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新技术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

蒋 宁，杜保民，杜冠华，段大跃，方坚松，高兴华，高秀梅，顾金辉，郭彦飞#，侯 悦，黄 晏#，李 琦0#，林志彬#，刘建勋，陆 茵，吕圭源，聂 红，庞晓斌，齐晓甜，秦雪梅，任 巧#，任 远，任周新，茹祥斌#，申竹芳，石京山，孙建宁2，孙 蓉，孙晓波2，王 陈#，王 梅2，王同兴2，吴春福2，谢宗杰#，徐惠波2，薛云丽2，杨宝学#，杨 奎2，余林中，张丹参，张 兰3，张 林#，张永鹤#，张永祥#，赵勤实3，周玉枝，朱 焰3，周文霞

（1.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850；2.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0094；3.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 100050；4.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中医药表型组学中心，四川 泸州 646000；5.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6.中国药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9；7.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8.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重大专项处，北京 100044；9.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10819；10.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北京100700；11.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191；12.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 100091；13.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14.浙江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与健康产品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53；15.广东省药效物质基础和创新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32；16.河南大学药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17.山东大学高等医学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2；18.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19.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20.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450046；21.遵义医科大学，贵州 遵义 563003；2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3.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193；24.莱顿大学-欧洲中医药和天然化合物中心，荷兰 莱顿；25.天士力国际基因网络药物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天津 300410；26.沈阳药科大学，辽宁 沈阳 110016；27.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8.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山东 烟台 264003；29.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611137；30.南方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0515；31.河北科技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18；3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100053；3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1；34.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由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与天津中医药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学术会议”于2019年10月11-13日在天津市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行。为配合我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及后续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提高我国中药新药尤其是中药复方新药创制水平，会议期间，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分为主题报告和综合讨论2部分。

主题报告由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春福教授主持，刘建勋、孙晓波、段大跃和吕圭源4位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新药研究思路与实践”、“来源于经典名方的中药新药高质量发展战略思考”、“精准医学时代药物表型组学与中药方剂组学研究新范式”和“中药补益（保健）药理研究思考”的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后进行了综合讨论，由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兼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永祥研究员主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重大专项处顾金辉处长应邀专程前来参加了研讨会。专家们针对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但由于时间限制，很多专家言犹未尽，有的甚至未来得及进行现场发言。为此，我们会后又进一步征集了专家们的书面意见和建议。本文将此次研讨会上的现场发言和会后收到的书面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整理，经本人审阅确认后予以刊出，希望能为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提供参考，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水平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1 主题报告

主持人吴春福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致简短开幕辞，对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学家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重大专项处顾金辉处长莅临指导表示欢迎。他说，论坛的目的是为从事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国内外专家和代表提供一个同台交流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通过研讨“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就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新思路和新技术等进行深入交流。希望通过此次论坛，集思广益，为国家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提供思路和建议，进一步提高中药药理学研究及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水平。

主题报告1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新药研究思路与实践（刘建勋，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建勋教授从中药新药的主要来源、中药复方特点及复方新药研发现状、中药新药研发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中药新药（非临床）研发思路与实践4个方面介绍了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新药研究思路。他指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有着重要价值和作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在新药研发领域，中药及天然药物已成为创新药物发展的重要源泉，中药与天然药物新药研发亦成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但纵观我国的中药新药研发状况，不难发现，虽然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但我国中药新药研发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中药组方的筛选优化、证候的药效评价、剂型的选择与制备、全面质量控制以及临床有效性评价等方面的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此，针对不同来源、不同类别中药及天然药物新药的研究与评价，根据多年中药新药研究经历、经验与思考，他提出了源于经典方剂、临床经验方、医院制剂、现代医药学研究的科研方及源于实验室筛选的单方、组份或成分等不同类别中药及天然药物新药研究与评价的思路，并将中医临床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在组方筛选、提取工艺、制剂制备、药效评价、质量控制和临床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创新性研究。最后，他列举了不同类别品种的研发过程，介绍了研究方案和评价方法，为中药及天然药物新药研发提供借鉴与参考，以期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提升中药及天然药物新药研发的水平。

主题报告2来源于经典名方的中药新药高质量发展战略思考（孙晓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晓波教授从中药新药开发及审批的瓶颈、单一靶点药物在慢病治疗中的挑战和基于临床大数据创新中药的发现与研发等方面，介绍了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发展源于经典名方的中药新药的思路与进展。他认为，目前中药新药开发及审批遇到了瓶颈，大部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尽管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强力拉动，结果并不理想。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高品质的创新药物研发不足是主要问题之一。慢病己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占全国医疗资源2/3以上，单一靶点药物在慢病的治疗中受到极大的挑战。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多篇学术论文提出基于系统生物学、生物学信息学和网络药理学等技术针对慢性疾病、复杂性疾病开展多靶点创新药物研发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Nature杂志刊文指出，多靶点药物开发有望治疗复杂性疾病。中药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特点有望成为治疗慢性疾病、复杂性疾病的重要选择。中药创新药物开发陷入瓶颈期，主要问题是有效性证据不足、基础研究薄弱、非临床药效评价研究不足、临床循证证据偏个案、群体循证证据不足以及目前研究与评价方法仍不能适合中药的特点，无法发现中药在治疗疾病中的真正优势,中药的应用是在中医长期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临床大数据创新中药的发现与研发将成为未来中药创新药物研发的重要选择，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基础研究。经典名方、临床经验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研发价值。如何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建立符合中药特点的药物发现与评价方法将成为关键环节。中药创新药物研发及中成药上市后再评价需要更多系统性更强的基础与临床安全有效性客观证据链，二者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主题报告3精准医学时代药物表型组学与中药方剂组学研究新范式（段大跃，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段大跃教授从精准医学、人类表型组计划、中医药表型组学计划等几方面介绍了中药复方研究的新范式。他指出，近年来，生物医学研究在“组学”水平上的快速发展导致疾病分子组成的大数据爆炸式增长，揭示了基因组变异性与当前基于器官或系统定义和分类的西医疾病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建立和发展精准医学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综合的系统或组学规模上，以及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定义和分类疾病。通过表型组学方法来理解疾病，将允许从局限的表型/基因型研究过渡到系统的大规模表型组和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方法，以及识别用于疾病表型组（例如中医证候）的诊断和预后的系统集成的生物标志物。表型组学相关研究（PheWAS，也叫全表型组关联分析）可能将很快引领医学研究领域，并为重新定义疾病表型组、临床分类、个性化治疗以及最终的精准医学提供新的独到的线索。药物表型组学（pharmacophenomics）研究药物作用的表型组特性，并在系统生物学水平上确定相应的治疗靶标组。作为药物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补充，药物表型组学提供了一套新技术和平台，可从局限在表型-基因型的研究过渡到系统的表型组-基因组研究，并通过系统定义的药物反应和治疗靶点完善药物研究。因此，药物表型组学研究将为研究药物反应提供新的范式，包括系统生物学水平的药效和毒性，并将考虑个体在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确定使用方剂或复方进行联合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相应的治疗靶点和原则。

主题报告4中药补益（保健）药理研究思考（吕圭源，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吕圭源教授从中国人群健康状况、现代药物存在问题、补益（保健）药理研究概况等方面，介绍了中药补益（保健）药理研究的思路，提出针对补益药物特点，明确研究服务健康目标、选择或创制适宜方法、合理选定观察指标是保证中药药理研究解决健康问题的关键。他提出，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和恶性肿瘤等慢病已成为当前疾病的主体，现有药物或疗法均不理想，且可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很难有明显改变。中药（尤其是补益中药）对解决上述问题可能作出显著贡献。通过中药的补益作用，能提高或维持机体的健康状态，显著减少疾病发生，减轻疾病症状，延缓衰老进程。充分发挥中药的保健功能，开展补益药理研究也是发挥中药功效的重要环节。补益药理研究思路：①补益不是简单治病，主要是调整身体偏低或偏高的功能，如免疫力低下、血压或血糖偏高、睡眠不良、排便困难等。②补益功效药理研究，其作用可能达不到治疗强度，也不是某个单一作用或作用于某个单一靶点。因此，模型动物、用药剂量、药效指标等需要创新性设计。③作用机制需要创新，这是补益作用被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方面。补益药理研究方法：①模型动物不宜简单选用治疗药效研究模型，研究不同使用对象的产品，应选用或创制相应的模型动物。②给药剂量要尽可能小，设定很小剂量做出可靠药理作用，证明其调整功能的可能性。③观察指标要根据补益中药作用特点，选择相应指标，重点关注通过多个相关作用而产生补益作用；尤其要设计通过提高免疫或其他药理作用降低某个疾病发生率或减轻疾病症状的指标。④补益中药作用机制应针对其作用缓和、广泛等特点，选用适宜技术或方法，从多方位、多层次开展深入研究。因此，针对补益中药作用特点，明确研究服务健康目标，选择或创制适宜方法，合理选定观察指标，创新性开展研究，完全有可能取得领先国际的重大成果，将显著提高民众健康水平和强劲推动产业发展。

