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亚南的科研战略思想及其管理实践

郑 刚 李 玲 姜 澄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王亚南(1901-1969)，字渔邨，湖北黄冈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他不仅翻译了《资本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撰写了《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校长，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筚路蓝缕的贡献。就已有相关研究而言，学界主要集中关注王亚南在经济学理论①、教育思想②、治学思想③等方面的研究，而探讨他科研战略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仅极少研究涉及他的科学态度及方法④，这种研究状况与王亚南突出的科研成果和丰富的科研管理实践极不相称，系统地探析王亚南的科研战略思想及其管理实践十分必要。

一、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的形成

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的产生，既源于他自幼形成的博观经典、刻苦钻研的良好治学习惯，又因受到近代中国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的冲击，更受启于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与浸染。

(一)优良治学习惯的养成，奠定了王亚南从事科研的基础

王亚南的父亲早逝，家境窘迫，恶劣的环境不仅没有难倒他，反而磨炼了他在逆境中刻苦学习的意志力。他自幼好读书，对《论语》《左传》《史记》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烂熟于心。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为他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王亚南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昌第一中学。进入中学后，他白天认真学习，夜深继续挑灯苦读，古今中外，文史哲教，皆有涉猎，由此启迪了他的学术智慧，开阔了他的研究视野。中学毕业后，他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主修教育，辅修中文和英语，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大学期间，他不仅养成了“凡是新书必读的学习习惯”，而且认真听过学校“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讲演”⑤，其中包括杜威、陶行知、康有为、黄炎培等名家的演讲。1929年，在友人的资助下，他赴日本留学，并自学日语。到日本后，他初步接触到经济学研究，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王亚南曾有过一段暂居德国的经历。在德期间，他一边认真地学习德语，一边深入地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化，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王亚南刻苦的钻研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为日后从事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亟待改变的国家现状，坚定了王亚南科研救国的信念

20世纪前半叶，国家山河破碎、战火不息，残酷的现实使得王亚南日夜思考如何救国的问题。在大学学习期间，他怀着满腔热忱，利用假期积极开展乡村识字运动和私塾的改良工作，计划通过教育启蒙唤醒民众意识，进而使全国民众皆能担当起救国任务的目的。大学毕业后，王亚南决然投身革命实践，却屡屡碰壁，找不到教育救国的正确出路。当他与董必武相识后，董必武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这对王亚南的思想产生了震动，他开始主动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王亚南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郭大力不期而遇，郭大力劝说王亚南从研究经济制度着手，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找到改变中国现状的正确路径。王亚南深受启发，逐步树立起科研救国的人生志向。他开始攻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从此把科学研究与拯救民族危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8年，董必武对他的学术研究给予了高度赞许：“你们翻译这些书很必要，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搞这些，你们专门来搞，这也是一种分工。”⑥这种赞许，不仅鼓舞了王亚南继续从事科研的热情和决心，而且坚定了他以科学研究挽救民族危亡的理想信念。

(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洗礼，决定了王亚南科学研究的方向

如若说王亚南与董必武、郭大力的相遇存在着偶然性，那么王亚南拿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成为马克思主义战士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大学毕业后，王亚南曾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期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留学日本时，他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著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亚南毅然投身战争的洪流中。在革命征程中，他和周恩来有不少接触，并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目标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留德期间，王亚南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成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须得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加以有效的利用”⑦。王亚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由衷的钦佩，进而有了深入研究的兴趣。可以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王亚南确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志向和肩负起科研救国的历史使命。

二、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体系的内涵

科研战略思想，是指导科学研究规划和实施的基本思路与观点，是科研工作的灵魂。它包括科研目的、科研原则、科研精神等内容，是贯穿科学研究始终的思维过程，对确定科研目标、把握研究重难点和采取研究措施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亚南不畏艰难，勇于创新，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而且还形成了系统的科研战略思想体系。

(一)明确的科研目的

王亚南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系统知识。”⑧科学研究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或中介，在社会实践中验证和发现规律的过程。“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能离开它所体现的社会现实而得到理解”⑨，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⑩。科学及科学研究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研究工作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本身，而应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或实践要求。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任务，王亚南从多维度论述了科研的目的。

其一，科学研究服务抗战救国。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王亚南认为，“经济学是最低级的意识形态，它距离物质基础最近，受社会物质基础的束缚最大”，从经济学入手或许可以寻求改变社会现状和国家命运的良方。在制定翻译《资本论》宏伟计划时，王亚南强调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送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使其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其中的观点和方法，以服务于抗战救国的使命。王亚南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上，而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力图为抗战救国找到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以中国社会症结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结为立场开展研究，深刻剖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努力为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探寻学理支撑。

