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赋》的“事实”与“义正”*
——兼论《两都赋》的作成时间

侯 文 学

班固《两都赋》是京都赋的典范，《文选》冠之赋首，它的范式意义与作成时间等问题，前人虽多有讨论，但仍有未尽处。《文选》所目为《东都赋》(1)按，《后汉书·班固传》录班固《两都赋》，并无“西都赋”“东都赋”两个子目。将《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与《东都赋》，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文献是《文选》。我们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也以《东都赋》目《两都赋》的后半部分。同时，我们认为，《后汉书》在传写过程中较《文选》更具稳定性，其载录班固作品更接近原貌。因之，本文的《两都赋》引文俱用《后汉书》。的部分结尾借西都宾之口，称赞东都主人所作五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1，1371页。，这个评价其实也是班固对于《东都赋》创作原则的阐扬。李贤注颇得其旨：“扬雄作《长杨》《羽猎》赋，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赋，并文虽藻丽，其事迂诞，不如主人之言义正事实也。”(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1，1371页。简要地说，班固认为《东都赋》的创作原则就是“义正”与“事实”。义正，就是文章传递的观念要合乎儒家经学的伦理规范；事实，就是选材要真实。那么，赋文的“事实”有哪些？所谓“义正”原则又是如何实现的？它与“事实”是否融合无间？这关乎《东都赋》的创作手法，而循着“事实”的线索又可以具体考察《两都赋》的作成时间。

一、《东都赋》的“事实”

《东都赋》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串起“建武之治，永平之事”(4)“治”，《后汉书》避讳作“理”，此据《文选》改。。围绕建武之治，《东都赋》主要写了6件事：王莽篡汉，刘秀起兵，昆阳大捷，称帝高邑，定都洛阳，封禅泰山。这6件事构成6个节点，勾勒出光武事业的大致线索。王莽篡汉，是昭昭的史实，《汉书·王莽传》有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述。刘秀起兵以下五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俱有详录：“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地皇四年(23)亦即更始元年，刘秀在昆阳(在今河南叶县，因在昆水之北而得名)以三千兵力歼灭王莽十万大军，战役残酷，“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王)邑陈(阵)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25年，诸将再三“议上尊号”(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固请刘秀称帝，“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六月己未，刘秀在鄗(故地在今河北柏乡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皇帝位，“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同年十月，光武“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1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中元元年(56)正月丁卯，光武“东巡狩”，“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1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2,8,20,21—22,22,25,82页。。

对于“永平之事”，赋文拈出14件：行三雍之礼、修法服、尊光武为世祖、正予乐、省方巡狩、修宫室、筑苑囿、田猎、哀牢归附因设永昌郡、正旦朝贺、下诏节俭、兴学校、出宝鼎、出白雉。上述事件均直接或间接见诸史书的记载，我们按照赋文的先后顺序胪陈史书的记载，必要处加以辨析。三雍之礼，包括觐明堂、临辟雍、登灵台三事，均见《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1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二年)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1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1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八年十月)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1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修法服，即前引《明帝纪》“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之撮述。具体服制则见李贤注引董巴《舆服志》：“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采。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1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尊光武为世祖、正予乐事见《明帝纪》：“(中元二年)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有司奏上尊庙曰世祖。”(1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1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明帝省方巡狩事，据《后汉书》计有三次：永平二年(59)冬十月甲子，“西巡狩”(1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十年(67)闰四月甲午，“南巡狩”(2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十五年(72)春二月庚子，“东巡狩”(2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赋文统合一处，略去时间的线索。修宫室，指洛阳北宫的建造。《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60)，“起北宫及诸官府”(2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永平八年(65)冬十月，“北宫成”(2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筑苑囿事史书未有直接说明，然后文写田猎事乃为筑苑囿的目的，据《明帝纪》“(永平十五年)冬，车骑校猎上林苑”(2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则赋文“因原野以作苑”之“苑”特指上林苑，依此，明帝时始修上林苑，且在永平十五年(72)之前。明帝田猎一事仅见于上文所言永平十五年一次。哀牢归附因设永昌郡事亦见《明帝纪》：“(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2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102,102,111,101,95,106,104,113,118,107,111,119,114页。《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2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第2854—2855页。正月旦大朝受贺之仪为每年一次的旧例，为常制(27)此即史家所言的“元会仪”。自西汉以来即为常制，光武帝亦行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参见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99页。。《续汉书·礼仪志中》录其仪节：“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2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五，第3130页。下诏节俭事见《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五月)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2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15,113,109,114页。对此，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下》总结说：“上以天下无事，俗颇奢靡，乃诏有司申旧章，整车服。”(30)袁宏撰：《后汉纪》卷10，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页。按，袁宏亦将明帝下诏节俭事置于永平十二年。所用言语与明帝诏书颇重复而更具概括力，可见赋文“申旧章”云云，历来以为是明帝的举措(31)有学者以为下诏节俭为章帝时事(参阅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故此处特为申论。。兴学校事见载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3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15,113,109,114页。出宝鼎事亦见《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3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15,113,109,114页。出白雉事在永平十一年(68)：“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3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15,113,109,114页。

