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人生“寄”与“归”问题的思考

季小乔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人生出处是古代士人思考、行事时所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随着一生中阅历的加深、遭际的变化，士人们对自身出处行藏的探索与抉择也处在变动之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同的个体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即便同一个体也会在不同的境遇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些思考与探索的轨迹往往隐匿于士人们的文学作品中，向我们展示出他们一幅幅丰富的心灵图卷。苏轼便是一个对个人出处有着强烈自觉，又不断地尝试自我追问的诗人。其创作中常常见乎吟咏的“人生如寄”与“此生安归”正可作为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此切入，将苏轼对于这一问题终极价值判断加以审视和探析。王水照先生在其《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一文中，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与解读，体认并归纳出苏轼“故园情结”的三个层次，剖断精审，所论允切①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20页。。本文则以王文为参照，并在总结前辈学者相关论点的基础上，立足文本，将苏轼对这一问题的精神探索及文学演绎进一步作一阐析。

一、“人生如寄”：存在方式的体察与追认

古代士人把“寄”体认为一种存在方式乃至生命形态，并将这种咏叹付诸诗篇，是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有云：“浩浩阴阳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6页。将人生与金石相比，以金石的坚固长存反衬人生的脆弱短暂。其后曹植沿续了这一比喻及其意旨，他在《浮萍篇》中说：“日月不常处，人生忽如寄。悲风来人怀，泪下如垂露。”③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6页。这是“寄”的初始内涵，人生因短暂而如寄居于逆旅，故云“人生如寄”。这类咏叹在其后的诗歌史上不绝如缕。唐代白居易《感时》诗云：“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倅。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④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2页。这种一脉相承的对人生短暂的感叹、对现世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源自诗人思想中对“寄”的最初理解和把握。同时，在诸如汉魏六朝、中晚唐那样的动荡年代里，朝堂之上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朝野之中充斥着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争夺和杀戮。对于有心于社稷的士大夫来说，挣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自己的性命尚且得不到保障，遑论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此，人生如寄的存在感在一开始就与士人处身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而苏轼对于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体认也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关。但苏轼对于人生如寄的理解，比之前代士人，显然有着更加丰富而有待解读的况味。

苏轼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出生在四川眉州的眉山县。他少年得志，在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后沿江南行，折而北上，来到了京城汴梁，从此开启了他的仕途人生，而他对于人生出处的追问也由此拉开了帷幕。苏轼的早慧与天分，使他能够敏锐地直觉并深刻体察出人生阅历的偶然性以及其中潜隐着的悲剧性因素。他在早年与胞弟苏辙分别之时即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①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页。表达出了在偶然性之下对人生不可把握捉摸的迷惘。出仕以后，苏轼宦流各处，又因陷于党争漩涡而一贬再贬。这种流徙经历、居处不定带来的迷惘促使了他的思考，从而形成“寄”的意识。翻检相关文献可知，苏轼诗中首次用到“寄”字是在熙宁十年（1077）。该年他从潍州赶往汴京，经过济南府时曾作诗寄李公择，中云“宦游到处身如寄”②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716页。。苏轼在此将“寄”与宦游阅历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后者乃是东坡“寄”的意识形成的直接原因。本年东坡酬答友人时，又提到“寄”：“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③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775页。，后在黄州所作《临江仙》词，中亦有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④苏轼：《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7页。，绍圣以后苏轼南迁岭海，这种意识愈发强化。《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云：“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⑤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08页。，《郁孤台》诗云：“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⑥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429页。，在惠州与他人信中亦云：“某惟少子随侍，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耳”⑦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08页。，被贬往海岛后，说得更直接：“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⑧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62页。，他在离岛北归时反而依依不舍：“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党争的加剧及人生困境的加重，东坡“人生如寄”意识愈发强烈，认识也愈发深刻。

