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唐宋词集的嚆矢

王文强　唐晓东

内容摘要：克拉拉·甘霖的《风信集》是英语世界第一次大规模尝试翻译唐宋词的作品，在中国古典词作英译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较之其它唐宋词的译本，该译本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鉴此，本文围绕译者身份、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翻译选材、翻译底本等内容，对该译本展开研究，希望能还原其历史价值，为唐宋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微薄的贡献。

关键词：《风信集》;唐宋词;东方智慧丛书;胡适;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王文强，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比较文学研究。唐晓东，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英对比、语言类型学研究。

Title： A Study on the Pioneering Translation Anthology of Tzu-poems from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in The Herald Wind by Clara Candlin

Abstract： The Herald Wind， translated by Clara M. Candlin， is a trailblazer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zu-poems from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And it occupie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zus English translations.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English translations， the study on Candlins translation is few and far between.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ranslation selection and the original work on which the translation is based. It is hoped this resear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zu in the English World.

Key words： The Herald Wind; Tzu-poems in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 Hu Shi; historical value

Authors： Wang Wenqiang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100，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angwenqiangkaka@126.com. Tang Xiaod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E-mail： tangxiaodong@dlnu.edu.cn

一、引言

1933年，由克拉拉· M ·甘霖（Clara M. Candlin）翻译的《风信集：宋代诗词歌选译》（The Herald Wind： Translations of Sung Dynasty Poems， Lyrics and Songs）由伦敦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社发行。继英语世界第一部专门的唐诗英译集《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 1918）之后，《风信集》是英语世界首次大规模的译介唐宋词的尝试，其开创之功理应在中国文学英译史上留下印记。然而，学界对这部具有开山意义的译作却是关注甚少。翻阅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马祖毅与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等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的專著，我们并没有发现对这部译作的介绍。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首先提及《风信集》的学者为王丽娜女士，她于2003年发表《欧阳修诗文在国外》一文，在该文的第三部分“欧阳修的诗词在西方”介绍了《风信集》所选译欧阳修的三首词作：《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浪淘沙·今日北池游》，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该译作的“副文本”内容。此外，涂慧博士的专著《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也相对详细地关注了这个译本，她以甘霖翻译的李煜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和周邦彦的《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作为案例分析，细致探讨了译者对这两首词作的翻译得失（涂慧，《如何译介，怎样研究》 21-29）。然而，有关《风信集》的译者身份、翻译动机、译本选材以及《风信集》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未能涉及，这一点颇为遗憾。有鉴于此，本文希冀通过史料梳理，围绕这些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从而为该译本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二、译者身份探析与译本选译内容介绍

在《风信集》中，约翰·默里出版社并没有对译者做专门的介绍。但是在此书的“致辞”中，译者给我们留下了追溯其身份的信息，“我将《风信集》献给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立志追随他汉学研究的脚步”（Candlin 5）。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克拉拉·甘霖的父亲为汉学家;其次，之所以从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透露出译者“子承父志”的雄心。之后，克拉拉·甘霖便引用其父亲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高度评价，以此为自己的翻译活动正名，“中国人同样有着神奇、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力，并热爱其灿烂的文化……这种想象力足以让他们去承继时间的恩赐，并从粗俗丑恶的现实当中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广阔无边，充盈着高贵与美丽”（5）。紧接着，译者便引出上文的出处源自乔治·T·甘霖（George T. Candlin）所撰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乔治·T·甘霖全名为乔治·托马斯·甘霖（George Thomas Candlin），是英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成员。1878年他被派遣到中国卫理公会“华北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先后在遼宁、山东北部、天津、唐山等地传教，在华共计46年之久。甫到中国，他便全身心学习中文，凭借其过人的天赋和勤奋，他在汉语典籍、诗歌和小说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中国小说》便是其代表作品。① 克拉拉·甘霖出生于1883年，是乔治·甘霖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在中国北方生活，对中国文学抱有兴趣。其丈夫为在华传教士医生威廉·扬（William Young）。遵从西方女性婚后冠夫姓的习惯，克拉拉·甘霖的名字又叫克拉拉·扬（Clara M. Young）。除了这部《风信集》以外，译者还将顾子仁牧师所搜集的中国各地民歌《民间音乐》（Songs of Cathay）译为英语。《民间音乐》共收录歌曲25首，该书以中英对照的形式于1931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发行，这是译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1946年，译者的第三部译作《陆游的剑：一位中国爱国诗人》（The Rapier of Lu： Patriot Poet of China）由约翰·默里出版社发行，与《风信集》一样，该书同样被“东方智慧丛书”收录。

