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任 平

201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跨越40年。这三大事件是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史的三大里程碑。今天，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中国史，我们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走出了一条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包括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①关于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基本含义，见笔者的《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逻辑》一文[1]。。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70年展现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画卷，历经以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三个时代，其中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是新现代性革命道路的伟大继续，更是整个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完成。开辟这一道路需要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既要超越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规制，也要超越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教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奋力开拓、全面变革、创新探索。开辟这一道路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得以实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书写，更在于这一道路能够在世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从而照亮新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明发展的前景。

一、贯穿新中国70年的主线：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出场逻辑

以方法论自觉将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出场逻辑作为贯穿新中国70年的主线加以考察，具有历史根据和重大意义。

第一，这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多维坐标和宏观谱系中深刻理解贯穿新中国70年历史主线得出的必然结论。追问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为何是贯穿新中国70年的主线、阐明其历史根据和伟大意义，必须将之放在世界现代性多维坐标中加以说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现代化既是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又是多元选择的民族进程。唯物史观揭示世界现代性历史的普遍规律，而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则进一步揭示新中国成立70年如何用自己独特的道路探索创新解答了世界现代性之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P344）母版、模版、再版和翻版，至少包括四个关联的矢量坐标，链接起来构成一幅定位图，为我们理解和界定新中国成立70年伟大社会变革的演进道路提供了可供比较的参照系。首先，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是对中国历史母版的超越，因而是对百余年来关于现代性道路“中国之问”的当代解答。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当代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自鸦片战争近180年来，主线、主题就是现代性（现代化）。中国究竟选择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事关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现代性探索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复兴的主题和主线，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所有努力和种种试验，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可以归结为不同主体用不同道路追求不同现代性目标的试验。以往的现代性思想都破产了，现代化道路试验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创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完成人民重托的“富起来”“强起来”的目标，只有继续推进新现代性事业，将革命道路推进到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只有找到通向目标的现实道路才能达成目标，否则就是空想，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之所以能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对“中国之问”作出创新解答，关键在于它成功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性意义上，这一道路就是指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它创造了中国奇迹。其次，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是否存在着不同于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之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走出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列宁之问”给出了中国解答。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探索，正是成功开拓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创造中国方案的关键时期。其三，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西教条”（资本经典现代性道路），也不同于“东教条”（苏联社会主义经典现代性道路），从而为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即“新”现代性道路。正因为如此，与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叙事逻辑相对应和相衔接，我们将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探索作为对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一以贯之的叙事主线，同时历史地审察这一线索中客观存在、依次递进的各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充分的历史根据。

第二，这是站在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立场上深刻理解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与发展道路内在关联、从而贯通地把握新现代性中国道路的需要。在革命胜利之后，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必然成为发展道路。首先，这是完成人民重托、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初心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初心是不仅要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更要通过发展现代性来让人民“富起来”和“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人类解放做出更大贡献。为此，领导革命胜利仅仅是序幕，而只有发展现代性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担纲的正剧。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场域中上演的所有威武雄壮活剧、所有重大事件、所有重要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都是围绕对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探索而展开的。其次，这是跨越“半现代陷阱”、顺利通过最关键历史检验的需要。现代性是近代约180年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追求，在这一意义上，能否实现这一追求，是对各个历史主体在场性最大的历史考验。现代性进程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革命后如果不能完成现代性目标、满足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那么必然陷入“半现代陷阱”而最终退场。大清朝曾力图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改革等一系列现代性社会变革措施应对变局，但是没有完成现代性的发展目标，最终在“半现代”途中轰然倒下。通过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同样没有交上让人民满意的答卷，也在“半现代陷阱”中黯然退场。毛泽东曾将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这绝不仅仅是指党进京执政后如何保持优良作风，避免“李自成式”的垮台，更在于坚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重蹈大清朝和中华民国的覆辙，要将现代性的事业进行到底，交出让人民满意的、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目标的答卷。为此，我们需要方法论自觉：解答“中国之问”需要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唯物史观中国逻辑需要阐明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完整进程，特别是需要阐明在革命道路之后的发展道路存在的必然性、基本规定和历史地位。其三，这是革命道路与发展道路辩证关联的题中之义。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是革命道路的伟大继续和真正完成。革命是为了发展。革命的终结目标也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实现。随着全国胜利的到来，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必须完成从革命向发展的转变。革命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但不能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造就一个新世界。革命是硬道理，发展更是硬道理。相较革命而言，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全面发育、变革和完善，是更深刻、更持久、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变革。没有发展，发达的现代性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就无法出现。一句话，建立和完善新世界的目标无法达成。因此，如果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揭示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取得了胜利，那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完成现代性社会变革、将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转变为现代性强国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论探索过程多么跌宕起伏、曲折艰辛，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个时代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创造现代性道路的“中国方案”。离开了这一主线，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

第三，这是回击种种“对立论”“断裂论”和简化版“一致论”，辩证地历史地把握新中国成立70年主线与各个时代的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评价的一个重大问题，莫过于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与改革开放40年的关系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个时代的关系。所谓“对立论”或“断裂论”，无论是民粹主义和新左派“扬三抑四”、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是新自由主义“扬四抑三”借口强调市场化原则的正当性而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道路，或任意夸大三个时代之间的断裂，等等，它们的共同表现都是将这30年和40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将两个时期或三个时代的差异绝对化，因而否定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探索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逻辑、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些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政学两界的联合批评。然而批评之后需要建构新的叙事逻辑，重新阐释贯穿新中国70年的主线，科学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依然需要学界加以说明。简化版“一致论”在正确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探索一以贯之的历史”的同时却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用“老路”诠释“新路”，对两个时期、三个时代的差别、特点及其历史原因认识不足，因而不能历史地辩证地把握这70年三个时代的总体关系，因而也就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叙事缺乏历史感和演进逻辑。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之所以“科学”、之所以“中国化”的关键点在于，只有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才能真正使之变成现实。因此，解题之钥在于，需要把握住贯穿新中国70年历史三个时代的一根红线，就是对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探索。

