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眼科名家简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200032)

海派中医的形成是我国近代中医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它形成于近代的上海，以名医荟萃、流派纷纭、学术争鸣、中西汇通为特征；以产生大量的名医名著、不同流派的医疗实践、形式多样的报刊杂志、多种模式的中医教育、现代雏形的医疗机构以及繁荣兴盛的中医社团等为史实；在清末民初上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医学的冲击、疾病谱患病模式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既保存自身传统特色，又具极大包容性，不断变化创新的海派中医的特定内涵。在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1]。

目前，海派中医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有调查情况显示[2]，54家海派中医流派中，如今保留较好，仍然活跃在临床一线的有26家，11个曾经名震一时的海派中医流派正濒临断代失传，另外17个流派则已失传。近代以姚氏、陆氏、范氏为主流的海派中医眼科流派所面临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基于此，我们通过文献研究，发掘整理沪上眼科医家的相关生平及著述，梳理出海派中医眼科的流派传承脉络，总结出海派中医眼科的临床经验，以期促进海派中医眼科的发展。

顾锡(生卒年不详)，字养吾，号紫槎，清代著名眼科医家，浙江吴兴县人，后迁居上海松江县西郭。“顾氏早年习医，师事练市王某学医，尽得其秘，并综合前贤论目病之要旨，故辨证投药辄效，名闻于时。其治眼病究本源，详脏腑，辨轮廓，明经络，按脉论治，使昏然者昭然，眊焉者亦得焉。用方皆宗李东垣、朱丹溪、张景岳，忌用针刺、钩、割、炮、烙，系眼科中擅长内治者[3]”。顾氏是中医眼科领域的保守派，其本人及一脉相传的门人中都极力地反对眼科手术[4]。顾氏著有《银海指南》一书，又名《眼科大成》四卷，刊于嘉庆庚午(1810年)，被誉为“眼科之指南，医林之圭臬”。全书收集眼科医案180余则，其中治翳验案80余则，其案例之多，在中医眼科史上是空前的[5]。顾氏门人殳芬(字郁芬)、张畹(字兰佩)继其术。

于雪斋(1871—1930年)，齐贤桥镇西人。“幼时家贫，仅受启蒙教育，失学后去岳父家务农。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齐贤镇同寿康药店撮药，自购医书勤学，精心钻研眼科处方，终自学成才，回家设诊开业。因治愈上海市区来的翻译邬秀卿眼疾而名声大振。经邬介绍，至上海商品客栈挂牌设诊，旋又治愈达生南货店老板眼病，遂扬名市区。子梅芳(1899—1943年)继其于商品客栈设眼科门诊，后至上海顾天成药店设诊坐堂，亦有医名。今无后继。”[6]

刘少方(1881—1969年)，江苏淮安人。师从祖父李念先学习眼科。临证常用内外兼治并进之法。1956年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设立，1956年7月刘少方被聘为第一批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兼职馆员[7]。《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年1月号设《老中医医案医话录》，刘少方在第4期上发表了《胸痹》的临床经验，详细区分了胸痹与胸痞辨证，并附有验案[8]。1965年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出版的《临床心得选集第一辑》[9]载有刘少方医案15则，有咳嗽吐血、血证治案、风寒痹症、风湿痹症、肾痹、阳虚浮肿、肿胀、怔忡、痢疾、虫积腹痛、痰湿流注、耳痛流脓等。其中涉及眼病3种，分别是目掣、凝脂翳症治效、瞳人散大症，另有耳病论医话一则。1966年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出版的《临床心得选集第二辑》[10]亦载有其医案8则，有左颅角积水、反胃、腰痛、脱肛、阳痿、白带、产后小便不通、小儿浮肿等，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并载有肝邪犯胃有虚实寒热之辨医话一则。

王寄尘(1883—1966年)，上海南桥(今奉贤区)人，“20岁后从齐贤桥于雪斋习医，满师后在家开业。专长眼科，对黑睛云翳、花翳白陷等眼病，运用中药汤剂及成药碧玉散、春雪丹等，疗效良好[11]”。北伐期间，王寄尘在上海南京路大庆里行医，颇得病家信赖，抗战胜利后回南桥应诊[6]，1958年再度赴沪，1962年6月聘被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兼职馆员[12]。

