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小说”不应这样写

□李兆忠

“老夫聊发少年狂”。三年前，王蒙于耄耋之年，以“意识流”兼“魔幻”的手法，创作了一篇“非虚构小说”——《女神》（《人民文学》2016 年第11 期并收入小说集《女神》，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前辈文化人、久被埋没的文学天才陈布文，是小说的人物原型。

小说一上来，时空翻转，玄机暗藏：1996年的盛夏初秋，“我”出访欧洲，在风景如画的瑞士日内瓦湖边，睡意朦胧中与一位风度优雅、似曾相识的东方女性神秘邂逅，电光火石，激引出三十九年前的往事—— 一封神奇的来信，一通爽朗的电话……

《女神》“魔幻”手法的背后，有这样的因果链：日内瓦成为故事的起讫点，是因为周恩来总理曾在那里开过会——周是陈布文儿子张郞郞的救命恩人，而陈又做过周的机要秘书；弥留之际，陈对家人表示：“我的一生过得很好。我没有不好。只是想去一趟日内瓦，看看周恩来当年开会的地方。”——这暗示：陈布文去世后，灵魂飞向神往已久的日内瓦，转世再生。果然，十年之后，冥冥之中，王蒙在那里与她相遇。

《女神》时髦的“穿越”手法，让人再次领略文坛宿耆王蒙虽老犹健、勇于创新、“成长到死”（毕淑敏语）的艺术姿态。然而，作为一个对陈布文稍有了解的人，读这部小说感到的诧异，竟不知从何说起。别的暂且不论，首先，笔者完全不明白，王蒙为什么要将这篇颇具魔幻色彩的作品归为“非虚构小说”甚至“报告文学”？事实上，小说中涉及陈布文的描写，除了她的三两篇作品、三两封她的书信，加上从张郞郞（陈布文之子）《大雅宝旧事》挪用的现成素材，几乎都是出自王蒙的虚构。比如，第十二节写陈布文照顾完孩子就寝，自己尚不能入睡时，就会背诵郭沫若的《女神》：“姐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的太阳”。然而，现实中的陈布文，最不喜欢的文人之一，就是郭沫若；在她看来，郭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均不足观。比如，同是第十二节，写陈布文苦中求乐的“快乐哲学”，表现在书法上，就是不厌其烦地为前来索字者挥毫“我快乐”“其乐无穷”“我快乐”“我是快乐的”“当然，我非常快乐”“快乐无它”等条幅、横幅和斗方。然而，现实中的陈布文，从来不写这种内容的书法；她喜欢写的，是鲁迅的诗句，如“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等，还有一些古人格言，如“无欲则刚，有容乃大”等。

又比如陈布文之死，为突出“让我自由自在地凋谢吧”这一乐观的“死亡美学”，作者不惜浓墨重彩，描写她逝世前一个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独自一人登临景山饱览美景的人生告别仪式，写她“身轻如燕，步健如飞”，“飞快地爬上每一个亭子”，“没太费力到达了景山的奇峰”，“看得五体投地，想好好地哭一场”——那是1985年11月，现实中的布文先生，此时已卧床数月，奄奄一息。知情者明白，陈布文的离世，并非出于对“自由凋谢”的浪漫选择，而是另有隐秘的悲剧性的原因。

……

如果说，以上事实与虚构的错位尚有强辩的理由（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之类），以下发生的事情，则无法解释：小说第八节写陈布文对京剧的迷恋、精湛的造诣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心理纠葛等，引述了陈布文的大段日记，其中这样写道：——

我很满意，我生活在溪河河畔，我逃亡到太湖湿地近边，我找到了革命家艺术家设计家丈夫，我去到革命圣地延安，我去到东北解放区，张家口、哈尔滨、沈阳。天翻地覆的血战中我没有旁观，我来到北京革命的领导核心机关，我写作，我机要，我更能年纪轻轻的回到自家，快快乐乐地回到平凡。人之一生，谁能这样完整俱全？什么时候都是我行我素，实现着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心愿！

笔者发现，这些日记与陈布文一贯的文风和思想基调不统一，倒是更像作者的手笔，于是带着疑问，向张郞郞请教。张郞郞的回复很确定：这不是母亲的文字。笔者无言，继而感到几分悚然。呜呼，竟连陈布文的日记都可以虚构！是可虚构，孰不可虚构？