经由上述梳理，可以结论：《东都赋》赋写的历史事件基本属实。由此来看，赋文所谓“事实乎相如”，殆非虚语。但这也不等于说赋文乃是对历史的客观反映，赋家去取详略之际，有其深意在焉。仅由选取事件数量与笔墨的详略判断，班固对于光武与明帝的态度有别：推尊明帝重于光武。而从《后汉书》关于二帝的叙事厚度看，光武的功业远为明帝所不及。“建武之治”部分所写6事，仅是光武事业的大概，光武帝的业绩尚有许多未见于赋文。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八年(42)，二月甲寅，光武“西巡狩，幸长安”(3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建武十九年(43)秋九月，“南巡狩”(3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二十年(44)冬十月，“东巡狩”(3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三十年(54)二月，“东巡狩”(3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赋文除了摄取中元元年登封泰山一事而外，其他一并略去。另，光武帝也很重视太学及地方官学的建设。《光武帝纪上》载，建武五年(29)冬十月，“初起太学”(3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太学初成，光武帝还“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4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在光武帝时期，地方官学也纷纷设立。《后汉书》列传部分对此多有记载。如寇恂任汝南太守，“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4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6，第624页。；李忠任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4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1，第756页。；任延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4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6，第2463,2459页。；卫飒任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4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6，第2463,2459页。。伏恭任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4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79，第2571页。。正因为光武时地方郡国学校已经普遍设立，所以明帝才能在即位第二年即永平二年(59)，“使天下郡国行乡饮酒礼于学校”(46)袁宏撰：《后汉纪》卷9，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167页。。光武帝在礼制方面也颇有树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建武中元元年(56)，“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4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69,71,72,80,40,40，84页。《续汉书·祭祀志上》：“(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4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九，第3159页。这些都是对后世制度影响较大的事件，《后汉书·明帝纪》录明帝永平二年诏书，备言光武帝起明堂、灵台、辟雍的意义：“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4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0页。赋文下面所阐扬的明帝三雍之礼，就是以此为基础。至如“京师醴泉涌出”“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5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第82页。等祥瑞也在光武帝时频频出现。相反，明帝在史家的视野中，并非全是正面的行事。史载明帝以苛察为名，“朝廷莫不悚慄”(5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1，第1409页。，与儒家经学的尚德宽刑精神相悖。对此，钟离意也曾以日蚀为契机予以批评。袁宏《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上》载：“壬申，日有蚀之。是时刑法严峻，人怀忧惧。因是变也，钟离意上疏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敬畏天地之礼，劳卹黎元之恩。然而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漂杀人民。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人怀恐急。故百官不亲，吏民不和，至于骨肉相残，以逆和气，虽加杀罚，犹不能止。故百姓可以德胜，不可以刑服。愿陛下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垂之无极。’上虽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中。”(52)袁宏撰：《后汉纪》卷9，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172页。钟离意的上疏，《后汉书》本传亦载，意思大同而文字略繁。即便是礼制建设也还没有完备，故成文于章帝时的《汉书·礼乐志》又批评明帝朝说：“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5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5页。由史实的去取之际可以推断班固为文时的背景与作意：赋文作于明帝朝，故推尊今上。

