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动物源食品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机制的完善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以动物源食品为代表，违法经营行为既是政府监管的对象，也是消费者维权、公益起诉的对象，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应若合符节，“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1]。由于执法文书在民事诉讼中证明力高，其确认的事实对民事维权作用大，应予社会化运用。但实践中，行政执法信息服务于社会主体的制度功能，并未充分实现，说明公私主体的信息链条存在脱节。本文将以行政信息诉讼运用不足的现实为基础，剖析其存在的类型化不足等问题，探讨行政信息触发民事责任的信息保障措施。

1 动物源食品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的不足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多应追究行政责任；且此过程形成的行政文书，是我国民事证据中证明力较高的一类，对之运用能降低取证成本。有学者统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以《产品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等为代表的事后救济中，使用行政文书的概率仅为0.000 024%[2]。当前，以动物源食品为代表，相关执法信息对维权的贡献力严重不足，消费者诉讼中运用执法文书的情况并不乐观。笔者在梳理了132个相关司法判例后，发现行政处罚文书对民事主体维权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离信息社会化的愿景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132 起司法判例中，有10 例案件引用了行政执法信息。其中，有7 例中法院直接认可行政处罚文书或回复函确认的违法事实，另3 例虽未根据行政文书确认被告的民事责任，但审判中依然免除了原告的部分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