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末西北丝绸之路南道研究

张杉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安西﹑北庭及河西﹑陇右的驻军大部内调，西域防守日益空虚，吐蕃乘虚而入，统治河陇西域广大地区长达百年之久。传统上认为吐蕃的占领切断了唐对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控制，导致西域丝路中断并逐渐衰落。但随着近年来在河陇西域陆续发现的吐蕃时期有关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大量文献和实物，提供了西域丝路在8世纪末继续保持繁荣的诸多佐证。

关键词：西域;丝绸之路;南道

唐代中期，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唐朝势力逐渐衰弱，失去了对河陇西域的掌控。接替唐朝掌控这一地区的是吐蕃政权，在长达百年之久的统治时期里，吐蕃在维系丝绸之路联通的同时拓展了丝路吐蕃道，在丝路南道上形成了繁荣的商贸文化往来。

一、丝路吐蕃道的拓展与唐蕃丝路的联通

唐朝建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后，不断完善驿传制度，建驿站、筑烽隧，丝绸之路干道支线纵横，“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髻野”[1]，交通商贸日益繁荣。陇右河西道和吐谷浑道是当时河陇西域地区两条主要的行进路线[2]。陇右河西道自长安經陇右至凉州段分南北两道，过凉州沿河西走廊经瓜沙往西又分三路，称西域北道、西域中道与西域南道，三道之间虽然有沙漠或高山相隔，但其实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其间又有很多小路相通，各条路线交错成网。其中西域南道指的是从沙州经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于阗西至葱岭的道路。吐谷浑道自长安向西，经今青海地区前往西域，因此地为原吐谷浑王国所在而得名。唐初百余年间，吐蕃对安西四镇反复发动争夺，沙州至于阗之间交通线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丝路南路通行不畅，往来商旅使节多沿丝路北路取道西州而行[3]。

在吐蕃统治时期，仿唐制在沙州、鄯善、于阗一线设置驿路，保证了此间丝路的畅通，从而大大加强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4]。得益于丝路的畅通，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也不断进行深化，并沿着几条主要通道开展了丰富的商贸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的交流融合。

这一时期河陇西域丝路主要通道包括：

吐蕃—于阗道。此路从藏北出发，由阿里区域为起点，自南向北经克里雅山口而至于阗。这条路线的直线距离尽管最短，但是沿途地质条件恶劣，山高谷深，气候多变，非普通商旅能行，在9世纪后逐渐废弃[5]。

吐谷浑道。又称羌中道、河南道。东接丝路干道，从炳灵寺渡黄河沿湟水谷地西行，经乐都、西宁，过日月山（赤岭），经青海湖南北岸，穿越柴达木盆地，经阿尔金山山口直达若羌，接西域南道[6]。这条道路伴随着吐谷浑势力的兴盛而起，形成于公元5世纪到6世纪之间，吐谷浑为吐蕃灭后，此道成为吐蕃进入西域的最主要通道之一。

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河西走廊一向都是西域的主要通道，在唐代河西走廊以南有数道与丝路东西干道或羌中道相通[7]。其中主要的几条道路有：大斗拔谷道、玉门军道、建康军道、三水镇道、张掖守捉道、当金山口道等[8]。

这一时期的河陇西域地区丝路向东向南连接了中原丝路干道，并以若干支道为辅，干道与支道相互交织成网。吐蕃通过设立诸多驿站并建立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实现了对于河陇西域地区的管理。

二、西域丝路南道商贸文化往来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常见吐蕃与中亚、西亚等地交往与商贸的有关记述。这一时期，吐蕃控制着经西域南道联通河西走廊这条东西交流主干道，从西北、东北两个方面联通了中亚，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考古学发掘的资料也提供了相应佐证。