二、“义正”的实现

《东都赋》对光武六事，基本按照史实发生顺序来写。史实的陈述寥寥，重点还在铺陈光武事业的仁圣之性。王莽篡汉一事拉开光武事业的序曲，是必要的笔墨。赋文先是概言“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5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1360,1360,1361,1360页。，一方面点出史实，同时也夹杂着刘姓立场的价值判断，即以王莽建立的新政权为叛逆，接下来便突出其政权导致的民不聊生的情状：“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5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1360,1360,1361,1360页。笔墨夸张，目的也很明确：为刘秀起兵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理由。从历史的眼光看，刘秀是顺应时势起兵，但赋文重点却落在天命，大写乾符、坤珍等汉代流行的谶纬文献：“故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乾符，《文选》六臣本吕延济注以为即谶纬文献《赤伏符》(56)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6,36页。，预言刘秀当为帝，其由来已备见前文。坤珍，吕延济谓“《洛书》也”(57)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6,36页。。汉儒认为《洛书》即《洪范》，为帝王受天命之符瑞。皇图、帝文，谶纬书中之图。李贤注：“皇图、帝文，谓图纬之文也。”(5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1360,1360,1361,1360页。谶纬文献虽然荒诞不经，却富于神话意味，赋文极力铺陈罗列，为光武帝罩上奉天承运的神圣光环。刘勰《文心雕龙·正纬》谓谶纬“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59)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1页。，于此可见。尤其是《赤伏符》，本是强华奉以劝刘秀称帝，刘秀应之，并随即在鄗南称帝。赋文将之置于刘秀起兵之前，对史实的次序重新编排，加重了刘秀起兵的天命意义。昆阳大捷是刘秀起兵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也是刘秀基业的转折性事件。《后汉书·光武帝纪》叙之极详，赋文则如蜻蜓点水般提及：“霆发昆阳，凭怒雷震。”(6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1360,1360,1361,1360页。

另外三件重要的历史事件穿插于对光武事业意义的铺叙当中：“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理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6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除了“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封岱勒成”数句可以在史书中找到相应的史实，其他文字太半是虚语，意在称颂光武帝的功业价值。具体而言，就是将光武帝与历代明君圣主如三皇五帝、伏羲氏、轩辕氏、商汤、周武王、殷高宗、周成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相比附，认为光武帝集众功于一身，所谓“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这其实也是赋家历来所惯用的推而隆之的赋法，将光武帝的仁圣推到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相对于建武之治的择要而言，《东都赋》对于永平之事选取数量更多，推尊更力。而核诸赋文关于“永平之事”的胪列次序与史书所载相关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存在较大差异。赋文所呈现的事件的时间进程并非历史的真实次序，而是出于赋家篇末所称道的“汉德”理想的构思：帝王先依礼治京师朝廷，然后巡狩“散皇明以烛幽”(6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复增修宫室苑囿，文治大备，乃继之以“蒐狩”“讲武”(6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文武兼修之后，天子乃向四裔宣德，所谓“瞰四裔而抗棱”(6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结果自然是周边方国部族前来归附，于是天子顺势“绥哀牢，开永昌”(6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接下来便是天子因万方归附而在云龙门盛礼兴乐，行春日万国朝会的大典。天子并不以此为足，又躬自节俭以化天下，并引起学子的称颂。篇末重申三雍，并缀以祥瑞，借物阜年丰、符瑞众多表现天子的明德，并表明祝颂之意。此赋是班固关于帝王德治的理想，此理想的实现，借助于史实的重新安排。就此而言，此赋并非“事实”，但却充分体现了儒家经学之“义”。

赋文所选择的“永平之事”，重点在突出明帝的德政与礼制建设之业。赋文用“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6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领起，标明以下文字为明帝之事及其性质。“盛三雍之上仪”(6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则是明帝之意首在三雍之礼的笼统交代，中间部分具体写明帝行三雍之礼：宗祀光武帝于明堂、于辟雍行养老等礼、登灵台望云气：“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6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0—1361,1363,1363,1364,1364,1363,1363,1364页。篇末系诗分咏明堂、辟雍、灵台，《明堂诗》咏天命所钟，《辟雍诗》咏人伦有序，《灵台诗》咏天佑丰年。赋家对三雍之礼的关注与汉代经学理念有关。辟雍、灵台、明堂合称三雍，是古代帝王举行养老、朝会、祭祀、观天文等礼仪的场所。在儒家经学视阈中，“三雍”是帝王德政的标志性建筑，三雍之礼是德化的表征。《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69)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263，265页。“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70)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263，265页。“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71)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263，265页。《汉书·礼乐志》也乐道此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7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第1035页。三雍之礼如草蛇灰线般适时出现，提示着明帝之事的德治性质。

