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凌
阅读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诗歌,我们无法不被其中充斥着的关于歌、曲、谣、颂、合唱、演讲、口号、咆哮、呐喊、怒吼的意象与修辞所吸引①。个体或大众的觉醒与解放,始终被表述为从“无声的中国”向“有声的中国”的转化或进步,表现为“心声”②“新声”“真的声音”的出现,表现为“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带重张”③的复兴。大众的主体性,亦首先必须以可听的形式展现出来。以人民之声的名义,大量以工人、农民、底层士兵、破产市民为主题的作品被创作出来。通过发掘、书写这些先前被压抑的、沉默的声音,左翼诗歌试图将这些被长期隔绝在再现领域之外的经验纳入文学写作之中,并赋予其可视、可听、可感的形式,以此实现朗西埃所谓的“感官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④。而在这林林总总的实践中,与“声音”发生最为直接的关系的,要数左联旗下的中国诗歌会所推动的左翼诗朗诵运动。
尽管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诗歌表演活动,诗歌朗诵运动的发展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真正达到高潮,但最早对这一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诗歌会⑤。中国诗歌会刊物《新诗歌》第1卷第2期上便刊载了任钧的《关于诗的朗读问题》,其中,他将诗朗诵运动称为“我们的新诗歌运动上的一个飞跃的突进”,并热切地呼吁诗人们“一同来讨论、实践”,使这一运动能“一日千里地发展下去”⑥。
在任钧看来,诗歌朗诵兹事体大,与左翼力行的文艺大众化方案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