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宇,王 欣,谭贵琴,杜 娟,梁钟智,魏文文,于红松*
(1.遵义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贵州省基因检测与治疗特色重点实验室, 贵州 遵义 563000; 2.遵义医科大学基础医学教育教研室,贵州 遵义 563000)
Graves病(Graves’ disease,GD)是一种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AITD),又被称为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其主要的临床症状或体征包括弥漫性对称性甲状腺肿大以及功能亢进、眼球突出、胫前粘液性水肿和机体高代谢状态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遗症,且治疗效果不佳,因此,GD威胁了人类的身体健康[1-2];GD好发于20~40岁的成人女性,男女发病比例为1∶8[3]。GD的免疫学特征是血清中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 antibodies,TR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TPO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等自身抗体的产生,导致甲状腺机能亢进和甲状腺弥漫性肿大[4]。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临床治疗已经将131I应用于GD的相关治疗中,且131I治疗GD被誉为最成熟、最广泛的治疗方法;对甲状腺组织采用131I治疗, 能够有效形成β射线集中照射疗效, 从而加速甲状腺组织的功能丧失及萎缩, 避免甲状腺激素的形成。
GD的发病机制及病因尚未明确,现普遍认为GD的发病可能与免疫学、遗传学、表观遗传学及环境等因素有关,其中,免疫学机制是GD发生、发展的核心因素。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的辅助性T(helper T,Th)细胞,如Th1、Th2、Th17、滤泡辅助T(follicular helper T,Tfh)细胞以及调节性T (regulatory T, Treg) 细胞,和调节性B(regulatory B,Breg)细胞在GD的免疫学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4-9]。因此,本文就GD的细胞免疫学发病机制作综述。
Th1细胞是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2、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IL-2以及转录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