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广场空间的场所精神塑造

曹李恒

(皖西学院 艺术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1 城市广场承载着人们对城市的情感

城市广场由建筑、绿化、道路、河流等空间要素充当边界围合而成，它往往作为特定的核心区域向周边延伸出街道。城市广场因具有特定的景观功能可以给人提供休闲集会的去处，从而吸引人们经由这些道路流向其内部，参与其中的各种活动。同时，广场环境也向人们传达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形成心理上的集体参与感和环境认同感，进而引起人们所在城市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的深度思考。譬如我国的天门广场，经历了许许多多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记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每当提及此处，中国人心中一股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城市广场的综合环境是城市生活和文化的缩影，记录并深化人们与城市的感情，是市民获得“归属感”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2 唤起场所精神的迫切需要

“场所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人类所有生活背景的同时，给予个人或集体以空间安全感和身份感。”[1]场所具有物质空间和社会意义的双重内涵，谈场所精神塑造，要从“人对环境的感知”这一角度来研究场所结构以及人与场所的关系。由于环境与社会的差异性，场所精神应不尽相同，并彰显丰富的特征。但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好大喜功、盲目求速、机械复制空间形式等问题，使我们的城市正渐渐变得千城一面，城市中原本应该形式多样各显风貌的广场沦为毫无特色、缺乏人情味与归属感的枯燥空间。因此引发了人们要在城市设计中表达乡土文化和地域情感的思考，这正反应了人们期待场所精神的回归。

诺伯舒兹指出，场所具有空间和特性两方面内容，人们真正的归属感是方向感和认同感这两种精神的完全发展，其本质存在于被人感知的客观环境和人对于环境信息的认识和总结。对置身于广场中的人来说，所得到的“方向感”和“认同感”即是环境体验下的心理反映，而场所精神的塑造，则是要唤起更深层的归属感。

3 城市更新背景下场所精神的缺失

现阶段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让很多城市广场应运而生。但城市过快的更新速度使一些广场建设周期缩短，户外交往空间出现了构成形式单调雷同的现象，既无新鲜感也没有亲和力，传统而饱含风物人情的环境日益萎缩，人们在精神体验上与所处环境越来越有隔阂。

3.1 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城市文脉被切断

诺伯舒兹认为：“有认同感的客体是有具体的环境特质的，而人与这些特质的关系经常是在小时候培养的。”有些环境经历过漫长的年代，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积淀着一代代人生活的气息，容易达到居民心理上的认同。人对环境的认知是时间和成长的印记，具有文化内涵的场所有育人的功能，是人认知城市环境的重要信息来源，融合着居民与场所的情感。而飞速的城市建设正以同样的速度破坏着原有的城市肌理，文物古迹被侵占和摧毁，传统的交往空间渐渐消失，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不复存在，人们对所居住的城市不再熟悉，而被紧张的陌生感取而代之。

3.2 片面强调排场，忽视场所应有的功能

适宜的尺度是人在广场中能够感到环境所带来的亲切感的前提，环境心理学对人的空间体验研究表明，过大的广场尺度会使人产生恐怖感。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些简单粗暴的拆迁行为使具有传统特征和宜人尺度的公共空间被大而不当的广场和千篇一律的装饰风格所取代，虽空有气派的构筑形式缺少有人光顾。很多城市广场的低使用率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以至于丰裕社会中人们因缺少亲切的交流场所而变得麻木冷漠。

3.3 陷于形式主义，缺少可识别性

环境认识论认为，我们能够认知场所有赖于其具有可识别性。“有意义的场所是因为它们具有特殊的结构特质而为人所知”。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所或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或是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形式能强化使用者的环境意向，形成场所的特性。“当建筑空间内组织混乱、缺乏逻辑或者存在矛盾时，使用者会出现认知障碍甚至紧张焦虑。”[2]城市广场空间并非是与其外部环境毫无关联的一片虚空，而是隐去顶面的建筑，是城市整体建筑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今建设模式的漏洞导致城市广场各种形式主义泛滥，甚至为了追求某一地段的商业效益而刻意打造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豪华时髦风格，空间结构生搬硬套，相互复制，造成诸多无地域差异的生硬造作的景观，这种忽视场所识别性的做法更加大了人与生活环境的距离。