2 讨论发言

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针对“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讨论，梳理各位专家的发言要点，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①临床有效性是中药新药研发的关键；②重视对中成药的深度挖掘与开发；③中药新药研发应聚焦中医药的优势领域；④完善符合中药复方药物特点的现代疗效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2.1 临床有效性是中药新药研发的关键

中药新药研发本质上是以研制出具有突出临床价值的新药为目标的过程。中药新药不同于化药新药的突出特点是其往往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基础。因此，中药新药具有“源于临床，应用于临床”的特点，即中药新药以中医药体系中蕴含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基础，源于临床，最后回归临床。因此，临床因素在中药新药研发中尤为重要，临床有效性是中药新药研发的核心环节。

张兰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认为，①要从中药未来真正在临床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中药新药研发，如西医药目前难治的领域，如抗肿瘤药等；目前研发不活跃的领域，如神经精神疾病和罕见病等。②如何把研发的中药在临床上做成一个大品种，真正能够发挥治疗作用，对老百姓有益，是后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③如何科学地评价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加强整体临床评价体系的建设。有科学、规范、系统的循证数据，才能使世界真正认识、理解并接受中医药。

秦雪梅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提出，加强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是中药新药研发的重要环节，中药非临床研究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要加强，否则花费大量的经费做出来的新药到临床阶段后，因为研究方法不正确而中断，非常可惜。国外用药物基因组学技术在临床上筛选患者，可以用药物代谢组学配合中药临床研究。

段大跃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认为，建立客观量化的中药新药疗效评判标准非常重要。中药和西药都有疗效，疗效孰好孰坏，问题就在于中药和西药疗效评判的标准不一样。西药容易显示出疗效，因为它只用一个表型，比如高血压，把血压降下来，临床疗效很容易看得到。现在中药疗效缺乏客观的标准，如果中药的疗效也用一个表型的疗效来评价，则很难。因为中医不是一个表型，而是一个证候，就是一个表型组。连花清瘟胶囊是很好的治疗感冒药，但如不辨证就吃，效果不会好。证候的疗效怎么评价，这是需要做的事情。中医药现在要建立一个客观标准，证候的诊断不能只按“望”“闻”“问”“切”，因为没有客观标准。现在中医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对证候的物质基础的解释还不到位，缺乏证候的客观定量标准。

林志彬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提出，新药研发的目的要明确，中药新药研发关键是临床有效性。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项目不一定都能产出新药，但从研发之初就要“以终为始”，目的是创制临床有效的新药，而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中药新药的研发，不管是经典名方还是验方，最重要的是临床有效性。建议重大专项基金应该向这方面多倾斜，把临床有效性研究清楚；如果真有效，后续研究都可以做下去。20多年前，我访问荷兰莱顿大学时，欧共体标准化委员会副主席对我说，欧共体不反对中药进入欧洲，但要拿出中药临床有效性的证明，就是GCP的临床试验有效；另外要质量标准可控，不能每一批药的质量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产地每批的原料药都不一样，那样欧共体是不能接受的（大意）。时隔20多年，中药新药研发的瓶颈问题还是临床有效性和质量标准怎么达到国际认可的问题。建议重大专项基金多支持这些方面。

茹祥斌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指出，临床疗效是金标准，有“药”才有“理”（药理），无“药”则无“理”。周金黄教授提出的中药现代化研究“五结合”的研究方针，到现在也不落后，因为这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对象都是人，都是有了疾患的“病人”，因此都要以临床疗效来衡量，即临床疗效是金标准，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中药药理研究应该强调在临床疗效的基础上进行。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要用有效、低毒、质量可控的标准来要求。中药复方研究也要重视药物的量效和时效问题。西医好的东西，研究中医药时一定要吸收过来，用于发展中药。

顾金辉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重大专项处）指出，我们从事药物研究的人要不忘初心，那就是研制出好药、有效防治疾病、为老百姓健康服务。中药疗效特色明显，未来怎么发展需要好好思考。从以上4个专题报告和各位专家的发言中，听到了很多新的理念和观点，也提出了很多科研需求，收获特别大，对未来继续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特别有帮助，。特别是2位前辈的提醒：从事药物研究的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启发，特别感谢2位老前辈。现在党中央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延伸到药学界，这提醒从事药物研究的人的初心是什么非常关键，一切都是为了产出药物，为了防治疾病。无论进行发病机制等基础研究，还是进行新模型、新评价技术方法研究，都是为了产出药物，不能迷失自己。培养研究生或者验证别人做过的工作也很重要，但不是重大专项支持的重点，这也是重大专项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牵头部门进行部署和组织实施的原因。此外，中药未来怎么发展确实需要在坚持初心的基础上好好思考，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建言献策，使重大专项能够做得更好。希望大家在中国药理学会、中医药科研院所和高校这些平台上，把工作做好，发挥和利用好中医药独特的优势和资源，为中药现代化共同努力。道路肯定艰难漫长，但有前辈们和这么多专家的支持和努力，我们非常有信心。

2.2 重视对中成药的深度挖掘与开发

中成药二次开发，是指对现有临床疗效较好、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中药品种进行再开发，大力推进中成药产品再创新，加速培育名优中成药大品种，催生我国自己的“重磅炸弹”级药品。这是一种积极发展中医药、产生中药新药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对提升中成药先进性和中药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

聂红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提出，中药新药研发应重视中药相关的保健食品研发，加强支持力度，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发现，企业对于中成药二次开发和中药相关保健食品、保健品开发非常有动力，因为投入少，见效快，会明显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但申报课题的支持力度还不够，特别是在重大专项的申报中，中成药的二次开发和中药相关的保健食品、保健品研发分别是在中药和食品2个部门。而这是一个明显交叉的学科，部分中成药处于食品和药品的交界处不好划分归属。今后是否可考虑将这样的项目，放在一个部门审批。日本和韩国把中成药向保健食品的方向去研发，遍地开花，效果非常好，但我国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建议今后在重大专项中多设这方面的课题，引导企业和科研人员把中成药向保健食品方向研发。二是企业对经典名方的研究不是特别积极，因为企业认为医院的经典名方做成中成药以后，药品是零加成的，所以就会迟疑。名优中成药，如复方丹参片及安宫牛黄丸等二次开发，很多企业在把中成药的传统功效转换成老百姓能够理解的现代医学的适应证方面做了尝试，所以受到老百姓和企业的欢迎，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够多支持。

杨宝学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认为，应注重梳理已有的中成药，进行再评价。中成药批文有59 000多份，在市场至少有近10 000份，品种大概有9 629个。与其投入那么大去找新药，为什么不把这些已经有的药梳理一下？像西药上市之后要有4期临床试验，中成药是否也可以进行临床重新评价，这比重新花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去筛选新药更好。中医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设立中成药的标准，把标准建立好了，对已有的中成药进行再评价，评价其药效和毒理，这样会事半功倍。

余林中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认为，许多中成药特色不突出，可以考虑用药理学方法加以评价和区分。中成药种类繁多，仅感冒药就有100多种。在这些数量繁多的同类药中，是否每种药都具有很好的疗效，是否每种药都具有自身的特色，这个问题并未阐述清楚。对于中医来说，有其自身的药效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可以从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等方面阐述药物的适应证候和优势特色。然而目前针对不同中医证候分类的中成药，药效学评价却几乎是同样的指标。例如，在治疗感冒的多种药物中，其药效评价都是基于解热、抗病原微生物等相同或相近指标，难以体现各药特色。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但多半仍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这给中药药理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任务：探讨在中医证候理论指导下，用药效学评价方法区分适用于不同证候的药物特点，在药学领域促进中西医学的深度结合。