20世纪80年代，青海都兰县发掘出一座唐代早期吐蕃墓葬，经过其中发现的数百件丝织品残片分析，发现里面有相当多一部分为中亚、西亚织造，尤以异域风格独特的粟特锦为数最多，其中一件织物具有当时的波斯图案，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墓葬中同时发现有粟特金银器、铜器、玻璃玛瑙制品等[9]。另一个考古证据是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都兰血渭一号大墓，其中出土了写有波斯王名的精美波斯织锦，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商贸交流已经较为频繁，随着萨珊波斯覆亡，有许多原来社会地位优越的波斯难民不得已从西向东流亡，将许多波斯的文化商品沿着丝路带入中国，在唐和吐蕃之间扩散。上述吐鲁番文物的发现，说明了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南道畅通，东西贸易规模较以前进一步发展，文化也伴随着交通路线开展了丰富的交流，让西域丝路南道也成为了一条不逊于河西走廊的繁荣通道，这离不开当时吐蕃对这条文化商贸通道的重视和维护。

21世纪初，在青海德令哈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挖掘中发现了三具彩绘木棺，经鉴定为唐中期的文物，其与在新疆和田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彩绘木棺有相近之处，都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图案。四神兽起源于中原地区，最早可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物，在唐代伴随社会的繁荣形成了当时的流行图案。郭里木四神兽直接取法中原，但同时也受吐蕃、印度与西亚的影响：朱雀的形式有别于中原的设计，与中亚、西亚凤鸟纹较为接近;神兽的整体装饰与线条表现既借鉴的中原文化的主题和表现手法，又融汇了当时的吐蕃绘画技法。一些特色的地域元素，如云气、莲花和忍冬藤纹等是吐蕃特色，尚未见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物品，其元素更像是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10]。

这一时期的丝路文物也在青海乌兰、兴海和四川都江堰等地出土。在青海乌兰县城内发现的佛塔塔基与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所见风格十分相似，青海兴海县河卡乡确什旦古代建筑遗址上发现的雕砖为中亚粟特人的艺术品，四川都江堰灵岩寺发现的开元四年（716年）建造的石千佛塔则与同时期的中原石塔造型相距甚远，反而十分接近印度和中亚地区的石塔建筑风貌，相近的石塔造型类似于在新疆库车县克孜尔千佛洞出土的早期壁画。这些文物表明，公元8世纪前后，青海道在吐蕃控制和经营之下仍然发挥着连接西域、中亚乃至西亚交通的重要作用[11]。

三、结论

从目前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来看，吐蕃统治对河陇西域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当时在西域地区有着诸多的军事交锋，但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并未减弱。伴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其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充分吸纳外界力量，保持西域丝路的畅通，能够联系东西商贸文化往来，为其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在丝绸之路南道及其周边地区的出土文物既有东部唐朝的器物，也有西部萨珊波斯的织物;丝绸之路南道不仅局限于民间的商贸活动，更是吐蕃向东向西派遣外交文化使团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民间交流的是重要组成部分，扩展了丝绸之路的影响范围和文化魅力，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田峰.吐蕃向西域的开拓[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03）：12-17+137.

[2]杜小翠.汉唐时期沙漠丝绸之路（新疆段）古遗址信息遥感提取与历史线路演变分析[D].新疆师范大学，2015.

[3]陆离.吐蕃驿传制度新探[J].中国藏学，2009（01）：147-156.

[4]陆离著.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M].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华书局，2011（03）.

[5]董知珍，马巍.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与西域的交通及驿站述考[J].社科纵横，2012，27（03）：126-128.

[6]李并成，马燕云.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J].敦煌研究，2010（02）：75-80.

[7]李宗俊.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J].敦煌研究，2007（03）：44-49.

[8]武巍.近二十年来吐蕃交通研究成果综述[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24（02）：21-25.

[9]许新国.穿越柴达木的丝绸之路[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3（01）：33-34.

[10]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中国藏学，2005（01）：56-69+129-2.

[11]苏海洋.从国际视野看丝路青海道的演变[J].青海民族研究，2012，23（03）：136-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