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老庄》和《秦腔》看农裔知识分子精神返乡困境

赵丽妍 程航

“返乡”是现当代文学中不断被书写的主题，故乡既可以指向给予作者丰富生命体验的实体家乡，又指向现代人在精神失落后追寻的灵魂栖息地。从《高老庄》和《秦腔》，贾平凹笔下的农裔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归乡到弃乡的人生体验，其间展现了城市文明对传统文明的逐步侵蚀。传统文明的场域变成荒野，进一步带来知识分子精神救赎的幻灭，这一创作指向的转变体现了作者对返乡困境和文化流失的思考走向成熟。

“返乡”是现当代小说中经久不衰的主题，知识分子将对道德、人性、美的期望寄托在故乡的土地上。贾平凹剥离了知识分子返乡时的英雄光环，展现了他们在文明的缝隙中精神失重的挣扎，表达了作者对城乡文化冲突和现代文明的思考。《高老庄》和《秦腔》是作者“返乡”主题的代表作品，从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冲突和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思考走向成熟。通过返乡者的视野，读者看到的不是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而是乡土文化逐漸流失、价值体系崩溃的“荒野”。子路最终诀别故乡，而夏风以乡土否定者身份登场，自始至终留给故乡的就是一个决绝的远离背影。知识分子不再以拯救者的姿态俯视乡土世界的落后和愚昧，生活的激变和文化的错位使他们遭遇着精神危机。

一、文明冲突下的挣扎与抉择

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对峙和抗争，两种基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文明在抢夺各自的阵地。学者苏沙丽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同化且普世的力量，是关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代文明以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挤压着传统文明的生存空间。城市无疑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乡土世界经历着文明冲突带来的痛苦抉择。返乡的知识分子有着矛盾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他们出身农村，传统的伦理秩序、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性被印刻在血液之中，成为他们精神向度和文化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现代教育，长期生活在城市，现代文明逐渐占据了思想上风，现代文明的视野给予了他们理性的批判视野。返乡的知识分子本就是文明冲突的个体缩影，他们怀着对故乡诗意想象，试图通过返乡来濯清心头浮世灰尘，但是此乡非彼乡，文明冲突激烈的故土加重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

子路返乡之后始终将自己置身于故乡之外，从城市人的视角俯视故土和故乡的变迁，不自觉地用现代文明的批判视野来看待高老庄发生的一切。但是，子路在潜意识中主动脱下大学教授光鲜的外衣，逐渐变得猥琐、自私、冷漠、软弱和邋遢，西夏恍惚之中看到子路变成猪。子路自诩为传统血脉的拯救者，带着换种的目的回到高老庄，试图重现乡村高大的风采，但是自己始终游离在乡土生活之外，无法抵抗传统文明强大的文化惯性，换种只是南柯一梦，知识分子自身精神萎靡困顿，也无法肩负拯救乡土的重任。现代文明的外衣无法掩盖子路的乡土身份，子路同样无法承受乡土文明的重负。子路最后在父亲的坟头发出“我也许再也不回来了”的哭喊。知识分子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寻觅不到灵魂的栖息地，只能通过抛弃故土的一切来逃避精神萎靡的现状。

与子路的拯救论不同，夏风认为传统文明是历史的渣滓，被舍弃是既定的宿命。白雪和夏天智是秦腔的拥护者，白雪放弃省城优渥的生活环境，即使秦腔沦落到只能在农村红白喜事上表演，她也没有动摇过决心。夏天智痴迷于秦腔文化，死后枕着秦腔脸谱书下葬。夏风处处显示出对秦腔的轻视，直言县秦腔剧团是“草台班子”，认为秦腔难登大雅之堂。文明冲突通过父子、夫妻冲突得以展现。最后，夏风与白雪金童玉女的婚姻失败，夏风“错过”夏天智的葬礼。最终，流行音乐取代了秦腔，而伦理秩序被功利化的价值观取代，传统文明被逐渐边缘化。白雪被形容成闪烁着圣光的佛女，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拯救传统文明的期望。婚姻的破灭意味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强行结合只会生出“畸形儿”。夏风与白雪的关系隐喻了两种文明冲突，可以明显看出现代文明始终占据上风，带着不可置疑的批判视角来审视着传统文明的存在。夏风对秦腔的诋毁、嘲笑，正如现代文明大举进入乡土，逐渐侵占了传统文明的生存场域。

父与子的斗争与诀别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进行书写，五四时期子对父叛离可以看出是文明的进步，而当代乡土小说中父子的斗争不再带有文化进步的激进和喜悦，更多的是深沉的悲切和无奈。子路和夏风最终都以绝乡的姿态来割裂自己与传统文明的联系，而形式上则表现为“绝父”。子路主动在父亲坟头表示要永诀此乡，而夏风则是“被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从此再未回过故乡。父亲是历史与旧文化的代名词，在宗法制父权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乡土世界，父亲更是不可撼动的权威存在。子对父的诀别隐喻着隔断与故乡的血脉，从此走上“无父无乡”的道路，漂泊的灵魂只会游荡在城市的上空，故乡从此成为记忆中的永无乡。夏风和子路虽然带着不同的文化观看待传统文明，但结局殊途同一。所不同的是子路主动诀别，而夏风是“被缺席”。虽然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这场较量中前者始终处于下风，但子辈对后者的抉择同样带着巨大的文化伤痛。