二、新中国探索的三个时代：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出场的辩证历史进程

理解和把握贯穿新中国70年历史主线的出场逻辑必须坚持历史的原则，因为在历史中出场的事件和差异只能在历史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为此我们反对任何康德式的“外部反思性”和“抽象的教条统治”。虽然之前对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有“是否存在着非资本逻辑的现代性道路”的“马克思之问”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性”的“列宁之问”，而后的所有探索都是对这两问的解答。但是，这一解答的解释学却是民族的和历史的，即持续置身于民族现代性的实践和历史进程之中，因而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70年对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分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个时代。他们所代表的三个时代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共同主线，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执着探索，又各有特点，呈现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辩证历史进程。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用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引领新现代性革命道路向发展道路伟大转变、探索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伟大奠基者、拓荒者和先驱者。所谓奠基，包含以下几个含义。其一，明确新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是革命道路的伟大继续和伟大转折，为全党推动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向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变做了思想准备和战略实施。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就敏锐地指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长剧中“短小的序幕”“还不是高潮”“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P1328-1329）。这些都明确指出建设新世界的方向，就是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两个转变”的核心环节就是把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确认了这一总目标：“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P350）这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主线奠定了基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纲领，那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则是为新中国探索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战略奠基的第一个伟大纲领。它再一次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辟分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两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具体分析了中国实际，为全党工作重心转变、阶段转变、道路转变提供了战略思想准备，谆谆告诫全党进城执政后将面临“糖衣炮弹”袭击的危险，强调保持“两个务必”优良作风的至关重要性，从中国实际出发回答了全国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次为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破题。这一纲领奠定的重大原则，至今依然是全方位鼎定中国的基本准则。其二，新现代性革命道路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东教条”和“西教条”、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缔造新中国的框架中就将新现代性革命道路的最高成果包含的新现代性特质、要素全面布展为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和条件，为后者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作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继续与阶段性超越，秉持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宗旨，为了满足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根本要求，决定了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具有不同于旧中国、更不同于资本现代性道路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性质。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站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转化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参政制度，民族平等和自治制度，这些都成为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没收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在华资产，就掌握了国家80%的经济命脉，直接构成新现代性的经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旗帜上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构成新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推翻三座大山，荡涤旧中国社会一切污泥浊水，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以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经验和方式，直接成为新中国重建社会、走新现代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现实基础，等等。其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是开拓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最根本条件，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所谓拓荒者和先驱者，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中国发展实践中对警惕和抵制“西教条”和“东教条”有开先河的思想，对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现代性发展道路做了先期试验和探索，提出了方向性的思想、原则和战略。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和反对西方封锁而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策略，基本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但是毛泽东鉴于革命时期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和教训，在批阅苏联科学院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和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时，多次对其中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了批评。而后，在中苏关系交恶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对苏联道路的弊端做了有深度的分析。这是在发展道路探索时期开了警惕和反对“东教条”的先河。毛泽东还结合发展初期的实践，写了诸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充满中国辩证法智慧的名篇，成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宝贵思想文献。二是根据新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出发展的纲领性战略。党的八大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实际，对发展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了经典表述：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个关于中国发展时代的发展道路的战略纲领。三是强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对“站起来”、民族国家独立有超越一切的渴望。对自主选择道路而言，真正的独立既是其必要前提，更是其基本特点之一；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发展道路选择；不仅在于夺取革命胜利时刻的庄严宣告，更在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在于挑战东西方道路霸权的果敢勇气和斗争精神。二战后，一大批原初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却在经济上、文化上依然依附于原初的宗主国，采取“依附性发展”道路，或者按照“西教条”模版亦步亦趋地跟着走，最终结果都遭致失败，无法保持真正的民族独立。毛泽东宣告新中国独立，同时强调，保持独立必然要与西方围剿、封锁和压迫展开一系列坚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斗争，取得了历史成就。这一成就不仅在于击败了来自东西方的种种战争挑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在于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开放，“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5]（P71），按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四是用了三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创造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等世界先进技术的奇迹，开了民族自主创新发展道路的先河。国内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从1949年第104位上升到1972年的第7位。概括地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对照列宁“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公式，这一时代发展道路的基本公式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四个现代化”或“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自力更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抓革命促生产”。

当然，这一时代探索也出现过若干偏差、失误和挫折，大致可以归为前期照抄照搬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以及“大跃进”的失误，后期用一种类似于后现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内爆式”“文革”方式来力图摆脱经典现代性弊端束缚而导致更大的混乱。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我们在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受到“东教条”的严重影响。其中，一是与苏联一样，长期用“四个现代化”技术理性思维片面地理解现代性内涵，从根本上忽略了制度和社会变革方面，延缓了全面现代性变革的进程；二是我们沿用苏联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片面追求“以钢为纲”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推行“先生产、后生活”策略，以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富裕进程相对缓慢；三是为了发展重工业扩大积累，不断扩大“剪刀差”侵蚀农民的利益，导致“三农”问题严重；四是“超英赶美”急于求成、单纯求纯，排斥非公经济和商品经济，脱离了生产力实际，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受挫；五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错误理解阶级关系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用法治，而以经常性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推动生产、管理国家，发动“文革”，导致社会失序，现代性事业遭致严重挫折。

