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荆世群，张万山

中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已形成两大流派，即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科学主义流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本主义流派则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两种流派彼此对立，长期争论不休，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及其内在联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维度，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不是那种非批判的实证科学，而是批判的革命科学；马克思主义有其理想追求和价值关怀，但其表达和追求的不是那种超历史的抽象理想和永恒价值，而是历史性、生成性的理想和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有其坚实的科学基础，其科学性有其鲜明的价值指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02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及其内在联系是我们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性质，推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功绩就是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向科学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们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同时也是他们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英国学者蒙克说：“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努力去把他的革命理论置于一个科学的立场，去反对他那个时代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他的真实世界和检视他所完成的转变、退步与发展。”(2)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张英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因此，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陷入空想，根本原因是他们未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因而也就难以阐明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正确道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既产生于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想，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社会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种理解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状况、阶级状况的限制，他们不能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发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而只能根据所谓永恒的真理、理性、正义去构思新的社会理想，因而其构想越详尽完备，就会愈陷入纯粹的空想。当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其所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得以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种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只能是空想的。恩格斯说：“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依此而言，一个社会若处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就容易产生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要克服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克服其超历史性。就其科学内容而言，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就其理论视野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双重视野：一是立足资本主义认识共产主义，二是立足共产主义认识资本主义。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新社会因素的集中体现和系统表达，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和认识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不能分离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某种一成不变的终极目标，而是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恩格斯说：“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内在地蕴含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认识和筹划，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及其发展过程就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新社会因素。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和理解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新社会因素，所以才能形成科学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存在的事物。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懂得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视野，才能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学者深受其阶级局限而缺乏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恩格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视野和革命精神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基础。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5页。因此，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完全懂得资本主义，特别是不可能深刻理解其内部所蕴含的新社会因素和历史使命。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马克思并没有将历史视为已经结束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是应该实现的某种东西。”(8)柄谷行人：《双重的颠倒——马克思关于“未来”的认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马克思将“从后思索”与“向前瞻望”结合起来，通过揭示历史“应该实现的某种东西”，既否定了历史目的论，又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发现和证实的，而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永恒的理性、正义、善良意志等推论和构想出来的。列宁总结说：“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9)《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因此，不断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不断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因为尽管一些国家在“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就整个世界而言，资本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有学者说：“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许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必须要有其他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国家。”(10)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61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继承和发展本国优秀文明成果,必须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尤其必须充分吸取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就，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基础，不断推进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同时，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认识无疑已不能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而必须将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

二、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理想置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这一现实基础上，才消除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想性，破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超历史性、任意性、终极性，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性、条件性、主体性等问题，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一) 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性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之上并与之截然对立的一种绝对真理、永恒正义、自由理性、绝对命令、善良愿望，如此等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冲突”所蕴含的一种自我超越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及其理论表现，既有其物质基础，又有其社会主体,既有被动因素，又有能动因素。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量和革新力量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冲突，而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外部的某种超越力量或道德理想。有学者说：“社会现实是矛盾的，否定和批判的倾向存在于现存状况内部，它们无需从外面引进超验的价值形式：它们植根于现存条件固有的各种力量之中。因此，马克思对于价值的社会性理解不仅没有削弱其批判视角，反而为这种视角的生成和论证提供了基础。”(12)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理想蕴含在特定社会现实之中；共产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超历史的和静止的抽象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不断变化的历史关系；共产主义理想就产生和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一种先验原则或终极理想。正因如此，共产主义理想是历史的、内在的和相对的，是一个逐步孕育、成长、成形和实现的历史过程。

(二) 共产主义理想的条件性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则诞生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足以使其成为科学的比较成熟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成熟形态的科学分析中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理想。但是，足以使共产主义理想成为科学理想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尚不足以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缺乏成熟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下，即使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宗旨的革命也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因素和阶级因素、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区分科学论证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条件与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条件，不断探索和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直面和解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困境。正如有学者分析说：“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建立一个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既要求成功的客观条件，也要求成功的主观条件。必须有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允许一个更高级、更具人性的生活方式，必须有一个能充分鼓动起来的以结束现存秩序的代理人。这就是基本的马克思主义。”(14)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