笔者确实无法理解：身为文坛泰斗级人物，聪明过人的王蒙，何以会有如此的失误？想破了脑壳子，答案只有一个：他的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了，好到可以不顾“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异，好到可以随心所欲、忘乎所以的程度。

不得不承认，若是依照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小说”艺术规范，《女神》就像是一场热闹的“无米之炊”，靠的是东拉西扯、腾挪跳跃、“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侃家”绝活。因为原材料太少，就必须掺进许多似是而非的替代品，添加很多作料，借助新奇的道具与技法，否则炊宴就难以进行。《女神》共十七节，前两节与后两节的描写，都是节外生枝、海阔天空的“意识流”，与陈布文没有一丁点关系。

《女神》是王蒙向陈布文致敬之作。作者在第十七节也真情表白：“写布文老师，这是我五十九年前的一个约定，这个立项已经太久太久。”然而，从1957年夏收到那封神奇来信，到1985年冬陈布文去世，其间有十余年时间，王蒙与陈布文同住一个城市，他有的是机会，可以各种方式，去接近自己心仪的“女神”，如果他愿意的话。遗憾的是，王蒙并没有这样做——正是这种近在咫尺、长达十余年的隔绝，使王蒙耄耋之年信誓旦旦的表白显得轻浮、夸张甚至造作。人们不禁会问：此时王蒙写《女神》，究竟是因灵魂受到感动而不得不写的艺术宿命，还是拍案惊奇“快乐写作”的惯性使然？有识之士当能明察。其实，王蒙的自述已给出答案：“难写，因为知之太少，必须写，因为刻骨铭心，还因为我深感她的与众不同，超凡脱俗。写这样的小说是对我自身的严重挑战。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就是俺个人，就叫王蒙，哪里还能找得着这样的高龄少年的书写来情绪？”（《怀念与夙愿》，《女神》第15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于是，王蒙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想当然地将陈布文演绎成一个刀枪不入、不可理喻的“超级神女”。她十全十美，无所不能，具有调和万物、逢凶化吉的特殊功能：她以非党员的身份成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注意，是机要秘书）；她能把土得掉渣的陕北民歌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唱得一样好；她喜欢做琐碎的家务，缝衣服，洗尿布，擦玻璃，就像她喜欢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莱蒙托夫的作品一样；“文革”中，她厉声喝退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将丈夫张仃从江青的魔爪下成功救出……所有这一切，与现实中的陈布文相去甚远。陈布文真实的身影，淹没在王蒙式的“快乐写作”与想象虚构中。

设身处地想一想，像王蒙那样才华横溢、天马行空的作家，到了这样的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蹚“非虚构写作”的浑水，因为这需要做很多功课，需要收集大量文献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需要对纷繁复杂的“事实”作细致认真的考辨。这些条件，都不是此时的王蒙所具备的。《女神》写作依据的一手资料本来少得可怜，而且，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一手资料，也没有受到重视。其中一封家书，是陈布文1956年5月写给侄子陈宗烈的，竟被误为1985年5月！这个匪夷所思的误判，使王蒙随后对陈布文书法风格变化洋洋洒洒的发挥，变成自说自话的妄语，也使王蒙失去一次深入了解陈布文的机会。此信不长，原文抄录如下——

烈烈：

我无法把要说的话全写在纸上。

我希望你能感到我与我全家对你始终如一的亲切的关怀。

去年冬与今年春，我曾一再打听轰轰的地址，我想能给远离故乡的少年人一点帮助，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也好，但是未蒙答复。

无论如何要健康地活着，努力学习，不要被回忆所窒息。

作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是不容易得很，但也是可能的。你年纪青，希望你能像春天一样——她从不把泥泞苦寒的过去（冬）留在自己美丽的土地上，而却使处处开遍了鲜花。