造成这一时代问题当然有主观原因，但是我们更应当关注造成这一问题主观原因背后的时代根源。许多问题都源于时代局限，主观原因往往是时代局限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一是这一时代仍处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工业—农业”两极结构为框架的旧全球化—经典现代性时代。“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和计划经济已经是当时最经典、最合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与经典现代性的资本主义两极对立，决定着世界格局。经典现代性内在矛盾虽然已经暴露，但还没有遭遇后现代的彻底批判，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正在酝酿，但是还没有取代经典工业化主导地位而呈现主导趋势。“追求工业国”的目标所能学习的榜样只有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经典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经典现代性道路依然还多重束缚着当时人们的思想，那一时代的人们尽管对苏联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局限和弊端有所警惕，想超越，但是囿于时代局限，有超越的愿望，却缺乏完全超越的条件，因此，不可能超越时代创造出一个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完整构想。二是旧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处在东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冷战和对抗最为尖锐的时代。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维护国家安全，我们不得不勒紧裤带优先发展重工业。1949年，中国是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的农业穷国，发展重工业严重缺乏资金，无法完全通过工业积累或依赖外援来解决，只能通过“剪刀差”向农民要积累。为了防止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对资本在低于资本全球化国家依然可以起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伟大文明作用”一概抹杀，因而表现为“左”的错误。执政后，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弊端不断暴露，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更表现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利维坦”所带有的经典现代性的代议制民主、“科层制”在制度上客观地、不断地造成党群关系相对疏远化，党内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警惕和焦虑，将之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表现，因此不断用各种群众运动整刷吏治、冲击“科层制”，直至不惜用文化激进主义的“文革”这样大规模的造反运动和夺权斗争来打破科层制的国家管理体系，以恢复党群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在经典现代性“老路”的自身矛盾走向极端时力图采用否定性后现代“内爆”方式化解的产物。这一后现代方式虽然直接激发了欧洲1968年“五月风暴”的出场，但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积极肯定的结果，相反，却导致了现代性道路的“消解”和混乱。在旧全球化体系中，东西冷战对抗一直成为主线。虽然毛泽东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自觉将发展中国家划出两大阵营，为找到不同于两大阵营的发展道路作了方向性的探索。但是，这一探索还未及全面展开就遭遇来自东西方的联合阻挠甚至扼杀。三是急于求成、多次导致发展中出现“马鞍形”也有历史原因：源于对民族落后挨打惨痛教训的深刻记忆和世界竞争态势的紧迫性认知，以及缺乏建设经验而对现代性发展规律的误判，等等。总之，作为新中国缔造者和初期发展的领导者，毛泽东那一代人一方面全面奠基了新中国对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探索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提到原则高度；另一方面又囿于时代局限，没有能够完整提出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其原因是，在一个以大工业文明为主导、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占支配地位的世界格局中，矛盾和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冲破樊笼、解决问题的力量、要素和机会尚在酝酿之中，他们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虽然作出了多方面的局部尝试，提出了许多带有方向性、原则性的思想，甚至采取“文革”方式“内爆”，然而要全盘创新地提出超越性发展道路，是极其困难的。“文革”既隐喻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老路）因为弊端丛生而不可持续，更意味着否定性后现代“内爆”方式只能导致动乱，并不能直接产生肯定性的积极成果。只有既超越经典现代性老路、也超越后现代邪路的新现代性道路，才能产生肯定的、积极的成果。