《风信集》的译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唐宋词、宋诗和民间音乐组成。其中，唐宋词与宋诗处于“糅杂”的状态，即译者一般会将同一作者的诗与词放置在一起。举例来说，译者共翻译了苏轼的三首诗词，其中两首诗歌为《上元侍宴·淡月疏星绕建章》《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而选译的词作则是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这部译作中，译者共选译13首宋诗，这些宋诗的作者包括司马光、王安石、雷震、苏轼、程颢、朱熹、叶适、刘克庄8人。而就第二部分《杂歌杂曲》（Miscellaneous Lyrics and Songs）来说，译者给我们如下信息：“它们由Dr. T. Z. Koo搜集，本人翻译，见《民间音乐》”（Candlin 101），顺着译者提供的线索，笔者查询到此歌词集正是由顾子仁搜集的《民间音乐》。而在《风信集》中，克拉拉·甘霖共选取了其中的8首，包括《中秋闺怨》（“Loves Lament in Mid-autumn”）、《板桥道情》（“Pan Chiaos Philosophy”）、《四季相思》（“Thoughts of Love”）、《孟姜女》（“Měng Chiang Nǔs Lament”）等。本文主要论述译者对唐宋词的译介，由于克拉拉·甘霖对宋诗与《民间音乐》的翻译与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将不涉及对它们的探讨。

就译者所选译的唐宋词和词人来说，根据笔者统计，《风信集》共翻译唐宋词63首，上起唐代的温庭筠、韦庄、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继而过渡到北宋的晏殊、欧阳修、秦观、朱敦儒等词人，最后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姜夔、刘克庄与蒋捷。译者将词人的生卒年在译文中标识出来，并作为编选次序的依据，这体现出译本具有词史的特点，对英语读者了解词作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大有裨益。就译者在上述各历史时期选译的词人数量与词作数量来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北宋时期，优秀词人层出不穷，被认为“算是最珍贵的‘黄金时代”（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81）。从表1可以看出，《风信集》共选译20位词人的词作，其中入选的北宋词人达12人之多，词作数量也要比唐代、五代十国和南宋词人词作数量仅仅少1首。可以说，译者的选择与北宋词在中国词史的地位十分相称。

尽管入选《风信集》的词人以北宋为主，然而就译者所选词人的词作数量来说，南宋词人辛弃疾（9首）、陆游（6首）占据前两位，二者入选词作近乎接近译本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方面显示出译者对这两位词人的偏爱，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每位词人词作在数量上的不平衡。由表2可以看出，除却辛弃疾和陆游以外，李煜、黄庭坚、周邦彦也是译者重点关注的词人。根据涂慧的研究，“在英语世界最受欢迎与重视的十大词人依次为： 李清照、李煜、苏轼、辛弃疾、韦庄、温庭筠、柳永、欧阳修、周邦彦、纳兰性德”（涂慧，《中国古代词人》 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除却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以外，其余的九位词人均在《风信集》中得到关注与译介。可以说，译者对中国词人的选择独具慧眼。