其他事件也大都可以找到礼制的依据与圣德的支撑。修法服是礼制建设中关于服制的重要方面。古人重舆服，故“三礼”中的《仪礼》对于每种礼仪都不厌其烦地交代所用服饰，《周礼》《礼记》对此也有记载。《续汉书·舆服志上》专门说明明帝修法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7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二九，第3662页。儒家重孝，汉代以孝治国，赋文写尊光武为世祖的目的是彰明帝之孝德。“正予乐”在当时谶纬家看来，它标志汉帝德洽。《后汉书》李贤注：“《尚书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故据《琁机钤》改之。《汉官仪》曰：‘大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7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06页。古人重乐，乐正则风俗向善。《白虎通·礼乐》：“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泆，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75)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3，第93—94页。帝王巡狩在经学家视野中也是富有意义的行为。《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76)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第289页。修宫室则有推尊京师的作用。《公羊传·桓公九年》：“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何休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宫室官府，制度广大，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莫不备具。”(77)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田猎在经学家看来，也具有礼制的意义。《白虎通·田猎》：“王者诸侯所以田猎者何？为田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78)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12，第590页。

宫室与田猎，是东西两都赋文共有的题材，对比其内容，更能见出《东都赋》的写作特点。相对于《西都赋》表现西京宫室巨丽的铺张扬厉的写法，《东都赋》的宫室描写简约明快，强调其奢简合礼以为八方准则的意义：“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7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由筑宫室而引出筑苑囿，为后文写田猎作空间场所的铺垫，强调上林苑的修造乃是因任自然地理环境，非耗费民力而成，且与儒家经学文献中所载的古代天子及周文王的苑囿同制：“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发蘋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驺，义合乎灵囿。”(8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李贤注：“《鲁诗传》曰：‘古有梁邹者，天子之田也。’《诗·大雅》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8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田猎活动因为西汉赋家的铺陈最容易给人以奢靡纵欲的印象，东汉赋家也大都乐于在此展示丰富的想象力与夸饰的能力，东都部分也不乏这方面的文字，如写明帝的仪仗：“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飒洒，和鸾玲珑。天官景从，祲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鋋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焰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揺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骛。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8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但赋家适可而止，最终将其收入经学义理的彀中，在写法上颇具匠心：先以《诗》《礼》之语引领，所谓“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驖》，嘉《车攻》，采《吉日》”(8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提示此举与前代明王的礼制相合，复又收之以“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8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的节制及“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8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的祭祀活动，表明东都帝王的田猎乃是服务于礼仪目的，非耽于逸乐。随后出之以“觐明堂，临辟雍”(8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3,1363,1365,1363,1363,1363—1364,1364,1364页。云云，次序的安排也引导读者理解田猎的礼制目的而与淫乐之欲无关。

至如“绥哀牢，开永昌”与祥瑞事件，则是政治与自然两个方面对于汉德的响应。赋文写哀牢国归附并设永昌郡云：“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8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页。强调绥哀牢，开永昌乃是四夷受到汉德感化的结果。篇末《宝鼎诗》与《白雉诗》重点咏颂祥瑞：

岳脩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88)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1372—1373,1373,1364,1368页。(《宝鼎诗》)

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翘英，容絜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89)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1372—1373,1373,1364,1368页。(《白雉诗》)

汉人对于祥瑞深信不疑。《白虎通·封禅》所言详备，神鼎、白雉是其中重要两项，认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鸟兽”则“白雉降”；“德至山陵”，则“泽出神鼎”(90)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第283—284页。。班固正是在此话语背景下摄入二诗，表明明帝之德的响应昭昭而在。

正月旦大朝受贺之仪最能彰显天子的威严与德耀，所以赋文着墨较多：“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仱》《》《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91)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1372—1373,1373,1364,1368页。前面《续汉书·礼仪志中》提到正旦朝会的仪节，有“百官受赐宴飨”之际“大作乐”的节目。刘昭注引蔡质《汉仪》具体化为“散乐”表演：“作九宾散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道逢，切肩不倾，又蹋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9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五，第3131页。散乐，见于《周礼·春官·旄人》“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自有舞。”(9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9页。郑玄用黄门倡比拟散乐，指出散乐的俗乐性质。故《旧唐书·音乐志二》直言“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9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2页。。所以明帝时正旦朝会大典的音乐活动以俗乐亦即“郑声”为主，目的是娱乐，并非儒家经学所推重的以《韶》《武》之类的上古之乐为主、“德广所及，四夷间奏”的情形。由此来看，这段文字也以虚写为主。赋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经学理性，借助《诗》《左传》《论语》等经典之语(诸如“庭实”“旨酒”“大牢”“九功”“八佾”)，为这个盛大场面罩上儒家礼乐文化的光辉。

