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边疆研究之演进

李庚伦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当下的中国边疆研究可谓欣欣向荣、如火如荼，成为学界同仁重点关注和极其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千年的历史积淀，百年的治理危机，形成了以“西北边疆史地学”和“边政学”为代表的两次研究高潮。新中国成立的70年中，边疆学人持续关注和深化中国边疆研究，在对学界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下逐渐形成了以“边疆史地”为标志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和深入，我国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崛起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国家政治建设、文化繁荣和生态治理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征和学科特点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以指导和应对边疆现实问题的需要成为这个时代边疆学人的重要任务。“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1]要完善新时代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就必须首先对新中国70年的边疆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

一、厚古薄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理论研究

1949年10月，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诞生了。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也标志着陆地边疆治理以及中国边疆研究，进入了一个现代意义范畴的全新时代和良好开端。整个国家政权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广大的边疆社会进行了改天换地、旋转乾坤的民主改革，以及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通过政治权力的下沉和民族精英的吸纳，实现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和边疆社会的巩固。整个陆地边疆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边疆各族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然而，与边疆治理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情景相比，边疆理论研究并未受到新中国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新中国初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沿用了民国时期“边政”一词，但却把“边政”一词的内涵从陆地边疆治理退回到了边地政事，从而失去了边疆理论研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相反，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加强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史研究，还把“民族”一词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特别在大力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之后，“民族地区”逐渐取代了“边疆地区”的内涵，民族事务治理概念也把边疆治理概念掩盖。因此，这个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王朝国家时期的研究较多，呈现出更多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元素，针对边疆现实状况和威胁挑战的研究反而较少。

（一）西方列强侵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反华势力为了美化其侵略恶行，歪曲对华侵略的野蛮行为和暴戾罪行，大肆对外进行宣传战和文化战，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上世纪50年代，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和揭露西方列强的罪行，我国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把目光投向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华侵略的历史研究。刘大年先生义无返顾的出版了《美国侵华史》，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了美国近百年来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毫不犹豫的向世人揭露了美国的丑恶面目和狼子野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2]。余素先生的大作《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根据无可辩驳的历史铁证和面面俱到的详细史料，揭露了英国对我国西藏地区的觊觎之心和侵略行为，向世人宣告西藏是我国陆地疆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牟安世先生对法国侵略恶行的研究专著《中法战争》，是新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去分析中法战争的经典著作，明确指出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是邪恶和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中越人民的自卫反抗则是英勇和正义的行为[4]。1968年3月，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和自卫还击，我国东北边疆情势危急、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研究沙俄侵华史，出版了《沙俄侵华史》《沙俄侵华史简编》和《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等系列经典著作。

（二）中国王朝国家民族史研究的异军突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中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大量专家奔赴边疆地区，对边疆推行了盛况空前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规模浩大的社会历史调查。同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相继于1951年和1958年在北京建立，为推动边疆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平台。在国家的倡导和实际的需求下，民族史研究在这个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对王朝国家时期的民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经典著作。马长寿先生在深入西南边疆的实地考查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出版了《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一书，本书详细论述了王朝国家时期生活在南诏国内的边疆族群的生活习性、族群构成和政治制度[5]。白寿彝先生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回回民族的学术著作，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分布和构成，以及回回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做了通俗而形象的叙述[6]。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纳西族的学者，学术生涯完全贡献给了云南边疆的史料研究，其《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是研究元代云南傣族的经典著作和史料佳作，历经二十余年编纂成书，详细记录了元代云南傣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件[7]。

新中国的成立，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为中国边疆理论的研究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引导和研究方法。此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虽然并未把边疆作为一个客观、实在而具体的对象进行研究，但侵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民族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却为后期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前期准备。并且，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边疆治理实践和迅速发展的边疆理论研究还为中国边疆研究培养了大量的研究人才，搭建了专业的科研平台。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方面成了禁区，资料封锁、成果难刊”[8]，中国边疆理论体系难以形成和完善。

二、推陈出新：改革开放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古老的神州大地再次焕发新生，整个国家大跨步进入国家发展与边疆开发的阶段。建国初期边疆治理较好的制度、措施和方略得以恢复，边疆地区也由于地缘政治特点和国家战略调整而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和经济成就。相对于较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边疆研究也迎来了春天。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倡导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9]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众多边疆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迅速恢复了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并且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仅研究西方列强侵华史和中国王朝国家民族史的瓶颈，开始从历史王朝国家的研究中走向当代现实，形成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格局。