邓小平时代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一招破除了“东教条”，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系列时代和主体条件相互契合的产物。从时代坐标来看，一方面，这是新科技革命兴起、后工业社会来临以及新旧全球化转换的时代，全球以和平与发展方式来替代冷战与对抗，世界力量、机遇和格局发生大重组，因而为冲破经典现代性发展世界格局、布展新全球体系铺平道路，为造就改革开放的发展时代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这是在苏联和中国沿着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内在弊端和矛盾充分暴露、遭遇困境和难题、付出了沉重代价、亟须变革的时代。这一时代能够用全面改革开放来努力打破经典现代性的思想束缚，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思想解放重新思考发展道路的空间。“道路之问”再一次叩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门。从主体条件来看，新的眼界源于伟人站在世界之巅对新时代曙光的超前感知。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不但全程参与领导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有全程参与新中国对前期发展道路探索的经验，特别是在“文革”中起起落落的个人经历，以及他1974年借助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亲身感受到美国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新科技革命浪潮前锋的到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成为他战略性地跳出旧轨道、创造新道路的主体条件。正因为如此，历史才需要并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在回望中国走过的路和比较别人的路的基础上，强调“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实与“文艺复兴”一样，并不是回到“文革”前经典现代性老路，更不是继续“文革”邪路，而是寻找新路，因而要实行深刻变革。因此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P150）改革与“文革”都是对老路的否定，然而两者性质、方式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用改革替代“文革”来改变经典现代性道路，是为了寻找新现代性道路。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P163）他提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完整命题，其中包括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概括地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P2-3）邓小平以“三个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对“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强烈追求为标准，沿着毛泽东开先河的方向大刀阔斧、披荆斩棘地探索，在原初经典路径的重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同时又超越“文革”动乱方式，重新明确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定向，从而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全面探索者、开创者和引领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敏锐地抓住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对世界力量、因素、格局重新调整的重大机遇，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果断地结束了“文革”，为重新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最重要的时代根据。第二，以世界和中国发展实践经验教训为依据，以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为出发点，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倡导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党“换脑筋”，从而为大胆试、大胆闯、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作了思想和精神准备。第三，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极富方向性、战略性创意的概念，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这一概念作为轴心和标准，来重新思考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把社会主义看作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好、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优越性的方式，因此才有反对“西教条”（反对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秉持“四个坚持”）和反对“东教条”（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用这一概念作为标准重新反思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因此才有改革开放的大战略；用这一概念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此才有“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不仅是应对新时代新挑战、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关键的举措，更是将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第一次作了方向性的明确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因而改革开放这一深刻推动社会变革的现代性行动也是全面、整体的。第四，明确“发展是硬道理”，将判定社会主义标准与发展道路选择紧密关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7]（P225）“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为此，需要创造一种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来验证这一道路比经典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为此，才有“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竞争、开辟沿海经济特区，先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再由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五，重新重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创造性地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新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成功实现了满足人民重托的“富起来”目标。从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位。第六，敏锐地抓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积极应对新科技革命浪潮，为新现代性的产业超前布局、道路引领奠定最为重要的基石。第七，全面规划了温饱、小康和基本现代化“三步走”的百年发展大计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百年基本路线，将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转化为一个战略性实践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师和开创者。这一时代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框架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因为是新全球化时代的曙光初露期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浪潮前锋期，由于对“前无古人”的道路探索缺乏现成经验，需要用“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因而这一时代探索依然存在着若干局限性。第一，盲目性。没有现成经验，对“什么是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怎样走好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缺乏现成参照，只能诉诸于感性实践大胆试大胆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点一滴地探索开拓中国道路，积累中国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冒了许多风险，交了许多学费。第二，破除旧体制、旧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与建立和明确新体制、新发展道路之间时常脱节，形成转轨性制度真空，产生了治理失效并引发大量腐败。第三，由于改革机会不均等，先行先试和后行后试之间、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发展环境和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拉大，造成社会裂痕。第四，由于初期经验不足和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发展经验，因而社会上一度对发展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所忽视，“西教条”有所泛滥。第五，由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又由于渐进式的推进改革，一方面使社会体制处在断层化和碎片化状态，另一方面又经常会使渐进改革中的得利者不断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改革和发展的总成本攀升。第六，因为是先行先试杀出一条血路，因而闯出来的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尽明晰和完善，定型化程度还不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充分涌流、新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机遇，回望70年新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比较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之路，在前瞻未来之路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不仅全面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新现代性目标，对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本质向度、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作了全面阐释，更对新时代发展道路2020、2035、2050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构成新的“三步走”蓝图进行了全面布展。

三个时代划分对应的“技术时代”标准是大工业主导（大工业社会主义与大工业资本主义对峙）时代、后工业文明崛起时代和智能化主导时代。三个时代划分的“现代性（/后现代）时代”标准则是大工业主导的经典现代性时代（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与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从大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崛起转变的夹缝时代，以及信息化、智能化主导的新现代性时代。

三、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目标选择：世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梦

目标始终是指引道路选择的旗帜。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以马克思“从后思索”方法回望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作为新现代性革命道路的伟大继续，现代性的中国梦即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中国目标“新”在何处呢？

第一，在超越西方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道路、因而超越和替代五四运动之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主张的经典现代性的意义上，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以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为指导，实现着三大超越：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以超越和替代导致人与人关系全面异化和阶级对抗的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进程；二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中国道路来超越和替代资本中心性支配下造成的人与自然全面对立、生态破坏和自然条件全面崩溃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三是以倡导共享发展、合作共赢、全球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替代资本逻辑的全球分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否弃资本，而是在积极引导和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现代性文明进步作用的同时，积极消解和压制其消极导向和另类牵引，为最终促使资本退场做准备。因此，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成为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根本区别于资本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显著标志。