下诏节俭则是天子进一步励精图治的表现：“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95)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1372—1373,1373,1364,1368页。对比明帝的节俭诏书，两者差异显而易见：诏书重在切责臣下，赋文则突出明帝的表率作用及取得的功效。接下来赋文通过“是以”二字的连接，将兴学校一事作为天子下诏节俭之后德化大行的自然结果呈现，最终目的是引出学子们的称颂：“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9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1372—1373,1373,1364,1368页。借助地方学校的乡饮活动，歌颂明帝的“玄德”与大汉的盛世。据此可以结论，摄取礼制与德治事件入赋，并铺陈事件的明德之性是《东都赋》的立意所在。故赋文每每在寥寥数字点出史实之后，便重点铺陈明帝举止的德化功效。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东汉帝王的礼制举措多于西汉，经学史研究者为东汉定性为经学“极盛时代”(97)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5页。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写礼制为主的《东都赋》具有完全客观的实录性质。班固所标榜的“义正”，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画面。从实现“义正”的手法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对于史实的精心选择。如前所说，此赋实为明帝的功德簿，是为称颂明帝而作，事件基本属实。但这种事实，也并不等于历史上的真实的明帝之治。推尊明帝，以德治与礼制事件为主，是赋文的选材原则。这也是面对一些由光武帝与明帝共同完成的礼仪事件时略彼写此的出发点。第二，对于史实次序的重新安排。次序之际，是汉儒所谓“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9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78，第3282页。等儒家经学观念的折射。第三，赋家的虚语。典型的表现，除前面论及的田猎与正旦朝会的经义标榜，还有修宫室部分“然后增周旧，修洛邑”之类的描写。班固所表彰的明帝“增周旧”的工程主要是指包括德阳殿在内的洛阳北宫的建造，这项工程曾因设计的崇高弘丽而受到当时朝臣的反对。尚书仆射钟离意就曾因缘天旱而讽谏北宫营建失制：“今百姓须雨而天久旱，窃以为北宫大作，是宫室营政不节之类也。”(99)袁宏：《后汉纪》卷9，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170,172页。《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质《汉仪》言德阳殿的规模与奢华：“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10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五，第3131页。德阳殿建成，明帝还惴惴不安，说“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101)袁宏：《后汉纪》卷9，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170,172页。。宫室修造的实况、朝臣的态度与班赋的盛赞之言不啻霄壤。核诸史书可以结论，虚实结合是此赋的突出特点。赋文所写事件固为史实，但为事件定性之语却是凭虚造作。与西汉赋家取用《山海经》等神话传说及浪漫想象的凭虚不同，此赋之凭虚体现在儒家经典之语的大量铺陈。凭虚的归趋所在，是儒家的经义。此赋也因此罩上尔雅之色。

三、《两都赋》的创作时间

《两都赋》的创作时间，史书并无明言，历来争议颇多：《文选·两都赋》题下有一条李善注，说此赋乃是献于和帝的作品，而且还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和帝大悦”(102)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1，第23页。。清人何焯、陈景云、胡克家，近人黄侃、郑鹤声、缪钺、陆侃如等人辨之，均认为《两都赋》作于明帝时，而非和帝时作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陈少章景云校曰：赋作于明帝之世，注中‘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语，未详所据。今案：此一节非善注也。善下引《后汉书》：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铣注，亦言明帝云云。”(103)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今人的意见以作于明帝、章帝时为多。郑鹤声《班固年谱》系于永平七年(64)，谓“撰于永平中，虽不知其确年，然为郎以后之作，言之甚明，故系于是”(104)郑鹤声：《班固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3页。。安作璋《班固与汉书·班固年表》亦系于永平七年(105)安作璋：《班固与汉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永平九年(106)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9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注意到《东都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两句，而此事发生在永平十二年(69)，于是将《两都赋》的时代定于永平十二年前后(10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9页。按，拙文《班固年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亦从之，系于永平十二年。彼时思有未至，故撰此文更论。。王珏《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认为《两都赋》应作于永平十二年至永平十五年冬之间(108)王珏：《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彭春艳《汉赋系年考证》系在永平十七年(74)(109)彭春艳：《汉赋系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9—152页。。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根据《汉书·礼乐志》等文献断定《两都赋》具体作于章帝元和元年(84)之前(110)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一文认为班固在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年间忙于编撰《汉书》，无暇作赋，《两都赋》应作于章帝元和年间，并将此文系于章帝元和二年(85)或三年(86)(111)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王德华《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对此问题亦有探讨：“从篇中所描写的一些事情来看，最早也应作于汉明帝十七年之后。”(112)王德华：《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曾祥旭《两都赋作年考》认为“《两都赋》作成并献上时间是元和二年或三年，亦或在永平十二年作成，元和二年或三年献上”(113)曾祥旭：《两都赋作年考》，《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另有永平三年(60)，永平八年(65)，永平十一年(68)，永平十二年后、十八年前(69—75)等说法(114)参阅彭春艳：《汉赋系年考证》，第145—146页。。