与此同时，为应对国际国内的现实需要和学术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于1983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其后，1988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边疆学者在北京参加了“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对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政策、边臣疆吏和边疆管辖等领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此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边疆研究会议，在全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表明边疆史地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学术禁区。”[10]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西北史地》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于1987年率先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于1990年也紧随其后、正式创刊。并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和“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等5套边疆丛书相继问世。马大正先生和刘逖亦先生更是在1997年开始在学界呼吁成立中国边疆学，从而对中国边疆进行专门探索和研究。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边疆研究摆脱了思想束缚，在原有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突破，实现了研究思维、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的创新。

（一）中国古代陆地疆域史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及其演变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家研究的热门选题和重点领域。二十四史中的《四裔传》和《藩部》开创了对陆地疆域记载的先河，而《汉书·地理志》则是第一部以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视角，深入研究陆地疆域和海洋疆域的历史著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提出了“在历代王朝国家的疆域中兜圈子”的学术疑问和解决思路。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一文中把这个问题完善和补充后再次抛出，引起众多边疆学者的热议和讨论。1981年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提出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命题，众多边疆学者把目光聚焦到“天下”“王朝国家”和“陆地疆域”等学术概念，把中国古代疆域史研究联系当代实际，进一步推向深入和高潮。葛剑雄先生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书，是这个时期研究中国古代陆地疆域变迁的经典著作，本书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与领土、中国疆域变迁等重要概念入手，对历史上王朝国家的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1]。刘宏煊先生的《中国疆域史》在学术大讨论后摈弃了“华夏正统”“华夷有别”等观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视角对王朝国家时期疆域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2]。

（二）中国近代陆地边界沿革史

边界问题一直是关乎边疆巩固和国家安全的大事，甚至影响到周边关系和地缘格局的战略问题。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大清王朝的国家破产和边疆危机，也促使我国学者开始着手对现代意义上的陆地边界进行考查和研究，1915年出版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就是早期经典著作。改革开放后，边疆学者从更宏观的视角对中国近代边界进行研究，把边界问题、近代边患和边防建设等选题置于整个边疆构架下。张锡群先生和吴真明先生的《中国近代割地简史》、郑汕先生的《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1919年》从边防和边患视角，对中国近代边界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和论述。这种把边界问题置于边疆构架下综合研究和论述的风格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如吕一燃先生的《中国近代边界史》、齐鹏飞先生的《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和聂宏毅先生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是其中的经典著作。当然，除了综合研究的著作外，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还对中俄边界、中缅边界、中越边界和中朝边界等方面进行个案研究，诞生了《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和《中朝边界史》等一系列著作。

（三）中国陆地边疆研究史

中国边疆研究亘古通今、自古有之，有着丰富、详实和完善的史料记载。中国辽阔的陆地疆域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和入侵，陆地疆域不断被租借、强占和割让，边疆巩固和国家统一成为中国那个时代爱国青年的奋斗目标。这样的局面同样促使一批有着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投身边疆研究，并最终形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学者开始对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这两次研究高潮的学派、思想和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第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研究，主要有《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清代西北舆地学》和《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等系列论文成果。关于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最具代表性，马大正先生和刘逖先生对中国边疆、边疆危机、研究高潮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13]。这一时期对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顾颉刚先生，如顾潮先生的《顾颉刚年谱》、刘俐娜先生的《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和郑良树先生的《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等系列著作。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束缚，超越了西方列强侵略史和中国王朝国家民族史的研究，边疆研究对象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转向了现实边疆问题，形成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和热门选题，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突破和创新。同时，中国边疆研究在这一时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显学，而中国学界在这一时期也了形成一支较有影响力的边疆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真正意义的边疆学者，中国边疆学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初现雏形、呼之欲出。

