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减去十岁》的叙事艺术

◎宣明珠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重庆 400715）

《减去十岁》是收录在《谌容小说选》中的短篇小说，相较于谌容《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等其他作品的悲哀基调，这篇小说的整体风格是比较轻松的，是谌容所有作品中比较特别的一篇。

一、全聚焦的叙述视点

叙述视点是叙事人站在何种角度、以什么方式来叙事的着眼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人物、行动、情境和事件。全聚焦模式是迄今为止发展得最成熟、运用得最普遍的一种结构模式，即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不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了解他们的过去与未来，也有着超乎想象的活动范围。罗朗·巴特说：“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①这符合谌容对自己作品的认识，谌容写日常的、琐细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包含着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但面对人物的各种境遇，她却极少加入自己的主观认知，只是纯粹地表现生活。

《减去十岁》采用的就是这种混合型的全聚焦叙述模式，叙述者一方面掌握着全局，对小说中的人与事进行全景式的描写。但最巧妙的是，一旦描写的聚焦镜头对准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并且这个人物出现内心活动时，叙述者就从读者的视野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此时，全景的观察角度让位于故事主人公自己的意识活动。49岁的张明明：“自己呢？当然就当不上局长，还是个工程师，还搞自己的科研项目，还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可是，前天部里刚把自己找去，说是老季过线了，这回要退下来，局里的工作决定让我……这，还算不算数呢？”[1]这一段描写中存在着两种心理透视：张明明自己的心理意识与叙述者对张明明心态的分析。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一旦张明明自己的意识开始出现，叙述者的分析就立即停止并保持沉默。伴随着这种转换的是人称的改变，第三人称的叙述自然而然地让位给第一人称。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当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进行叙述时，这是主观的，但它的叙述方式由于是人物心理的自我流动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①

张明明代表的是中年知识分子，他复杂的心情通过谌容的这种描写被读者所感知，“是喜？是忧？是甜？是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像什么滋味都有，什么滋味都不是。”[1]他高兴，因为十年的时间对于搞科研的他来说，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一天可以成功达到自己以前渴望到达的科技前沿。但同时也茫然，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可以没有悬念地成为领导，可现在又因为“减去十岁”而当不成了。“遗憾吗？有一点，也不全是。”在妻子薛敏如的开解之下，他觉得心里气顺了，但“半夜时他还是醒了，心里仍然有一点遗憾，有一种失落的感觉。”[1]在中年知识分子张明明的内心里，他为自己可以继续搞研究而开心，也仍然受到现实——不能成为领导的影响，这隐隐揭示出十年是否减去给人们带来的茫然。

同样，在对郑镇海和月娟夫妇的刻画中，这种模式更加明显，“怎么？难道我不配穿这个？”“衣服穿我自己身上，碍你的事啦？你死眉瞪眼，我也得买！”[1]三十九岁的郑镇海在减去十岁后对婚姻的不满爆发出来，认为自己二十九岁，正是最好的谈婚论嫁的年龄，而现在他与月娟之间已经是话不投机了。月娟更加地疯狂，“心花怒放，想入非非”，买了一件从前自己绝对不会买的大红连衣裙，两人的矛盾被激发了出来。

尽管全聚焦叙述模式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在表现一些历史的厚度与现实的广度等十分突出的故事上，明显更加得心应手。《减去十岁》中谌容主要写了四组人物的故事，要想在叙述清楚的同时将自己的总体态度和全方位认识表现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全聚焦叙述模式是最佳方案。全知全能使读者与作者达成了默契，塞米利安认为这种模式“能够包容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较人物角度更能开阔我们的生活视野。如果说它使故事情节显得松散，但与此同时却又赋予作品以变化、多彩的特点。”②所以，谌容选择这种最成熟最普遍的叙述模式，正说明她没有盲目地跟风，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客观创作对象的特点做出的选择。

二、幽默的叙事语态

《减去十岁》开篇就是一段对话，“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中国年龄研究会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又开了三个月专业会议，起草了一个文件，已经送上去了，马上就要批下来。”[1]“听的人”和“说的人”将这个“文件”引了出来，其实读者清楚真相，但小说中的人物却因此闹得鸡飞狗跳，这样的落差形成了一层幽默的气氛。

幽默与滑稽的区别在于真正的幽默必然具有某种思想意义，幽默的内在深刻性，使得它常常能够不动声色地介于笑与哭两种形态当中，一方面同喜剧接壤，另一方面也充满悲剧色彩。老舍认为“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③幽默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生中的一种错位，这种错位有时是由人们的主观原因所致，但更多是受到了客观历史的影响，所以，幽默中貌似欢快的、可笑的，往往是令人悲哀的、伤感的。

老干部的代表——64岁的季文耀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满面春风”“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亲热地搂住了58岁的老伴方明华，而一开始又惊又疑的方明华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变得激动了起来，“她颤悠悠地应声儿，眼角渗出了泪珠”，两人在短暂的欢乐之后，老两口立马制定了目标：开始工作。季文耀已经将未来的工作内容都想好了。这一段描写无疑是幽默的，明明“减去十岁”只是空穴来风的小道消息，却已经搅乱了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一池春水。但幽默的背后又是令人悲哀的隐痛，失去的十年永远无法再回来，是那个时代每个人心中的痛，所以当有机会“得到十年”时，人们已经无力去思考真假。鲁迅在杂文《从讽刺到幽默》中说过：“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 出来。”④

