等国外资料，结合自身的田野实践经验，编写了如《民族调查表格》《全国风俗简易调查问题表格·生活习惯》《文化表格》《文化表格说明》等调查研究提纲和表格”[4]，积极探索田野调查本土化道路，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拓展了空间，也使其被广泛应用到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中，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1.2 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应用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历史进程，体现出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由原来的单纯以“体育”学科的视角来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到现在以体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关注的内容也由原来的娱乐、竞技、健身等体育特征和价值的挖掘转变为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等文化特征的阐释，由此决定了其主要研究方法由原来的文献整理转向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因此走向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视野。

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历史上特定人群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对其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以身体运动为主的“体育”事项，更应将其视为代表了特定人群生活式样的“传统文化”来看待。就此而言，一方面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提供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和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为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传统的研究将其仅视为身体运动的体育，无法真正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使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阐释成为可能，这也是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另一重要因素。

我国体育研究与人类学产生关联的历史，要追寻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识别阶段，我国多位民族学学者对某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过人类学的调查，“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优秀成果的集中涌现，也培养出一大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先驱者，奠定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5]，但那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对“体育”的专门研究。就现有文献来看，首次明确提出体育与人类学关系的科研成果，是1986年谭华教授发表的《体育与人类学》，阐述了人类学在体育方面的应用前景[6]。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最初关联，在1991年叶国志、胡小明的《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中，以“强调运用人类学研究民族体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7]以及1992年胡小明的《运用体育人类学开展民族体育的研究》为起始。其后，作为人类学基础的田野调查，也被引入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来，2004年李志清、虞重干在《专题研究与田野调查——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途径》中，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能够深刻地认识少数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但有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8]进行了分析，并且在2006年形成了对田野调查的实践研究成果《仪式性少数民族在乡土社会中的存在与意义——以抢花炮为个案的研究》。此后，对人类学与体育关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得以不断推进和深入，逐渐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方法论转向”[9]、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体育人类学学科范式。理论研究方面，体现在从对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作用、意义以及应用的呼吁，到对田野查应用中所涉理论问题的探讨；田野调查实践方面，出现了多个研究团队及个人深入到民族传统体育发达地区长时段参与式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成果的书写方面，体现了从功能主义范式到阐释主义立场再到“实践感”的社会互动，从客位到主位再到主客位兼顾的学术立场。这种“将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志田野素材与人类学理论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截面式的体育人类学实践路线，具有深远的学术史意义和理论价值”[9]，也使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被纳入到“文化整体观”的学术视野，从而摆脱了单纯以体育看体育、以体育论体育的单一视角，使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序列之中，获得了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域。

综合论之，民族传统中田野调查的应用，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成为揭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科学、规范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

2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的问题审视

在民族学人类学视野中，田野工作的目的是要获得客观真实的资料为知识生产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与调查对象一同生活一年以上、深入到调查对象的生活场景中、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中，一年以上的时间要求和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成为获取研究资料的必要条件。田野调查法的应用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拓宽了研究的视域。“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空间”[2]，结合田野调查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在充分肯定其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上述经典人类学著作的形成，长期的田野调查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但在我国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的成果中，却少有基于一年以上、深入到调查对象生活场景中获取材料的研究成果出现。田野调查时间的不足、观察中没有“参与”成为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的突出问题。

2.1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时间普遍不足，缺乏长期性

长期居住于田野点是田野调查工作的基本要求。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样态。对这种生活样态的深入把握，是对其进行田野调查的最终目标。在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中，深入田野的时间普遍不足成为影响研究规范性和严谨性的首要问题。为了获取真实有效的田野调查资料，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初次进入田野的调查者，必须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基础上，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时间。但在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中，调查时间不足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成果科学性和规范性欠缺的首要因素。

从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研究成果来看，截至2019年6月，通过中国知网以“体育”并含“田野调查”进行主题检索的结果可见，检索到的文献数为159篇，其中93篇是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田野调查，基本反映了田野调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应用的总体情况较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有的文章没有交待调查的时间，有的交待去过几次、住过几天，能够达到人类学要求居住一年时间的寥寥无几（表1）。无独有偶，宿继光、李金龙在2016年对过去10年间田野调查法在武术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统计，其结果也表明“在所收搜集到的31篇文献中，注明调查时间最长的是2年，并且仅此1篇；有23篇文献未说明调查所用的时间，……部分研究表述为‘数次’‘数月’等。”[10]可以看出田野调查时间不足是存在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表1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田野调查时间情况

