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翻译视角下浅析

谭方圆

摘要：作为东方文化的继承者、传承者、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的思想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学素养、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底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当时阿拉伯文化的成就。他的《先知》自1931年被冰心翻译之后，逐渐被中国的文学学者所熟知，并陆续出了不同的译作。以关联翻译和传统翻译视角为基垫，研究《先知》中《On Death》的原文以及三个译本，有助于开掘这座东方文化的“宝藏”。

关键词：纪伯伦;《On Death》;关联翻译

一、关联翻译与诗歌翻译

关联理论由斯博伯（Spende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他们强调的是通过最小努力，話语产生最大的认知效果、适当的语境效果，从而通过语境实现最佳关联。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必须使其译文与原文具有相同的关联程度。这不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作用，要求译者根据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过程，洞悉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并相应的表情达意，产生与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有着相同的语境效果;同时也要求以读者阅读群体为导向，运用翻译对比等形式并将知识面延伸到原文作者、原文的创作背景、原文的写作风格、结构等方面来探究诗歌的音形意之美。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指出：诗就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约翰·德纳姆也认为诗具有一种微妙的精神，当把它从一种语言移入另一种语言的时候，那股精神就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把一种新的精神加入到译文中，那么溢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堆渣滓而已。冰心在《我也谈论翻译时》中认为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因此译出时，即使不失原意，那音乐性也就没有了。当不同译本出现时，比较翻译就是必要的。从宏观角度来看，比较翻译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为适应当前我国翻译界形式的需要，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而比较的。

二、三个译本与原文之比较

（一）题目

纪伯伦一生致力于用阿拉伯文撰写诗文，但也有其英文的著作，比如《先知》（the prophet）。《先知》是他用心血铸成的散文诗，其中《On Death》是《先知》中的倒数第二篇诗作。与金立江在外国诗歌鉴赏词典里观点不同，本文作者认为之所以放在倒数第二篇，而非最后一篇，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是与纪伯伦的死亡观即“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同时又是一种更高生命的开端”有着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死亡不是真正的道别，死亡是另一种形式另一个界面另一个天地的开始。

在标题的处理上，冰心、李维中和吴岩均用《论死亡》作为标题。那么为何均用“论死亡”而非“论死”是何缘由？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第一，“死”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物质失去活性的状态，是一种状态且主要是指具体的形象的生理意义上的;二死亡指的是生命（或者事物件）系统所有的本来维持其存在（存活）属性丧失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的终止，且更多的偏向于抽象的具有深层意义的。从关联翻译理论来看，纪伯伦想要通过题目《on death》明示（ostensive）出的语境除了要表现面对死亡时的具体意义更重要的是死亡背后那凌驾于具体之上的抽象意义，译者们通过对原文作者的明示推理（inference）出其意并营造出这样的语境，均达到最佳关联。

（二）音之美

语音和文字与思想内容有着有机的联系。在文学创作中，不仅诗歌的韵律、节奏等与语言有关，任何文体都有个读来顺不顺口，语气美不美的问题。因此研究诗歌中的音美是有必要的。

虽然《On Death》诗一首散文诗，但诗人并非完全不考虑其韵律造就的音之美，随意的堆砌语音。诗人还压半谐韵（assonance）/ɑI//I?//e/，这不但突破了传统的押韵形式，而且在规律中寻求音韵的自由，如同在自由下包含着的规律的律动。这些韵律造就了散文诗的自由的音之美，使得诗歌更加流畅、更有律动。

就冰心而言，他的译本虽然以自由为显，但在这首诗中，他也运用了“i”“e”“ing”的半谐韵和平声的形式将原文中音所表现出的美感和主题的反差上所营造的意境比较好的实现关联。吴岩的译本在句末的处理上，前半部分仄声居多如“yang”“bu”“mi”等，后半部分以平声为主，如“ma”，且在最后三行用三个重复的尾音“了”（“le”）与原文中三个用when引导的排比句相呼应，这点与冰心的译本和李唯中的译本在最后三行的末尾处的无明显的押韵形式相区别。李唯中的译本在行末将平声韵与仄声韵交叠出抑扬顿挫的节拍感，与原文中的更迭的辅音相契合。但与冰心的半谐韵与平声韵不同，也与吴岩的“地七”韵和“江阳”韵不同，李唯中的译本则是多样的，比如“庚青”韵（韵尾“ng”“eng”“ing”），“东钟”韵（韵尾“ong”），“人文”韵（韵尾“en”）等不规则出现。相较冰心的译本，吴岩的译本在注重原文的音韵上欠点火候，没有达到原文所营造出的语境效果，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叙说者娓娓道来所用的双元音，吴岩的译本则是平淡的平声。李唯中的译本则是过多的运用音韵，是原文中用音韵显现的有条理的哲理意境被破坏，失去了最佳关联。

（三）形之美

《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的作者布鲁克斯（Clearth Broots）和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主张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并强调“没有形式，就没有诗歌”（no form，no poem[9]）。因此，注重对诗歌形式的研究对深化诗歌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纪伯伦的诗歌原文是散文诗，采用跨行连续（enjambment）的形式构建了诗歌的自由外在形式。诗中的行末停顿（end-line pauses）和行中停顿（internal pauses）兼并。节奏的往复与形式的规整使得主题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升华，不但使读者读来朗朗上口，更能激发他们对于抽象死亡意义的具体的、深刻的体会。

