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翻译学派
——第三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暨钱钟书翻译思想研讨会摭谈

徐多毅 陈俊宏

2019年5月24日至26日，中国第三届“理论翻译学及翻译学方法论”暨钱钟书翻译思想研讨会在温州商学院召开。大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务印书馆、《上海翻译》及《中国科技翻译》等编辑部联合主办，温州商学院国际学院及温州商学院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心承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英语研究》编辑部、《译苑新谈》编辑部和《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等协办。来自全国相关高校和编辑部、出版机构等共80多位代表与会。

会议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科建设和推进中国译学研究。主要议题包括：1.翻译思想的内涵与外延。2.翻译思想产生研究。3.翻译思想研究路径。4.翻译思想与理论、学科之关系。5.钱钟书翻译思想。不论是“翻译思想”，还是“钱钟书翻译思想”，尽管都是老旧的话题，但无疑也是历久弥新之话题。会议伊始，与会研究者就上述论题进行探究，以求“撞”出新的“思想”。

大会开幕式由温州商学院杨全红主持，他特地引用有关论者的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交流与互鉴最为重要的途径和手段。有论者指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业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给翻译研究、翻译教育和翻译实践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无论从最初介绍国外翻译理论、还是挖掘中国历史上经典翻译理论，亦或是在新时代创新中国翻译理论，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研究。

温州商学院谢建和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马浩岚分别致辞。马浩岚回顾了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商务出版社在翻译及翻译研究上的相关成绩。大会主题发言主要涉及术语的价值、术语流派、术语研究历史，对“译”、“译学”、“翻译学”、“翻译思想”、“化”、“讹”、“化境”等术语的内涵及界定再探讨，对中国译学建设提出新看法，内容简作归结如下。

1.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皆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影响可谓深远。即便如此，问题也依然存在，比如，翻译研究的原创性欠缺，译学术语偏于西化，学术话语不够丰富，与译学大国地位不相称，翻译大国应创立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方梦之2017：93）。中华民族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译学话语体系刻不容缓。然而，创立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离不开翻译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还要有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翻译思想作为老旧话题，却也可老题新探，或许还能因此而生出新的译学思想来。翻译思想是如何界定的？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这些都是值得学界探讨的。

所谓“翻译思想”指翻译家对翻译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这种认知又反过来指导它在更高层级上的实践，由此获得新的经验，如此周而复始。翻译思想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通常经历三个深化（或提升）阶段，体验（experience，集中于对方法的实施WHAT）；体认（knowing，集中于对规律的把握HOW）；体悟（apprehending，集中于对理念的领悟 WHY）（邵有学 2018：102；方梦之 2011：16-17）。对翻译实践的认识系统表述，是前期阶段翻译思考的小结和概念，有若干概念构成论述体系，思想的论述主要以概念为基础，有时通过判断和推理等基本抽象思维形式而展现（黄忠廉2010：80）。“翻译思想”即“翻译的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观点或理论建构（王向远2015：151）。分析和研究翻译家个人或群体的翻译思想必须与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联系起来，每一个历史阶段，译者（个体或群体）的翻译活动都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委托人、译者、读者的意识形态、政治观、价值观直接影响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较之于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存在于更广阔的层面（方梦之2011：16-17）。研究翻译思想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明确什么是翻译思想，明确了什么是翻译思想还能看到“历史在当下的潜在力量”。具体说来，研究翻译思想具有以下重大意义：有助于提高翻译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助于翻译思想在传统重构中的功能发挥，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翻译实务的发展，有助于发现问题、辨识真伪、增强判断力，从而使我们能更有的放矢地克服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偏差（刘宓庆 2005：12）。