张永鹤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认为，中药不应该盲目与国际接轨，用西医西药方法搞中药行不通。目前上市中成药的种类非常繁多，但在研发药物时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管理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由于一些人为的问题。在21世纪初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的口号，然而并未弄清中药现代化的具体意义，从而导致盲目地进行所谓精致化及中药与世界接轨等不合理的做法。中药如果想走向世界，首先要沉住气，不要着急走出去，而是首先重点把自身做好。自己做好了，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走进”中医中药。大约20年前，本人在韩国访问时，国产的同仁堂牛黄清心丸是韩国人追捧的礼品。说明在当时，中药是得到国外认可的。但是经过几十年“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反而导致如今中药材的质量和道地性下降，在国际上的口碑也因此下降。所以需要反思20年的中药现代化得到了什么，在这20年里用西医西药的方法学来研究中药，是不是把中药带进了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大坑里。目前，首先需要围绕“疗效”这个金标准，分清中药、中医用药和中成药的基本概念，弄清三者之间的异同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如果继续混为一谈，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是不可行的。20年中药现代化的结果可能并不是满园春色，而可能是杂草丛生，中药研究人员应该好好回头反思道路到底在哪里。

2.3 中药新药研发应聚焦中医药的优势领域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日益被学术界和产业界所重视。充分认识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基于临床需求，准确寻找中药新药的临床定位极为重要。中药新药研发应该在中药取得过良好治疗效果、有良好治疗优势的领域立项，一些疑难疾病、慢病、罕见病的病种，可以作为中药新药研发的目标适应证，充分体现中药新药的临床价值和特点。

申竹芳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认为，现在中药新药的研发瓶颈在临床，据说今后西医不能开中药，那么如果要做中药临床研究，按政策就只能在中医医院或者中医科进行，这会限制中药的临床研究和中药的发展，对于中药的研究不利。建议制定政策时应该多部门协调。

孙建宁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政策和研究两方面对中药新药的研发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在政策方面，中药新药研发应重视中医药优势领域。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领域，不能忽略中医药的优势领域，特别是临床合规可用药缺乏的病种，如罕见病和儿童用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要求有匹配经费，但是因为罕见病患者少，获利会比较小，企业不愿意匹配经费，建议针对不同疾病在匹配政策上有所区别。又如现在儿科用药多是成人药，有些在儿科领域广泛应用且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按要求需重新申报注册，能否有更好的办法，尽快地将这些药物作为儿童专用药物，合理合法地使用。在研究方面，创新药和科学基础研究不能等同，要重视临床经验，与临床挂钩。新药创制与科学研究不一样，研究思路一定要有所转变，设计要有目的，临床适应证定位要更加精准。药审中心在新药审批时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临床，要明确药物能够解决的临床问题。药效学研究一定要了解临床情况，重视人用经验，药理实验设计要偏重于临床相关的指标，药理学的研究结果要为临床提供更多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信息。

石京山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认为，在老年病方面，中药新药研发应发挥中医药特色，关口前移。我国现在的老年人口是2.7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相关性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这将会成为国家重要的医药卫生负担。花了很多钱研究老年痴呆病，但多数都失败了，老年痴呆患者的治疗、护理等造成的社会和家庭负担非常重。由于老年痴呆发病隐秘，潜伏期长，建议“十四五”重大专项中在老年痴呆的防治方面能够重点支持，包括药物防治要关口前移，尽量利用中医中药的特色，以防为主，寻找预防药物，包括经典方，当然还有一些天然产物。如果把老年痴呆防治的关口前移，能够尽量预防，国家未来的负担就会减轻一些。

顾金辉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重大专项处）针对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西医要经过培训之后才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发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里提到了西医开中药的问题，并没有规定西医不能开中药，而是西医要经过培训之后才能开中药。这个意见不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单独制定的，是与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如何培训和怎样认定还在讨论中，将来会有相关的细则出来，不可能一刀切，不让西医医生开中成药。如果西医医生真的完全不能开中药，那么中医药的发展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会把专家的意见反馈到相关的司局，使得将来在出台政策、解读政策、落实政策时更加符合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实际。顾处长还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罕见病和儿童用药很重视。在“十三五”期间，“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发布的项目指南对罕见病和儿童用药都有重点倾斜，也设立了一批研究课题。这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关注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重视弱势群体用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研发单位和企业由于投入风险大，回报小，对罕见病和儿童用药的研发动力不足，所以政府必须加大支持。经过多方呼吁，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专门提到了鼓励罕见病和儿童用药研发，所以未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肯定要进一步倾斜。主要包括几方面，一是要鼓励我国的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创新药的研发与仿制，二是对于国外已经上市的药物，要加快审批和引进。还有一些老药新用，拓展适应证，包括加快成人药物应用于儿童的研究及优化新药审评审批程序等方面，未来都要进行部署，也希望专家们能够重视相关研究。

2.4 完善符合中药复方特点的现代疗效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疗效评价体系是否能够全面科学地反映干预措施的效果，对于治疗方案或治疗方法的制定和应用非常重要。由于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在理论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以西医体系去评价中医药，不但不够准确、科学，也极易出现偏差。现阶段中药新药，尤其是复方新药，面临的巨大挑战源于评价体系，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必将成为中药新药发展的拦路虎。因此，汲取现代医学的评价思路和优势，合理应用西医学的疗效评价标准，建立科学客观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复方临床疗效评价体系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新药的研发并提高成功率。

孙蓉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认为，现在中药疗效评价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动物实验结果与临床疗效评价之间的脱节，二是药效学评价标准与临床诊疗标准的差距。比如柴胡，有7种炮制品，功效各异，可是现在《中国药典》上的炮制品只有2种，因此会有临床疗效的脱节。复方配伍和中药炮制是中药的特色，是创新中药发现的有效来源；要缩小动物实验诊断标准和临床诊断标准之间的差距。建议“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支持中医病证模型构建的方法学研究，尤其是从临床病证特征挖掘-证候指标集确认-实验动物病证建模后生物学替代指标指认-中药复方反证提出拟用于临床评价的病证生物标志物群，回归临床进行验证。这个“临床-实验室-临床”的转化医学研究过程，才有可能真正突破中医病证模型的制备瓶颈，否则病证结合模型永远突破不了。

陆茵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指出，中药药理的研究需要新理论、新思路引领未来。对中药的认知及方法学的发展和创新都会带来研究方法学的革新，并有助于临床疗效的提高。2008年，美国科学家HOWITZ和SINCLAIR在Cell杂志上提出了Xenohormesis效应假说，该假说认为一物种（人参）由胁迫适应性反应产生的化学信息素（人参皂苷）使另一物种（人）的胁迫耐受性（高原）增强而受益，可以用新的视角去阐明人参适应原样作用。又如2012年南京大学张辰宇实验室在Cell Research杂志发表题为“Exogenous plant MIR168a specifically targets mammalian LDLRAP1：evidence of cross-kingdom regulation by microRN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植物微RNA可以不被动物所消化而直接进入体内，并且还能调控哺乳动物靶基因的表达。大自然无奇不有，未知的东西太多！尽管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开拓中药药效的创新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张丹参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表示，与中药发展相关的3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研讨。一是现在是用研究西药的方法在研究中药，把中药有效成分提纯为单体进行研究；然后还要精确分析作用于哪个靶点，作用机制是什么。如果这个单体很有效，作用的靶点很精确，虽然是从中药中提取的成分，但已经与中药没有什么关系了。二是过去中药是野生的，现在是人工种植，成分配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使人工种植的中药成分接近野生中药而达到中药配伍需求的药效？组分中药是目前发展的主流趋势，如果将中药各有效组分按中药的药效需求去定量配比，很可能达到相当于传统中药药方药物加减和药量调整的功效。三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使中医药走向世界，但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国外中药需求的群体基本是华裔，而且汉人种族居多，种族不同，代谢产物很可能有差异。因此，中药的药效与种族的相关性也要考虑。