二、乡土伦理秩序的崩溃

知识分子家园想象中的故乡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即使是冷峻犀利的鲁迅在返乡之前也对故乡抱有希望。学者李华指出，“故乡想象背负着作家文化思考、文化想象与文化承诺的重建的理想，及其背后的文化家园的毁塌与重建”，文化家园的毁塌源于乡土文化的流失。乡土文化的基础是家族宗法文化，成为维系乡土世界稳定的文化和道德准则。传统文明伦理秩序几千年来维系着乡土世界的静谧祥和，仁义孝悌的价值取向成为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重要原因，这一切在现代文明的进攻下成为历史的灰尘。

如果说土地孕育出乡土文化，那么农业运作方式则是乡土文化存在的经济根基，却逐渐成为落后、贫穷的象征，乡土世界被迫纳入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拔出土地里生长了几千年祖祖辈辈的根，试图为它找到另一种生长方式。乡土伦理秩序走向崩溃的第一步就是“地之子”们对土地的遗弃，农业经济的衰微是乡土文化没落的信号。《高老庄》中的村民靠地板厂生活，高老庄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秦腔》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经济之间矛盾通过夏天义的抗争有深刻的体现。清风街年轻一代越来越多走向外面世界，即使从事的是为人不齿的职业，甚至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土地荒芜、人丁流失，人主动解除了与土地的联系，融入现代化进程中，将故乡远远抛在身后。夏天义始终坚守着对土地的保护和尊重，不理解子孙们为什么要抛弃土地：“不明白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他们。”夏天义的淤地壮举犹如愚公移山般的悲壮，最终在淤地时被泥石流埋葬，完成“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宿命。

土地逐渐消失在经济和文化的视野之外，水泥地与高楼大厦取代了土地的位置，土地承载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尊老孝悌的伦理秩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浪潮凭借自由贸易的经济方式涌入乡土世界，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了致富的门路，却以乡土价值观和伦理秩序的丧失为代价。悲剧不以外界因素的介入而改变，正如西夏的努力没有阻止高老庄村民对苏红的侵害，夏天义的死也未能唤醒子孙们的孝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底线，功利论慢慢取代了诗意的视角。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成就与取舍被精细地量化，量化的标准就是金钱。高老庄的村民为了抢木材偷偷袭击白云寨的村民，这与子路印象中乐善好施的淳朴作风大相径庭。秦腔中鸡鸣狗盗、男盗女娼的堕落作风大行其道。《高老庄》中展现了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村民们心中滋长的贪婪和私欲，在《秦腔》中，乡土价值体系已经被以功利主义和丛林法则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取代。

乡土现代化的过程势必包括了乡土伦理道德与发家致富的物质欲望之间的交锋，人的尊严和精神被一步步摧毁。高老庄人在集体狂热之下完全抛弃为人本性的善良。故乡只能是记忆中的诗意家园，一旦踏上故土，美好的想象化为对现实的憎恨、对自我的厌恶，知识分子返乡之后见到的是这样道德失序、价值混乱的“荒野”。对于子路，这样的故土无法承放游子漂泊的灵魂。乡土伦理秩序的崩溃下高老庄人彻底失去了自诩高贵的血脉，矮个短腿的生理特征折射出乡村精神家园的失落。子路雄心勃勃的换种计划成为一个笑话，这样的高老庄人值得拯救吗？能够被拯救吗？子路自身性能力退化、与西夏的分歧、与故乡的诀别也显示出知识分子和故乡一样处于现代文明的围攻之下，遭遇了家园失落的精神危机。

清风街或许没有发生过这样人寰尽失的惨剧，但实用主义的思维蚕食着每个人对道德的坚守。对于夏风，这样清风街无法唤醒他对故乡的爱与尊重。虽然夏风一心向往城市，但故土的意义不会因为游子的爱憎取舍而发生改变，清风街无疑也是他安顿心灵的家园。夏风发现家乡竟存在卖淫而感到诧异和羞惭，目睹堂兄弟们的堕落行径而心痛。夏风在往返城乡之间发现故乡与城市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对于这种改变，夏风同样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他与白雪婚姻的失败以及畸形孩子的出生也意味着游子失去了重新回到故乡的可能。

三、返乡知识分子不可承受之重

贾平凹选择农裔知识分子来承担自己对社会变迁、乡土文明走向和精神家园构建的思考，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农裔知识分子，从作品人物的迷茫焦虑和思考寻觅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一方面是因为农裔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有着特殊的文化思考意义。学者肖云儒指出：“你能分明感到作家的情感倾向由原先的戒备城市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城市，由原先的依恋乡村转而为一定程度的排拒乡村。”

