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Cite 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近年来，“新乡贤”在很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多次被提及，所谓的“新乡贤”是对乡贤的辩证否定，是乡贤的延续与发展(表1)。新时代的“新乡贤”其内涵应该更加丰富，涉及到的范畴理应更加广泛，应当涵盖社会各界不同行业的不同身份，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培育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表1 新乡贤与乡贤的区别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文献数据来源，“新乡贤”为主题，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4—2019年，结果检索相关新乡贤文献共457篇，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整理，删除无效条目最终得到400条有效结果，数据收集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因CKNI数据库庞大，检索主题关键词文献可能与数据库相关论文数量存在一定差异，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些影响。

利用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1]，将时间切片设置为1，阀值为top50，选择最短路径算法，进行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的梳理，生成关键词共现和突变词列表等知识图谱。同时，以Excel软件为辅，对新乡贤研究的年度文献分布、核心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分布等外部特征做整体描述。

二、新乡贤研究的热点分析

在图1中可以看出，运用Cite Space V软件得到了较好的聚类效果(网络节点：50个，连线：60条，网络密度：0.049，Modularity Q值：0.6235，大于临界值0.3)和合理的聚类结果(Mean Silhouette值：0.7498，大于临界值0.5)。通过采用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导出乡村振兴、乡贤文化、农村、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和乡贤理事会等6个主要聚类；通过核心作者共引分析发现发文量较多的是：毕文俊、杨朝清和张鸣年；被引率较高的是：颜德如、胡鹏辉、李金哲、张兆成和王文峰；通过关键词突现得到经济发展、乡政治村、具体路径、对策、新乡贤、乡规民约、善治、培育、乡村建设、乡风文明、传承与创新、美丽乡村、基层统战、乡土社会、文化自信、治理主体、乡村治理体系、困境与对策、乡村精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治理等21个关键词，体现了新乡贤研究的趋势和主要内容，反映了新乡贤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乡贤文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图1 新乡贤研究领域网络(关键词聚类)图谱

(一)发文趋势分析

从历年的发文量可以看出，2014年的发文数量为5篇，2015年的发文数量为18篇，2016年的发文数量为75篇，2017年的发文数量为75篇，2018年的发文数量为163篇，2019年的发文数量截止目前为131篇，近两年的发文数量呈直线上升，表明新乡贤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爆发阶段。

(二)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

从核心作者分布来看，许多研究者在新乡贤研究领域均具有一定影响，其中不乏领军人物。具体而言，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毕文俊(14篇)、杨朝清(12篇)和张鸣年(7篇)，但最早对新乡贤领域展开实质性研究的是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胡彬彬教授，他在2014年于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让新乡贤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从总体上看，网络密度比较低，说明我国生态服务价值研究力量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的学术联系较弱，团队规模较小。

从发文机构分布看市党建研究中心、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全国政协和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发文量较多，均是12篇，湖北大学紧随其后，发文量为7篇，其他机构发文量相差不大。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上述机构占据新乡贤研究的主要力量。

(三)关键词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所有的关键词分成6类，紧密程度都是大于0.5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平均年份也比较新，主要涉及乡村振兴、乡贤文化、农村、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和乡贤理事会，对新乡贤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四)高被引文献分析

表2统计了新乡贤研究中前10篇高被引文献，这10篇论文或许可以看作是近些年新乡贤研究的重要知识源流。其中，颜德如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被引频次达到83次，高居第一。他主要分析了当代乡村治理与古代的不同之处，指出了当代乡村治理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乡村出现边缘化、荒芜、空心化和乡村精英的流失，提倡要培育和弘扬新乡贤文化以及完善基层制度建设[2]。在这些高被引文献中涉及的主题较为广泛，有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传承，有新乡贤的内涵界定，还有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拓展延伸了新乡贤的研究，这也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和思路。

表2 新乡贤研究前10篇高被引文献信息表

三、新乡贤研究的前沿热点

(一)乡贤文化

“乡贤”一词出现在东汉末年，主要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3]而我认为，“新乡贤”是指那些德才兼备，且具有乡愁情结和奉献精神的社会中间层群体。乡贤文化的形成源自乡贤作用的发挥，乡贤文化是土生土长，根植于农村生态环境下的一种文化积淀。乡贤文化是倡导文明乡风的精神力量、带领乡民致富的先进典型、传承地域文化的方向坐标、维护社会祥和的思想源泉、连接乡情乡愁的精神纽带，是传承乡风文明的重要方式。[4]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在保护传承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

(二)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使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平衡发展，整合各种资源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秩序，要通过深化自治、强化法治、实化德治，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5]乡村治理的过程极其复杂，新乡贤在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便利条件，但也会面临多重挑战。乡村治理主体的弱化、相关制度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乡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宗族化的双刃剑、乡村文化环境的复杂化和乡贤的两面性等多种因素制约着乡贤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

(三)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无论是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环境、乡村文化的建设都需要人。那么乡村振兴到底需要什么人，我觉得以新乡贤为抓手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种重要的探索，这种探索对于解决乡村振兴‘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新乡贤是产业兴旺的带动者；生态宜居是关键，新乡贤是乡村宜居生态的维护者；乡风文明是保障，新乡贤是乡风文明的倡导者；治理有效是基础，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的协作者和推动者；生活富裕是根本，新乡贤是乡村富裕的引领者。总的来说，新乡贤是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必要桥梁。[6]倘若可以很好地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参谋长”和“先锋队”作用，既能延续乡情乡愁，又能吸引在外新乡贤反哺家乡，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传承乡村文明，推动乡村振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