高秀梅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认为，复方药物是未来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目前临床治疗的理论和策略，包括基础研究都在不断变革。复方研究有2个瓶颈。首先是临床评价问题，也就是临床评价思维方式的问题。随着技术手段的变化，临床评价要改变以往的模式，不能追着西药的评价模式走，但是也不能以传统中药的主观症状作为唯一的评价方式，很多技术可以介入，支撑中药临床有效性的评价。其次，复方的组方原理也是最重要的。组方是否合理，是药物研发能否成功的关键，通过现代研究使在传统组方基础上更合理、更科学。中药复方新药研究应该在非临床药理研究方面多做些工作，类似于西药的发现阶段研究工作，在这个阶段要发现药物的优点和缺点，不断改良配方，有助于后期药物的临床研究，使评价结果得到认可。

王梅教授（荷兰，特邀报告专家）介绍了国际上中药发展的现状，提出中药复方保证药物的质量稳定比研究清楚所有成分更重要，强调要注重发扬中医药个体化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强项。国外也有中医药，也很尊重中医药。很多国外中医机构派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成之后回去开诊所。中药材种植在国外也越来越多，如德国南部种植了许多中药材。所以不能说中医药落伍了，国外不需要中医药。实际上，中医药在国外是很受欢迎的。中医对许多疑难杂症的诊断治疗很有办法，例如中医可以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分为寒证和热证，一个与免疫因子有关，一个与激素相关，通过中医诊断，可以提示哪些患者可用哪些药。在中药材的质量控制方面可以向国外学习，西方植物药也不是把所有的成分都搞清楚，只要保证每个批次药物的质量稳定就能接受。尤其国外传统植物药的注册理念值得思考，如果有传统使用证据且生产管理达到国家规定的GMP标准，就可以考虑允许注册。但是，药物在生产及放行进入市场前后一定要加强监管，这个监管不仅是监管药物质量本身，而且还要加强和完善药物警戒系统。在欧洲，药物警戒系统是药品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同时也要发扬中医药的强项，即个体化的诊疗和疾病预防，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优越性。

3 书面发言

由于时间限制，很多专家言犹未尽，为此会后我们又征集专家们对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书面意见，共收到22份书面材料。他们主要围绕“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这一主题，针对中药新药和健康产品研发的思路和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3.1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思考（林志彬，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

我记得在新药审评会上，一些专家对当时大量被批准生产的中成药的评价是“安全，无效”或“安全，微效”。这些“无效”或“微效”的复方中药，任其充斥医药市场，危害极大。故应对此类药物进行再评价，特别是质量标准与临床疗效的再评价。

复方中药新药研发应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对经过临床实践检验有效的中医经典古方、名方进行现代研究，这些方剂已有长期临床使用有效的经验，再经过严格对照的临床试验证明确实有效，就可以进一步开发成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方便服用的剂型。这一点日本开发汉方药的经验可以借鉴。

中药复方新药研究的非临床有效性研究首先要过动物疾病模型这一关，有效再进一步研究机制。不主张用动物模拟中医证，动物不同于人，用动物模型来评价复方中药对“证”的影响基本无意义。中药新药的辨证论治研究可在临床试验阶段进行。

中药药理研究不要“跟风”。前一段时间，用中药粗制剂进行的细胞分子药理研究不少，结果很不可靠。目前，肠道菌群与疾病或药效关系的研究又很时髦。要小心，不要随便“跟风”，要讲科学，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2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应特别注重整体药效研究（吕圭源，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等慢病已成为当前疾病的主体，这些疾病的病因按现代医学的理论解释尚很不清楚，现有药物疗效也很不理想。近几十年来，针对这些疾病的新药研发，全球投入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新靶点、新理论、新技术不断突破，但治疗效果却未见显著提高。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思路和方法均出现了严重问题。

第一，针对个别靶点治愈现代慢病基本不可能。如形成恶性肿瘤的因素和治疗靶点至今仍很不清楚，从一个细胞上找到一个或几个新靶点治愈恶性肿瘤的概率很低。又如高血压，已知与高血压相关表达基因就有400多个，其他因素也还有不少，针对个别靶点研制的药物，往往疗效不好。

第二，治疗慢病中药新药的药效研究。现在国际主流新药创制研究，开始基本是取“一个”细胞（人体约有50万亿个细胞）在体外进行研究，寻找新的靶点及通路。但以体外细胞为主研究得到的结果与这些疾病治疗往往相差甚远。早期化学药物特别是抗病原体药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基本不是通过靶点发现而研制的药物，而且病原体如结核分枝杆菌等生物结构在全球不同地区差异不太大，故发明的药物全球均很有效。但现今的慢病病因不清，且人种间还存在较大差异，而整体药效与疾病治疗的相关性最近，应充分重视。

第三，整体药效研究是中药新药非临床研究的关键。中药的特点是药效成分不明、作用靶点不清，但确实有效。一味中药有成百上千个化合物，复方中药在一起提取时还可能产生新的化合物，如此复杂的化合物群很难完全搞清楚，复方中药的作用靶点更难搞清楚；而且，用成分靶点阐述药效将使中药的特色优势丢失。另外，临床试验也很难开展药效强度比较研究。因此，要研发疗效可靠的中药复方新药，整体药效指标非常关键，它能反映复方中药疗效，是新药非临床研究特别重要的指标。

第四，整体药效研究内容。①比较药效研究：对适应证或评价指标明确的新药，应开展规范的药效强度比较研究，如降压、降脂和补血等药效强度的比较研究。选用的模型动物与疾病状态或药效指标与疾病指标最好密切相关，或至少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注意不能用组间比较的方法比较不同中药（样品）的强度，而应开展2个不同中药样品的量效曲线比较研究，即同一中药样品至少设≥3个剂量组，不同中药样品均应做出量效曲线，进行量效曲线比较，选出药效更强的中药样品。得到的结果至少还进行一次重复验证实验。②相关药效研究：代谢病、高血压等疾病往往几个病症同时存在，如高血压患者血脂、血糖和血黏度等至少有两项不同程度的升高，而这些指标的升高又是造成高血压并发症的重要因素。研发抗高血压复方新药，在观察降压药效的同时，还应同时开展降脂、降糖、降血黏度等药效研究，更有利于说明复方新药的治疗价值。③证候选择性药效研究：中药复方新药一般是适应于某个证型的疾病，如风寒感冒颗粒适宜于外感风寒所致的感冒，双黄连口服液适宜于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等。在开展这些新药的药效研究时，除了开展主要适应证药效研究外，还应用证候模型动物开展相应证候的药效研究，观察对相应证候的作用。④其他药效研究：多个被认为基本无关的作用，不断被发现了相关性，如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可以减轻老年性痴呆症状，减轻抑郁症状及脂肪肝等；提高免疫功能可治疗口腔溃疡与骨质疏松等。这些也为揭示中药疗效的特色优势进行新的探索提供有力证据。⑤药效机制研究：中药药效机制可从不同层面、应用不同模型动物进行研究，如从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水平等开展研究，全面阐述中药复方新药的药效机制、作用特色和与非中药比较的优势。

对临床疗效确切的中药新药或现有中成药，开展系统的作用机制研究，对指导其合理用药、展示特色优势和国际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药效尚不确切的复方中药提取物或单味中药提取物等开展作用机制研究，其意义值得深入思考，或可能基本无实际意义。在当前主体疾病机制复杂、现有药物疗效有限且又强烈期盼更有效治疗药物的背景下，特别注重整体药效研究，将为研制更高疗效复方新药或发现更有治疗价值的现有中成药发挥关键作用。

3.3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应逐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体系（余林中，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于2019年10月20日发布实施。本人觉得有关中药复方新药研发问题在该《意见》之“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中有较充分阐述。《意见》中提出6个要着力解决的问题：①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安全和疗效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标准。②完善中药注册分类，制定中药审评审批管理规定，实施基于临床价值的优先审评审批制度。③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优化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方、医疗机构制剂等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审评技术要求。④鼓励运用新技术、新工艺以及体现临床应用优势的新剂型改进已上市中药品种，优化已上市中药变更技术要求。⑤优化和规范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备案管理。⑥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牵头组织制定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收载方剂的关键信息考证意见。