(三) 共产主义理想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从现实阐明理想又从现实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主体。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新社会因素正是工人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现实根据。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既蕴含着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力量，又蕴含着突破自身而走向新社会的否定力量，这两种力量分别获得其各自的社会主体和理论论证，前者的社会主体和理论论证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后者的则是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社会将发展到足以实现自我否定而走向新社会的成熟程度。这是资产阶级的不自觉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历史使命。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形式上的道德规范或“绝对命令”，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内部新旧因素的冲突及其发展状况，是旧社会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及社会意识，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俄国学者鲍·斯拉文说：“……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则不是脱离生活或超越生活的理想,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成熟和完善的形式。”(16)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页。事后回顾，共产主义理想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目的；事前展望，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超越的历史运动和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有目的，但不承认历史有目的。我们决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理解为某种必然降临的“千年王国”。作为运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群众不断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作为理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的理论概括；作为理想，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新社会因素和发展趋势。

三、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过度地突出了两者的一致性、统一性，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回避了两者的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紧张，就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一些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差别，却未能合理把握而有意无意地将之夸大为不可解决的逻辑矛盾，或者干脆将两者割裂开来，认为其科学性与价值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说：“马克思在规范的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所希望的东西是一回事，他从经验的角度所看到的或他在理论上预设为前提的东西又是另一回事。”(17)杰弗里·C.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2卷，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8页。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其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张力。大体而言，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必然性与应然性之间的张力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历史必然性为核心，那么其价值性则以历史应然性为核心。美国学者迈斯纳说：“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历史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这样强大的一股力量。”(18)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尽管迈斯纳的上述论断存在不当之处，如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混为一谈，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但他无疑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之间的张力。有中国学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目标及其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有两种目标诉求，一是‘革命’目标诉求，即论证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起来用暴力革命推翻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使自己获得政治和经济解放的必要性；二是‘规律性’目标诉求，即力图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建立在严格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上。”(19)李述森：《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涵义与俄国共产党人的选择》，《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合理把握和运用这种张力，才能充分展示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理论品质和思想力量。

(二) 科学视角与价值视角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主义既具有科学视角又具有价值视角。“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并且，马克思主义里面还有一种认知因素，这指的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或理解。”(20)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不难看出，科学视角与价值视角之间的张力又可以表现为知情意之间的张力。科学视角与价值视角是欧洲文化传统和思想主流演进的两种基本视角，两者并不仅仅只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假定两者要么是互相平稳地吻合、补足，要么是直接冲突、相互抵触。这两种视角是互相交叠、互相滋养并互相渗透的，它们共存于一种持久的张力状态下。这一张力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孕育”“成形”和“结实”过程中，这两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几乎联成一体(21)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科学逻辑与人本逻辑，“我们既不能遵循单一的科学逻辑和人本逻辑，也不能建立起两种逻辑之间的归属关系，而是要在确保两种逻辑一定张力的前提下，系统阐述二者之间互为前提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彰显两种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更加完整准确的阐释”(22)许恒兵：《马克思主义的双重逻辑解析》，《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其实，无论是所谓科学视角与价值视角还是所谓科学逻辑与人本逻辑，皆旨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且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不能以其科学性掩盖其价值性，也不能以其价值性掩盖其科学性。套用康德的说法，离开其价值性，马克思主义是盲目的；离开其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

