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研究专题

张 剑

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在整个20世纪都较唐代文学研究显得沉寂；但随着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宋代文学研究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发展，不仅文献学、文体学研究成果累累，而且文学文化学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王水照先生至有“五朵金花”之喻(文学与制度、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21世纪前十年的宋代文学研究，实可用“狂飙突进”来形容；但在成绩显著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瓶颈，出现了一些问题。时任会长的王水照先生敏锐觉察到这一点，2011年9月，他在“第七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指出：“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也仍然有不少交叉型专题研究的论文，如文学与园林、文学与宗教之类，但对前述所谓‘五朵金花’却未能有效跟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是前期成果颇为优秀(如文学与党争)，要在短期内有新突破、新开拓，后继难为；或许是课题本身难度较大(如文学与地域)，进展缓慢，实属科研工作中的自然现象。总之，我们要随时注意研究工作的前沿态势，尊重业已取得的成绩，看准方向，就不轻言放弃；锲而不舍，就能取得突破。”

而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们欣慰地看到，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前十年留下的瓶颈已经有所突破，这从2019年举办的系列宋代文学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及其作者即可感受一二。如“纪念曾巩诞辰1 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宋代经学、文学与文献学研究工作坊”“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19年中国唐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宋代文献新视野：研究课题及方法的反省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等，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材料的细读、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宋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已由“五朵金花”拓展为“满天星斗”；尤其是80后、90后学者崛起，不但学术规范意识增强，而且研究思路和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他们的不少选题还带有私人化的趣味，胸襟气度尚可恢张；但假以时日，无疑大器可期。或许可以据此乐观判断：宋代文学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次我们组织的五篇稿件，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宋代文学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

日本宋代文学会会长东英寿的文章，从16个最常用的虚词比较曾巩与欧阳修、韩愈古文虚词使用的异同，发现曾巩在虚词使用的整体特征上更接近欧阳修，而与韩愈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见，古人将曾巩、欧阳修两人的古文特色并称为“阴柔”，而将韩愈归为与之相反的“阳刚”，确实有一定道理。全文列有5张表格，详细罗列各项数据，说服力很强。

张亚静、马东瑶的文章，条分缕析，指出曾巩墓志写作在人物个性提炼、书写笔调和写作期许上有浓厚的史学意识，认为“欧曾笔法”为宋代墓志写作奠定了基本原则和范式，这种看法不同于传统的认知，值得深入探讨。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通过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比较让读者看到了墓志史传化的过程以及各个作家不同的写作形态，特别是从“蔡邕体”到“韩愈体”的变化，是史传进入墓志的关键环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史传脉络。论文以小见大，很有问题意识。

王启玮的文章，研究视野从历史事实转向历史书写，全面考察了奏邸狱的书写史以及此案所凸显的北宋中期士人文化与新型士大夫人格，进而通过探讨个案具体回应宋代文史研究中的三个宏观问题：一是如何利用新出墓志，以墓志为中心建立多维的篇际对读体系；二是党争与后世历史叙事的关系，理解宋代权力场中的政治争端如何转化为书写场中的话语博弈；三是诗学与政治的联系，探讨《傲歌》背后的创作谱系、名士文化与士人心态，揭示荒诞不经的诗句其实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政治信息。论文有力推进了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

坂井多穗子的文章，尝试从和陶诗、和苏诗、櫽括、白战体以及为苏轼书画作题跋五个方面论证南宋不同诗人瓣香苏轼的现象，指出范成大、陆游、喻良能、张孝祥、杨万里等不同诗人在师法苏轼的问题上各有侧重；进而指出“乾淳”一代诗人有意树立与“江西诗派”不同的诗风，通过多角度与玩味人生的方式去面对半壁江山的现实。这种判断，不同于我们对南宋中期诗坛的惯常认知，颇显新颖。

张剑的文章，则利用了气象学、植物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对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做了细致入微的艺术分析，指出“人比黄花瘦”的“瘦”并非实指，而是因时令变化和相思情深塑造出的一种心理与情感之“瘦”；菊花抱枝而枯的特性又使“人比黄花瘦”隐含了宣誓爱情坚贞不渝的意味；后世接受者过滤了原作复杂的情蕴，仿作并不成功。在宋词研究拓展维艰之际，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开阔视野和对文本的敏感，也许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

一花一世界，一灯一菩提，希望五篇论文能够照亮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