近些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对西方译学盲目崇拜，未能充分重视译学的宏观研究，表现出严重的“自我缺失”（self-inadequacy），将自己推向了“绝对无地自容的虚无”。鉴于此，翻译界前辈学者李亚舒与何刚强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呼吁建立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李亚舒从现代术语学视角出发，强调译学话语系翻译学术语言交流过程中的专门用语。现代术语学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李亚舒由此发问：“为什么不能提术语学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呢？是国际同行忽略了中国术语学研究的贡献？还是我们‘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忘了‘我们应有的发言权’呢？”在列举国际上四个术语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及其主要学术观点之后，李亚舒从八个方面阐述中国术语学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他认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团队在中国术语学研究上曾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以冯志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术语学人对国际现代术语学事业同样贡献良多！中国当代术语学应堂而皇之地位列世界现代术语学研究之林，或可视为世界五大术语学流派之一。何刚强在主题发言中强调中国翻译基础理论期待实质性突破，并指出新时代的翻译景观已经发生变化，以前“外译中”为主，今天已让位于“中译外”，即翻译重心也日渐由外译汉（endotropic translation）转向汉译外（exotropic translation）。因此，西方翻译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借鉴，特别是在向域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语境下，西方翻译理论或许就不够用了。要在新时期实现翻译基础理论的突破，除了要适当借鉴国外译论成果，主要还是应从中国自己的文字文化、诗学、文论等传统经典中去系统地“觅宝”，而这一点正是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所忽视的；忽略、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学科宝藏，翻译基础理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只有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种创新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译学的进步也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黄忠廉提交的参会论文首先对“翻译思想”这一术语进行定义考辨，认为翻译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翻译是经验学科，大量的翻译实践完全可以归到思想发生、质的飞越。思想的产生绝不是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也不是描述他人的观点，更不是盲目的创新，思想的产生也有方法可依循。文章由此提出“出思三律”，即上向归纳出思律（发现型的出思方法：以翻译活动中若干个别、具体的翻译经验与翻译知识为前提，概括出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的思想认识；）下向演绎出思律（发展型的出思方法：将上位级的普遍知识经验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并推出各种有关翻译的个别、特殊的思想认识；）同向类比出思律（创造型的出思方法：通过观察和分析翻译中两类现象或问题间已知的相同或相似经验和应对关系，推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共性或因果关系的结论）。文章最后强调翻译研究需要理论的构建，需要更多的思想，更需要同道的思想，因为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它受限于各种因素，导致了翻译思想的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因为这种私有的思想能够提供更多的来源，遵循思维推理逻辑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被逻辑思维所固化的推理论证，从而形成有温度、有智慧的翻译思想。

陈小慰指出修辞是一门无所不在的“言说构筑”艺术，她通过管中窥豹式的文献梳理，说明翻译与修辞的密切关系以及修辞思想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体现，探讨其对翻译学科产生的正面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更深入的研究空间。研究发现，当代翻译研究对语用因素、交际目的、译文预期功能、社会意识形态、译者创造性、读者接受、翻译过程参加者、文化环境等影响因素的关注，无不受修辞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得到的启迪将对丰富、深化和助推翻译研究的更多创新，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活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任东升提出构建“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它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对“翻译”概念本质的认识；其次是基于对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机构性、制度化翻译实践的详细考察。“国家翻译实践”既是一个框架性研究对象，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文章界定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核心概念，并分析其内生性演化过程及多学科基础，经由其主体概念构架及横向概念系统，以属种关系唯骨架搭建其纵向概念系统，进而建立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构架。这一概念体系的提出不仅是对翻译研究中国学派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自身发展规律使然。郭尚兴从历史文化语用学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翻译近几年受到翻译界的重视，相应的工具书开始出现，但由于对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认知缺乏正确的方法或历史文化知识的积淀，英语译文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播。由此出发，在分析中国思想文化术语意义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他们的翻译应该从历史文化语用学的视角出发，辨析流派和义理，译出差异义；“回到历史上”，译出语境义；考察语义场，译出关联义；明了语用关系，译出等效义等方面探讨中国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意欲使中国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避免谬误，准确传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