农裔知识分子对于乡土文明有着深厚的感情与依赖，其身上的农民根性和乡土气息使他们有着强大的精神韧性，凭借着乡土赋予的踏实能干、坚韧谦逊的品质进入城市，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植根在血脉中的乡土气阻碍他们进一步融入社会。子路和夏风往返与城乡之间，终究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这一文化场域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是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城市凭借着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就业市场吸引了乡村人涌入城市。知识分子被城市文明所吸引，并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认同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但是城市中精神失落和道德沦落也使他们开始质疑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子路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但故乡的面目全非比城市的冷酷排斥更加难以接受，子路最终诀别家乡，引生也一直盼着夏风的归来。农裔知识分子往返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土的现状对他们产生精神冲击，在精神家园构建和失败之中，农裔知识分子感受到了人文精神的孱弱，深陷入精神矛盾之中，精神返乡面临失败。

知识分子对故乡和土地有着深刻的迷恋，并通过书写来不断强化这种迷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土地承载着他们对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希望。对土地的理想化、精神化和形而上的詮释使故乡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属，故乡从一个生存空间转变成一个“理想化概念”。无论是子路还是夏风，对于故乡都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子路怀着对故乡的憧憬踏上归乡之路，即使夏风全盘接受城市生活观念，也对清风街上存在卖淫行为，以及夏天义子孙们背离伦理的行为表示无奈和气愤。而“土地对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其关系也更功利性。他们因而或许不像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不能离土;他们的不能离土、不可移栽，也绝非那么诗意，其中或更有人的宿命的不自由，生存条件之于人的桎梏”，农民依赖土地仅仅是为了生存，当他们的物质欲望远远超过土地所能满足的限度时，“离土”就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农民果断地抛弃往昔的生活方式，抛弃依附在这种生活方式上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知识分子将其视为背弃和堕落，而农民将其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识分子离开故土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们是故乡命运的旁观者，对于故乡的面目全非，他们可以感到哀伤、愤怒和无奈，却无法谴责那些留下的人的选择。

四、对精神返乡困境的反思

从子路到夏风，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越来越艰难，作者对文化的反思也走向成熟。如果说子路对故乡的感情是懦弱的热爱，夏风则是善意的冷漠。子路对高老庄不闻不问的表面暗藏着对自我懦弱的谴责、对故乡往昔的追忆，在父亲坟头的哭喊也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反观夏风对于清风街上的人友善亲切，虽然稍有怨言，但是尽量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身份地位解决父老乡亲遇到的问题。衣锦还乡的知识分子回报乡亲的背后是文化的疏离和淡漠。夏风对于乡民们道德意识的沦丧和尊严的遗失停留在吃惊、气愤和无奈的情绪阶段，没有子路那种诗意的想象与残酷现实的撕扯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夏风已经割裂与清风街的血脉联系，之所以回到故乡仅仅是因为父母尚在。夏风对于乡民们的耐心与礼貌是出于现代文明中的责任与义务，是一种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并不是乡土文化中的乡情规约。子路正在经受文化交锋带来的心灵阵痛，夏风已然实现了文化置换。子路的离乡让人们看到了知识分子面临精神危机时的孱弱和可笑，但是对他的痛苦也心生一丝怜悯，大家何尝不是另一个子路呢？夏风的离乡如此决绝果断，不给读者留有一丝的幻想，让人们心生凉意。

“返乡”包含着返回、寻觅和建构多种层面的尝试，但是故乡已经变得面部全非，寻觅失去了方向，建构没有了文化根基，“返乡”无疑成为知识分子不可触碰的伤痕。在《高老庄》中，作者将希望寄托在西夏和蔡老黑身上，希望包容开放的现代文明和勇猛刚毅的游侠精神的结合能形成强有力的文明，那么子路或许会重新返乡。但是，作者在《秦腔》中亲手粉碎了这种希望，给绵延了几千年的乡土世界立了一面无字碑，将其中的是非取舍留给后人评价。夏风会成为清风街世代相传的骄傲，承载着故乡的荣耀和光辉，但不会是故乡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对于“返乡”的失败，夏风虽然表现得冷漠，但是并不意味着夏风经历的精神挣扎会比子路轻。在《秦腔》中，作者通过冰山一角的手法展现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尴尬的地位，服务员不认识大作家夏风，却请局长签字。中国乡土知识分子从乡村故土的无奈逃亡，也预示着他们对能够实现其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和展示其精英角色的舞台空间的再次苦苦追寻。子路离乡后试图在大学教授的社会身份上找回心灵的位置，即使这位置只是虚伪的谎言。夏风同样认为城市才是放置灵魂的栖息地。但是，城市能够满足他们吗？在城市中，农裔知识分子只会经历更多、更复杂的精神震荡。

人是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小缩影，文化多样化使作家们自觉对人的精神归向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同时伴随着文化反思和精神批判。贾平凹笔下的农裔知识分子们在物欲与道德的撕扯中挣扎、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找心灵的平衡点，他们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形态中找寻精神返乡的路标，但是文化的对立和流失使他们迷茫、焦虑直至放弃。每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过去和未来的争论中砥砺前进，坚持着对理想的追寻。在文化的遗失和重建中重寻返乡之路是知识分子的时代和历史宿命。

（长春理工大学）

作者简介：赵丽妍（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