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粤版医书刻印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510006)

民国时期，受“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中医药学研究环境非常恶劣。但从医籍刻印情况来看，这一阶段中医药著作的编撰刊行却处于一个相对繁盛的时期。通过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著录的民国医籍进行统计整理，我们发现，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数量巨大，占到1949年以前中医药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医籍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就广东地区来讲，这一时期不仅医书刻印出版数量多，而且涵盖面广，突破了传统中医学术的桎梏，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西医药著作及医学与其它学科相交叉的专著。这些变化从医学文献的刻印中体现出来。

在一年多的目录调查和实地考查中，我们共收集到民国时期粤版医籍431种，497版次。尽管有所缺漏，但这400余种文献亦可反映出这一时期广东医籍刻印的一些特点，进一步窥探到广东医学发展的概况。

铅印成为医籍刻印的主要方式

我们在对民国497种版本粤版医籍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刻本31种，石印本24种，油印本5种，其余的均为铅印本，计437种。铅印本占总刻印版本种数的87.93%，与刻本医籍比例约为14.10∶1。可见这一时期，新式铅印活字排版技术成为粤版医籍刻印的主要方式，且占绝对优势。

以中医药相关医籍刻印为主，西学医籍亦有不小增长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431种各类粤版医籍中，中医药类著作有348种，占总数的80.74%，余下的为西医药类医籍，有83种，占总数的19.26%。

将所有的中医药类著作，按《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进行学科分类，可以发现，其学科分科明朗，涵盖面涉及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论、医话、医史及综合性著作等。其中，以临证各科类著作刻印量最大，计155种，其次为方书、伤寒金匮和本草类著作，分别有49种、34种、31种；而临证各科类著作中，又以儿科、女科、临证综合及外科的刻印量偏大，分别为35种、28种、21种、19种。由此可见，广东医学界、刻书者及社会上对各类医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实用性较强、具有本土特色的临证各类书籍及方书、本草方面。而临床各科书籍又以儿科、妇科、综合类及外科类的需求量偏大，尤其是妇、儿两科由于中国传统的子嗣传承、家族兴盛等原因而倍受重视。

在83种西医药类著作中，除部分与传统中医药学相同的学科如内、外、妇、儿、基础、诊断等外，尚涉及有医学微生物学、性医学、护理学、营养学、预防医学、优生学、军事医学及药剂学等学科的专著。可见，这一时期的西医药学发展迅速，学科研究种类丰富。

在综合研究所有医籍的刻印过程中，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同一医籍反复刻印的状况并不多见，绝大部分医书都是一版一印。而咽喉口齿科类著作之《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却逆势而行，前后共刻印达20次之多，成为民国时期反复刻印次数最多的医籍。究其原因，与这一时期白喉病的高发、流行有很大关系。早在清代中后期，广东每隔7～8年即有一次白喉病的流行。光绪年间梅启照氏曾记述“白喉系时疫症，起发有时，其传染甚速，一人患病，竟至传一家一村”。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间，广东全省白喉患者有1665人，死亡达212人[1]。可见当时白喉病的肆虐。正因为如此，治疗白喉病的专著——《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被广东各地反复刻印，包括广州、香港、梅县、香山、番禺等地，版本达20种之多。这一现象也说明：医籍的刻印既是社会的需求，也反映出特定时期医学发展的状况。

教材讲义类医籍的刻印

在民国431种粤版医籍中，各科各类医学讲义计219种，占民国所刻印医籍总数的50.34%。其中，中医药类教材有138种，占讲义总数的63.01%，说明这一时期以中医药类教材的刻印偏多。这些中医药教材不仅种类丰富，学科门类齐全，涉及有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医史等，而且质量较高，其中不乏高学术价值的讲义。如陈伯坛所著香港伯坛中医学校的教材《读过伤寒论》和《读过金匮卷十九》，先后被北京人民出版社于195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6年影印出版并广为流传。再如陈任枚、刘赤选合编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温病学讲义》，详述温病而又能结合岭南特色，被称为“继《温病条辨》后我国第二本系统的温病论著，真正阐发叶氏卫气营血理论体系，独具岭南温病证治特点”，该教材也被公认为二三十年代全国中医学校教材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之一[2]。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漏列中医”事件激起中医药界强烈抗议。为平息舆论，教育部同意开办中医药学校。学校的教学离不开教材、讲义。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既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材料。在当时并无全国、全省统一教材的情况下，各中医院校就只好根据自己的需求编印了一批教材。正是这样的情况促生了大量的中医药教材及讲义。

