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藏书家徐古籍保护与修复活动研究
——以《红雨楼题跋》为中心

袁 静

（武汉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72）

明代藏书以私人藏书宏富为特点。有明一代，社会总体安定，经济繁荣，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造纸、印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成就显著；明代学术的发展和文教的发达，又带动了出版业的活跃与繁荣，使得明代私人藏书空前兴盛，士子皆以藏书为尚，且规模日益扩大，藏书家数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据清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明代藏书家达427人，而据当代藏书史研究学者范凤书的统计分析，明代私人藏书家“总计达八百多人”[1]。

图书之量愈多，措理之术愈精。图书修复历来有之，如《魏书·刘昞传》载：“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2]建立西凉政权的李暠和作为臣子的刘昞均爱好典籍，亲为补治。北齐颜之推认为：“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3]

明代私人藏书家强调修补图书之重要，积极参与书籍修复活动。玩易楼主人沈节甫（1532—1601年）亲自修补破损之书：“余性迂拙，无他嗜好，独甚爱书。……顾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残阙，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4]祁承㸁（1563—1628年）认为：“无者增，缺者补，蠹者补，亦即裒然集矣。”[5]遇到虫蛀鼠咬之书，也要将之补缀而成鹑结之衣。

明嘉靖后，陈暹、马森、林懋和、王应钟，藏书甚富。再之后，陈第、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徐之辈起，并为藏书大家。其中，徐藏书规模居于明代福建私家藏书之冠。

2.1 破损古籍的来源

修复从书肆购入的残书。如跋《虚舟集》：……弃掷不收，殊为可惜。是帙永乐时刻，流传至今，不绝如线耳。因购藏山楼，重加装订，且记数语，俾子孙知所宝藏也[7]2067。同类型的残书，还有从书肆购买的《艺文类聚》《光岳英华》《松陵集》等。

修复求得之书与友人赠书。如跋《栟榈集》：余旧有《栟榈集》，阙首帙，藏之数年，每以为恨。今岁元旦，偶过谢在杭斋中，于冗书中检得首帙，正可补余之阙，遂乞而合订之。板虽不同，而于全编略无遗漏，余生平不厌断简，往往掇拾成部，此书无意求之，乃成完璧，亦可喜也[7]2063。

修复捡拾的古籍，如跋《性理群书句解》：余己酉（1609年）仲秋客游衢州，旅寓祥符寺鹤松都纲房，暇，扣佛殿，见佛座后败篋数十，讶之。鹤松曰：此古藏经，散失仅存惟此耳。余亟遣人移翻，皆宋嘉佑中所印经，纸墨精好，盈数百轴，多半鼠啮虫蛀。余择其完整者十数轴，请为珍玩。篋中又拾《性理群书句解》一册，视之，元板也。卷首有像、有赞，字画不类本朝。余所藏元板书，纸墨多类此，遂募工装潢，宝若拱璧。佛藏中得儒书，亦一奇也[7]2053。

2.2 古籍破损类型和修复方法

2.2.1 虫蛀

害虫对古籍的损坏主要是蚕食纸张，使书叶蛀孔累累，而害虫在蚕食书叶过程中产生的分泌物或虫卵等，对古籍会造成污损、粘连等二次损害。古代图书用纸多为皮纸、竹纸，明嘉靖以后，用竹纸印书的较为普遍。福建地区产竹，是竹纸大省。而竹纸纸性稍脆，韧性不如皮纸，因而易于被虫蛀。

如跋《先君交游录》中，此书废弃至书箱多年，以致“虫蚀尘昏”。徐对其“重为装订”，这里“重为装订”，至少包含了除尘、补洞、装订这三个步骤。再如跋《诗韵要释》，此书年久未修，徐“恐蠹蚀”，对其“重加修葺”[7]2047。

2.2.2 鼠啮

鼠啮相较于虫蛀破坏力有过之而无不及，鼠类不以古籍为食物，但却靠啃咬书盒、书套、书籍本身来进行磨牙。磨蚀后的碎纸还被鼠类用于做窝的材料，鼠类的分泌物也同样污染书叶。

2.2.3 缺损

在传统的古籍修复技艺中，这种抄补的方法称为“划栏补字”法。“划栏补字”是针对古籍中“断栏缺字”破损现象进行修复保护的方法。现代古籍修复为保留文献的“真实性”而遵循最少干预原则，已不再提倡进行“划栏补字”。