第二，在超越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上，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一是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性理解的“技术教条”，将现代性领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扩展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倡导“全面改革”“五位一体”，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完整现代性目标，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目标和过程的内涵；二是实现了将现代性逻辑自身的丰富内涵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有机结合；三是破除了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全面改革开放，全面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这一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都超越了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在伟大开创新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比较优势。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紧紧把握现代性逻辑内在出现的“时空压缩”甚至“时空倒置”机遇，充分利用全球化世界普遍交往的条件，新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跟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性身后亦步亦趋地行进，而是在多元现代性道路要素中重新剪辑现代性程序，着力将多次现代性任务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合一进行，表现为一系列的“新”或“新型”现代性：新现代性的目标指向，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市场化和现代经济体系建设道路，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新型社会治理道路，新型文化发展道路，新型生态文明道路，新型全球治理道路，从而在世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性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超越经典现代性和后现代含义的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一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的新现代性发展目标，既体现了世界现代性发展的新趋势，也成为自近代18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目标体认的最高水平。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国人对现代性本质和目标的体认主要是以“西洋文明”即西方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为蓝本的。从“师夷长技”到“变法图强”，从《天演论》主张的进化论到清末新政，从辛亥革命“突驾进化论”到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都是西方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国表达。西方经典现代性文明形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倒塌，进化论也随之破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问题、寻找中国现代性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理解现代性目标、通过何种现代性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解答这一问题不仅要受到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教条”的掣肘，更受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种种教条的影响。晚年马克思在痛斥法国青年派将马克思关于“西欧道路的阐释”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理论”的教条和探索俄国等东方道路时，著名的“马克思之问”就追问：是否以及如何走出一条超越西欧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道路？在批判考茨基关于“落后国家实现革命”是必死“早产儿”的教条言论、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开辟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之时，“列宁之问”就聚焦一个问题：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选择现代性的目标和道路？答案是两个著名的现代性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总和”表明现代性是全面的和总体的。然而苏联却仅仅片面秉持后一公式，将现代性理解为技术理性。受苏联影响，我国在第一时代将对现代性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为技术理性。1949年，毛泽东根据世界经典现代性通则提出新中国现代性的目标就是要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将“强大工业国”目标扩展为“四个现代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这表明共和国第一时代领导者既满怀实现现代性目标的豪情，又囿于对现代性内涵做技术理性的理解。第二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根据历史经验和实践进程将现代性全面推进，全面改革意味着现代性带来的社会深刻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领域，而且全面深入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第三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定义中国新现代性目标，不仅将经典现代性的科学、民主等内容提升到新的层次，更加上了和谐与美丽等新现代性内容，用中国方案全面解答了世界复杂现代性遭遇的矛盾和难题。

全面、综合的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出场逻辑蕴含着复线叙事，它必然展开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道路的中国探索。

四、新现代性的经济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市场化

新中国成立70年创造的最大奇迹，就是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00309亿元，人均GDP为64644元，分别为1949年的1932倍和751倍；人均国民收入28228元，是1949年的407倍。中国在22个工业大类中有7个名列全球第一，超过220个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增加值世界第二，制造业总量世界第一。中国高铁总里程、高速公路里程、港口货物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同时成为外贸大国，对外投资及吸引外资大国，同时享有技术发明专利大国、高等教育大国和人才大国等等称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从经济角度看，创造中国奇迹背后的正是新现代性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现代性的经济发展道路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新型市场化道路；三是迅速消灭贫困，走共建、共商、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之一，工业化一直是经典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内容之一，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则是后工业文明的主要象征。在“技术社会形态”变迁的意义上，在大工业文明时代，苏联大工业社会主义曾经一度取得了对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但是落后于、也最终难以抵敌美国等西方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后工业文明变革浪潮的高位压迫，因而遭致失败。在当代，在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共存的世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必须突破所谓“产业梯进规律”主张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经典现代性教条；抢抓信息化、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的重大机遇，但是绝不走西方后现代主张的所谓“产业空洞化”之路，而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智能化带动工业化、提升工业化的产业发展之路，走“工业制造2025”“互联网+”的道路。这一道路只有在新科技革命浪潮完全到来、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深刻改变产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时代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但是，孕育这一道路需要的前置条件却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的三个时代之中完成的。第一个时代主要解决从落后农业国向初期工业化国家转变的任务，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必要的工业基础。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将建立“现代性的工业体系”作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目标。第二个时代是利用改革开放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利用参与全球分工全面提升产业国际化水平、产业全面拓展变革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是我国产业门类拓展最快、产业发展国际化水平提升最快、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跟跑并跑到逐步领跑的快速转型时代。正是这一时代，中国经历着从工业化初期、中期到后期大跨步进入信息化、智能化、互联网+的时代，成为在这一领域起步最晚、发展最快、势头最猛的国家。第三个时代才是中国全面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和战略的时代，是新型工业化全面布展并取得关键突破的时代。

在“经济社会形态”变迁意义上，新型市场化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关于资源配置方式探索的重大创新。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最高表现，源自西方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但是西方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方式经历若干阶段，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压迫下，作为微观基础，企业产权制度从个人私有制到股份制再到混合所有制，而宏观上则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干预、再到市场—政府—社会三元综合治理，形成经济的“西教条”。苏联则教条化地用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成为“东教条”。新中国第一时代借鉴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保留少量的城市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与发挥了商品交换的积极作用。第二时代则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外在对立，借助改革开放大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可以说，这一混合经济体制既保留着经济的活力，又保障着经济为民的主体方向，因而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比其他经济治理方式更多的优越性。其中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和肯定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依然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文明作用”，同时又利用制度来合法限制其消极作用，成为时代新识。第三时代则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发展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适时提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目标，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原初在大工业时代处在两元对立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可能正在走向更深的融合。信息经济最有可能发展成共享经济，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则为全社会用精准计划满足多元化、即时性、小批量私人订制需求提供现实可能性。

消灭贫困始终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性的关键使命之一，更是秉持为民造福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所系。虽然各个国家在各个时代对计算方式各有差别，如果就世界银行2001年提出国际贫困线的“人日均收入1.9美元”的标准，或按照我国制定的人均年支配人民币低于2300元（按照2011年价格，2015年调整为2800元，2016年为3000元，之后又提出“吃穿两不愁、居住教育医疗三保障”）的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7.4亿，仅2018年就减贫1660万，不能不称之为创造了反贫困的世界奇迹。这奇迹依然得益于我国走一条共建、共商、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包容性发展、新型经济正义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同样经历三个时代。第一时代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强国目标，根据国家动员指向“先生产、后生活”的战略安排，轻工业、民需民品生产让位于重工业发展，人民生活虽然渐次稳步提高，但是人民富裕程度不高，消灭贫困速度不快，国家长期处在“短缺经济”[8]状态。第二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为宗旨，以“三个有利于”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为标准，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杀出血路、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进路，用40年改革开放迅速地提升了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但是，仍有少数群众处于贫困状态，先富与后富之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所拉大。第三时代则全面走共建共享的发展之路，不仅全面实施公共产品均等化制度，用政府转移支付、东西对口支援、重点扶持等措施在养老、医疗、健康、教育、脱贫、低保、社保等各项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上向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倾斜，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更以发展能力和发展实绩来支撑 2020年消灭贫困计划，让夺取全面小康社会胜利成为没有水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富民工程。