广东各地中医药学校的中医药教材综合来讲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刻印上一律采用新式铅字排印，这与铅印技术所拥有的高效率、高质量及低成本等特征是分不开的；第二，教材基本上是各科授课老师自己编写，而这些老师多数是当时当地名医，因此所编撰的教材质量颇高。无论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还是对临床疾病的诊治都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学术体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第三，同一门课程的教材有数种不同版本，如《伤寒论》讲义，有陈伯坛编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本、冯瑞鎏编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本、邓柏游编汉兴国医专科学校本、赵鹤琴编广东医学研究所本等。尽管这些同类讲义在编写体例与内容中有部分相似之处，但其中也蕴藏着各个医家自己的方证方法和医学思想等。通过学习不同版本的课程，学生可以开拓思想，扩大他们的视野，掌握更多认识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第四，内容融入丰富的西医学知识，部分教材甚至还应用了当时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中医学知识。如管炎威编撰的《伤科学讲义》增加了西医学关于人体解剖学知识，梁翰芬编撰的《眼科学讲义》增加了眼神经、瞳孔缩放原理等内容，陈主平编著的《刺灸术讲义》以磁石和电气学相关知识阐述阴阳学说等。

中医药教材的大量编印，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医药教育的蓬勃发展，反映了中医传承模式的改变，即由传统的师带徒转向学校教育；另一方面也为解放后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地医家医著的大量刻印

民国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广东医药学术交流更加开放和频繁，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医家及医药著作。据本研究统计，共有175名广东籍医家的274种医学著作被本地各类出版机构刻印出版并广泛流传。

1.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本地医家的医籍共274种，占民国所有粤版医籍的63.57%。这些医籍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各类中医药著作，包括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医案医论医话、医史及综合性著作等，又有紧跟当时时代步伐的西医药类著作，如军事医著、各类救护专著等。可见，民国时期广东本地医学研究成果显著，著作频出，种类丰富，涵盖面广。

在所有本地医家的医著中，中医药类著作有212种，占本地医籍的77.37%。由此看来，民国时期广东地区医学仍以中医药及其相关学科研究为主，这从相关医籍的大量刻印中可见端倪。

在中医药学各科中，以临证类医籍数量为最多，有93种。其中，临证综合13种，温病9种，内科7种，妇产科12种，儿科25种，外科11种，伤科5种，眼科5种，咽喉口齿科6种。可见，除儿科医籍数量较多外，其余各科医籍数量相差不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广东地区临床医学各科较以往均有较大发展，总体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均衡的。

儿科作为岭南地区的优势学科，一直以来发展都不错。宋代时，潮州东津之刘昉，编著有《幼幼新书》，凡40卷，书中引用前代资料颇为丰富，具有一定文献学价值，为宋以前儿科学之集大成者。清代罗浮陈复正著《幼幼集成》。该书目录及内容提要均为《清史稿》所载，书中列举了岭南地区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民间验方，甚为有效。程康圃之《儿科秘要》在对儿科疾病系统论治的基础上，专列《八症论治用药》一章以介绍自己的用药心得体会和经验，该书在清代及民国都备受欢迎，反复刻印多次。民国时期，儿科学更是得到发扬光大，产生一批较有影响的儿科专著，如陈汝来的《儿科症治纂要》、杨鹤龄的《儿科经验述要》、各种版本的《儿科学讲义》、各类痘疹学专著等，这些著作在继承前人学术基础上，融入作者自己的见解、观点以及注释、阐发，成为系统、成熟的儿科著作。