以上6个问题都是中药新药研发面临的重点问题，但就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来说，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尤为关键。中药复方新药分为3类：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中药新药、主治为证候类中药复方新药和主治为病证结合类中药复方新药。主治为证候类中药新药最富中医特色，却是最难获准上市的一类中药复方新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安全性评价与疗效评价方法与技术标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西医2种医学体系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发生发展与转归的认识以及药物治疗效应的评价，在现阶段还存在巨大差异，中西医还没能充分的“结合”或融通。过去我们研发中药复方新药，多关注主治为病证结合类复方新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上常抓住“病”而忽略“证”。这类药物主要还是基于现代医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能较好体现研发过程中的科学思维，在疾病发生发展规律较为明确的情况下具有优势，但对于可能合并多种疾病、疾病发展规律并不清晰及临床表现过于繁杂的情况，以病证结合思维方式可能难以取舍，难分主次。此时，基于中医思维以证候切入的治疗策略可能更具疗效优势。因此，所谓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应该是更多体现中医思维、体现对中医证候干预作用评判的研究体系的。

3.4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科学与技术问题的见解与思考（秦雪梅，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一，新药研发的对象应是临床优势显著的、特色鲜明的中药复方。中药复方是中药的主要形式，相比成分单一的化学药和生物药，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用药形式，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精髓。但中药复方对于人体就是药物，临床疗效是药物的根本属性，临床疗效的评价体系应当全面。只有选择临床价值高且有显著优势的中药复方为对象，开展新药研发才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二，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科学与技术问题。①中药复方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是难以发现其临床价值的关键技术问题。目前评价中药复方临床疗效的指标不全面，体系不完善，难以找出中药复方相比化药或生物药的优势。若经过全面系统的指标体系评价后，中药复方几乎无优势，就没有研发的必要性。然而，用有限的且对化药来讲优势明显的指标去套用评价中药复方，很难彰显中药复方的特色优势。故评价指标体系更为重要。②中药复方作用模式的解析是研发新药的基础科学问题。中药复方是一个复杂的化学体系，生物机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是工作中的化学体系。揭示中药复方的化学实体与生命活动的交互规律，解析中药复杂体系作用模式，即解析化学物质、体内过程、作用机制3个核心环节及其关联规律。这是研发中药复方新药的关键科学问题，也是提高中药复方药物临床价值、避免低水平重复的基础问题。③上市中成药二次开发是中药复方新药研发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前，已有大批经典的古方验方，只经过简单的研制注册上市为中成药，虽然配伍精当，工艺也合理，但适应证或适宜人群不明确，导致临床疗效不佳，与同类化药比较未能显示明确的优势。这些中成药更是复方新药研发的重要源泉，若能将药物化学没有实质性改变的中成药，仅在临床适应证上的二次开发也纳入到新药研发体系中，将更有利于中药复方的新药创制。

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议：①项目的设置前移，加强中药复方作用模式解析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②项目的技术难点是突破中药复方临床疗效评价技术方法，构建完善的临床体系，提高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成功率。③项目的设置后伸，加强上市中成药适应证确定的二次开发，提高中药复方新药的临床价值。

3.5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应体现传承创新发展（孙建宁，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药制剂，特别是中药复方制剂应遵循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宗旨，药物研发瓶颈问题是如何正确客观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体现临床用药优势和特点的研发思路。中药复方是中医传统用药，有深厚的临床基础，立项依据应首先提供较规范的经验总结，提炼该方有效性的临床征候特证和可参考的定性定量检测指标，明示所申报药物改善疾病发生发展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明确临床定位，根据该方的优势和特色设计研究方案。

第二，药效学研究要结合该复方的功效主治。以往新药研发中，动物实验体现对功效主治的支持是薄弱环节。针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的评价方法（参考有关指南），鼓励采用证候模型和病证结合模型，探讨疾病证候的演变规律及对应的生物标志物等。确认中药复方的方证适配性和有效性。能确认与证候特征关联性强的生物标志物，将对临床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重视感染性疾病和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加强中药传统经典名方、经验方在突发性重症感染性疾病及罕见病的研发，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医药在突发性疾病暴发时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资金匹配的前提下，可指定性多专业研究机构协同攻关研发。

第四，加快儿童用药品种补充。创新药物的研究周期较长，对已经用于临床儿科的成人药进行大数据调研，经统计分析研究，确有疗效且安全的品种建议简化申报程序和内容，以达到应用合法化。

第五，民族药的研发应重视用药特点。民族药物理论有其特点特色，但多有地域性用药人群和用药习惯，应与中医药理论密切结合，解决好疾病定位与西医病名的相关性，重视地域相关人体质特点与拟定剂量的关系等，达到合理用药、安全用药。

3.6 中药复方制剂研发及产业化的思考和建议（薛云丽，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药研发及产业化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回首这段历史，中药有成功也有失败，然而成功相对较少，尤其中药复方制剂，大多数未得到临床医生和患者认可。涉及因素很多，总结过去的研发、产业化和临床应用经验，了解全球范围内学术界、产业界和患者对来源于植物作为治疗疾病的药品的看法，探索中药复方制剂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以及中药复方制剂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中药复方制剂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几乎无中药复方制剂批准上市，甚至无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中药复方制剂，似乎迷失了方向，无从入手。

在药材管理方面，中药复方制剂大部分研发生产所用药材主要来源于亳州药材市场，虽然2016年12月25日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但药材种植、施肥、采收、加工、使用等环节尚未依法建立完全有效的追溯体系，药材依然存在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硫磺熏蒸、霉变、以次充好，甚至掺假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科学监管体系。

在审批政策方面，监管当局更重视和熟悉与国际接轨的生物药和化学药，尤其中国加入ICH后，审评政策技术层面目标更加清晰明朗，但中药复方制剂依然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方法和促进其发展的系统措施。

在产业化方面，由于药材问题常常使某些检测指标达不到药品标准要求，药品批次之间质量不稳定，药材价格逐年上涨，出现药品售价和成本倒挂现象，导致一些中药复方制剂难以继续生产销售。

与我国相比，日本探索实施的发展路径值得深度思考。日本药品监管局以“仲景方”为依据，将“汉方药”列为不需临床研究即可生产应用的注册范围，超过233种进入日本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对繁体字“藥”的解释是在乐的繁体字“樂”上面加上一个草字头组成，这种“草”是有治疗作用的草药，“藥”的含义即为找到一种能让人快乐的草药。日本的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到描绘贵族寻找草药的画作，因这种草药生长期长、资源稀缺、副作用小，所以在日本古代只有贵族和将军才有实力用“汉方药”，这种文化促使日本对“汉方药”的研究非常重视，每种“汉方药”都用现代科学对其药理和成分研究得十分清楚，质量控制严格。因此，日本“汉方药”受到广泛青睐。事实证明，简单套用西药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压缩了中药复方新药的创新空间和临床应用。

令企业界振奋的是2020年1月2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7号公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按照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等进行分类。有了法律保护，有了新的分类，但改变公众认知，中药复方制剂进入医保之路似乎遥远漫长，尚未很好地调动研发者和企业的积极性。

尽管还有诸多影响因素，几十年来我国中医中药研究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凭借对中医中药的热爱与执着，依然研发出了不少有效中药复方制剂，如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胃力康、复方丹参等在相关疾病治疗中均显示了良好的临床价值。在这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医生给感染患者使用连花清瘟或血必净，患者的血清病毒滴度明显降低，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未来，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指导原则指引下，将重新开启中药研发新里程。

虽然中药在我国广泛用于一些疾病的防治，但人们对中药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仍存在疑问。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研究者采用虚拟筛选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ADD）方法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并结合网络药理学研究中药作用机制。CADD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研发药品的一种新技术，《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后，应用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将大大加快中药设计研发速度，使药物学家能够以理论为指导，有目的地开发中药复方制剂。

中药复方的特点是多成分、多靶点和调节方式多样，采用西医单靶标、单成分的研究思路研究中药，很难体现中药的系统性，科学解释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及组方规律，需要网络药理学从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构建成分靶向通路（component-target-pathway）。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例如与提高人体免疫力的重要通路相关的T细胞、B细胞受体信号和自然杀伤细胞（NK），以及抗炎通路包括Fcepsilon RI，ErbB和MAPK信号等，阐述中药复方制剂活性成分的作用，解释中药治疗复杂疾病的作用机制。也有学者通过一种中药与其抗炎最密切的信号通路RNA聚合酶Ⅱ启动子转录、I-κB激酶/NF-κB信号通路、NF-κB转录因子活性的调控、依赖TRIF的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等，通过网络药理学阐述中药多种活性化学成分、多个潜在作用靶点及相关信号通路发挥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抗炎的生物学效应。