4 对城市广场场所精神塑造方法的探讨

场所包含“空间”和“特性”两个方面，诺伯舒兹指出：“空间暗示了构成一个场所的元素是三维的，特性一般指的是气氛，是任何场所中最丰富的特质。”城市广场集合了各种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功能和意义，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包含客观物质环境和人们主观感受的场所。广场中的人通过对空间的观察以及参与其中的活动获得直观信息，由此更深入的完成物我关系的理解和对环境的整体认知。场所精神的塑造要从物质空间的建设和场所中人的心理体验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4.1 广场物质环境的建设

4.1.1 富有特色的标志物

城市广场内的标志物是空间中的视觉焦点，如一座亭子、一个纪念碑，由于“是在许多可能的元素中挑出的一个突出元素”，[3]其独特的形态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充当场所的空间参照或主题的代表。标志物在造型、体量、色彩、肌理、质感都应与其他景观要素相区别。以个性化的姿态呈现，有利于强化空间的组织形式，促使观者生成空间意向。此外，标志物的塑造还应体现相应的文化特色，表现其人文关怀，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促成对场所的认同感。

以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为例，钟楼是由建于9世纪的瞭望塔改建，历经修缮于16世纪形成今貌。其下半部近50米是由红砖砌筑的边长12米的正四边形柱状结构，与之相接的拱形钟楼上方外墙装饰以狮子和正义女神像，钟塔的顶端放置镀金天使加百利像，以总共98.6米的高度统领建筑全局，形成广场平面构成的焦点。人们不仅能在广场上欣赏到钟楼壮观的外部形态，还能登上钟楼顶部领略威尼斯全城风景。古往今来人们的赞美使之不但成为威尼斯的地标性建筑，还承载着威尼斯人的乡土情结。如凯文·林奇所说，当标志物被赋予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某种意蕴，将会提升标志物的强化作用。我国青岛市五四广场主题雕塑“五月的风”是为纪念五四精神而创作，它的形态宛如盘旋而上的红色风暴，简洁凝练的曲线显现出速度和力量感，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感召，该雕塑既是人们定位空间方向感的坐标，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深深印在人们心中，成为场所特质的一部分。我国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雁塔广场的大雁塔，都是以鲜明的建筑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来深化人们对广场空间的认知体验。

4.1.2 明确的广场界面

凯文·林奇认为：“一个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成清晰的意向，组成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清晰而有秩序的空间能给观者提供有效的参照。明确的广场界面因具有良好的可读性，方便观者归纳环境信息从而提高对场所的感知度，从而获得方向感。同时，作为限定空间的边界，其具有的文化特征是人们解读环境的重要依据。能形成清晰意向的广场空间其围合界面有合适的高度和连续性。例如意大利Delcampo广场四周的界面有很多开口，为了保证围合面的连续性，在大部分开口的上方用类似的拱结构相连，这样设计不但能形成清晰的围合面，还体现了文艺复兴时的妆饰特色。我国大连市星海广场的边界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椭圆形，此种平面布局明晰地限定了广阔的开放空间，充分体现了曲线的张力，与周边平直的路网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极具辨识性，使之成为人们意向中该区域的主导空间，利于人们方向感的形成。

4.1.3 适宜的尺度关系

人对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与空间尺度密切相关，适宜的尺度将会给观者提供良好的景观和互动场所，增加空间的亲和力。广场空间的尺度与广场规模及内部各组成要素的体量有关，参观者由于视距不同也因相对空间尺度的直观感受。

以圣马可广场为例，广场内部钟楼距入口约140米，为钟楼高度的1.4倍[4]。人在此观测距离向东看，正好通过券门看到钟塔与其后的圣马可教堂南立面，形成美妙的框景效果。人们从对空间的解读中得到美感的享受，由此激发审美意识，使这种体验更加持续地深入，将更好地感受到场所独特的人文意蕴，有助于形成人在场所中的融入感。

4.1.4 易于识别的特征

凯文林奇认为，“一个可读性的城市，它的街区、标志物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进而组成一个完成的形态。”人们对广场空间的感知即是对广场中各要素的综合体验。易于识别的特征会加强环境的可读性，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籍此整合出完整的空间图像用来指导行为或辨明方位，更能够拓展自身记忆经验的潜在认知范围，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环境。西班牙广场群的大阶梯连接着三位一体教堂广场和西班牙广场，大阶梯的平面形式宛如一个巨大的花瓶，以韵律式的开合处理让行人们变换步行方向。其巨大的体量和自由的构成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特征，具有很强的辨识性，以至于人们习惯性地把这里称为“大台阶广场群”。