2.群贤少长各抒己见——钱钟书翻译思想研究

1934 年，钱钟书（2001:95；1934:77）首次使用“翻译学”这一术语，比霍姆斯（James S Holmes）1972年提出的“translation studies”早了近四十年。钱钟书在1964年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进一步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罗新璋、陈应年（2009：20）追本溯源，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中国传统译论核心概念，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钱钟书的“化境说”与傅雷的“神似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含义上似乎比“神似”有所增进。所以，钱钟书提出的“化境”，可视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由此可见，钱钟书的“化境”说成为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一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杨全红指出我国当今的翻译研究不妨向“钱”看。在他看来，钱钟书很早（初中三年级）就提出了翻译思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思想。他同时表示，钱钟书的翻译论题非常宽广，而且有一套或许可以自成体系的译学术语，完全值得今人好生挖掘和研习。黄维樑在《从钱钟书的“化境”说到外文汉译的“丑化”和“美化”》一文中表示：钱钟书有“化境”说，但译事艰难，“化境”难臻；翻译往往会“失真和走样”，会“讹”。钱钟书的“化境”说和“翻译即反逆者”说（traduttore traditore）、Robert Frost的“迷失”说（“to get lost”）可互相证明。总之，原文一经翻译，难免会有“变化”。黄维樑从“化”的概念出发，提出翻译中有着“丑化”和“美化”两种翻译方式。两者都审音度义，对原来词汇指称的事物，或抑或扬，或只求博读者一粲，都带有翻译者的主观情思，是妙趣的另类翻译。郑延国提出对钱钟书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进行探索，悟出其在“将外国先进文化引进中国”或者“将中国先进文化推向世界”的运作中，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他强调，没有“化境”等翻译思想的导向，外国的先进文化恐难以为国人所接受，同样，中国的先进文化在走出国门的实践中亦会困难重重，遑论产生应有之影响。基于此，郑延国呼吁学界对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不断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和研究，以使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更加绚丽多彩的盛景。魏家海指出，钱钟书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征引并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论、名著和习语资料，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翻译思想的遗产，他的翻译批评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翻译批评史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时，钱钟书的翻译批评思想融合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批评话语，对当今翻译思想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都有启迪。

学界一般将翻译思想理解为“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因而对翻译思想的研究往往限于从翻译家的翻译文本和副文本的解读中去考察其“对译事的某种原则”。蓝红军指出翻译思想（和思想史）研究固然需要解读翻译家的译作，研究其翻译技巧、策略背后的“某种原则”，但只有当文本解读方法与翻译思想存在的依据联系起来，揭示翻译思想观念的来源、意蕴、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影响时，才称得上真正的翻译思想研究。通过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哲学基础、文化意识和学术视域进行简略概览，以此为例试图说明翻译思想研究必须关注翻译思想观念对于一定时代背景下人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的反映，必须注意考察翻译思想家提出思想观念的主观心境与深层动机，并对翻译思想观念的价值层面加以发掘。余承法指出翻译虽然只是钱钟书学术（即“钱学”）体系中的极小一部分，却是他致力于打通中西古今、文字文学文化、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和成功尝试，已在翻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化境”思想是钱钟书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有来自他对西方文化的通观，尤其是直接源自他对中西文论和译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移植。因此，对于钱钟书而言，“化境”思想有理论源头可寻，有实践经验可谈，有丰富译例可析，有资本可用，有感慨可发，是“酿得蜜成花不见”。蒋童指出翻译有三义：翻译所能起到“诱”、“媒”作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化境”是文学翻译最高的理想。许渊冲、施康强、罗新璋对“译”字各有释义，作者再附会一义，译有十义。“译”字在汉语中一开始出现，就有“二义”。使用不久，便开始衍化、引申并与其它相似词汇并置、连缀，从而生发出新词、新义，最终发展为一个具有“复义”的词汇。张华斌对近15年国内有关钱钟书翻译思想的期刊论文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学界已基本形成堪称“钱钟书翻译思想学派”（或“钱学译派”）的学术群体。该学派的基本特征是：1）以钱钟书为学术宗主；2）以“诱”、“化”、“讹”、“不隔”等概念和范畴为核心话语；3）以专著、论文等为载体的学术文献；4）以杨全红、蓝红军、葛中俊、黄汉平、崔永禄、何明星、李文革等为代表的活跃的学术群体；5）在国内外学术界初具学术影响力；6）逐渐呈现强劲的学术持续力。但该学派存在明显的系统性“短板”，即尚未形成逻辑严密、结构系统的话语体系，其研究成果亟待整合。文章最后指出，构建系统性、“中国化”的“钱学译派”话语体系是该学派发展的必由之路。