苏轼所理解的“寄”显然并不是只瞩目于人生的短暂性，他往往能够从一些偶然性的细节的捕捉中来把握、来感悟生命痕迹的不可捉摸。中年及晚年的宦海风波、庄禅观念的浸淫影响，则使他常常在偶然性的捕捉中体悟到人生的虚无。苏轼、苏辙兄弟早年出蜀时曾有对床夜雨、同隐故山的夙约。但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游宦漂泊、南迁北往之后，东坡的“归”已不再是特定的回归蜀中故园，与子由的这一夙约的内涵已升华成为与“寄”相对的精神层面的“归”。因此，他对“寄”的想法也变得通达而深刻起来：“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⑨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50页。既然认定“生世本暂寓”，那么“寓”在何处便失去了探讨的价值。于是他说：“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⑩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11页。人生短暂，因此回归那个物质性的“家山”也就意义不大了：“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11]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43页。由于远徙天涯、北归无望而自己又年届垂暮，所以能否晚归故园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居南处北也没有太大区别：“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12]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454页。。王文诰对苏轼《行琼、儋间，……戏作此数句》《次前韵寄子由》二诗下案语说：“二诗本旨，以不归为归，犹言此区区形迹之累，不足以囿我也。”[13]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49页。他说斤斤计较于归乡，即是受到了行迹的拘囿和拖累，这虽是无可奈何之余的强自宽解，但若能消解这个问题，跳出这一纠结，却也能获得一层心灵上脱缚之后的自由。而自由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空漠和苍凉：“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14]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64页。诗作用了《楚辞》中《招魂》的故事，既以屈原的忠而被谤、章皇山泽暗表自己的冤屈和忠贞，又以远望青山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北归之愿。

可见，苏轼的“吾生如寄”既含有对一贬再贬惨痛经历的无奈，也寓托了欲归不得的愤懑；既是对自身存在方式的体认，又是对不幸遭际的总结。这种“如寄”意识并非仅仅萌生于苏轼飘荡无定的宦游经历，而且植根于随缘任运、说无论空的庄禅哲学。人之大患在于此身，“人生如寄”的首先基于生命的非我属性。《庄子》中《知北游》一篇有云：“汝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15]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39页。庄子说“是身如委蜕”，谓此物质的身体乃至所遇所接世间万物，都并非我有，生命来到世间，不过是暂住于此躯壳之中罢了，其存在是短暂而有限的。既如此，身外的寄身之处所又何必执着呢，更何况置身的境遇及处所并非完全由此个体生命来选择决定。因此明智的态度应是接受而非抗拒。庄子在《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中说：“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所谓“安之若命”，即是庄禅哲学的委运任化、安住当下。苏轼在《与子由弟十首》（其三）中云：“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①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4页。这种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的庄禅哲学的思想根基是老庄自然观，肯定现世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即所谓“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②郭庆藩：《庄子集释》，第577页。因此，庄禅哲学对现实中的不合理不是抗争与批判，而多是顺遂与接受。这种顺遂与接受虽可使生命主体因顺从自身的自然性而免于与现实发生冲突，从而保全自身。但这种保全的代价必然是对夙昔所持守理想与价值观的舍弃或淡漠，从而失却了批判现实的标尺，也消减了积极用世的进取心。在这种情境下，人生观往往容易流于虚无，生命存在也丧失了其应有的鲜活，而那种虚无感却会愈发地强烈。他在《和陶形赠影》中云：“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③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06页。在这种委运任化的庄禅哲学的浸淫中，生命主体不问是非、浑浑噩噩的消极一面被放大，只在半醉半醒、陶陶兀兀中避祸保身。《和陶神释》云：“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④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07页。在这首诗中，苏轼再一次流露出那种泯灭是非、麻醉自我的消极思想。不问醒醉、不问好恶的念头源自老庄的平等观、齐物论，但这种均齐万物的思想最终必然流为虚无，具有精神性的生命个体也自然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流于附庸。虽如其胞弟苏辙所说：“此人心中未必空，暂尔颓然似无事”，但士人的淑世之怀与用世之志只能蜷缩心底，在日复一日的投闲置散中淡漠消磨，只剩下外在的躯壳，无所牵系，没有方向，随波逐流。苏轼在晚年北归时所作《自题金山寺小像》中有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⑤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641页。这东坡老人对自己迁谪生涯与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心似已灰之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身如不系之舟”。原因正如庄子所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人不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存在，当生命主体因外界环境而有意识地收拾起信仰与理想，流行坎止，随境俯仰时，主体精神自然因无所归依而衰苶委顿。因此，对于像苏轼这类怀抱理想的官僚士大夫而言，貌似智慧的庄禅哲学并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宗教皈依，只是在困境中藉以消解人生磨难罢了。但窜谪蛮荒、投闲置散的境遇又易使意志薄弱者匍匐以归，迷而忘返。即使“英特迈往”的苏轼也往往难免此病。他在《和陶答庞参军六首》（其六）中云：“吾生一尘，寓形空中。”⑥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26页。躯壳如同浮尘一般飘荡于空中，虽然有无限的自由性，但没有依托，没有方向。以苏轼为代表的这类沉浮宦海的士大夫的“寄”，既有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也有因信仰失落而带来的迷惘和空虚。