从非典型肺炎（SARS）、禽流感（H7N9），到新冠肺炎，研究者从中药的治疗效果中得到很多启发。中药与西药不同，中药通过全身调节发挥作用，这是中药的特色和长处，因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临床中心，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药的研究小组。

钟南山院士认为，现在有比较多的西医相信中药，是因为中药研究在方法、技术和思维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科研方法。尤其新冠肺炎，中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给大家很多鼓舞，从经验医学发展到循证医学，经过循证医学的检验，证明中药的有效性，就可以站得住脚，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差距分析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对中药复方制剂研发及产业化建议关注以下几点：①中药复方制剂研发以古方为主，通过科学方法验证其有效性，用中西医均能够理解认同的现代医学研究方法阐述其分子水平的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建立中药学术地位。②从药材源头保障品质，种植过程对重金属和农药残留进行严格控制，尤其对健康有损害的铅、砷、铬等，形成标准化管理。③对药材炮制进行安全性控制，严禁使用有害化学物质处理中药材，建立药材控制标准，并立法科学监管。④参考日本津村生态环境模式，提高中药种植、施肥、加工、生产、废料处理进入环境、安全与健康（Environ⁃mental，Safety and Health，ESH）循环的技术水平，建立可信赖、有社会责任、高质量的品牌形象。⑤中药复方制剂放行应建立包括质量标准在内的从种植到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方法，仅在制药企业内实施全过程管理很难保证产品质量。⑥从审批政策角度，复方中药制剂在大量临床已验证有效的基础上，重点建立其科学的化学组分控制评价体系。

文化要自信，审评要创新，只有将中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制定适合于中药复方制剂的技术指导原则，才能促进中药长期发展。

3.7 中药复方制剂的分级管理（杨 奎，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药复方无论是医院制剂、经典名方还是现代创新制剂，其唯一价值就是临床有效性。为了及时开展中药复方临床有效性验证，促进产业化，建议推行分级注册管理，审批权限下放，调动地方积极性及分摊责任。

第一，中药复方医院制剂省内医院使用的审批和监管。中药复方医院制剂实行免临床试验的省级注册备案管理政策已经十几年了，取得很好成绩。虽然注册简便，仅需完成临床前啮齿类动物单次和重复给药毒性试验，由各省级药监局受理、批准和监管，但限定只能在申报单位的医院内销售和使用，无法引起药企的兴趣和参与，延迟其技术提高和产业化。因此，建议下放审批省内各医院内使用权限，由省级药监局组织审评并承担监管责任，促进产业化。

第二，中药复方医院制剂地区医院内使用的审批和监管。全国可分成几个地区，如华北地区、华中地区等，由每个地区省级药监局组成联合审评机构，对已经在省内医院广泛使用2年以上，或使用销售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中药复方医院制剂，提出扩大到地区医院使用的申请进行审批。申请资料除包括以前的资料外，还应增加在省内医院使用的临床数据分析总结报告、临床试验报告和销售情况，生产批间数据和留样稳定性资料，新完成的一般药理学实验资料和遗传毒性试验资料。如果药企提出扩大到多地区医院使用，需要多地区联合审评，如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联合审评。

第三，全国范围使用审批。可以采取以下2种方式：①采取上述中药复方医院制剂分级审批、逐级扩大使用范围方式，最后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提出注册申请，经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审评获得生产批件。②按照目前中药6类新药申报审批程序，无需经历上述中药复方医院制剂逐级申报方式，直接向NMPA提出注册申请临床试验，CDE审批后开展临床试验，最后审批获得生产许可证。

第四，中药经典名方制剂分级管理建议。中药经典名方制剂也可以采取以下2种方式进行注册。①直接向NMPA申请注册：直接向NMPA申请中药经典名方制剂注册，需要完成最高标准的研究，包括标准汤剂提取物及基准物质研究，按照1类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内容开展研究，经CDE审核合格后，免去临床试验，直接批准生产。②借鉴上述中药复方医院制剂分级管理方法逐级注册：第一阶段，省内注册。药企首先完成标准汤剂提取物及基准物质研究，完成啮齿类动物单次和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向省级药监局申请注册。经审批后，可在省内医院内和省内OTC市场销售，由省级药监局进行监管。第二阶段，地区注册。上述批准注册2年后或销售超过一定规模，药企将临床销售使用情况和期间生产资料汇总，再加上新做的非啮齿类动物单次和重复毒性试验资料，向地区省级联合审评机构提出扩大使用注册申请，批准后可在该地区医院内和地区OTC市场使用销售。如果药企提出扩大到多地区医院使用，需要多地区联合审评，如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联合审评，申请应包括前期资料新增加的临床销售情况总结报告、生产资料情况、新增加的一般药理学试验和遗传毒性试验资料。第三阶段，全国销售注册。在多个地区销售2年以上或销售达到一定规模，药企可以向NMPA提出全国销售注册申请，经CDE审评批准后可在全国销售。该申请应包括前期资料、新增加的临床销售情况总结报告、生产资料情况和新增加的生殖毒性毒性试验资料。

制定分级管理制度，既要考虑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传承，又要吸收现代科学知识，逐步提高技术含量，推动中医药产业化，达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目标。

3.8 从非编码RNA调控机制诠释中药防病治病机制，为中药药效学说提供全新科学理论支持（侯 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药是我国医药文化的瑰宝，在数千年来与疾病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治疗优势。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中药药效对诠释中药防病治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非编码RNA（ncRNA）近年来备受关注，其表达水平的异常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部分已成为临床诊断标志物和药物治疗靶标。药物的作用靶点不仅局限于mRNA和蛋白，还能够通过调控ncRNA的表达和作用方式，影响其下游多种基因的转录、翻译及多条通路的功能。从ncRNA层面入手寻找中药复方的精准药理作用靶点能为阐明其多途径治疗优势提供全新的科学理论支持。ncRNA也为中医证候与中药治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同一疾病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证候，同一证候也会出现在不同疾病中，说明探究证候的生物学基础及寻找其发生演变的深层次内在机制对阐明中药在疾病进程中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有重要意义。同一疾病的发生发展不同阶段会由多种ncRNA调控，同一ncRNA也会在不同疾病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寻找差异化ncRNA网络，探究病-证-方对应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疾病、证候、方药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多元化调控机制，从分子层面上为中医“异病同证”“同病异证”的客观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为疾病“辨证论治”及中药与疾病之间“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3.9 新形势下中药创新药物的发现与研发中我国中药研究存在的问题（庞晓斌，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一，从西医角度评价中药的问题。中西医理论的不同导致用药不同，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药，与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不一致。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确诊，并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作为治病用药原则。西医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检测作为疾病诊断和用药原则。

第二，社会导向和评价机制的问题。现存评价机制侧重SCI论文数量，制约了中药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展。

第三，中药资源的质量问题。社会上的中药品质不一，导致中药的疗效达不到预期效果，影响中药的应用。

3.10 对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见解和想法（任 远，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一，中药复方新药的概念及临床定位问题。中药复方新药的基本思想是中医理论，中药复方新药临床使用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医理论。目前关于“中药新药”的概念界定不清，比如“中药注射剂”到底是中药还是天然药物？实际临床使用者是中医还是西医？个人认为，中药复方新药的定义应该是传统中药，用中医术语描述功效和主治，临床使用者是中医，其基本特征是疗效明确但物质基础可以不清楚。而由中药复方研制而成的非传统给药方式的新药应定义为天然药物，用现代医学术语描述其作用和用途。

第二，中药复方新药的剂型问题。简单组方（小复方）可加强基础研究，在基本搞清药效物质基础的情况下，采用提取物入药，采用新剂型。复杂组方（大复方）因药效物质基础复杂，不应简单采用提取物为原料，以饮片入药，采用传统工艺和剂型，以保持其药效和中医特色。鉴于中药原料质量的不完全可控性带来的安全性风险，应进一步提高复方中药注射剂的标准，注射剂物质组成应基本明确，不明成分应控制在极微量水平，并充分重视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评价。