匆匆，语不从心。祝

健康，进步！

布文 五月十日

细读此信，不难体察其中的沉痛况味。关于这封信，年届九十的陈宗烈先生（即信中的“烈烈”）这样回答笔者的咨询：“这信是我姑姑于1956年初夏写的，当时我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众所周知，当年在文艺界批判胡风，很快便升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我作为新影厂保送就读的学员，由于父亲陈长冕（陈布文哥哥）在抗日战争中曾当过‘国军上校’，我便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其实这个家庭历史问题，我于1951年到北影厂参加工作时，已主动向组织交待清楚并作了结论）。那时，我的思想很纠结，想不通。姑姑陈布文对我的遭遇十分关注，信中每字每句，都是深切的关怀、教诲与鼓舞。当年六月，我毕业了，种种原因，使我决意远赴西藏，投入民主改革……”（史料补充：陈长冕，陈宗烈生父，陈布文胞兄，小学教员。1937年日寇入侵沪宁时，投笔从戎，加入“国军”，随军转战南方各地，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擢升上校官衔。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新中国成立后，在无锡一家火柴厂当会计。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中被捕，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解青海诺木洪农场劳改。）

笔者依然百思不解：才高学深的王蒙何以会将写信时间1956年误为1985年？那可是整整二十九年的误差，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笔者甚至开始怀疑，王蒙是否读过这封信？——然而，王蒙确实读过这封信，否则不会有云淡风轻的两句评点（如陈布文在该用“地”的地方仍用“的”，“年轻”写为“年青”）。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发生如此的误读？思忖再三，回答只能是，王蒙没有在意信中到底写了什么，他感兴趣的，是陈布文的书法，而不是书法所传达的内容。其实，依王蒙的学识与人生经历，只要稍微用点心读信，失误就可以避免。唉！

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对于上述种种失误，作者本人浑然不觉。在《女神》的写作后记中，王蒙一上来就抒发宝刀不老的得意之情：“写起小说来兴致勃勃，忆起往事来心潮涌涌，追起老底来有还下陈年老账的解脱和安慰，抒起情来好像年轻了六十岁，较真起来像查账本，幻想起来像梦像神仙，终于写了念念不忘的陈姐……”然后这样自我夸赞：“这样的小说的要劲是在于非虚构得在在动心，虚构得明白真挚，牵挂得难舍难分，思忖得不露痕迹，没有小说的篡劲编劲，更没有纪实的报章气。唯愿结实得天马行空，自由得老老实实，轻盈得泰山磐石，板上钉钉，肋上插刀。”（《怀念与夙愿》，《女神》第15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在这种忘乎所以、近乎梦呓的状态下进行所谓“非虚构小说”的创作，陈布文被传奇化、神幻化乃至王蒙化，也就毫不奇怪了。

行文至此，笔者已没有兴趣继续解读《女神》，只是为陈布文感到些许悲哀。倏忽间，我记起陈布文于“文革”后期，写给丈夫张仃的家书中的一段文字——

一只天鹅，掉入泥沼之中，长久的，长久的，为癞蛤蟆，蚂蝗，小水蛇，孑孓以及各式各种害虫毒物包围，抓咬叮啃之后，还活着，那么，即使伤痛太大，飞不起来，也不至于自己便以为也是一只癞蛤蟆或一条蚂蝗吧，也不会与癞蛤蟆或蚂蝗谈心交友吧，虽然，既然癞蛤蟆与蚂蝗也是地上生的，不必特别判明其好坏，至少，是不一类吧！——那，或者，全长一样的人脸与变了调的嗓门呢？那么，亲爱的，就凭一双真正的艺术家的眼睛（不必有旁的眼睛。）也可以看清那精神面貌上的丑恶吧，即便美得像一只白蝴蝶，也决不与天鹅属同一类生物吧！

要知道，圣人诸贤们，都可以做奴隶，但绝不做奴才的兄弟或朋友，奴隶不是奴才……（1972年10月25日）

——孤迥不群，洁身自好，终生崇拜鲁迅并视其为自己精神导师的陈布文，假如在天之灵得知自己被“美化”成这般模样，会作何想？

2019年12月12日

封面作者自述

身为50后一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78春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始睁眼看世界，方知人文科学为何物。此知识教养之缺憾，伴随终身，成为艺术批评自由表达潜在障碍。所幸良知未泯，灵性略存，使暗夜行路有所依凭，其中悟得两点：一曰慢，二曰真。慢者，以滴水穿石的功夫耐心，补自己之无学也；真者，以勇敢无畏的求真探索，发自己之本心也。余三十年治学写作心得，唯此二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