3.翻译基础研究的多维反思与兼容至臻

翻译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创造”未来学术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邹振环2012：5）。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陈福康2011：4）。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也是文学翻译异常繁荣、翻译规范急剧变化的时期。翻译时尚（规范）作为时代价值系统的表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对晚清翻译传统的批判、有关翻译本质、功能和策略的思考与争论，以及卓有成效的翻译实践，营造起现代翻译叙述空间，反映传统向现代价值的转变和重组。廖七一指出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新文化运动开风气之先，引领文学翻译的时代风潮，完成了从晚清翻译传统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新文化运动同人坚持的名著意识、以文本对照为基础的忠实观，以语言表达的白话化，至今仍是翻译和翻译批评的主要参照。翻译规范或翻译策略只是特定时代翻译活动的表征；研究翻译规范动态的形成过程旨在揭示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演变、重组和构建。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能够阐明翻译研究的许多核心问题，推动中国译学的发展，这不仅具有精神文化史的重要意义，而且能极大地加深和丰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翻译历来所为，正是搬运他山之石，雕琢本土之玉；或反向搬运，功效依然（韦努蒂2009：I）。在传承数千年的翻译研究基础上，借鉴西方翻译理论，或可使中国翻译研究的话题模式更为丰满。西方翻译研究发展迅速、新作迭出，对其加以译介有益于拓展本土研究思路、开阔研究视野。然而，国外学术著作的译介停留在粗浅层面，尤其是经典的学术著作影响巨大，错译、漏译将会以讹传讹，翻译责任重大。因此，傅敬民从翻译研究中的国外学术著作汉译谈起，这些专著长期未得到中国译学界的重视，导致对国外翻译研究话语断章取义、概念混乱、融合不力等现象。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尝试澄清此中存在的误识。傅敬民在提出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汉译应遵循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其中的“系统性”原则，文章最后指出要切实做好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汉译，不仅要合理地甄别相关著作，而且也要加强相关翻译机制的建设，尤其是译者保障机制的建设。

辛红娟在发言中指出任何文化大国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和整体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中国的文明过程和中国的文化材料正是中国本土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本土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最深厚、也最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辛红娟立足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关于翻译诗学的界定，分析杨宪益的中国典籍文献英译实践，从“可译性”的哲学思考、翻译的文化保真、翻译的读者观照和译文标准——“惟信惟真”等四个方面展开杨宪益翻译诗学思想的剖析，力图在翻译文字的吉光片羽中梳理、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为构建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韵的中国翻译思想体系提供典型样本。邵璐立足于翻译文体学，对余华作品的海外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描写研究，重点考察其英汉双语平行文本，同时将他与莫言在域外的成功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比较，以期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成功走出去的问题，提供某种启迪。文炳以Wittgenstein的语用哲学思想概念“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生活形成”及“意义即使用”等引导人们对语言在使用中的复杂性进行关注。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启发，作者拟从汉语比喻英译的复杂性来对翻译的复杂性进行考察。通过对葛浩文英译《檀香刑》中比喻的综观可以发现，汉语比喻的英译，既不是二元论模式的两极性，也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翻译中的蝴蝶效应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许建忠从地理、语言、翻译和安全等碎片化的术语出发，阐释这四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为文明的重要部分，语言文化处处显示着地理环境的烙印。可以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雕刻了各种独具特色的民族语言。这种语言文化间的协调都力求获得一个“包容”及“妥协”的结果，这是在源语和译语之间架起译作和睦相处的桥梁，既保留原作的风姿，又获得读者的认可。既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语言、文化的不同，那么通过对比研究，了解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显性和隐性的异同，消除交流中的语言文化障碍，以便达到更好的沟通目的。

4.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和翻译研究大国，理应在国际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译学的发展丰富了国际译学的多元性，国际译学界少了中国的参与是不圆满的。中国拥有着数千年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这一厚重的文化底蕴囊括了中国传统译论和翻译思想。在这一文化宝库中提炼具有中国元素的译学概念和翻译思想是当下学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何刚强（2015：7）认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需要明确本、源、鉴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所谓“本”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翻译思想散布于广义的文论、文字文化、哲学思维、艺术论等；所谓“源”即是各个时期的各种翻译实践活动；所谓“鉴”即是国外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各学科（交叉）带来的相关信息与启示等。中国的翻译思想广博深邃，如何利用这些思想，亟需中国学者进行发掘和整理。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3）。翻译理论研究也应遵循这一基本定位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探索和开辟未来发展的路径，在探索的过程中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关系，尽量在继承传统思想与立足当下研究之间、在弘扬民族特点与尊重翻译普遍性特征之间、在引进外来翻译思想与开发本土理论资源之间、在理论源于实践与实践升华出理论的认知之间取得平衡（谭载喜2018：8）。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依然具有现代价值，充分发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合理内核，不但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性化的创新发展之路，也是中华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徐多毅、张勇刚、徐飞2017：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