在《风信集》出版之前，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诗歌选译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对古代诗人的生平介绍，这着实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的意义造成了些许困扰。②《风信集》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译者在翻译词人词作之前，都会对词人添加一段介绍文字。这些文字少则十余字，多则数百字，就词人的生平事迹、词集版本以及词作的艺术特点予以简明的介绍。以译者对陆游的介绍为例，“陆游是南宋最伟大的诗人。他12岁就能作诗。年轻时他是名慷慨悲歌的勇士;老年后，他逐渐放弃了以往的雄心壮志，完全沉醉于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作”（Candlin 84）。再以译者所青睐的朱敦儒为例，在简单介绍了朱敦儒的生平后，译者将他的词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的词多以描写欢愉为主;中年时期山河沦落，他的词作表露出忧愁之思;晚年时期他的词作蕴含着成熟的哲学思想”（71）。我们认为添加这样的介绍文字，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词人以及词作内涵都非常有帮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对《风信集》中所收录词人的介绍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出现了个别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在介绍南唐后主李煜时，译者将其生卒写为“AD. 961-973”，也就是李煜仅仅活了12岁。然而在介绍文字的最后部分，她却这样写道：“在他阴历7月7日42岁生日那天，他被宋朝皇帝毒死”（34）。

在厘清上述两个问题后，我们将探讨克拉拉·甘霖的“翻译选材”与“翻译目的”这两个话题，而这两个话题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英语世界来说，迫于吸取东方文明的要求，“东方智慧丛书”应运而生。那么何谓“东方智慧丛书”？《风信集》之所以能够入选“东方智慧丛书”的原因又是什么？

三、历史语境对《风信集》的影响探析

“弄清楚翻译原文的目的以及译文的功能对于译者来言至关重要”（Munday 79）。上文已经提到，克拉拉·甘霖之所以翻译这部译作，主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译者“子承父志”的决心。就其客观原因来说，我们认为《风信集》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在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攻击下逐渐坍塌，中国的国门被一步步打开，大批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进入中国。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逐步了解，一部分来华人士对中国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仰慕。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便是其中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治学领域极广，其著作（译作）涉及中國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绘画等诸多方面，对当时的英国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担任“东方智慧丛书”主编之一的朗斯洛特·阿尔弗雷德·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就是深受翟理斯影响而崛起的新一代汉学家之一。③

1900年，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与英国著名诗人艾伦·厄普得（Allen Upward）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之后发展成“东方出版社”（the Orient Press），开始发行“东方智慧丛书”系列。透过“东方智慧丛书”（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认识到该丛书以传递“东方智慧”为宗旨，“其译介范围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埃及、伊朗、西藏、马来半岛等国家和地区。而就其译介对象来说，它以东方的哲学、文学、诗歌、宗教、艺术等经典作品为主”（王文强 144）。而之所以创办这套丛书，其目的则是希望该丛书成为东方与西方友好交流的信使，这在入选该系列丛书的每本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有明确说明，以克拉拉·甘霖的《风信集》为例：

编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非常明确。编者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东方与西方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友好信使，为此我们愿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深信，在东方思想中，其崇高理想和高尚哲学蕴含着更为渊博的知识，掌握这些思想有利于在西方世界恢复仁爱的真正精神，这种仁爱不会因民族信仰和肤色的不同而心生鄙视和恐惧。（The Herald Wind， 1933）

在《风信集》的封面书衣上，约翰·默里出版社特意加入一段导言，以使读者对该选集的内容形成初步的认识：

近些年来，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译本，这表现出（西方人）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这些选集所侧重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唐代及唐代之前，至今以宋代为主的诗歌选集仍未面世。宋代的诗词诞生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它们的魅力令人神往。本书的译者长期居住在中国，其父亲为声名显赫的汉学家。她将以自由诗歌的形式给我们展示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的精华。（The Herald Wind， 1933）

从上述导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拉拉·甘霖《风信集》的问世缘起于英语世界有关宋代诗词译介的选材空白。这一点与1937年中国学者初大告翻译《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的初衷不谋而合，“我当研究生学习之暇读到几个英国人译的中国诗，但没有人译‘词，我想试探一下这个冷门”（初大告 424）。导语所指的“数量可观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译本”主要包括以下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选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的《华夏集》（Cathay， 1915）、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古今诗赋》（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和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合译的《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1921）以及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和中国学者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英译》（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ang Dynasty， 1929）;同时，唐代最杰出两位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选集英译本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它们分别是由日本留美学者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李白诗选》（The Works of Li Po， 1923）和艾思柯翻译的《中国诗人杜甫传》（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 1929）。