三、风生水起：21世纪以来的边疆治理研究

21世纪以来，东西部经济差距和文化异质现象越发凸显，中国西部的开发进入国家战略和国家治理层面。为了消除东西部之间的经济鸿沟和社会差异，中共中央先后推行了“兴边富民”行动、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着力推动边疆和内地一体化的时代，边疆的开发和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新的增长极，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和深入，边疆和内地的联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边疆也从国家治理的末梢和终端转身成为国家发展的前沿和重点。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多次前往边疆考察和调研，给予了边疆新的定位和指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疆能否有效治理成为影响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关键环节。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肩负着边疆能否有效治理的重要使命，因而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以国家视角和国家主义为基准对边疆治理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云南大学顺应时代需求相继成立了民族政治研究院、中国陆地边疆协同创新中心和边疆治理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也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学派和中坚力量。2013年，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应对历史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研究的需要，顺势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同时，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纷纷成立了相应的边疆学术专栏、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开始从本学科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思维对边疆治理进行研究，出现了边疆研究的兴盛景象和学术热潮，沉寂多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大有蓬勃发展、风生水起之势。

（一）政治学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多侧重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忽视了对边疆当代实际问题的关注和解决。21世纪以来，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崛起中的短板效应越发凸显，加强边疆的有效而持续的治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周平先生从政治学的视角和国家立场出发，对中国边疆的概念和内涵、王朝国家时期边疆的发展和演变、当代边疆的威胁和挑战、国家崛起与边疆治理、全球化时代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等选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5年，周平先生以和谐社会和边疆治理为切入点，成为首位获得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地方院校申报者。同时，周平先生相继在2001年、2003年和2007年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在2011年一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极大的填补了中国边疆研究的重大理论空白。周平先生的著作《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不仅有从古至今的边疆治理回顾和宏大的理论叙事，而且还应对现实边疆的当代发展、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问题与宗教等领域展开了论述[14]。在此之后，周平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的边疆治理：挑战与创新》《中国边疆政治学》和《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等边疆＆边疆治理系列丛书纷纷出版，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除此之外，方盛举先生从政治学视角和公共管理方法出发，把我国边疆治理划分为硬治理和软治理，并对政治学视角的边疆观、陆地边疆文化治理和陆地边疆重大问题，以及陆地边疆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等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方盛举先生在多年的思考后，出版了学术著作《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对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内涵概念、价值追求和制度设计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最终在界定了陆地边疆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陆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要求[15]。张植荣先生的著作《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是21世纪出版较早、影响较大和理论较深的学术经典，在总结中国疆域演变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必须面对的中缅边界、中俄边界和南海诸岛等问题展开了思考和分析[16]。

（二）历史学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

从历史学的视野看中国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历来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学术思维。21世纪以来的历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历史，关注边疆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威胁挑战，对边疆治理进行探讨和研究。当然，历史学者没有对西方的“治理”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也并未对“边疆治理”概念进行界定和分析，更多仍然是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历史上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治理政策、边疆治理制度和边疆治理机构进行分析和归纳。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和《中国海疆的治理》等中国边疆治理系列丛书就是其中的经典。《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一书是该丛书的总论部分和思想指引，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对秦汉王朝、隋唐王朝一直到新中国的边疆经略、治边政策和边疆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论述[17]，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和研究的思路。程妮娜先生的《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一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为数不多研究边疆治理的成果，从历代边疆民族地区建置、人口迁移、文教举措和经济开发等方面与边疆治理进行了论述[18]。

（三）民族学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

民族学历来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调研和理论探讨，边疆治理自然也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众多民族学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和边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和理论观点。方铁先生的著作《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对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的治边理论和治边实践、治边方略和施治手段，以及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19]，给边疆学者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实、民族与边疆交汇的学术盛宴。吴楚克先生的《中国边疆政治学》一书从民族学视角和思维出发，提出了边疆政治学的概念和内涵，对中国边疆政治的前提与条件、历史与发展、理论与实践展开论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20]。徐黎丽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一）》《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二）》《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三）》和《中国边疆安全研究（四）》等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研究系列丛书，从边疆治理、跨国民族和文化戍边等篇章入手，构建了当下边疆治理的理论框架和边疆安全学的学科架构。

四、结语

我国当下进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时代。边疆在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承担着拱卫中心、自强振兴和辐射周边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联通国内外的核心区域。中国边疆研究也顺应时代的发展，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学术转向实际，从碎片走向整体。新时代的边疆研究者，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打造各学科、各区域和各高校间的学术命运共同体，积极吸收中国王朝国家时期和西方古老帝国时期的治边思想，为中国的崛起做好理论创新和战略准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征和学科特点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