(三)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这样被突显出来甚至被夸大而使人们将之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仅有其理论原因，更有其实践原因；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无疑强化、突显了理论本身的张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集中表现在从理论上扬弃资本主义与从实践上扬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距离。马克思说：“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尽管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社会意识是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步骤，但认识到的事情并不等于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从“理论扬弃”发展到“实践扬弃”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理论革命与实践革命并非如影随形，这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和紧张。俄国学者鲍·斯拉文就此说道：“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判断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逻辑太清楚了，以至于产生了视觉上的特殊误差，即距离上的错觉。这就好像透明的水会使人觉得湖底或河底很浅一样，严谨的科学理论往往使结论提前得出。现实的历史可能会落在历史逻辑的后面，甚至同历史逻辑的最终结论相矛盾，但现实的历史迟早会实现这些最终结论。”(24)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这种由清楚的“历史逻辑”导致的“理论错觉”“历史错觉”容易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从“理论扬弃”到“实践扬弃”之间的历史距离，高估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成熟程度，仿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指日可待。理论上要求做的事情在实践上做不到，实践上必须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却似乎不符合理论的最终要求，这不能不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剧烈的思想冲突和心理紧张，处于一种“理有固然、势所未至”的历史境地。

四、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如果把握得当，两者是相互促动、互为支持、相互制衡的，其理想追求始终以科学认识为基础并因时刻意识到受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免于陷入急躁冒进的极端倾向；其科学认识始终坚持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旨趣并为其理想追求所激励和引导不断批判现存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意识而免于陷入维护现状的保守境地。如果把握不当，两者是相互背离、相互削弱的，其理想追求可能妨碍其科学认识，即人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迫切愿望和革命热情可能妨碍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和冷静判断；其科学认识可能妨碍其理想追求，即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和冷静判断可能妨碍或消磨其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意志、愿望和革命热情。因此，深刻把握其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张力，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张力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就在于它揭示了“实然”“必然”“应然”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基本道理，直面“实然”“必然”“应然”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历史性张力。它从特定社会现实中发现历史必然性，根据历史必然性阐明和筹划历史应然性并由此奠定理想的现实基础，使理想与现实相互作用、相互制衡。马克思主义以其价值性引领其科学性，又以其科学性制约其价值性，克服了实证主义的非批判性和空想主义的空想性。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2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页。。只有深刻把握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一致性和差别性，自觉维护其各自的地位、性质、功能，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其辩证关系才是活生生的、充满内容的，才不会落入抽象的固定模式。

(二)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张力集中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张力

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距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夸大这种历史距离而否认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意义，最终蜕变为机会主义者。例如，伯恩斯坦主张，共产主义理想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无视这种历史距离，否认共产主义实践的历史阶段性，混淆当前社会实践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区别和联系，企图一步到位，陷入超越历史阶段的盲动论。例如，托洛斯基说：“一旦权力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里，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分便在原则上和直接实践上都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无产阶级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这类区分的限制。”(26)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这两种极端思想都缺乏直面理论与实践不同步的勇气、能力，未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及其内在张力，前一种思想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一种思想则陷入了“理论错觉”和“历史错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关系及其历史性错位，克服和纠正那种理论革命与实践革命直接同一的“理论错觉”和“历史错觉”，深刻把握和运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不断探索从现实通向理想的一系列历史阶段及其阶段性奋斗目标，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些阶段性奋斗目标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互关系。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异质性、不同步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张力正是推动理论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理论与实践的绝对一致和完全同步意味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停滞。

(三) 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张力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说：“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要求；“拥护我们的信念”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要求: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分割的。如果不能深刻把握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张力，就会对其采取某种单一的视角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走向两种歧路：一些研究者为了强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非批判的实证科学的轨道，以致研究蜕变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变种，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革命性的思想锋芒和社会功能；另一些研究者则为了强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和道德感召力，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谱系，以致其倒退为某种空想社会主义，难以彰显其科学精神。这两种思路一旦各自贯彻到底，最后势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割裂为两个难以结合、难以兼容的部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有学者说：“如果情况确是如此，人们必须在科学马克思和乌托邦马克思之间进行选择——然而如此切分，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28)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既不能完全等同，又不能相互分离，两者相互促动、相互制衡，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深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价值性及其内在联系和历史表现形式，将“科学论证”与“拥护信念”有机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