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骂”之名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形态

曾小凤

“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社会化实践，无疑是推动新文学和新艺术运动开展的重要动因。不消说，对这种推力作用的估量不必纠缠在“批评”一词最早出现在哪个文本中。在大量论述新旧文化变革及呼唤“文学革命”“美术革命”的声浪中，就包含了人们对该词的一般理解。如果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批评在其社会化的实践过程中，就不仅呈现为单一词汇的运作，而是与批评家、批评界、批评空间相连接，并与鉴赏、趣味、态度、立场、权威以及身份等概念互动①，构成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判断和精神取向的现代批评话语体系。梳理“五四”时期的批评话语形态，应该将其历史化，避免单纯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关于“批评”本体论的理论视域作抽象探讨。而将批评话语历史化，则意味着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形态与批评话语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

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先锋的《新青年》同人将“通信”栏作为批评空间推动“文学革命”的言论形态，可作为研究“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及其社会化实践的极佳案例。“通信”栏中最激进的议论作为《新青年》同人发起“专论”的“思想草稿”，起到“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的双重功效②；而从批评话语、批评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论辩风格，会发现重要的并非其思想主张、文章体式或表达方式，而是其话语实践的社会效应。最显著的一例，便是《新青年》同人联手制造的“双簧信”事件，其效力在“骂倒王敬轩”③中得以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