其二，科学研究服务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百废待举的社会现状，如何建设新中国成为全国上下探索的重大任务。王亚南首先批判了近代中国科学研究中崇洋媚外的现象。他呼吁科研工作者，要转变思想，“面向建设，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先进科学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支撑。随后，国家制定了“一五”计划，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亚南号召广大科研工作者，不能辜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应该如何使我们的研究，和党所指示的总路线，和国家提出的总任务相结合”。他认为，科研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是鼓舞科研工作者“孜孜不懈地进行研究工作的大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其三，科学研究服务高校发展。新中国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王亚南认为，总路线对高校科研提出了新要求，“使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化”便是具体要求之一。他指出，“不断改进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过程，就是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以及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从而直接肯定了改进科学研究工作对高校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作用。当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后，王亚南强调：“我们必须在明确认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旨在结合专业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创造条件，来争取科学院的指导。”他认为，通过科学研究，不仅能提高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科学的研究原则

王亚南一直强调：“学问，方法论很要紧。”重视方法论的掌握，是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这里的方法论，主要指的是从事科研过程中原则性的方法范式。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南。王亚南既深刻批判了教条主义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的研究范式，也批评了经验主义忽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在细枝末节上做格物致知功夫的弊端，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和科学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能为科学研究提供辩证法。王亚南强调“正确的研究方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帮助研究者寻找正确方向的指南。对于他们而言，从事科学研究首先要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王亚南对辩证法的熟练运用，无疑得益于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养成的正确方法。“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方法及其应用，更是为我们进行那些研究批判工作，提供了极生动和极有启示指导性的典范。”他曾举例，战争固然惨痛无情，但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战争所引发的许多社会现象，深入地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的实质，找准革命的切入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能为科学研究提供检验。王亚南认为，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在端正研究方向和确立研究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科学研究者的幸运，不仅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时刻受到激励和敦促，同时还因为我们有了作为这个时代的指导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时刻受到测验和考验。”研究者只有树立科学的态度和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追寻真理的光芒。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王亚南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原则有着深刻的认识，体会到它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一是抽象理论与具体现实结合。王亚南认为：“研究过程就是一方面把各种概念、范畴、原理、规律回到它们所产生的实际中去，同时并把它们分别应用到我们实际中来的反复的思想工作过程。”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能帮助研究者产生正确的认识。若科研与具体实际相脱离，研究者不仅对理论理解得不够深刻，其研究成果“也会流于空疏和落寞”，因为“人们进行思想工作，不管他在主观上表示了怎样遗世独立的气概，但他的任何一点研究成果，都是客观环境或现实社会要求的产物”。无论是在中山大学抑或是厦门大学任教，王亚南都要求学生经常参加实践考察和调查研究。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时，他更是主动要求深入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

二是国外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充斥了各式各样的“舶来品”，成为销售英美学派知识体系的市场。王亚南痛恨那些在课堂上敷衍了事地宣讲英美教材的做法。“我们进行研究工作，并不是要等待书本上学好了，研究好了，再把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去应用；而是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科学上已经作了结论，已经获得了应用效果的原理和规律，不断回到实践中去，加以验证，加以对照，加以应用，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只有切实地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才能避免犯机械套用、照搬照抄的错误。王亚南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国情现状相比照、分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讨。

第三，实事求是是科学研究的具体要求。王亚南强调：“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科学研究工作。”

首先，选题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王亚南重视科学研究的选题，主张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他经常引用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以此指导研究者确定选题。同时，他还强调选题范围不宜过大，否则容易造成研究漫无目的，抓不准研究关键。“一个较大的问题可分成若干有系统的较小的问题，一个小问题写一篇文章，可以单独发表，连续下去，写完集起来就成为一本书。”其次，做科研不应过分追求热门。王亚南认为，在确定具体研究计划时，切忌“赶时髦”和“凑热闹”，要在综合各种实际情况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即便有的研究属于“冷、偏、窄”，但只要研究有意义、有价值，自己又有这方面的条件，就应该坚持下去，勇于迎难而上。再次，科研成果的表述应建立在对事实材料有完整认识的基础上。王亚南认为，在反复酝酿和全面了解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看法，再列提纲，仔细翻看材料的过程中，随手抄记，有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可以避免思路被打乱，一气呵成地完成论文写作。