4.1.5 人性化的公共设施

作为城市广场的附属物，公共设施的存在是人与环境对话的直接媒介，于细节之处体现着一个场所的人文精神。公共设施的造型、质地、位置和数量，都能反应现出场所的设计是否考虑到人的主体地位。人性化的公共设施会提高城市广场的宜人性，使之更具有亲和力而容易形成城市空间中的活力场。如英国红色电话亭(Red Telephone Box)，自问世一个世纪以来，经历数次版本修改，功能日趋完善，今已成为英国极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成为人们乐于亲近的环境元素。

4.2 参观者心理环境塑造

4.2.1 安全感是保证空间活力的前提

“环境，不管它是否是特殊地域的一部分，以其产生的安全感对人们来讲很重要。”[5]社会学家Jonge提出的边界效应理论认为暴露在外部空间中的人更加青睐处于边缘区域，这是获得安全感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6]。场所安全感的塑造是第一位的，凯文·林奇认为“好的环境意向能让人产生安全感，并由此建立与外部环境协调和谐的关系”。城市广场的设计是以人为核心，这要求广场具有人性化的功能。但广场设计的人性化不仅要保证身体使用的舒适，还应关注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罗马圣·彼得主教堂广场是巴罗克式广场的代表，它是由椭圆和梯形相结合的组合式广场。东部椭圆形广场以对称的柱廊围合成有序的界面，与西部梯形广场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两段弧形围合构成半私密性空间，给人们提供了有效的心理保护，既避免众人的直视，又拥有良好的领域可以自由欣赏风景，以此吸引更多人前来使场所更具有活力。

4.2.2 归属感与参与感的耦合

诺伯舒兹认为：“场所精神的形成是环境特质和人产生了亲密的关系。”人感到归属于某一个场所是人对环境体验与认识过程中直接感觉和经验记忆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定是与自身有关联的事物。环境特质与人的知识结构互相关联下的交流形成了人们的融入感。正如凯文·林奇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城市广场的设计方案不能陷入形式主义照搬照抄，欧洲发达国家对于城市空间建设一直很注重乡土文化复兴，在场所中强调乡土文化的表达，植入地域文化元素，传承乡风民俗，这样不仅做到了形式上的识别性，还得到了公众情感上的认同。

诺伯舒兹提出：“创造性的参与所产生的结果构成了人存在的立足点和人类的文化。”城市广场的功能是为人提供交往场所，人与空间最直接的互动就是置身于其中的活动，人们的活动又形成了该区域新的特性被人们感知。意大利的Delcampo广场内设有自由市场，平时人们除了在此进行交易外，还是观察鸽子和散步的好地方。每逢夏季，这里都举行盛大的帕尼尔赛马节，人们在广场中的帕布尼宫和周边建筑的窗台前摇旗呼喊，气氛热闹非凡。人与场所是互相影响的，因此产生了地缘情结。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塞萨·洛认为：“长时间的在一个地方居住、工作，或讲述关于一个地方传奇故事和参加一些能够使个人或群体与一个特定的地方产生关系的任何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和风景被赋予了文化价值。”[7]人参与城市广场的相关事件是人作为主体的基本要求，通过实现公众设计的模式(如发放问卷或社区讨论的形式)让人们参与到场所中来，以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文化环境建设的热情与责任感，人们也因此和场所产生更为亲切的关联。

城市广场是展示城市特色的窗口，做好这个窗口的方法不在于求多求大，而是要立足于场所的本质，注重人在空间中的感受。学习并借鉴世界著名广场环境建设的成功之处，积极开展对于城市广场的环境调研，联系城市整体空间格局和文化特色，对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进行客观总结，观察广场中人们日常交往活动的行为模式，注意收集居民对于城市广场的评价，研究人与空间的关系，并以公众的视角解读环境，创造具有人情味的城市广场，延续和深化城市空间的场所精神，使人能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场所，让场所中的人们找到心灵的归属并让场所精神得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