二、“此生安归”：栖身之所的探寻

自然，苏轼不会停留在“此生如寄”的空虚与困惑中，乐易的天性也使他竭力规避着空虚背后的苦痛。“寄”只是一种客观的生存状态，具有精神性的生命个体必然要去追寻一个终极价值，那就是对“此生安归”的求索。检索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作，我们惊奇地发现“归”字竟出现105次。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归”字出现得更多。苏轼作品中的“归”，或特指回归故园，或指广泛意义上的归隐田园。前者如：“已成归蜀计，谁借买山赀？”⑦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363页。“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⑧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4页。“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⑨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628页。后者如：“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⑩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388页。“田园不早定，归宿终安在。”[11]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461页。“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12]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307页。然而对晚年的苏轼来说，回归蜀中故园早就是奢望，即便归去，也是田园荒芜、亲故离散。在历经宦海风波与九死蛮荒之后，苏轼所思考的不再是出处进退的纠结困惑，而是精神存在意义上的皈依。诚如李泽厚所论：

（苏轼）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因此，对晚年的苏轼而言，故庐与田舍早已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物质意义，而是升华为一个精神的符号。东坡的“吾生安归”绝非仅是居无定所的焦虑，而更是对于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的探寻。他的《和陶拟古九首》（其三）便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求“归”不得的栖惶与执着：

客去室幽幽，鵩鸟来座隅。引吭伸两翅，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去此复何之，少安与汝居。夜中闻长啸，月露荒榛芜。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②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261页。

诗作藉贾谊《鵩鸟赋》中所塑造的鵩鸟意象来展开诗境，鵩鸟“引吭伸两翅，太息意不舒”的神态暗示着一种诡秘不祥的氛围，传达出不得其适的困惑和感伤。面对“人生如寄”的空虚冷漠，作为精神主体的人仍应执著和持守，去追寻精神的栖居地，但是真正能够安顿身心的“不动道场”在何处呢？诗作中“何者为吾庐”的敏锐追问既传达出无所依归的困惑，又表现出一种上下求索的执著。面对鵩鸟的到来，诗人与鹏鸟之间似无回答的交流。二者之间置而不问与栖而不鸣的沉寂，似是超然无事，实则透出困顿风尘、无所归依的迷惘以及留档难归的生命之本源的荒凉。不少研究者指出，苏轼这种委命顺化、任运随缘的姿态不仅使其身在党争漩涡与政治高压中暂得保全、消解了现实的痛苦，而且使其心态由功利的转向审美的。上文中提到苏轼以“黄州、惠州、儋州”为“平生功业”，很大程度上即指在此谪地的艺文创作。此说虽有道理，但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此仍需指出的是：首先，以庄禅哲学的自然观来观照天地万物，并非必然转向审美。苏轼因党祸南迁后，物质条件窘竭，生活境遇不堪，生存环境更为严酷。同时在政治上新党的迫害如影随形且变本加厉，苏辙、黄庭坚等友生就曾一再叮嘱东坡谨慎为文，最好是“焚砚弃笔”。正如黄庭坚所说：“功名富贵久寒灰，翰墨文章新讳却。”③黄庭坚《山谷词校注》，马兴荣,祝振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在这种文网严密、言论统治的政治环境中，迁谪士人朝不保夕、动辄得咎，在心态上章皇山泽、惶惶不安，对于审美性的艺文创作究竟能有多少热情与胆量，是很值得怀疑的。这由其创作数量减少、创作风格之趋于平淡、艺术手法上的“以俗为雅”等即可看出端倪。其二，以审美为主的艺文创作只是生命个体活动的一个方面，至多只是人生痛苦的一种消解方式而非全部人生，更何况“作诗遣愁愁更愁”的情况更为普遍。对于苏轼等受贬的元祐党人而言，最基本的关系仍然是与现实之中，谪地地方官、朝廷、亲友等的人际关系而非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艺文创作的审美活动回过头来，他们仍需面对这不堪的现实处境。故而可知迁谪士人心态上的审美性自是很有限的。苏、黄等人的晚年诗作中多有泯灭技法、直抒胸臆的一类。苏轼海外之作中常常流露出的孤寂之情便是一例。我们据此可知的是，文章翰墨这些艺文之事绝非迁谪士大夫的栖心立命之所。信仰与理想虽潜伏心底，若隐若现，但并未泯灭；纵然“愿抛心力做诗人”，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艺文之好如同庄禅哲学一般，只能是暂时的慰藉，而绝非其精神家园的构建材料。在此情境下，建功立业、致君尧舜是空想，沉湎于老庄禅学的万法皆空、委命任化也总是空虚，元祐士人们极易沦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朱熹曾说，东坡“晚年自知所学底倚靠不得，及与李昭玘书有云：‘：‘黄、秦挟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智，必极其所如，将安所归宿哉？’”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1页。于是，这些沉溺于庄禅、醉心于翰墨的士大夫们又不得不回转身来，重拾儒家经典，以之填补充实精神上的空虚。苏轼自认为他在贬谪期间最有价值的工作，就在于对《易》《诗》《论语》三部儒家经典的注解了：“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⑤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第1482页。他在与李之仪信中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后人耳目也。”⑥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第1540页。苏轼对自己的这项工作颇为得意，他在北归途中又与友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相似的记载：“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⑦苏辙：《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页。苏辙于贬谪期间在《春秋集传》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书成之后曰：“吾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以为“千载绝学”①苏籀：《栾城遗言》，粤雅堂丛书本。。不仅仅是苏轼兄弟，大批远离朝廷、流落江湖的北宋中晚期元祐士人，在谪居期间都将释读儒典、著书立说作为安身立命的平生事业。比如邹浩注《易》，王定国注《论语》，吕陶注《春秋》，而苏轼兄弟自然是其中代表。由早岁的儒家到中年的庄禅再到晚年的儒家，东坡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轮回。