2.内容实用，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如前所述，陈任枚、刘赤选合编的《温病学讲义》，针对广东湿热气候，对温病“兼湿”论述最为详尽：“东南濒海之区，土地低洼，雨露时降，一至春夏二令，赤帝司权，热力蒸动水湿，其潮气上腾，则空气中，常含多量之水蒸气，人在其中，吸入为病，即成湿热、湿温，又名暑湿。” 临床用药方面，谓岭南土卑地薄，春夏淫雨，潮湿特甚，春温暑温，在辨证用药基础上须加生薏苡仁、绵茵陈、丝瓜络、白通草、大豆卷等[3]。

再如杨鹤龄之《儿科经验述要》，针对岭南湿温为害，专辟小儿湿温章节。其用药也很有岭南风格，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常选用一两味岭南地方草药，如禾秧芽、苦瓜干、蔗鸡、咸竹蜂等，既符合地方特色，又简、便、廉、验，颇受好评[4]。

3.西医药学发展较快

民国时期广东地区共刻印各种西医药著作83种，其中本地医家所编著的有62种，占西医药著作的74.70%。在这62种西医著作中，除《中国助产学教科书附图一百六十一幅》一书为译著外，其余的均是本地医家自行编撰的医籍，如李焕燊的《李氏疗学》、徐甘澍的《肌脉盂系便览》、张梦石的《德国优生政策的实施与儿童的教养》等。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广东本地医家人才辈出，医学著述繁多，成果显著，种类丰富，学科门类齐全，涵盖面广泛，内容实用，独具岭南地方特色。作为岭南医学的主体，广东医家对本地医药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贡献，在医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医学通史著作刻印

民国以前广东地区对医史著作基本不重视，未见有刻印，进入民国以后，广东编辑刻印的医史著作达到11种，其中卢朋著所编的《医学史讲义》更是广东地区最早的医史著作。

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已经有古代名医扁鹊、仓公一类的人物传记。以后历代都有相类似的著作，但是这些专著大多限于医家活动，或记述某些医药大事，很少有系统的关于医学通史方面的著作。真正较有系统的医学史著，即把医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出现在民国以后。在前述所刻印的粤版11种医史著作中，除1种为西医学史著作、1种为医家传记著作、1种为医学流派类著述外，其余8种均是广东本地医家所撰中国医学通史类专著，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中国医学源流略述》、江贞的《中国医学史》、陈永梁的《中国医学史纲要》等。医史著作通过对中医学发展进程的总结和记录，保存了我国恢弘的中医文化及中医经典，保存了国粹。医史类书籍的刻印出版，表明广东地区医学研究视野更广，学科发展更加均衡，医学的研究方向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医学本身，开始关注人文医学，关注社会、文化和医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医学工具书的刻印

工具书是一种依据特定的需要，广泛汇集相关的知识或文献资料，按一定的体例和检索方式编排，专供查资料线索的图书、文献，是人们在书山探宝、学海求知的“器”。

研究共收集到《临床药典》《中山大学图书馆新编医药书目》《中西医书目录》《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图书馆图书目录》及《中西药典》共5种医学工具书。其中，辞典有2种，分别是《临床药典》和《中西药典》；书目有3种，分别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新编医药书目》《中西医书目录》《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图书馆图书目录》。

民国时期，新旧思潮碰撞，东西文化交汇，加速了信息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刺激了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而先进的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使书籍出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但人们的精力却是有限的，亟需对浩如烟海的知识进行有序化管理以各取所需。这些可以说都是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的动力所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广东医籍刻印在广东出版业的大趋势下也表现出这个时代所独有的一些特征，如中医药教材和本地医家医著的大量刻印、医学通史和医学工具书的零突破等。通过对医籍刻印特点的分析、归纳，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社会的需求、医学发展的初步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