五、新现代性社会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与善治的差异性社会

城市化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空间生产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斯蒂格利茨曾经在20年前就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运动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化率不到10%（不足5000万），经过70年的发展，2018年底城镇化率已经跨过59%，接近60%。近14亿人口的60%即8亿多人口成为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达16倍。一个“乡村中国”俨然已经转变为“都市中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全党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已经变为真正的现实。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确立，超越了西方经典现代性的“羊吃人”、消灭乡村片面单级城镇化道路，也超越了后现代的“逆城市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产城结合、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生态化、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推动中国进入高速城镇化通道的同时，注重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铁、轻轨、高速公路等现代快速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支撑大、中、小城市体系建设，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注意保护环境，用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和廉价租房等方式解决了3亿收入较低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

现代社会分工程度与社会动员能力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标志。对新现代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以依法善治的差异性社会为中心而全面展开的。社会发展是现代性目标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市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后发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组织化程度都很高，而社会分工和横向自组织能力都偏弱。乡村群体虽然经历了土地革命，但就社会关系而言大多仍处在同质性的胞族社会结构且未分化，在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都面临是否、以及如何发展和治理社会的难题。市场化和城市化无疑是重大催化剂。西方走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的道路。“市民社会”是与西方经典现代性资本主义相匹配的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曾用这一概念主要指资本逻辑规制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人民利益同质性的“同质性社会”道路。然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既不同于“市民社会”、也不同于 “同质性社会”的新社会类型，即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呈现出来的人民在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上趋向一致，而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上又各有差异的社会。前者由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纽带，后者则为差异的多元化产权、工作、生活、组织、身份以及资本和市场因素所导致。合理的差异将为社会竞争带来活力，而共同利益和共享愿景则为社会增加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发展和善治社会需要正义，但是这一正义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民粹主义的，而是现时代需要的“差异的正义”。

“差异的正义”有五个基本原则。一是生产和分配“差异与公平”的统一，承认“合理的差异”是持久的、普遍的，也是合理的，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产品和财富不能充分涌流、不能满足“按需分配”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依然是有差异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统一。但是，承认差异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差异。我们曾经不顾条件地试图用政治手段消灭差异，民粹主义也超阶段地主张消灭差异，但那只能回到普遍贫穷。合理的差异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差异是合理的。二是差异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特别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中“不平衡”或差异性的内涵和根源的合理性。人民承认合理差异，但是对腐败、行业间严重分配不公或违法致富造成的差异不予认同。深化改革就要解决上述问题。生产力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劳动量之间的差异有现实和历史原因，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三是“限高”，收入分配差异需要在合理区间，基尼系数不能超过 0.4。要大力推进共建共享的发展之路。四是结构性差异，即基本公平 +比例公平。一方面要大力保障作为社会基本成员应当享受的公共产品均等化，在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安全、信息、公共政策、基本住房、社会保障等权利方面实现均等化，同时在超越上述基准之上的领域，个人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可以获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五是差异的历史性，在最终意义上，社会主义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差异，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一切现存的利益差异都只具有暂时的意义，不能将一个时期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化，甚至日益扩大化，导致向阶级对抗社会转化。调节一切人民之间利益差异性的矛盾，需要建立和谐社会。

六、新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三位一体”与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是新现代性的民主政治进程。开辟这一道路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实现伟大初心即人民当家作主、建立法治国家，也就是国家和社会治理框架的现代性问题。新中国第一时代解决了国家治理的框架建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继承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传统，与民主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了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框架。这是将人民革命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结构，新中国于是成为人民共和国，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因而派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制度，人民大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平等和自治制度，都展现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些形式都包含着超越经典现代性中的简单多数民主原则，防止滑入多数人暴政。将协商民主扩展到整个社会，是应新现代性的政治民主发展而产生的，是对经典现代性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缺陷的超越。将群众路线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也是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得之不易。为了摆脱经典现代性“科层制”造成对群众路线的制度性疏远化，我们曾用极“左”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方式，不惜破坏规范的制度体系，来强制性地恢复革命年代的群众路线，许多框架内容曾被虚化和掏空，如法治、政治协商制度等。第二时代在差异性社会基础上全面重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然而需要创新探索，如经济特区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等。新时代则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定型化制度为目标，推进民主国家框架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反思新中国成立70年民主政治道路的出场史，其中的启迪之一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保证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既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翻版，也不是原有经典现代性老路的再版。后发国家走向现代性始终是国家主导的，国家主导的核心是政党领导。一个现代性民主政治必然是政党政治。有无先进的现代性政党领导，成为民族国家能否实现现代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既包容了经典现代性的多党制相互监督的制度设计，也突出了一党领导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避免了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导致的政治轴心动荡，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持续带领人民发展现代性的坚强领导核心。启迪之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必须要兼顾人民的多重政治身份。“人”是构成现代性的两大根基之一。从“抽象的人”的权利出发达成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构成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政治逻辑。从“现实的人”出发，建立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原则的国家，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国体是根基，政体是关键，它解答国家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大问题。法治国家中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群众与党的关系，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必须加以多角度关注。经典现代性的科层制国家仅仅关注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却忘却了群众与政党的关系，忽略群众路线，必然会出大问题。反之，强调群众路线而否定法治关系，必然导致动乱。启示之三是：以维护好、实现好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为宗旨的新中国，必须要解决“现实的人”即在差异性社会中的人民的政治表达问题。一方面，我们强调作为差异性社会中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的政治表达决定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必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来实现；另一方面，差异性社会中人民之间的差异利益的政治表达同样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与各其他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来解决。两者都需要在现代性的法治国家的框架内运行。解决差异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的不再是总体的阶级对抗性政治，也不是同质性政治，而是协调差异与统一关系的和谐政治。差异性社会中因为利用资本逻辑，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抗的矛盾，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在我们的法治和专政条件下，可以将对抗性矛盾一般地转化为非对抗矛盾，用法治和制度规约来处置，纳入政治现代性框架来消化。这一新现代性民主政治具有最广泛的包容性和超越性。