既然班固作赋以“事实”自诩，那么《东都赋》涉及的史实，就是我们确定成文时间的重要参照。赋文明言所写乃“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并不包括章帝时事。有学者据《汉书·礼乐志》“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11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第1035,1033,1075页。一段文字，认为明帝时地方学校还没有建立，所以《东都赋》中的“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等内容“显然非章帝莫属”(116)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考察《汉书》前后语境，其所谓的“庠序尚未设”，指的是礼乐之事还没有在地方学校普遍推广。因为在汉人看来，学校除了培养人才，还是教化的所在。而汉代的教化，在经师儒者的表述中，总是与礼乐相关联。如汉武帝诏令议置博士弟子，就以“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11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6，第172页。为宗旨；公孙弘的奏疏也强调“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11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88，第3594页。，刘向也说成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11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第1035,1033,1075页。；明帝时朱浮上疏也与此一脉相承，谓“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120)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3，第1144页。。所以《汉书·礼乐志》后文又总结东汉的情况说：“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12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2，第1035,1033,1075页。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光武时地方学校建设已经较为完备，庠序之盛，在明帝时已是既成的事实(122)《续汉书·礼仪志上》：“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四，第3108页)这段文字亦可说明明帝初郡县道等地方学校已普遍设立。。前面关于《两都赋》成于章帝时的说法可以排除。

核诸《后汉书》史实，知赋文所写永平之事止于永平十五年(72)冬校猎事。永平十六年(73)以后更能彰显明帝之德的史实则未及：第一，在对外关系方面。永平十六年，明帝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国元年(9)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复置西域都护。班超以三十六人征服鄯善、于寘诸国。对此，《后汉书·西域传》概括甚明：“(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123)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8，第2909页。赋文只是在绥哀牢、开永昌之前，泛写“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124)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第1364页。，作为“绥哀牢、开永昌”之语的铺垫。至于如史书所载“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的实际功效，竟无一语及之。可见，此事在赋家写作之际并未发生。或以为窦固、耿秉征匈奴事是“以战去战”，与班固崇尚的修德绥远的思想不同，故此赋必作于永平十五年十二月明帝决心对北匈奴用兵之前(125)王珏：《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我们认为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观班固随窦宪出征时所作《窦将军北征颂》《封燕然山铭》便知，班固并不反对对匈奴用兵，行诸文字之际也有能力将战事置于文德的统辖之下。

第二，祥瑞方面。永平十七年(74)有神雀翔集京师，此事影响极大，明帝曾策告宗庙并下诏赏赐天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于甘陵。”(126)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21,121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127)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第121,121页。神雀五色祥瑞的影响远大于白雉，班固等文人曾为此作《神雀颂》。王充《论衡·佚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128)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3—864页。然《东都赋》亦无一语及之(129)有学者以为《白雉诗》所言祥瑞在永平十七年，理由是《文选·东都赋》“获白雉兮效素乌”后有“嘉祥阜兮集皇都”之句，而“班固一生中众多祥瑞集于京师，仅见于永平十七年”，并据此认为《两都赋》作于永平十七年(参阅彭春艳：《汉赋系年考证》，第149—152页)。我们认为这并不可靠，理由如下：第一，“嘉祥”句仅见于《文选》诸刻本，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谓“古钞(本)无此句”(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1，第241页)。《后汉书》无此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下》论此句为衍文甚明：“‘嘉祥’句，盖后人所加。此句词意肤浅，不类孟坚手笔。且《宝鼎诗》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发皓羽兮奋翘英’，正承‘白雉’‘素乌’言之，若加入此句，则上下文义隔断，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灵台》三章，章十二句；《宝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则与《宝鼎诗》不协，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无注，其可疑四也。《后汉书·班固传》无此句，其可疑五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66—2667页)此句为后人增益，不足为据；第二，据《后汉书·明帝纪》等，永平十七年出现的祥瑞是甘露、芝草、五色神雀，并无白雉。，可知此时赋作已成。如此则结论呼之欲出：《两都赋》成于永平十六年(73)，在汉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