(三)严谨的科研精神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王亚南已经将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融入他的精神血液中，形成了一套有关科研精神的具体论述，这也是他科研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坚持刻苦钻研，反对畏难不前。“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由特定专属部门的严格基本训练到独立思考工作，再达到创造性的发挥和发现，是需要坚持的毅力或顽强的战斗精神的。”他分析到，即使在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时期，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们也无法从教会的思想禁锢中解脱，更不能对科学真理做出任何贡献。身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研究者更应该发扬不计个人得失，不好逸恶劳的刻苦奋斗精神，为创造性地开展科研而不懈努力。同时，从事科学研究的毅力和斗争精神并非天生就有的，而是在学习、研究过程中逐渐养成的。王亚南结合自己的经历，曾多次指出：“我的天分并不特别高，主要靠的是勤奋。”他还强调，研究者要严于律己，要在没有任何外力督促的情况下，也能刻苦钻研科学问题，“搞科学的人是没有假期的”。他在晚年身患重疾的情况下，仍坚持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我下半身不能动了，但是脑子还可以动，两只手还可以写，我可以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亚南始终以顽强的钻研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既显示了他不畏艰难的勇气，也体现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

第二，坚持持之以恒，反对三心二意。1950年5月，在从离京南下出任厦大校长之际，他勉励学生陈大镛：“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把学术工作停下来”，并承诺在厦大将继续讲授《资本论》，撰写《资本论研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据潘懋元回忆，在院系调整中，他受组织安排留在学校做教务行政工作，可是他内心是以从事教学和科研为志愿的。正当他纠结痛苦时，王亚南真诚地和他谈道：“我理解你的思想和感情。搞行政，就不搞教学和科研，这不好。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也不愿别人这样。”他建议潘懋元可以将高等教育作为研究领域，在行政工作中积累经验，开设高等教育的相关课程，使教学和行政工作为研究学校的问题服务。王亚南的谆谆教诲，指引和鞭策着潘懋元在高等教育领域持续努力，最终成就了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地位。

王亚南还反对研究者心猿意马或是急于求成地做科研。研究者从事艰巨的科学研究时，尤其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否则，科学研究就会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他说：“搞学术，决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肯定会学有所成。”所以，当得知陈大镛在专攻经济思想史研究时，他十分高兴，并殷切地期望他把这个研究领域作为一项事业长期坚持探索下去。

第三，坚持百家争鸣，反对自以为是。王亚南认为，“凡属有关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及其因果关联间的规律的说明或理论，符合于客观事实”，便是科学真理。在追求真理时，需要研究者发挥勇于争鸣的精神，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他认为，哪怕是我们已经接受和认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要在人类不断地改造社会的努力中继续发展和充实。因此，任何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客观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使科学研究能真正为人民的事业服务。

王亚南绝不认同那种各逞诡辩、各执一词的无秩序的争论，而是鼓励研究者能以正确的态度、谦虚的精神进行讨论。他强调：“一个有志于以科学真理来为人民事业服务的人，尽管对于自己的意见勇于争鸣，一旦发现他人的意见胜过自己，一定要虚心接受。”要想做到这点，研究者就应当具备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辩证唯物主义的修养和严谨求是的精神。《资本论》译著的修订版出版后，有读者给王亚南写信，指出其中的一处错误。经反复查证，王亚南发现修订版确实存在错误，于是他特意给这位读者写信表达致谢。这件事充分反映了王亚南虚心谨慎、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

三、王亚南的科研战略思想在教育管理中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出任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将其科研战略思想运用到办学治校的实践中，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了厦门大学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明确大学职能，提倡自由研究

王亚南就任厦大校长后，立即就学风、教学、课程等方面开展调研，并通过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为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有利条件。其时，国家确定厦门大学的办学定位为综合性大学，以“培养国家建设的科学研究人才和大学及中学的师资”为主要任务。围绕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的性质和任务，王亚南强调，厦门大学与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专业性院校不同，应该更侧重于培养从事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必须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他指出综合性大学不仅是教学机构，还是研究机构，教学工作应该建立在学校科学研究基础上。但就厦大当时的状况来看，由于理科师资和设备严重匮乏、文科师资思想散漫等原因，全面开展科研工作是不合实际的。因此，王亚南提出“发挥民主，增进团结，和以较少的钱办好更多的事”的工作方针，确定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培养具有基础理论学识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专门人才的办学职能。

王亚南早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就倡导学生自由研究、自由学习、自由讨论的研习方式。后来，他把这种优良传统带到了厦门大学，经常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学生开展学术讨论。王亚南提倡自由研究，目的是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引导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不仅活跃了高校的研究氛围，而且对于培养后备科研人才大有裨益。据潘懋元回忆，王亚南在课堂上强调，“自由的研究，应当有合理的抉择”，倡导学生应该有自主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不可人云亦云，哪怕是教师课堂上所传授的观点和看法，大家也可以提出疑问或不同的见解。可见，王亚南充分认识到，学术自由是繁荣高校科学研究和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