2.3 古籍修复者

史籍中记载古籍修复者，寥寥可数。潘景郑在《历代装潢工人考略》中采录“自唐迄清，先后一千三百年，所得不满百人”[9]的书籍装潢工匠姓名逸事，以资研究中国书籍装潢史。《红雨楼题跋》中提及古籍修复者有5人：徐本人、萧飞卿、倪柯古及其子、工匠。

关于萧飞卿，跋《何氏语林》：余少年时读《世说新语补》，便知有《何氏语林》，然无从购求，亦无从借览。甲午（1594年）之冬，王元直自秣陵归，得一部，阙首二册，遂以赠余。既阅岁，偶过陈淳夫，斋头见有《语林》半部，淳夫曰：“向为人陆续持去，今亦不全矣。”余从淳夫求首二册，足成全部。……卷册微有大小蹉跎，又十七年庚戌（1610年）之冬，建溪萧生飞卿善装潢，为余合订之，始成完书。偶尔披阅，因记始末，俾后之人知余好书之癖，积书之难，不至屑越以供虫蠹耳[7]2059。

关于倪柯古，跋《竹窗小稿一卷》：忆余少时，有老学究持先生手稿欲售之先君，以其索值高，未之购。历三十余年，偶与友人倪柯古谈及。柯古乃寻学究而购之，重加装潢[6]154。

关于倪柯古之子，《陶云湖嘉蔬图》：……杨先生，吾邑扈屿人，后昆寖微，柯古倪子重装而宝藏之，得所归矣[7]2085。

关于工匠，见上文跋《性理群书句解》，有“篋中又拾《性理群书句解》一册，视之，元板也。卷首有像、有赞，字画不类本朝。余所藏元板书，纸墨多类此，遂募工装潢，宝若拱璧”[7]2053之语。

2.4 古籍保护与修复理念

2.4.1 珍惜书籍，不忍残毁

2.4.2 不厌断简，补缺拾遗

大部分藏书家对残书、破书也是弃之废篋的态度，这些古籍往往因为残破不全，连书贾也不屑贩卖，若不为像陆深、徐这样的藏书家购去，恐怕都“将为糊壁覆瓿之需”。而且残书通常价格低廉，对于耗尽家财求购图籍的嗜书者而言，是相当经济划算的。能够从残破书籍中，拣选出一二珍本，抑或是能够时刻留意，多方抄录补配，最终获得完书，这些对于藏书家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持之以恒的动力。徐因此说“余生平不厌断简，往往掇拾成部，此书（指《栟榈集》）无意求之，乃成完璧，亦可喜也。”[7]2063

2.4.3 甄别纸张，重视装潢

杨荣（1371—1440年），福建建安人，明初“三杨”之一，谥文敏。杨荣及其后人藏书，后归徐。而杨氏藏书一向以装潢精美著称。徐的友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称“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14]。明初杨荣的藏书，历经二百年的时光，在谢肇淛购买之时，仍是触手如新，足可见其装潢精妙，保存完好。装潢的优劣，实实在在地关乎书籍的存亡绝续。徐重视装潢，更是提出了“不付俗工之手”[7]2080的看法，与晚些时代扬州地区收藏家周嘉胄所著的《装潢志》中“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理念不谋而合。

3 结语

明代是对古籍修复经验和理论进行全面总结的集大成时期：论述和总结古籍保护和修复实践的理论专著《装潢志》的问世，该书系统地总结了历代装裱与修复的经验，基本确立了日后古籍修复的基本手法和技术要求；零星分散于各类笔记杂说中的散论，如文震亨的《长物志》、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谢肇淛的《五杂俎》、张岱的《夜航船》、杨慎的《墨池琐录》及《墐户录》、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冯梦祯的《快雪堂漫录》、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等著作的部分章节也记述了修复和装裱技艺、治糊用糊等方面内容。

而在明代藏书家的书目题跋中，涉及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内容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徐的《红雨楼题跋》可与这些著作相互参照，从不同侧面窥见明代古籍修复技术和保护修复理念发展的基本面貌。

注释：

① 明天启间刻本《鳌峰集》卷十九有“藏书已满七万卷”之语。

② 缪荃孙稿本作“林吉人手抄题跋二百四十余条”，后点改“二”为“一”。缪辑1925年峭帆楼丛书重刊重印本，延续了缪“一百四十余则”的说法。马泰来以缪辑《重编红雨楼题跋》1925年重印本为底本，校以林、郑两辑，重新排列，有删有补。其整理说明中，考证林佶一共收录徐题记207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