第三，中药复方新药疗效的评价问题。应以临床疗效为药效主要判断指标；动物实验主要侧重于安全性评价研究，药效学实验结果仅作为参考，可允许出现阴性结果。

第四，中药复方新药的现代化与科学化问题。现代化不等于科学化，应以保证安全、保证疗效为评价指标；科学评价中药复方的新工艺、新剂型，反对一味追求新工艺和剂型。由于中药复方新药物质基础的复杂性，质量控制标准应重视传统控制评价方法，避免唯成分论。

3.11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药效学研究应重视生理和健康指标及某些不良反应的评价（任周新，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一，重视基本生理、健康指标的评价。目前，针对靶向疾病的药效学研究，多重视某些关键性指标（也称为金指标），如糖尿病中的血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肺功能等，而忽视基本生理和健康指标。中医提倡整体治疗更为重视宏观生理和健康指标的改善，表现在其代表性的用药方式——中药复方，更多地通过调节机体失衡的功能，促进整体生理或健康的改善。如糖尿病大鼠长期给某些复方药（含有枸杞子、地黄等补益类药物）后，大鼠的死亡率、体质量、外观表现等均优于西药格列齐特（达美康），但血糖改善却不理想。仅应用血糖这一金指标判断中药复方治疗糖尿病的效果，显然不妥。上述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中药复方的药效学评价中，如某些复方中药，长期应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体质量、生存质量等明显改善。但药效学研究中，对这些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及呼吸功能。笔者建议，中药复方的药效学评价体系应该纳入基本的生理和健康评价指标，体现中医治疗的目的：恢复整体健康。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疾病可能需要不同的生理和健康指标评价，还存在动物与人之间的种属差异等。因此，建立和完善该评价体系需要大量的研究，积累丰富的实验数据，进行科学的评价，在不断的修正中形成科学的体系。

第二，重视复方中出现的某些不良反应。在一些复方的长期实验中，观察到动物出现体质量减轻、动作迟缓、便溏等不良反应。尽管这些不良反应危害性不强，但也可能给患者带来痛苦和不适。记录和反馈这些不良反应，有助于提高对中药不良反应的认识，有助于临床的合理用药。

3.12 有关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徐惠波，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第一，重视中药复方新药在“小科”的应用。目前中药复方新药的开发关注心脑血管疾病的比较多，处方大同小异，工艺低水平重复。而有些所谓“小科”疾病新药品种较少，关注度也小。如儿科、骨科、皮肤科和耳鼻喉科等，建议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提高水平，发挥中药特点，开发一些效果较好的中药新药。

第二，重视中药的老药新用。对于一些效果明显、市场应用较好并一直沿用的老的复方中成药，应投入人力和经费，加大研究力度，开展作用机制及增加新适应证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其作用效果及临床定位，扩大应用范围。

第三，重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目前，在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中基本还采用现代医学疾病的动物模型，未充分反映中药的治疗特点，虽然已经出现很多“证”的模型，但其适用性还存在很多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研究水平，建立适合中药特点、利于反映中药功效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

第四，按中药的作用特点开展中药复方的药理作用研究。中药药效作用包括主要药效作用和次要药效作用。因此，中药复方新药在药效学研究中除了采用相关疾病动物模型观察药物的主要药效作用外，不可忽视次要药效作用指标。应根据新药功效主治，选择相关的次要药效指标，多方面评价其药效作用，这样才能更全面、系统地评价新药作用效果。

3.13 对中药复方药的一点想法（杨宝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药作为中国传统中医特有药物，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将多种中药配伍应用于治疗特定的疾病，产生了上千种中药验方。这些验方被开发成中药复方用于治疗各种中医证候和临床疾病。但让人担忧的是，中药复方的安全性和疗效评价体系缺乏已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医生和患者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与小分子化药和生物药不同，中药复方的特点是多组分、多靶点，中医辨证为其作用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照搬西药的安全性和疗效评价体系，而是要建立不同于小分子化药和生物药、以中医理论为核心及药效学和毒理学为基础的中药复方安全性和疗效评价体系。

本人认为，应在科技部和药监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下，由中医药专家、药理学和毒理学专家共同论证，建立中药复方安全性和疗效评价标准和体系，对已长期应用但未经正规临床试验评价的中药复方药物和正在研发的中药复方新药开展药物评审，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获得真实、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对安全性和生物等效性等试验数据实行备案管理。要规定药物临床试验期限，发现存在安全性问题或无疗效的中药复方，应当及时暂停或终止临床使用，以促进中药的蓬勃发展，为保障人类健康作贡献。

3.14 关于加强中药经典名方有效成分研究的建议（赵勤实，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药复方是中药发挥疗效最主要形式，而经典名方是中药复方精华。经典名方配伍所用的中药大部分是中药中有效性和安全性确切的药材。近30年来，我国对中药经典名方作用物质基础、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如对复方丹参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搞清了其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我国学者通过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对六味地黄丸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由于中药复方本身的复杂性，要搞清楚中药有效成分并非易事。一方面，中药有效是在人机体水平的临床疗效，不仅有有效成分单独发挥疗效，更多的是多组成分之间的协同作用，而且要阐明有效成分在分子、细胞、组织、动物到临床的有效性的统一是巨大的挑战，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另一方面，现在是中药复方研究最好的历史时期，天然产物分离鉴定技术已高度发展，从复方体系中分离鉴定各类化学成分已成为常规技术，系统药理学为有效成分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中药的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药复方如果不开展现代研究，只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水平，而中药复方现代研究中有效成分研究是最核心的，如有效成分不清楚，将难以得到科学使用，也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综上所述，现在是中药复方研究最佳历史时期，建议加强中药经典名方有效成分的研究。

3.15 利用新技术深入研究和发掘生殖领域经验方剂，助力中药新药复方研发和生育力保护（朱 焰，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殖系统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增生症以及精子发生异常等疾病发生率持续升高，这些疾病会导致育龄人群的生育功能下降，成为可能影响“优生优育”的一个因素。

长期以来，中药复方在生殖健康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治疗妇科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等）、改善和提高生殖功能（如提高精子质量等）、调节人体激素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除已知的、来源于古方的经典名方，目前很多中医院还大量应用本院名老中医的经验方，并将这些方剂制备成为医院制剂。这些医院制剂中不乏已积累大量临床病例、疗效突出的中药复方制剂，成为发掘中药复方新药的巨大宝库。

但由于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很多医院制剂的药理活性、物质基础以及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了解，限制了一些疗效突出的经验方的推广和应用，同时也导致对这些医院制剂的药物副反应缺乏预判。

本建议旨在利用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和生殖药理专业委员会分别在中药和生殖领域的研究优势，拟与全国知名的中医院联合协作，应用当代新技术，从物质基础和药理活性以及药物代谢等方面入手，从名老中医传承和已使用多年的妇产科、男科和生殖科的经验方和医院制剂入手，挖掘整理已有临床病例，积累疗效突出、有潜力的经验方，将其开发为中药复方新药，不仅有助于提高经验方应用范围和安全性，同时对“优生优育”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发掘经验方剂主要有2个目的：一是将已长期应用的、已有临床基础和效果独特的经验方开发为治疗疾病、保护生育力的中药复方新药，使其规范化，惠及更多患者，有助于我国中药新药复方研发；二是从中寻找先导化合物，使之成为新药研发的线索。

3.16 中药复方新药需要加大助推力（周玉枝，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医药是中华瑰宝，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国际广泛认同。今年中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体现了中药在控制和治疗疾病中的魅力。因此，加大对中药复方的深入研究和新药开发，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国内新药研发的现状，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年轻人是中药研究的新生力量，但由于经费和经验不足，在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路上，方向并不是很明确。建议应针对青年人设置一些引导性专项，推动青年人在重大新药研发方面能够早日发挥最大作用。

同时，建议科技重大专项办公室多组织专家，举办一些关于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思路及政策方面的会议，使更多中药研究人员能够正确了解国家政策及导向。

另外，目前中药复方新药临床试验较困难，联系能够有临床试验资质的单位很困难，且由于中药复方新药审批难度加大，批件拿到后转让的难度和进入下一步临床试验研究的难度很大。因此，建议一方面加大中药复方新药临床研究的资助力度，另一方面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建立一些机制，帮助研究人员打通进入后期试验的各个环节。

3.17 关于中药复方研究的几点建议——基于复杂性的药效体系升级和基于免疫调节的药理网络融合（李 琦，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