克莱默-宾对宋代评价颇高，在其所著的《亚细亚视野：中华艺术与文化阐释》（The Vision of Asia ：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rt and Culture）一书中，将宋代视为中国艺术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Byng 159）。在其为《风信集》撰写的导读部分，克莱默-宾再次高度评价宋代，“自公元906年至1278年，这段时间是中国艺术、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见证了中国人气质的最终圆熟，自宋代以后，中国逐渐失却了强盛的光环”（Candlin 13）。词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渐兴盛、并达到顶峰的文学样式。在主编克莱默-宾看来，词作为“黄金时代”的产物，势必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这与“东方智慧丛书”努力向英语读者普及“东方智慧”的目的不谋而合，这也就解释了《风信集》能够入选该系列丛书的原因。

四、何为底本？《风信集》选译唐宋词集的底本探析

在涂慧博士探讨《风信集》的结语部分，她这样总结了译者的选词特点，“她选译的词作基本上是长短句结合的词作，很少選择工整的五言、七言句词作。在艺术风格上，她偏爱简朴的词作，而避开用语优雅精致的典雅之作”（涂慧，《如何译介，怎样研究》 28-29）。翻阅《风信集》这部译作，我们认为涂慧所言不虚。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风信集》风格鲜明的特色，即译本着重翻译那些朴质自然、浅易清晰、明白晓畅的词作，如北宋词人朱敦儒的《好事近·渔父词》被胡云翼视为“白话词”（胡云翼，《抒情词选》 1），在《风信集》中选译多达四首。再以《风信集》选译词作最多的辛弃疾为例，译者并没有选择优雅精致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亦没有选译其所用典故颇多的“豪放词”代表作品——《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译者选译辛弃疾最多的词作多半是其朴质自然的小令，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等词作。此外，南宋词人姜夔的两首咏梅词作《暗香》《疏影》被称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心意，真为绝唱”（唐圭璋 1753），吴文英的《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张炎的《解连环·孤雁》也被传统词学家赞不绝口，吊诡的是，它们同样没有出现在这部译作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译作在选材上出现上述特点？这是否与译者所选用的底本有着某种联系？

我们认为，要想公正的评价这个译本，确定译者所用的底本无疑是研究者需要完成的首要步骤。正如葛校琴教授所指出的，“底本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翻译质量评判的原始参照。对翻译底本的考证，对翻译批评和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葛校琴 66）。如果研究者弄错译文的底本，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对译者的评价也会有失偏颇。我们认为，由胡适编选的《词选》为译者所用的底本。但是引起我们产生疑问的是，既然胡适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为何又去编著唐宋词这类旧体文学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与格律诗、古文、骚赋这些胡适眼中的“死文学”不同，胡适将词视作“活的”白话文学，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指出：“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胡适，《历史的文化观念论》 27）。此外，胡适还曾开出“模范的白话文学”名单推荐读者去读，与《水浒传》《红楼梦》、白话信札、元人戏曲等赫然并列的，就是“唐宋的白话诗词”（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297）。之所以推断《风信集》所选唐宋词的底本为《词选》，除了这部译作所选的63首唐宋词完全按照《词选》以作者生卒年为顺序编次挑选以外，还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胡适《词选》推崇白话的倾向在《风信集》中得到如实的反映。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产物，《词选》与其《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一样，推崇白话的基本价值取向非常明显。所谓白话，胡适解释为三层含义：“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胡适，《白话文学史》 13）。视词体为白话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词选》所体现的最基本价值。他选词的标准主要基于那些自然朴实而又接近白话的小令。上文提到的《风信集》所选译的四首朱敦儒《好事近·渔父词》皆本自胡适的《词选》。④ 北宋词人向镐在中国词学史上并不知名，因此诸种词选皆不选他的作品。然而，胡适在《词选》中选其词作达七首之多。究其原因，当是“他的词明白流畅，多有存粹白话的词”（胡适，《词选》 182）。而在《风信集》中，克拉拉·甘霖也选译了他的词作《好事近》（清晓渡横江）⑤。