通过情景设置和导入，明确本节课教学任务。教师介绍“魁北克大桥坍塌”例子，提醒学生设计纸桥时要注意对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处理；且作为设计师要有高度责任感，发展学生社会参与方面的核心素养[21]。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理解影响结构稳定性的因素，并通过小组合作与动手实践，制作出外表美观大方、稳定性强、承重效果良好的纸桥。

幽默效果来自作者的描绘，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则显然得之于她对于生活的印象。小说如此行文，是因为谌容想要表明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作家，她的作品中自然而然会反映那个年代的感情，在谌容笔下，这样的幽默并不让人反感，小说人物的无知，反而显得温和宽容，是出于一种对小说人物们这么做的同情和理解，并无真正的对立性。从这一点看来，谌容是受到了中国无善无恶的叙事传统的影响。中国叙事传统“往往不在极端的价值和意义上张扬善与恶、正与反的绝对对立，理所当然也没有以此作为喜剧与悲剧的明确界限”，“在叙事态度上对善与恶一视同仁”⑤。这样的叙述方式具有一种审美品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谈道：“笑是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3]

在小说的最后，机关里所有的人喜气洋洋，人们尽情想象着自己未来的生活，而喜悦的气氛被紧接而来的混乱所取代，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幼儿园里的娃娃们都对“减去十岁”的政策表示不满和抗议，在这里，作家又一次暗示了“减去十岁”的虚幻性，没有人知道那份文件在哪里，因为文件本就是空穴来风，这就是由期待转化为虚无的感情，令人可笑、可悲而又可怜、可叹。《减去十岁》中的人物都有这么一种时间情结，或者说是作者谌容有着这样的一种情结，“因情结的内聚性最终将转化成某种心理驱力，对人物的行动产生影响。”①因为人们太想重新得到自己曾经失去过的十年了，所以只要有一丝机会，人们就不会放弃。谌容就着重于表现这一种情结的深刻性和真实性。

“幽默……是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您觉得您所嘲笑的人又可笑又可怜，或者您虽然觉得他可笑，但是又必须谅解和宽恕他。”⑥这是谌容一贯的原则，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她的审美道德，是对人生的肯定、激励人与落后的、黑暗的、困难的事物作斗争，使作品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反讽的叙述立场

新时期小说广泛采用反讽式结构，不仅改变了既往小说结构的单纯，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蕴。对郑镇海和月娟夫妇的描写中，反讽的手法运用得最为明显，在减去十岁的政策之下二人爆发了夫妇之间郁积已久的矛盾，吵得不可开交，“减了十岁，你以为世界就属于你了，妄想！”此时月娟的心理活动令人啼笑皆非，这也是谌容运用反讽的一个体现，“小妞儿懂什么，她知道就要发文件了吗？二十九的人怎么不能穿这个？”她笃定地相信，自己可以减去十岁，却从未怀疑过文件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谌容运用反讽将人们在面对减去十岁时的疯狂状态描写了出来。

反讽叙事需要保持某种必要的沉默，事件的细节和“真相”绝不能以直接的方式来提供，这是一种对于读者正常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了解和信任，也“在于说明人们学会了以展示其潜在破坏性的对立面的方式，而获致某种见解的正确方法”⑤谌容以旁观者的姿态，不揭露，不解释，构建了一个隐秘而含蓄委婉的世界。

新时期文学以荒诞文学为起点，反讽开始指向了人的生存境遇。在《减去十岁》的叙述中，反讽观察者即谌容，转变为反讽的叙述者，她不仅知道自己叙述的故事是如何的荒谬可笑，更是将制造小说的荒诞性作为自己本身的真实意图。空穴来风的消息传出后，季文耀和方明华夫妇的欣喜若狂，张明明的茫然纠结，郑镇海和月娟的矛盾爆发，林素芬的幻想未来，这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形成了一连串的反讽情境，最终达成了反讽叙事的立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讽故事主人公往往是任性自由的盲目者，他们不断通过自己的语言、心理活动、实际行为，显示出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他们天真的设想，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受嘲弄者愈盲目，愈欢喜，反讽的效果就会愈明显，而反讽叙述者会在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静静观看受嘲弄者的无知无觉和事情的真相。“现实与理想、愿望与结果、集体与个人、信仰与背叛被设置在逻辑悖反的情节中，叙事表象背后的内涵在读者的会意中最终得以从晦暗走向彰显。”⑦在“减去十岁”的闹剧中，我们看着人们或欣喜、或纠结、或愤怒、或信心十足，而事实的真相却一直贯穿全篇，这样一种感觉的错位和差异就形成了反讽。

米克认为“在其他方面均相同时，反讽若兼有伤感效果和喜剧效果，就更能打动人，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⑤这种反讽效果类似于古希腊悲剧旁观者与主人公的关系，读者具有一种先天的认知优越感，可以看到事件的表象和真实，而作者通过反讽，将表面的喜剧性注入到了深层的悲剧色彩之中。