于氏眼科。清乾隆年间，齐贤桥人于凤山，“精眼科，多奇效”(光绪奉贤县志语)。后于景明、于克昌、于宾涛和于杏香四代单传。第六代西园无后裔，于东园子伯葵有医名。清末至民国时，第八代于荣昌和于寿昌承袭祖业。于寿昌(1900—1944年)，幼承家学，熟读古今医籍，医术日益精湛。曾为一知府治愈眼珠突出症，民国初出版的《于氏眼科医册》记有此诊脉案。于家运用祖传秘方配制清凉丹、天开丹、八宝丹等眼药，制作精细，有很高疗效。于氏眼科临证以四诊八纲为准则，注重内服为主，结合家传眼药，颇有特色，对眼科手术态度谨慎，常云“钩、割、针、烙，药所不及者，方可用之，妄用每贻后患。”抗战胜利后，于寿昌沉湎吸毒，诊庭衰落。解放后，其子虽承父业，未见好转；今为厂医，不治眼疾[6，13]，家中所藏资料在“十年动乱”中毁于一旦。于氏眼科第九代传承人董竟成，为马桥卫生院中医师，擅长眼科，针对当时常见的沙眼病加以研究，曾在《中医杂志》发表《在祖国医学的眼科文献中有关沙眼的记载》论文，将有关沙眼的古典文献，从其病名、症状、依据临床实际应用的观察等方面，进行了整理归纳。

姚和清(1889—1972年)，姚氏眼科奠基人，字仁航，祖籍浙江宁波，少时从其舅父邹明辉习眼科。早年在宁波行医，因治愈一失明20余年的患者，医名鹊起，求治者甚众。1935年迁居上海，悬壶沪上。姚氏对眼病施治之法，着重内外兼施，随症而治，临诊强调整体观，辨证论治，精于内治，更善于外治，曾研究出黄连西瓜霜眼药水运用于临床。姚氏对金针拨内障法体会尤深，临床上善针拨白内障，一针复明者不计其数，撰有《针术治疗白内障初步小结》一文，对本法的适应症、禁忌针刺方法、针刺部位操作过程以及术后处理等均有详细论述，引起眼科界重视并推广。姚氏曾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医眼科主任，兼任华东医院、铁路中心医院眼科顾问，被选为上海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其学术经验曾在《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海上医林(中医专辑)》中予以介绍。专著《眼科证治经验》由其子姚芳蔚整理出版。姚芳蔚(1921—2004年)，首批上海市名中医，姚氏眼科传人之一，1952年进入上海市眼病防治所，悬壶沪上50余载。姚芳蔚延承姚氏眼科学术思想，坚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重视肝肾与眼病的密切关系，强调运用现代科学的检查仪器来为中医眼科服务。对于西医激素类药物，姚芳蔚强调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针对内障眼病与外障眼病，强调内外合治，尤其重视脾胃对眼的作用，倡导活血化瘀法治疗眼疾。姚芳蔚重视科研，创造了高渗剂前房给药制作白内障模型，发现鱼腥草有抗病毒作用。姚芳蔚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中医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主编等职，著有《眼科证治经验》《眼底病的中医治疗》《中医眼科全书》等著作，为姚氏眼科传承做出了贡献，其名字被载入《当代世界名人传》及《国际著名医学专家传记》之中。

唐亮臣(1893—1965年)，南汇人，幼时随父学中医眼科，兼习内、外、儿、妇各科，后独立行医，曾执教于上海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为神州医学会、中医协会、国医公会执行委员，解放后，任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眼科主任、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医眼科顾问。1955年，唐亮臣受北京中医研究院之聘，历任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副总编辑、《眼科全集》编委等职。唐亮臣对中医眼科理论深有研究，推崇“目之有轮，各应于脏；脏有所病，必现于轮”之说，治病注重整体，对疑难眼病进行系统的临床观察和研究，总结辨证论治规律。他将内、儿各科理论与方药知识融会于眼科临床中，拟订数种眼科专用丸剂，施治常针药并用，每获良效。唐亮臣积极主张中西医结合，采纳现代医学眼科检查方法，促进中西医学术交流[14]。其子唐文中(1924—)，龙华医院眼科建科初年(1960年)眼科医师，1957年任上海市中医学会眼科学术研究组改选工作组秘书[15]，1982年2月晋升副主任医师，1990年6月退休[16]。唐文中眼科辨证略于肝肾而尤重脾胃，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脾胃健则元气旺，精、血、津、液充沛，精气源源上注于目，则目多光彩。唐文中提出了更年期眼病的概念，主张以二仙汤为主治疗；治疗单疱病毒性角膜炎用疏风散寒化湿法；治疗巩膜炎以活血化瘀为要务；治疗虹睫炎，属寒者温通，属热者通下泻热；治疗中浆，立足于脾，喜用补中益气汤加活血类药物治疗[17]。唐文中学术著作不多，零星散在于四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整理。