二是要超越西方经典现代性政治的“抽象的法的统治教条”，用新现代的国家治理方式，一方面消解经典现代性政治的内在空疏和矛盾，另一方面去除“多元主义”后现代政治的相对主义弊端。经典现代性的独立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权力分配和相互制衡、选举民主、法治和程序正义，等等，一直是经典现代性主张的基本要义。但正如后现代思想家们反思批判的那样，经典现代性的形式正义、“抽象的法”背后所掩盖的问题在于，形式正义往往脱离实质正义，程序正义背离价值正义，应然与实然脱节，“抽象的统治”扭曲了政治的初心，“利维坦”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带有脱离群众倾向。后现代主张的没有政府治理的“多元主义”政治则强调政治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和基层民主，但是反对政府主导。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执政实践中，经过多次历史经验教训的启示，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出一条新现代性政治发展道路，坚定地将坚持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紧密结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政府规制与群众路线结合，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依法行政与学习型组织相结合，经典民主和电子民主相结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格局。

三是用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超越经典现代性民主政治和后现代新公共管理模式。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科层制”理论主张法制政府成为单一民主政治管理主体，后现代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构成多元主体，彼此之间协商共治。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既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以克服经典现代性民主政治单一主体的缺陷，同时又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以避免后现代政治的相对主义，从而将两者的优势合为新现代性的民主政治体系。

七、新现代性的文化发展道路：核心价值、文化自信与包容多样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发展和繁荣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新现代性的中国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最新宗旨。概括地说，新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经历的三个时代的出场逻辑主要表现在：第一时代，主要是运用新的国家力量进行一场深入持久的文化革命，建立和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领导核心的意识形态。为此，必须扫荡旧中国充斥的封建传统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了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和文化批判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清场，帮助旧知识分子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关，同时在苏联帮助下，在高校大规模培养马列主义课程师资，普遍建立相关学科和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在编译局大规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和理论教科书，仿照苏联模式编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教科书。为了繁荣文化事业，也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是最终认定“百花”实质就是两家：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文化斗争目标就变成“兴无灭资”。“文化大革命”则将“扫四旧、立四新”的文化激进主义运动推向极端，演变成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客观地说，对一个在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夺取胜利、建立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伴随政治和经济革命进程必然需要一场文化革命，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统治。但是，在经典现代性规制下，文化革命所持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尖锐对立的激进主义态度完全否定了传统，拒绝了西方文化，造成文化断裂和封闭。第二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国外当代思潮涌进，后现代思潮汹涌澎拜，被忽略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茫茫九派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对话的挑战中前行，在时代实践探索中发展，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推向21世纪。第三时代则是超越经典现代性的两极对立、主张文化自信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时代。这一时代呈现的新现代性文化主张表现在：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上，一方面，既反对否弃一切传统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坚持文化自信地继承和汲取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红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反对后现代的文化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思绪，坚持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强调先进文化向度、文化的主旋律主基调，强调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外文化关系上，既要反对封闭锁国，要大力吸收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同时也强调文化创新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态度。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合法文化的关系上，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轴心地位和指导地位，又同时兼顾包容，建设文化统一战线。这一现代性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既超越着一切经典现代性眼界，也超越了一切后现代视域，展现出一条新现代性的文化发展道路。