其次，译者之所以“避开用语优雅精致的典雅之作”，与胡适《词选》的选材倾向保持一致。胡适对任何脱离白话化的词均极为反感，极力反对词的格律化和大量使用典故的词。他将唐宋词分为三个阶段：“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胡适，《词选》 5）。胡适极力推崇“歌者的词”与“诗人的词”，这也就解释了《风信集》中“歌者的词”与“诗人的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原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胡适竭力反对“词匠的词”。南宋词人姜夔的代表作品《暗香》《疏影》因此被视作“只是用了几个梅花的古典，毫无新意可取，《疏影》一首更劣下”（297），“我们读了，和不曾读一样，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胡适，《国语文学史》 183），因而没有被选录入《词选》。胡适对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评价则更加苛刻，“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感情，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胡适，《词选》 343）。尽管《词选》选录南宋词人张炎词作多达12首，然而胡适对其被世人所称道的咏物词评价却不高，“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来，这种咏物诗词只是一种做迷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术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了意境和情感，只是工匠的手艺而已”（368）。因此，即使像吴文英的《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张炎的《解连环·孤雁》这些被传统词学家赞不绝口的名篇，依旧被胡适《词选》所抛弃。因此，上述这些“用语优雅精致的典雅之作”同样不可能出现在这部译作中。

再次，实证方法是胡适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他也将此方法应用在他的词学研究中。在《词选》中，这突出表现在他为词人所作的词人小传上。胡适对诸如韦庄、李清照、朱敦儒、史达祖等生卒年或生平事迹不详的词人进行了考证。著名词学大家夏承焘对此评价颇高，“考证时代，亦可补于拙作《词林年表》”（夏承焘 19）。例如，他对朱敦儒生卒年的考证便是其创获之一。通过耙梳朱敦儒的词作以及《宋史》涉及的词人年岁，胡适认为“他大概生于神宗元丰初年，约当1080年;死于孝宗淳熙初年，约当1175”（胡适，《词选》 188-189）。克拉拉·甘霖在《风信集》中采纳了胡适考证的成果。再以胡适对南宋词人姜夔的生卒考证和词作艺术分析为例，通过细致分析史料，胡适认为姜夔“大概生于1155年，死于1235年，死时年约八十岁”（264）。在《风信集》中，译者直接采纳了胡适的研究，她也将姜夔的生卒年写为“A. D. 1155-1235”（Candlin 89）。此外，除却对词人生卒年的考证以外，胡适对众位词人词作的艺术特点、历史地位也做了分析。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胡适对姜夔的《暗香》《疏影》评价并不高;而另一首被后世广为称赞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同样未曾入选。究其原因，胡适认为“姜夔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与词序皆有诗意。但他的词往往不如他的小序”（胡适，《词选》 297）。甘霖在介绍姜夔词作艺术特点时，将胡适的观点照单全收，“中国学者认为，姜夔的诗作要胜过他的词作”（Candlin 89）。

最后，胡适在《词选》中的个别错误同样出现在《风信集》中。早在1924年，胡适就开始了《词选》的編选工作，经过三年断断续续地挑选，1927年由他选注的《词选》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因正值胡适出国，行期较为匆忙，有些疏误“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胡适，《词选》 1）。胡适认为辛弃疾“小令最多绝妙之作”，而辛弃疾词作的精彩之处和“辛词的永久价值，都在这里”（218）。因此胡适选他的小词最多。他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都得以入选《词选》。然而，胡适在编选《清平乐·村居》时出现了疏误，他错误地将这首词作写为《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而在《风信集》中，译者也“顺理成章”地将这首词作名字译为“On the Road to Po-Shan”（Candlin 78）。此外，《清平乐·村居》的最后一句为“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而胡适将其误写为“溪头看剥莲蓬”（胡适，《词选》 221），甘霖在翻译时顺着胡适所犯的疏误，将其译为“He watches others split Brown lotus seeds”（Candlin 79）。

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胡适编选的《词选》初版发行于1927年，1928年再版，1947年第三版发行，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文曾提到，《词选》初版印行时正值胡适出国，存在一些疏误，它们“竟无法细细修改，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候了”。⑥经过笔者比对，这三版并无不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断《风信集》所译唐宋词所用的底本为1927年《词选》初版本或者1928年再版本。