冰心的译本将全诗分隔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描写生与死的对立统一的性质，第二部分句式整齐，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加以升华。他并未保留原文的二十七行的行数和照搬其全部的跨行连续形式，而是采用删减法，将译文精简成二十行并只保留其三处的跨行连续，实现在翻译原文基础上的创新，符合他的翻译理念和译者主体性要求的创造性。近乎白话的语言，将读者的阅读范围伸展到各个层次层级，符合读者导向的要求。在句式上合理短句，十分注意汉语的断词断意。足见他笔触下自由与细腻交融的风格。吴岩的译本也将诗歌分成两小节，但与冰心的分割方式不同，吴岩的译本在“因为生和死是合为一体的，正如江河与大海也是合为一/体的一样。”后分开，前半部分是探寻死亡的秘密，后半部分是如何探寻以及惧怕死亡的原因和最后的总结。著名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李唯中的译本则是完全的诗歌形式创新，将诗歌按照意思的不同方面将这首诗分成五个小节，分别是村民问死亡的秘密;寻找答案的地方;对死亡的恐惧;揭示死亡的真面目和死后才是真正的解脱。比较来看，笔者认为李唯中的划分方法太过细碎化，失去了诗歌的模糊美的意境。而吴岩的译本则在层次递进上相比冰心的划分方法略逊一筹。吴岩的译本有二十六行，在总行数上是与原文的关联性最强。与此同时，李唯中的译本也是白话与书面的形式并存，但在白话的部分比冰心的译本和吴岩的译本更加白话，更加通俗，比如“不就是”“没发现”“就像”。且较冰心的“大大地展开”和吴岩的“大大敞开”相比，李唯中译本中的“敞开”在表现张力上就显得弱了些。在句法层面上，三个译者都将最后的五行用重复性的词语连缀的句子来构建。但是冰心的译本和吴岩的译本在倒数第六行和倒数第七行也用了重复出现的“岂不”“吗”/“么”来建构句子，因此在气势和节奏上要比李唯中的译本更加强劲，且与原文中用“is”引导的两个问句形式相对应，在形式上相呼应。从关联理论来看，三位译者在形式上都是间接翻译，都在译者所想要营造和原文一样的语境效果而努力。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冰心的译本虽与原文在形式上所分割，但却是在词义，句意上分割，翻译，预设最确切又保留原文的写作形式最完整的译作，其产生的语境效果也应是最佳关联的。

（四）意之美

诗歌是充满诗意的语言，在对诗歌进行理解时，我们首先应知道诗的核心是images[12]。胡家銮在《理解诗歌》的导读中也指出，我们一般认为images指“意象”，即“通过感情传达经验的语言”，也许更多的暗示“内心的景象”[13]。王德春將艺术语体的语用功能概括为形象描写功能，感情描绘功能和美学功能。其中的美学功能就是形象描写和感情描绘相互交融，共同来决定诗歌意象语言的外在形式美感和内在意蕴美感[14]。中国自古以来讲求的内外一体，阴阳一体，许渊冲也将“意美”概括为内在的“意义美”和外在的“形式美”。因此，对“意”的理解可以是多切面的。本文作者认为其“意”包含“意象”“意义”和“意境”三个方面。三者有机统一，相互联系。故本文通过对诗歌中意象的研究来理解其意义和意境并体会其美感。

纪伯伦运用比喻和对话，排比等修辞手段，增添了玄学式的神秘[15]意境，将抽象的死亡的概念具体化，并在具体的意象中包含着抽象的陌生化的意义。同时用“江河”“海洋”“国王”“牧师”等意象营造了一种哲学意义下的可被感知的生命世界这一意境。

在冰心的译本中，他将纪伯伦的“owl”译成“枭”，而与之相对的是吴岩和李唯中的译本中的“猫头鹰”。“猫头鹰”是“枭”的别称;“枭”是“猫头鹰”的书面表现形式，是对枭形目（stringiformes）成员的统称。同时，枭是希腊明智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如若冰心对此是有意而为之，那么他这里就是用典的意象体现。就《On Death》而言，主要的形式就是由智者亚墨斯达法来探讨生与死的主题。白昼的枭是看不清光明，只有在黑夜里才能看得清，这就如同生的人渴望探索死的奥秘，但又惧怕靠近黑暗下的死一样。明智女神是明智的，但她的爱鸟却做不到“明智”，这或许也是为何它要成为别者的坐骑，成为权力地位的低下者。而吴岩与李唯中的“猫头鹰”这一意象，虽然在表面意义上与冰心的“枭”是相同的，但在深层意义的表达上，笔者认为，还是冰心的“枭”所表达的语境与原文作者所想要表现出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由于冰心与纪伯伦相似的出国和宗教经历，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总体把握的最好，通过词语，句子，形式等交际线索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意图”的效果最佳，与原文在音形意所呈现出的语境效果的总体表现上实现最佳关联。他无愧于黎巴嫩作家诗人朱佐夫·哈尔卜在《献给冰心》中说道的“纪伯伦，东方不朽的精神。冰心，伟大的灵魂。你们曾相识相知，而我们是你们的孩子”。

三、总结

当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不同译者在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同一部作品进行翻译时，必然会由于自身不同的思维价值方式，文化素养，写作风格等的差异而不同。这时，进行翻译对比而择出相对契合原作并更好地引导读者选择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译作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40.

[2]张梦井主编.比较翻译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4.

[3]单晓云.试论纪伯伦《先知》中的死亡观及其成因[J].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18（1）：24.

[4]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胡文仲等编著.英语文体学[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7（2017年重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