八、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环境支持和绿色发展

与信息化、网络化一样，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是超越经典现代性、榨取后现代思想资源、走向新现代性的明显标识。虽然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有长达5000年的生态思想，但在新中国发展现代性进程中重新出现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思想却主要是受国外生态思想的影响。在生态文明道路选择意义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的三个时代，主要是沿着发展大工业文明的经典现代性阶段相对忽略环境保护——承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中国新现代性发展时代一路前行。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道路与国外生态文明思想的最大差别，就是新现代性道路与后现代道路的差别。国外后现代生态文明思想以“深生态学”为标识，主张“生态中心论”，反对任何以人的利益为旨要的发展。后现代站在生态中心论立场强调自然与人的分离，片面强调自然修复，强调消极的环境保护。因为生态是荒野，文明是人的，两者依然处在对立之中，“生态文明”变成一个自相矛盾的“反讽语”。超越后现代视野，开辟既是生态的同时也是文明的道路，需要中国创新探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既不能放弃发展，也不能破坏环境，而是要寻找一条环境友好、人自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密集地生活在相对狭窄的自然空间，5000年文明史在许多地区过度地消耗了自然资源，因此人均自然资源十分有限；又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因此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空间广阔、人口密度相对低的国家的后现代的环境保护方式，必须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富起来”和“强起来”目标，我们既要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又绝不能放弃发展权，需要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两者高度统一。这就是区别于不顾环境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荷兰等国家“环境保护+经济零增长”后现代模式以及大搞无人区式的“国家森林公园”西方模式之所在。我们要着力关注的是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GDP，首要关注与普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产业选择、生产环境、居家环境、生活环境、交通环境、饮食健康等等的改善。新现代性是绿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灰色的；新现代性是主张环境支持和绿色发展的，而不是经济零增长的后现代状况。我们在通过治理荒山、绿化沙漠、净化水质、治理雾霾、水土保持等积极的人的实践方式干预修复、优化环境使之呈现“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风貌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得到环境优化对人民美好生活期盼的回报，形成人与环境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系统，用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带动环境不断优化和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九、新现代性发展道路：全球主张与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探索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这一道路不仅为世界上所有走向现代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也具有全球主张，为人类文明指明了新方向。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前此以往，几百年经典现代性的人类文明逻辑主要是资本逻辑。资本、资本化的欧洲、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主体，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东方文化或非基督教文化则被视为“野蛮”，因而在文化上呈现全球单一“主体—客体”结构。这一逻辑不仅为西方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奴役东方提供了理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赛义德《东方主义》所说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对象。在这一逻辑链条中，西方霸权天然合理，全球只有唯一主体和轴心，全球结构是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的，各国家相互之间遵循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凡强必霸”的丛林法则，由此造就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旧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全球主张今天依然被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所秉持。

然而，世界正在际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霸权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危机。走出一条新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同时也是全球文明的治理结构。在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上逐步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也在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影响全球趋势的负责任的大国。世界正在从旧全球主义向新全球主义转变，向中国主张和推动的世界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中国主张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己的发展经验与世界共享，打破了西方霸权几百年来的旧秩序、旧主张、旧格局，开辟新全球化时代，倡导人类新的文明方向。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三个时代对新现代性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都提出了影响人类进程的全球主张。毛泽东时代为了打破东西方两霸主宰世界的旧世界格局，创新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摆脱“东教条”“西教条”、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性提供了新战略思维。邓小平时代抓住“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推动全球从对抗走向对话，和平代替战争，发展代替贫困，既为中国走新现代性发展道路争取良好外部环境，更为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创造坚实条件。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以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所取得的“中国奇迹”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全球主张具有现实的世界意义。

十、现代性中国道路探索的宏观坐标：三个百年

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远未完成，“道行百里半九十”，我们既要只争朝夕，又要做新长征的准备。当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是全剧的序幕，那么现在也仅仅是万里长征征途中的正剧，高潮还在后面。在战略上，我们既要反对种种“悲观论”和“中国崩溃论”，也要反对“速胜论”。面对“唱衰中国”或“唱爆中国”的企图，都要警惕。客观地说，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探索的“万里长征”，大体上要经历三个百年，才能真正完成。

第一个百年即1840-1949年，共109年，可以被称为“被动输入型现代性探索阶段”。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和商品轰开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迫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丧权辱国，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地向西方学习，甚至按照西方的安排来亦步亦趋地跟着走，输入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思想和模式。当然，挑战必有应战。中国人民不断反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辟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第二个百年即1949-2050年，这是新中国的百年史，是新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出场史，也是“自主输入型现代性”的探索阶段。所谓自主，国家独立给予中国以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条件，中国走上一条超越“东教条”和“西教条”、独立自主探索现代性发展的道路。所谓输入，即中国经济文化社会还很落后，还需要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汲取一切有益的技术、知识、经济、管理、资本要素，实现开放发展。但输入什么、怎样输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发展仍采取“跟跑”即“追赶型”现代化方式，但追赶目标和道路却有独立的选择。因此，与“被动输入型现代性”阶段相比，我们是自主引进技术、自主引进外资、自主引进管理、自主引进先进知识和文化，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跟跑到并跑，最后达到领跑的目的。越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我们的开放越是双向的，我们的学习是有选择的，在对外学习的同时，更在锤炼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道路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用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转向第三个百年创造条件。

第三个百年即2051-21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百年史，将为“自主辐射型现代性”阶段。自主辐射是自主创新的必然结果，自主辐射伴随着自主创新进程。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自主辐射型现代性的国家所展示的自主创新就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总体性。作为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大国，东中西部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不平衡问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解决。我们的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从星星点点到连线连片，再到覆盖全局，才能最终成为世界领跑者。从自主创新向世界领跑者身份的转变，必然遭遇若干旧霸权主义各种愈演愈烈的干扰、阻挠和破坏。这是一场并不轻松的马拉松赛。时间就是生命。自主创新从现在开始，到2150年，用新中国成立第二个百年时间，我们才能真正完成这一进程。因此，中华民族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这一目标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能盲信速胜论。我们对标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且距离成为整体领跑者的目标还更远。更何况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以往的崛起之路。我们向外辐射的只是用我们的先进技术、文化、知识和经验，我们的道路将为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成功方案，我们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的自主辐射从不将自己的道路和方案强加于人，中国崛起更不会反过来称霸世界，而是打破“凡强必霸”“新霸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倡导建设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排头兵。

因此，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探索依然在途中。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需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