(二)创办学术期刊，促进学术交流

学术期刊是促进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阵地。王亚南在重点大学率先创办学报，并亲自担任主编。受时局等因素的影响，厦大学报首期无法全面组稿，出版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版。针对当时厦大财政经济学学科学术研究实力较强的情况，王亚南决定正式出版的第一期《厦门大学学报》以“财经”为主要内容，待其他学科稿件征集完成后，再陆续以“理工版”、“文法版”等形式刊发。同时，王亚南在该期的编辑后记中强调，创办学报的目的，不仅要向学界展现厦大科研的新成果，而且“我们在摸索前进中，需要得到我们学术界，就本期讲，需要得到新经济学界各方的教正和指导，才把它刊行的”。即创办学报的目的，在于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繁荣，丰富师生研究性学习。在他的倡导下，《中国经济问题》《数学通讯》《学术论坛》《科学进展》等学术期刊陆续创刊，厦大的学术研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王亚南还积极组织各种类型的科研座谈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他不仅在学校内部，如中文系、经济系、哲学教研组、教育学教研组，多次组织学术讨论，而且积极拓展与其他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1956年，厦门大学举办第一次科学讨论会，除本校师生参与外，还邀请了兄弟学校的人员参加。科学讨论会的举行，激发了师生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树立了严谨踏实的科研作风，加强了科研工作者的相互合作。总之，无论是出版学术杂志，抑或是开展各式的讨论会，都旨在促进学校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三)增设研究机构，培养科研人才

新中国成立前，厦门大学就曾聘请王亚南主持经济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他将经济学研究分成经济理论和经济技术两个方面，“关于经济技术方面之调查研究，正由韩景琦教授拟定闽南商、工、农业分别调查步骤”，经济理论方面，由王亚南负责“古典经济学法则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适用界限的研究”。他认识到，科研机构是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和主要阵地。王亚南执掌厦大后，随即开展了学校机构改制工作。1950年，王亚南在学校设立了经济研究所、中国海洋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52年起，教育部着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工作。在院系调整过程中，王亚南适时新设研究部、南洋研究所等机构。特别是研究部的成立，开创了新中国重点大学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的先河，王亚南亲自担任研究部部长一职。“研究部的主要任务，如计划推动全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使其贯彻到各种学术和学科中去。”

在王亚南的带领下，厦大科研人才培养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以经济研究所为例，1950年，王亚南亲自担任该所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共招收两届，毕业生11人，后因院系调整而停办”。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厦大最早入学的研究生，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子基、胡世凯、陈可焜等，都是该所5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研究部的成立及经济研究所的办学成就，使厦大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四)充分利用资源，拓展研究领域

王亚南依据校情，因地制宜地办学。他认为，开展科研是对综合性大学的共性要求，要想做好研究工作，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的优势，做好特色文章。

一是利用地理资源，重视海洋研究。厦大临近海洋，处于海防线上，开展海洋研究的地理优势显著。在院系调整时，厦门市私立海疆学校资料室划归厦大，为该校从事海洋方面的研究补充了大量资料。王亚南指出，厦大开展海洋研究的基础条件较好，除海洋研究所外，学校还应开设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物理等专业，组建海洋领域研究队伍，“接受国防和生产部门的委托，进行了许多项海洋科学问题的研究”。通过资源的重组，厦大在科学研究实践中增强了海洋问题的研究实力，形成了该校重要的办学特色之一。

二是利用地缘资源，加强东南亚研究。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创办，因此该校与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1956年，王亚南决定逐步开设印尼语、印地语等语言类专业，并成立南洋研究所和华侨函授部。南洋研究所旨在“进行关于东南亚问题(包括华侨问题)的科学研究，系统搜集有关图书资料，培养关于东南亚问题的专门人才”。该所积极开展有关东南亚各地区研究，陆续出版了《印尼华侨经济》《印尼侨史》《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南洋动态资料》等书籍资料，不仅在东南亚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学校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是利用人力资源，发展优势学科研究。从院系发展历史来看，厦大的经济系和化学系历史悠久，基础较好，涌现出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化学系先后有胶体化学专家傅鹰和物质结构专家卢嘉锡等。经济系则有王亚南、郭大力、石兆棠等全国知名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基于实事求是的办学态度，以及为学校发展谋篇布局的远见卓识，王亚南集中资源将化学系和经济系列为学校发展重点，使化学和经济学成为厦大的传统优势学科。