三、结语

苏轼之前的白居易等诗人通过“人生如寄”的咏叹，体认到了个体生命短暂与空虚的实质。他们采取的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对策是：立足当下，及时行乐。这自然受到后世的诟病。朱熹就批评乐天诗说：“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8页。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安闲催生出诗歌史上专属于士大夫的一类闲适题材。苏轼尝自谓“出处依稀似乐天”，的确，二人身份、阅历相类，对于“人生如寄”的体验也相近。白居易晚年闲居洛阳，与其他退居士人文期酒会，谐谑度日，作了不少闲适诗。东坡经历虽较之乐天坎坷得多，但他中年谪居黄州时的“先生饱食无一事，散布逍遥自扪腹”③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1036页。，晚年远贬岭海时的“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④苏轼：《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第2322页。等诗作，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味的闲适诗呢。从“此生安归”的最终抉择来看，苏轼显然超越了白居易，他超越了物质的羁绊、功名的诱惑和地理的影响，真正实践了自己所宣称的“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⑤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第2271页。。从“此生如寄”到“人生安归”，苏轼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对人生处境的观照方式，无论身居庙堂还是处身江湖，他都能以坦然的姿态和达观的心理去化解外界对生命的摧残和打击。随缘任运的坦然与达观虽多少难免带些无可奈何的色彩，但仍不失为一种面对人生逆境的积极态度与理性举措。在这一点上，苏轼的精神境界超越了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前代士人，直契纵浪大化、复归自然的陶渊明。与此同时，因迁谪遭遇而致的官僚身份的退隐、学者身份的复归，又玉成了他疏经造论、藏之名山的学术事业。他晚年对儒家经典的传注疏解，传达出了自身“旧学终难改”⑥苏轼：《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校注，第803页。的不屈风骨与自由人格。这种充溢于外在姿态的内在精神，是苏轼对“此生安归”问题的明确回应。由于“人生如寄”而带来的个体生命的空漠虚无感，以及委命任运态度中的那分无奈，都被这执著与持守冲淡了。通过梳理探讨苏轼在这两个问题间纠结、挣扎的历程，我们还原并丰富了苏轼形象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