五、结语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唐诗与宋词在英语世界的“命运”却是迥然不同。克拉拉·甘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古代伟大词人辛弃疾、李煜、李清照、韦庄、欧阳修、苏轼的不朽词作译为英语，尽管其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诟病⑦，但是她的《风信集》在唐宋词英译研究乃至于中国古典文学西传史上仍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在译者的译笔下，英语世界的读者首次领略到众多唐宋词的艺术魅力。在《风信集》问世之前，宋词在英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声的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诗已得到大量的译介，经过小畑薰良、艾思柯、阿瑟·韦利等人的译介，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英语世界树立了较大的名气。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直到1918年，第一首英译宋词总算姗姗来迟。⑧那么，唐宋词缘何在英语世界长期失声呢？⑨ 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译作《古今诗赋》（A Hundred and Seventy Poems）的序言中一语道破天机，“词作也很少被译介，很明显它们不适合翻译，而且词作的全部价值在于韵律的抑扬顿挫”（Waley 31）。直到在其194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中才首次翻译了敦煌词《叵耐灵鹊多瞒语》和李煜的《望江南》（多少恨）。在《风信集》出版后，克拉拉·甘霖勇于开拓的精神受到评论界的赞扬。1935年9月，《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刊登了W. Y. Yu 的书评，作者对译者敢于挑战词作的精神十分钦佩，“通过翻译，将词作丰富的意象和声响完整地保存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对于更为常见的中国诗歌来说，词作更难翻译，因此少有学者从事词作的翻译。我们真诚地祝贺甘霖女士的勇气，不唯如此，她还成功地将一些久负盛名的词作译成英语”（Yu 365-366）。在最后，作者再度对甘霖的翻译不吝溢美之词，“在众多从事将中国诗歌翻译为西方语言的学者当中，甘霖小姐的这部译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67）。

自1933年《风信集》由约翰约翰·默里公司出版以来，这部译作多次被再版、重印，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7、1955、1956年约翰·默里出版社再度重印了《风信集》。同时，该译本也多次被不同出版社重印发行，如1934年美国达顿出版公司（E. P.  Dutton & Company）、1955年、1956年美国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 ）、1981年、1982年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也先后重印了这部译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风信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英语读者的喜爱。2010年，加拿大著名女中音歌唱家派翠丝·格林（Patricia Green）将《风信集》中的三首宋词谱曲演唱，命名为“三首宋代歌曲”（Three Sung Songs），收入音乐专辑《冰河时代及其它》（The Ice Age and Beyond）。这三首宋代诗歌分别为黄庭坚的《卜算子·要见不得见》（Divining）、辛弃疾的《“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Life”）和晏几道的《生查子·坠雨已辞云》（“Let the Harp Speak”）。可见，尽管距离这部译作问世已有80余年，它仍旧在英语世界传递着宋词的魅力。

作为英译唐宋词集的嚆失，尽管《风信集》涉及唐宋词英译的部分只有短短的60余页，但是它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却不容忽视。译者曾长期居住在中国，见证了中国唐宋词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这对译文的“面貌”产生了可见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受胡适《词选》的影响，这部译作“白话”倾向非常明显，同时对“词匠之词”的尽量规避让译者免去了大幅解释典故的负担，我们认为，这对当时不甚了解唐宋词的英语读者来说却是大有裨益。该译本多次被重印，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英语读者对该译本的欢迎程度。作为在英语世界发行的第一个唐宋词英译本，《风信集》可以被视作中国古典词作英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向英语读者普及有关唐宋词的基础知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他们日后接受更为多样、复杂的中国诗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篇幅所限，有关译者在处理唐宋词时所使用的具体翻译策略、译本得失的问题并没有被本文涵盖在内，这些都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注释【Notes】

①参考资料来源于弗兰科·特纳（Frank B.Turner）于1924年10月1日刊登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缅怀尊敬的甘霖博士》（In Remembrance： Rev. G. T. Candlin， D. D.）