田野调查在体育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体育人类学方向和民族传统体育学方向。关于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问题，胡小明教授曾指出：“体育人类学主要是研究身体行为的短周期专题性事件，不同于一般人类学，为了解某一陌生人群文化生活形态而对其必需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调查，必需压缩时间成本，……，一般只有一天到几天，加上准备阶段与收发期间的调查，需要到实地考察的时间，至多十天半月，就可以得到全面清晰的真实材料。”[11]但就民族传统体育学而言，其本身绝非简单的“身体运动”，而更多的是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12]，是一种文化形态；另外“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发展阶段来看，有向文化属性倾斜之势”[1]，可以看出民族传统体育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将“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正是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属性所在，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界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的主要原因。作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遵循人类学范式的要求。只有在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文化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采用田野调查能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和传承，对体育内容的归纳，对研究体育文化变迁和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资料。如果不去身临其境直接感受研究对象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经济形式等文化背景，要想得到全面而正确的判断，是比较困难的或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而感受和理解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背景，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13]因此，缺乏调查过程的长期性，成为田野调查法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2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中观察与访谈过于简单，不够深入

田野调查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就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而言，深入访谈与参与观察方法使用不当，无疑也是影响田野调查质量最突出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引入田野调查，必须遵循深入访谈与参与观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才能获取真实有效的调查资料。但在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的论文中，正如学者所言：“访谈、观察使用时过于‘蜻蜓点水’，有的文章没有交代是何种访谈、何种观察。有的研究尽管在文中提到了使用结构访谈，但是全文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内容，也看不出其研究的具体结果。”[1]反映出在当前的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中，存在着较多的访谈不够深入、只有观察没有参与的情况。

田野调查本身具有严格的方法论和具体的操作程序，“调查人员是否接受过严格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是田野调查能否成功的关键”[14]。为获取真实有效的调查资料，田野调查工作逐渐形成了多种实践方法，其中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直接参与到当地人的社会活动当中，近距离地观察当地人的行为及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制度及世界观”[4]，深度访谈是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长久的、深层次的访问谈话”[4]，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对当地人生活方式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诚实的科学态度是理解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秉承诚实的科学态度，对被调查者和当地的生活方式给予充分尊重，才有可能做到对当地人及其生活方式的“理解”，才能真正做到“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当前的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虽说“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通民族志，而是专题性的深度调查，大多仅仅是针对某一项局限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的具体活动”[15]，但要想做到对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真实理解，“参与”式观察及“深入”式访谈无疑仍是最好的方法。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使用中，要严格按照其操作要求执行。但这一点经常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所忽视，所以经常出现无法真正“进入”田野的情况，造成调查资料质量不高、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的结果。如在部分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尽管采用了田野调查方法，也展示了参与观察和访谈的资料和说明，但结果却仅仅是告诉大家“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某项活动”和这些活动的表面形态等基本情况，根本谈不上对这种活动的深层讨论，也就无法形成关于这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文化信息，更无从谈起对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建树。

2.3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

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自其形成之初就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在形成之初，人类学田野调查主要针对能够反映人类文化的亲属制度、宗教观念、商品交换等基本内容，并且由此进入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随着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田野调查的范围不断增大，主题不断增多，形成了如医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多种人类学不同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就民族传统体育而言，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也必然应该针对某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调查。通过长期和这种文化主体的共同生活，形成与文化主体相同的思考方式。针对这种文化现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了解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如举行这种活动的背景和意义、活动中的仪式性功能、身体动作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等，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的基础，通过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综合分析，方有可能形成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但就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来看，“走马观花”“到活动现场转一转、拍拍照”等形式，直接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只流于形式、针对性不足。

3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应用的思考

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具有“长期性、参与性和深入性”特征。长期性是指给予足够的时间，以获得对调查对象的充分理解。深入性是指调查者要“把自己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里，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和日常生活经验，详细观察其行为”[16]。参与性指的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调查时能够获得被调查对象“感同身受”式的直观体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以身体活动为基本内容的文化事项，参与性更是获得直观体验的必要手段。

3.1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需要长时间深入理解

民族传统体育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形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构和应用价值的讨论最终都要回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中来。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为的是获取系统的真实资料，这就要求田野调查的每个阶段都要做到准备充分，就此而言，规范的长时间田野调查是其必然要求。