谌容早期的《人到中年》《永远是春天》等作品风格较为严肃严格，着重刻画一系列隐忍无私、坚强勇敢的知识分子形象，默默奉献的陆文婷、为人民解决困难的韩腊梅等，而在《减去十岁》中，她的创作慢慢发生了转变，一方面依旧展示生活的实景，一方面却又用淡淡的调侃、反讽、戏谑来刻画一系列的小人物[2]，“反讽并不仅仅限于贬斥、否定的意义,它主要是产生一种‘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效果,表面上像是要提高肯定一个对象,其实是让它更显得滑稽、荒诞、可笑,表面上像是要贬抑否定一个对象,其实却使它显得更崇高、感人、悲壮。这是一种风趣的人生叙述方式。”⑧这体现的是谌容对社会深邃的洞察力与自信，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烙印着一定历史阶段特殊的文化心理。

《减去十岁》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把人们共同的生存要求和心态联系在一起,从最为常见的人生情态中体现出不同的心理性格,由一纸文件而引起的闹剧、狂欢背后是值得人深思的隐痛和困惑。

四、结语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人们慢慢开始关注自身的生活和内心，谌容就充分应和了这一潮流，写现实人生。作家开始探寻内心的隐秘、情感的复杂、人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宣泄以及人生的意识和生命本源。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强化了小说的艺术张力，作者采用了全聚焦的叙述视点、幽默的叙事语态与反讽的叙事立场，因为“一纸文件”而引发的狂欢最终沦为一场闹剧，但狂欢中一群人的不同表现、心理活动却让读者深思，他们对工作岗位的执着，对自己认知的茫然，对生活琐事的爆发，对未来生活的希望，都让人笑中含泪[4]。“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我们所关心的某人、某事，被残忍地戏弄着；我们观看可笑的事，却被它刺伤了感情。”⑤谌容自己说“作者无权无势，只有一颗诚实的心，一颗同人民一起跳动的心。她不能改变生活于万一，只能用笔勾勒自己创造的人物的命运。”⑨她用饱含善意、宽容的反讽来塑造人物，力求发现那个大时代下小人物背后的隐痛与伤感。对两位老干部的描写与谌容创造的“陆文婷”式人物完全一致，他们曾遭遇过不公平地对待，曾经失望、痛苦，但依旧无怨无悔地将自己奉献到工作中去，谌容说过，“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正是由这些平凡的人在推动。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祖国灿烂的夜空。”谌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面对剧本创作的起起伏伏，她不哀告，不奔走，而是继续拼命地写作，昏过去，醒来又继续写，韩腊梅是她，陆文婷是她，季文耀是她，张明明也是她，面对减去十年后的工作与生活，她笔下的人物依旧有“一种久已消失了的青春的活力，在她肥胖松弛的身体里跳动”。谌容笔下的林素芬作为青年的代表，二十九岁的她带着“大女”的帽子，面临周围人的怜悯、讥讽、戒备、怀疑的目光，但她减去十岁成为十九岁之后，瞬间觉得自己解放了，“昂首挺胸，目不侧视，步履轻快，一阵风似的扑向存车棚，推着她那辆‘飞鸽’，自己也像只自由的鸽子似的飞出了大门。”在她的心中，有了这十年，她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考上大学，“我要读书，我要上学，要有真才实学。这是第一站的目标。”

谌容在文章中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便把人们早已平庸沉寂、按部就班的生活弄得热闹非凡、鸡飞狗跳，这给文中所有的人物带来了一种开天辟地般的喜悦,被平庸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感官也意识到“世界突然之间也变得无限美好”,于是生活重新开始翻页,逝去的青春和机会都将失而复得,当然季文耀也开始以领导者的姿态重新分配任务。这场由作者刻意设置的喜剧在“欢庆青春归来”的游行中被推向了高潮。谌容的叙述像一台摄像机，通过镜头的移动转换,拍摄了不同人的不同反应。作者的冷静与书中人的狂欢融为一体,形成了幽默的语态与反讽的立场。作者以一种平心静气的观察代替简单的情感评价,拓展了作品的内在容量。一场荒诞的狂欢，它揭示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困惑与追求,也可以说是折射出了人们的共同心态。

谌容的作品中大多凝结着自己生活的经历，“即使写低沉、消极的东西，也以肯定生活的态度来揭露批判那些阴暗腐朽的东西。谌容正是在肯定生活中闪光的东西的基础上，针砭了落后的事物，表明了作家对生活的希望，信念和力量。”⑨她的作品中埋藏着自己难以忘怀的热情、希望、泪水、青春和理想……《减去十岁》中人物对于年轻十岁的呼喊与渴望，其实也是她内心的声音，谌容用精彩的叙事艺术展现了生命的限度和最后的失去。

【注释】

①徐岱：《小说叙述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②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③老舍：《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④鲁迅：《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⑤D.C.米克：《论反讽》，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

⑥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⑦陈振华：《小说反讽叙事——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⑧陈登报：《谌容小说嬗变中的反讽模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

⑨何火任：《谌容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