②举例来说，布茂林（Charles Budd）在其《古今诗选》（Chinese Poems， 1912）中翻译了苏轼（Su-Shih）的《舟中听大人弹琴》（Listening to the Playing on a Lute in a Boat），在没有对作者添加任何介绍的情况下，译者在该译作的后半部分再度翻译了苏轼的《舟中夜起》（Night on the Lake），然而译者标注此诗的作者为“苏东坡”（Su Tong-Po），这无疑会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认为“苏轼”与“苏东坡”为两位不同的诗人。具体请参见Charles Budd， Chinese Poems （London： Oxford UP， 1912）： 100， 162。

③有关翟理斯对克莱默-宾翻译实践的具体影响，请参见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85-99。

④参见胡适，《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96-199。

⑤参见克拉拉·M·甘霖（译），《风信集》（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1933）：70。

⑥直到1970年，胡适“留待将来再版时”修正疏误的目标才得以实现。他以毛笔在初版上做了亲手校订，其手校本于1970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为“台一版”，笔者手中的版本为1973年二版。以胡适对韦庄生平的修正为例，初版、再版、三版均有“他的年代约当八五五—九二零”的文字。而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二版中，则将这段文字删掉，改为“他死在前蜀建国的第四年（910年）”（胡适 1973：10）。

⑦1934年2月25日，艾米特·肯尼迪（R. Emmet Kennedy）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书评，对甘霖的《风信集》与美国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 Hart）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百姓》（The Hundred Name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With Illustrative Translations）進行了评价。肯尼迪认为“甘霖女士这部宋代诗词选集富有魅力，词作也是精心挑选的经典之作”（Kennedy 1934），但是对译者在翻译时大量拆分原作词句的做法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肯尼迪以译者翻译的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为例，认为《风信集》“通篇翻译策略如出一辙，尽管这种策略让译文富有诗意和魅力，但是这也会让我们忍不住觉得这是甘霖女士的即兴发挥，而不是中国诗歌的真正精神。”

⑧1918年，美国译者詹姆斯·维特沃尔（James Whitall）在纽约出版了《中国歌词：白玉诗书—转译自俞第德法译本》（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f Judith Gautier）一书，该译本从法译本中共转译30首诗歌，其中，在题为“The Wild Swans”的这首诗歌中，维特沃尔标明了作者为Ly-y-Hane（李易安，即李清照）。经过比对，这个译文是李清照的词作《浪淘沙·帘外五更风》。译文的最后两句， “I Have kept the rain of my tears/ on the crape of my tunic; With a gesture I fling these bitter drops to the wild swans on the river， that they may be my messengers”（Whitall 1918： 32-33）。这正是李清照这首词最后一句“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的英译。

⑨1867年，英国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汉籍解题》（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称为“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导”（Cordier 1897）。在这部著作的“集”（Belles-Lettres）中，伟烈亚力介绍了“词、曲”（Rhymes and Songs）这两个概念。在伟烈亚力看来，“这两种文学题材受到中国学者的轻视，因此中国人几乎不把它们纳入正经文学的范畴”（Wylie 1867： 202）。接着，伟烈亚力对简单解释了“词”这一概念，“‘词并无对应的欧洲文学题材形式，它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它们所使用的韵脚重复出现于长短不一的词句中，这些韵脚不受严格的束缚”（同上）。之后，伟烈亚力列举了米友仁的《阳春集》、向子湮的《酒边词》、范成大的《石湖词》、王沂孙的《花外集》、赵崇祚编录的《花间集》等作品。与19世纪英美汉学家普遍关注唐代及唐代以前诗人作品相比，伟烈亚力对词的介绍显得弥足珍贵。然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宋代词人的典型代表人物如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永则被伟烈亚力所忽视了。1898年，英国汉学大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出版，该译文集共选译了102位诗人的近200首诗作，其中唐代诗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这部译文集中却丝毫没有宋词的踪迹。翟理斯对宋词的漠视在其1901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得到延续。此外，波乃耶（James Dyer Ball）的专著《中国的节奏与韵律：中国诗歌与诗人》（Rhythms and Rhymes in Chinese Chimes： A Lecture o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s， 1907）、艾思柯的《中国诗歌及其内涵》（Chinese Poetry and Its Connotations， 1920）亦没有提到“词”这一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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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