民族传统体育是生活在同一地点的某人群生活式样的反映，对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专题性或者个案进行的田野调查，要想获得对活动项目的真实理解，必须充分理解被调查对象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需要长时间投入才能做到。从田野调查的过程看，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大致可以分为准备阶段、实地调查阶段、整理分析阶段、撰写调查报告或专题论文4个阶段。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调查目的，做好调查准备，内容包括确定调查点、拟定调查计划和调查提纲等。此阶段要求明确自己对调查点、调查项目的情况把握，哪些资料是通过查阅文献得来的，调查想要获得哪些方面的资料，详细拟定研究计划和调查提纲。在实地调查阶段，调查对象对研究者的接受程度是影响资料获取的重要因素，要求调查者充分了解调查对象，以获得他们的认可并顺利“进入”田野。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是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每天调查后撰写调查日记，对所获取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尽量保证调查资料的客观性。任何以主观想象和判断来对材料进行分析的做法，都将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撰写调查报告或专题论文阶段，在对调查材料的分析和取舍方面，对材料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是获得真实科学研究成果的保证。

近年来，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涂传飞在其博士论文中虽未对调查时间进行说明，但在文章中对涂村舞龙变迁的深刻描述和系统阐释，体现出作者对舞龙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的深刻理解；西南大学贾雪玲通过5次累计时间5个月的田野调查，对月亮山苏州鼓藏仪式的个体社会化功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就整体而言，这类成果仍然较少，“田野调查成果仍体现出理论沉淀不够、历时时间过短、调查深度不够、理论提升不足等诸多问题”[5]。有足够时间的投入，才能做到对所调查对象真实有效的把握。建立在真实资料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才能服务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实发展或价值体现。

3.2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需要“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并发展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该是基于对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无论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理解，都需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参与”。那种走马观花式地看一看，或者是猎奇心理导向下的几次参与活动，不可能做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充分理解，也就无法做到深入的分析。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其身体运动的姿态、轨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运动技术、规则体系，往往与其传统文化内涵具有深刻联系。“一些有着技巧或者部分技巧作用或更为复杂的身体技术如跳跃、攀爬、（卡比尔人穿着土耳其式拖鞋）从高处向下走、游泳、推拉等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17]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所展示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其社会根源。如同样是摔跤，因各人类族群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项目，在日本形成了柔道与相扑、在俄罗斯则是桑搏，另外还有中国式摔跤。同样是摔跤，单单在中国的不同族群（民族）之间，也发展演变出不同的形式和规则，如藏族摔跤和蒙古族摔跤。这些都体现了不同族群在文化内涵方面的独特性。再如由古代射箭演变而成的“射礼”，其所展示的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对个人品性素养的要求，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为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传统体育项目？缺少对这种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式观察，就不可能形成资料搜集的详细、全面、客观、系统，也将难以形成对其背后文化内涵的真正理解。

3.3 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需要针对问题秉承科学研究范式

民族传统体育是某个族群的共同生活方式，对其文化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形成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基本指向。田野调查所具有的对人类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为揭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已经形成了人类学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范式，这种范式使得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能够共同对话的平台。在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下，采用田野调查并且遵循人类学的范式，方能使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入研究向着科学、可靠的道路前进。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要求针对不同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结合对其社会背景、文化意义等具体内容的深入理解，做到对资料的搜集详细、全面、客观、系统。“详细”指的是不能只看表面，要尽力做到细致入微；“全面”指的是对材料的搜集不仅要注意项目本身，而且要考虑到相关因素；“客观”指的是不能以研究者主观的判断，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观点为主，要考虑到更多人不同的观点或意见；“系统”指的是所获资料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清晰。对于既作为以身体活动为特征的体育又作为以传统文化为母体的生活式样而言，针对性是做到资料搜集的详细、全面、客观、系统必不可少的步骤，只有对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生存之社会环境的全身心参与，充分体验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理解。

4 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和应用，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对其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成熟的科学研究范式，田野调查有着严格而规范的方法论要求，同时也具备严谨的理论要素和研究流程。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规范性来看，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田野调查研究应该严格遵守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刻理解，无论是基于对文化的共性寻求或是个性解释，无论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求真或是求善，都要求获得民族传统体育全面客观的调查资料，要求在较长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参与式观察。在当前田野调查应用越来越广泛的背景下，对此问题的认识应该成为一种共识，从而形成民族传统体育田野调查研究的正确范式，为民族传统体育在方法论应用上提供方向性、宏观性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