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与弃儿（创作谈）

张执浩

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首好诗的诞生过程是神秘的，写作者至多能说清楚诗“缘何而来”，但永远说不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一首平庸之作的出现往往会轻易地露出马脚，它的来历和去向，不用作者自己现身说法，读者也能猜出大概。正因为如此，很多优秀的写作者都拒绝写所谓的“创作谈”，因为他心下明白，无论自己怎样天花乱坠，事实上他是说不清楚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说不清白是命运，说清楚了是偶然）。这种略显难堪的境遇牵扯出了另外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究竟是我在写诗，还是诗在写我？若是前者，上述尴尬就该不存在；但若是后者呢？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惟有“诗人”是被赋予了一种特殊形象的人，不是那种外在的符号化过的形象，而是与写作者个人的人生、阅历、志趣有关的血肉之躯，如此真切，却如此难以描摹。我们经常能从茫茫人海中把某一类人辨识出来，称之为“诗人”，尽管他（她）也许从不写诗，但我们愿意将这样一顶礼帽赠与他（她），因为他（她）具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丰富而生动的诗意情怀。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诗人的职业化其实是诗歌逐步走向囧途的标志之一。一方面我们已经警醒地认知到了这种趋势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强化“写”诗的重要性，来彰显“诗人”应有那种特别的面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想象和期待中的面貌。在这种焦灼的对峙中，诗歌的发生学反倒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并不是诗人能刻意写出来的。当一个写作者在产生写诗的冲动之前，那首诗歌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了，至少他的感知系统已经触碰到了冰山一角，现在，只需要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他就能把那种情感的幻像勾勒出来，然后用最饱满的情绪、最恰当的语言将之予以定型。也就是说，当一首好诗降临的时候，诗人瞬间便由上帝的弃儿变成了上帝的宠儿——上帝给了他一个提示音，而一直警醒着的他正好听见了，又感受到这个声音所产生出的召唤的力量。接下来，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凝神定气，将这种召唤之音变成复活之声。从这一刻起，他身心的所有通道都将全部打开，他一生积攒的词汇将携带着各种情感，从他脑海里呼啸而过，诗人对词语每一次看似漫不经心地攫取，其实都是对他内心修为的深刻考验。技巧，学识，情感的深度和浓度，以及人生的广度，等等，都将在写作的过程中纤毫毕现——这个过程其实是诗人献丑的过程，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缺陷和匮乏，并忠实于这样一种充满瑕疵的存在。也是在这个过程，运气的成分将被彰显出来：那一次次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都是一种命数——一种成败在此一举的命数——它对应着写作者那一刻的心境，能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事后，在一首诗真正结束之后，才有追思的可能性，但已经无可更改。

一首诗终止于最后落笔的那个词语（或标点符号），诗歌结束了，而诗人的工作永远没有完结之期。他再一次成了上帝的弃儿，他也将再次孤独地、耐心地等待着，再度成为上帝宠儿的那一天。诗人的命运如此奇异，玄妙莫测。所以，所有真正优秀的诗人每当夜深人静，都会扪心自问：我究竟写过什么？什么是我真正能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