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延强 卫苗苗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在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一直以来被看作是“自由教育”在新时代之下的新形式,但是通识教育的“自由”目标却一直要求其自身超越自由教育天然的阶级性、政治符号性以及文化符号性。而杜威早在19 世纪就对“自由教育”的这三种特性进行了批判,并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建构主义下的通识教育理念。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两个概念,无论是从概念定义上,还是历史事实上,都存在一种“捆绑关系”。以至于很多学者将两者看作是同一种教育理念,甚至部分中外学者时常将两个概念混用。对此现象,金耀基先生也曾提及,“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不同,但到了晚近,这两个称谓之界定越来越模糊,甚至互相通用了”(金耀基,2008,第131 页)。这导致无论是概念建构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识教育都很难脱离自由教育的逻辑框架。但事实上,这二者理念核心有本质的区别,其各自包含了不同的“自由”涵义。
首先,“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二者界限的模糊性来自两方面。第一,在概念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对“通识教育”的概念界定与自由教育的概念内涵是有交叉的。“它指学生整个教育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哈佛委员会,2010,第40 页)。通识教育并不是关于“一般”或“普遍”知识空泛的教育,也不是针对所有人的普及教育,而是努力培养“全人”(whole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