四、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及其管理实践的现实启示

王亚南的科研战略思想，不仅在实践中推动了高校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为丰富我国科学思想理论宝库做出了独特贡献，更对当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一)坚定科研立场，坚持党对科研事业的领导

坚定的科研立场，是保证科学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首要前提。强调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实则探讨的是科学研究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抑或是在高校的治理实践中，王亚南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强调科学研究从社会需要出发，立足于国情，服务于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王亚南明确提出，科学研究应在党的领导下，与国家建设和规划的现实需求相结合进行工作，突出科学研究工作的政治方向、使命担当与时代责任。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研事业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科研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贯彻落实好党的科学工作方针，既要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指导科学研究的进行，提高研究成果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又要明确科研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名利，而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历史证明，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我国科研事业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对科研事业的领导，就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深化对科学研究规律、科研管理规律的认识，在实施重基础、抓重大、盯尖端、领前沿的战略中，为科研事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二)端正科研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

王亚南强调，高校的科学研究应服务于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又为科学研究的持久发展提供后备力量，从而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因此，高校教师应不断增强自身科研能力和素养，努力通过科学研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当前许多高校教师过于重视个人科研工作而轻视日常教学工作，这种看似重视科学研究的表现，实则是未能树立正确的科研态度，既未能履行好教师的本职工作，也不利于后备科研人才的培养。

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往往能直接决定科学研究的成败与好坏。所以说，优良的作风和学风是做好科学研究的“生命线”。“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扎实实做事。”我们应继承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爱国精神，发扬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弘扬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科研作风，传承他们立德为先、淡泊名利的科研道德，摒弃急功近利、浮夸浮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为科研事业发展创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做一个科研态度端正、科研作风优良和敬畏科学的科研工作者。

(三)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学研究质量

提升质量是开展科研工作的落脚点，而提升科研质量的基础在于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王亚南从理论高度对科研方法进行高度概括：宏观层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中观层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微观层面具体到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他运用这套研究方法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状、特点和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十分精准的分析。

要提高科研质量，必须使科研同社会发展结合。科学研究应紧扣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要部署和关键决策，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中，把研究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孜孜求索，力争在重大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同时，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扎根中国大地，紧扣中国实际，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要提高科研质量，必须以创新驱动质量提升。经过多年摸索，王亚南找到一条正确的科研救国之路。他大胆创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领域。我们应秉持持之以恒的科研精神，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在关键技术、核心环节、重点领域，以创新为突破口，通过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实践方式创新等多种形式，进而洞察变革于端倪，补短板、增强项，打造竞争优势，全面提升研究质量。

要提高科研质量，必须注重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研究呈现多学科专业交叉群集、跨领域技术融合集成的态势，许多研究课题难度高、复杂程度高，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因此，亟须将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学术社团组织等科研单位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协作的优势，形成上下联动、整体互动、系统高效的科学研究体系。

(四)巩固科研根基，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良好的设施条件是科学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王亚南推动创办研究部所、实验室、研究室等科研机构，添置大量科研仪器设备，不仅调动了科学研究者的科研积极性，而且加快了科研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发展。随着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快，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精细化、尖端化特征显著，在推动科研事业朝向纵深化发展的同时，对稳固的科研环境和优良的科研设备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加强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单局限于科研机构的成立，还应该包括科研团队的筹建、科研经费的投入、先进科研设备的增添等方面。我们既要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的建设，培育科学研究的创新力量，又要加大吸引优秀科研人才归国的政策力度，积极组建前沿、高端的科研团队，还要引入社会资金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构建产研互惠的良好循环模式，更要推动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充分激发科研创造活力。只有实现“软件”与“硬件”相配套，基础设施投入与学校办学方向相吻合，科研重点和学科特色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解决国家战略急需或是需要长时期攻关才能完成的重大项目，进而推动我国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

王亚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致力于科学研究和高教事业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他的科研战略思想及管理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思想的内涵，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基石，我们应深刻理解王亚南科研战略思想的实质，继续秉持和弘扬他的科研精神，端正科研态度，形成正确的科研方法，推动科学研究事业向纵深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陈克俭、甘民重：《王亚南经济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②潘懋元：《王亚南的教育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③余纲、王增炳：《王亚南同志的治学精神》，《人民教育》1979年第1期。

④郭其友、黄志贤：《王亚南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态度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⑤王亚南：《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公余生活》1945年第4-5期。

⑦王亚南：《生产经济学》，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1934年1月10日。

⑨⑩王亚南：《经济科学论丛》，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3年，第5页，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