俞大同(1900—1974年)，曾名俞时成，浙江新昌人，随父学习中医眼科。192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7年任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期间的群务主务[18]，负责院内外事物联络工作，继任训育主任，后任教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俞氏曾任《上海中医药杂志》编审顾问，1957年任上海市中医学会眼科学术研究组改选工作组副组长[15]，1962年被聘为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顾问，1964年被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12]。《临床心得选集第二辑》[10]载有俞氏运用人参、黄芪、当归、白术等温补药治疗蟹睛突起症医案一则。

陆南山(1904—1988年)，浙江鄞县人，17岁随父陆光亮先生侍诊，得传家学，1926年来沪，设诊所于南京路鸿仁里。他最早将中西医结合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眼科临床实践，使用现代科学的检查仪器，眼病辨证强调整体观念；自制出高效安全的中医眼科外用药，其中退云散是冰香散与地塞米松的混合制剂，体现出陆氏中西医结合的精神。陆南山曾任上海仁济医院眼科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二部中医教研组主任，全国中医眼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等职。陆氏一生遵循“学知不足，业精于勤”的古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著有《眼科临证录》《实用中医眼科学》等著作。

范新孚(1914—1974年)，上海人，出生于中医眼科世家，早年从范香孙习医，继承家学，后又师从中医内科名医夏应堂，1956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任眼科教研组主任，1960年任龙华医院眼科主任，为该医院眼科创始人。范氏学术上立足中医，主张洋为中用，颇多创新。根据仲景“血不利则为水”的理论，应用活血温阳利水方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脉络膜炎；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研制成网膜I号、Ⅱ号治疗视网膜脱离术后视力不提高者；研制成滋阴补肾片治疗老年性白内障及眼底病；制成“龙新眼药水”治疗慢性结膜炎等，疗效显著；应用针刺合谷、风池穴治疗电光性眼炎获得成功，曾被国家科委认定为1962—1964年全国重大科研成果之一。他为上海中医学院编写了第一部眼科教材《中医眼科学讲义》，后又主编了大学教材《五官科学》，此外，还参与了全国中医眼科第二版教材的编审[13]。

刘崇晏(1928—)，浙江余姚人，幼承家训，祖传中医眼科，其父刘振青为浙江中医眼科名医，擅长眼科外用药治疗眼疾。刘崇晏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85年任上海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从事中医眼科医、教、研工作40余年。刘崇晏坚持中西医结合道路，开展中医眼科基础课题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发明热烙术治疗早期胬肉攀睛、自制注吸器施行圆翳内障手术、设计电炉工防护镜片防止电弧光性眼炎等；1958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中医学会眼科组委员、上海中医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委员、上海市中医紧缺专科临床人才培训班导师。编著有《中西医结合眼科手册》《中医眼科学》《中医古籍选读》《循证医学基础上的中医眼科临床》《素问中的阴阳五行》等。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

邹菊生(1937—2015年)，浙江海盐人，上海市名中医。1964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任龙华医院眼科主任、教研室主任20多年，长期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医疗及教学、科研工作。他立足中医，主张洋为中用；率先开展对眼解剖与中医脏腑分属的研究，提出眼部组织与脏腑再分属，通过深部望诊搜集辨证资料，运用于临床。其重视科研，研制祛障灵滴眼液，用于治疗白内障，获得临床疗效。邹菊生曾任全国中医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及中西医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顾问，为全国第三、四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紧缺临床专科人才带教老师，先后任龙华医院名医工作室、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医工作室、上海市名医工作室、全国名医工作室指导老师。他参编《中医眼科学》第二版教材，主编《中国古籍大辞典·眼科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眼科卷》等。代表其学术经验的《邹菊生学术思想撷英》一书，由邹菊生工作室于2009年整理出版。

近百年来，海纳百川的社会环境促成了“百花齐放”的社会现象。中医眼科在沪上行医者众多，促进了眼科的发展壮大，初期的人才辈出，奠定了海派中医眼科的学术地位。但是，百年来动荡的社会摧毁了一些中医眼科从业者的生存环境，致使眼科经验传承中断；加之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以及现代眼科学的深入发展，使得中医眼科传统的治疗优势不断萎缩。曾经的“金眼科”以外用药为主体，而目前，眼科外用药在沪上基本消失，中医眼科逐渐成为“慢郎中”。

以上文献资料均散在于相关的著作中，少有人进行眼科医家资料的整理及传承谱系的研究工作。可喜的是，上海市已在2010年底推进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3年计划，使流派发展得到了很好的政策保障。上海市目前已建立15个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基地建设项目，确立了包括范氏眼科在内的11项海派中医流派及特色技术扶持建设项目。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上，我们回顾历史，希望通过查阅整理眼科医家生平文献等方式，汲取沪上中医眼科名家学术思想经验，进一步梳理眼科流派的发展脉络，为中医眼科的继承与发展助力，同时可惠及广大民众，能使广大眼病患者拨开云雾见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