当今社会，对疾病的复杂系统性认识逐步深入，中药复方的理论和治疗优势有效凸显。如何利用“复杂系统整合”与“免疫功能调平”的现代理论理解并诠释复方用药的先进思想与科学内涵，是未来中药复方研究的重中之重。现从药效评价和药理机制研究2个领域，提出几点粗浅建议。

第一，药效评价研究中，升级药效评价模型，还原“方-病-人”三元体系的复杂性。目前的中医药复方研究中，“复杂系统性”疾病缺乏“复杂系统性”模型和评价。既往研究往往以单一的孤立因素认定为疾病发病的核心环节构建疾病模型，开展疗效评价。现代研究认为药效评价应从“内”（机体对疾病的影响）”和“外”（疾病对机体的扰动）2个层次综合构建疾病模型，并从上述“内-外”联动的角度，复合考量疾病的治疗。以肿瘤为例，除肿瘤细胞自身的恶性度调节外，机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病理性改变，也蕴含着大量的疾病干预靶点。对于机体环境的多组分、多成员网络化修正，正是体现中药复方用药的科学性、先进性的关键，不容忽视。但遗憾的是，目前在疾病微环境模型的构建上，无法有效模拟其复杂性，成为中药复方研究的“薄弱环节”。

相关研究建议为：升级药效评价模型的复杂性，重视模式生物模型的应用。一方面，“模式生物”模型繁殖迅速，成本低廉，研究技术稳定，构建的多种疾病模型公认度高，能够实现体内药物筛选的高效与低价；另一方面，其体内分子过程明确，体内生理网络相对清晰，能充分模拟体内微环境的复杂性，更便于开展药效网络化分析。因此，我们建议加强对斑马鱼、秀丽隐杆线虫等“模式生物”的研究和应用，从而突破“复杂与高效”之间的矛盾制约，以更广泛的维度和更高效的速度，形成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药理机制研究中，强调免疫调节是“方-病-人”三元体系的共同基础，重视中药复方研究的组学-网络药理学策略同免疫学评价的结合应用。既往研究中存在着复方机制缺乏“体系化”认识，复方评价缺乏“人因化”考量等问题。即使具备网络药理学思维，也仅为药物网络的单纯性描述，无“方-病-人”的三元网络映射，更缺乏网络功能描述的核心思路统领和切入点聚焦。不能从核心病理环节入手，把握根本，聚焦关键，对药效机制进行“点面结合、博约有度”的认识。以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为例，目前对于抗感染药物的药理机制认识“惟杀伤论”，对抗生素的使用过度依赖，加速了耐药性升级和复燃。上述现状提示，需摈弃唯病原抑杀的线性思维，以“免疫平衡维系”为出发点，将免疫机能作为“方-病-人”三元体系运转的核心动力和共通基础。与上述思想完全一致，中药复方始终关注机体自身的免疫状态，更加重视感染性疾病引发的继发性炎症病理损伤对疾病进展的贡献度和对机体生理平衡的破坏性，凸显出中药在未来感染性疾病“科学、可持续应用”的强大优势。

相关研究建议为：在药理机制研究中，在充分重视机理网络化描述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免疫活性调节的核心性作用，统领并优化现有的组学技术和网络药理学分析。并将其与中医药理论中“辩证论治”的思想内核相对接。将免疫平衡重塑作为“证”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科学内涵和共性机理过程。以整体层面描述为基础，以免疫调节的核心性为重点，以辨证论治的共性特征为特色构建研究体系。拨冗去杂，去粗取精，以免疫调节为统领，优化药物功效在机体背景下的网络化综合描述和功能模块化趋势分析。

3.18 中药系统药理学研究中的困境与建议（方坚松，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

随着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在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获得的足够重视和发展，生物医学信息学、网络医学等极大地促进药物与靶标发现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医药学蕴含着丰富的天然产物资源，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借鉴并升华传统医学的成果。因此，如何运用借助网络医学、系统药理学等现代研究手段，阐明中药复方作用机制、寻找防治复杂性疾病的中药天然产物，对缓解社会经济负担具有重大意义。结合目前国内外基于系统药理学方法的中药复方及天然产物药物发现研究进展，提出以下几点展望与建议：①整合全面的中药天然产物-靶标数据库的必要性。中药天然产物的靶标识别是揭示中药及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的前提。中药天然产物-靶标数据库是通过对传统中药单体研究中产生的大量生物学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补充并完善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数据库被广泛使用的主要有TCMSP，SymMap以及ETCM数据库等。目前这些数据库大多只收录了有限的中药有效成分-已知靶标识别数据。随着近10年来众多中药药理文献的更新，大量高质量的中药有效成分-靶标数据未被及时收集与整合，而现有的数据库知识已经满足不了中药的系统药理学及作用机制研究。因此，通过对海量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从而开发更全面的中药有效成分-靶标数据库迫在眉睫。②整合疾病多组学数据与基于转录组的大规模药物-基因表达谱数据库。由于药物-靶标相互作用通常指的是药物小分子与蛋白大分子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并未考虑药物与靶蛋白的方向性调控（即上调还是下调）。而病理状态下的疾病相关蛋白通常表现为2种异常状态（即过度高表达或低表达）。因此，在不考虑药物方向性调控的情况下，通常基于系统药理学方法预测得到的潜在药物，可能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但也可能引起不良反应。通过整合疾病多组学数据与基于转录组的大规模药物-基因表达谱数据库如CMap或L1000，可实现药物对疾病的方向性调控，提高预测的准确率。③现有天然产物靶标预测方法的局限性。绝大部分的天然产物无已知的作用靶标或只有很少的已知靶标。因此，开展针对它们的系统药理学研究首先要实现准确的靶标预测。传统的药物靶标预测方法依赖于药物靶标的三维空间结构或活性小分子配体的结构。天然产物具有结构复杂性与多样性，传统的靶标预测方法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基于网络推理的方法是一种只利用已知的药物-靶标网络拓扑信息，而不需要依赖于小分子活性配体结构与大分子靶标蛋白三维结构信息的计算方法。笔者前期与哈佛大学及华东理工大学合作，系统地发展了基于网络推理的中药有效成分-靶标预测方法（J Chem Inf Model，2017，57（11），2657-2671）。该研究成果将助于后续开展创新性中药系统药理学研究。

3.19 把控源头、规范评价、培养人才进而促进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高兴华，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第一，中药材源头把控。中药材由于种植产地、种植环境的不同，导致中药质量参差不齐。要保证中药复方的重复性、稳定性，推动中药复方的现代化、国际化，就要从源头做起，保证中药材的质量。

第二，中药复方评价指标的规范化。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致使临床评价指标复杂，难以统一。制定切实有效的证候评价体系，有助于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

第三，加大人才培养。扶持中医药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有能力、有理想的年轻人，加入到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中。

3.20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技术和方法应体现中医药特色（齐晓甜，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药复方新药应当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组方并进行研发，但是目前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模式中的技术手段及评价指标均以现代医学的疾病为基础，与化药并未见明显的区别，很难体现中医药特色。众所周知，中药除了治疗疾病之外还能改善证候，辨证治疗能够显著提高复方中药的有效率。但是，非临床药效学评价模型中缺乏公认的动物证候模型及评价方法，严重限制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进程。因此，建立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对推动中药复方新药研发至关重要。

3.21 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王同兴，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需要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加强整合，包括整体与局部的整合、宏观与微观的整合、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整合、体内分析与体外分析整合、计算与实验的整合等，从而实现对中药方剂的科学内涵阐释，促进国际化、现代化。针对中药“多成分-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特点，需要将“病证-方药-成分-活性”多个层次进行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阐释其复杂作用机制。

中药作用机制阐释和物质基础发掘是中药复方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现有的技术能够相对清楚地分析出中药方剂中的入血成分、入脑成分、重要的代谢组分等。但如何基于这些相对明确的成分信息，对中药方剂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找出针对某病生理环节的中药成分或成分群。其中，高可信度的中药方剂作用靶点数据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点。

基于靶点数据可以对作用机制进行阐释，也可以反推其中可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成分或成分群。目前，中药方剂的相关研究多是通过检测与疾病或病理生理过程密切相关的指标性分子（基因或蛋白），无法界定对该基因或蛋白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效应。这对后续阐释和挖掘中药方剂中的物质基础（活性成分或组分群）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关注并发展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相关技术具有重要价值，如分子钓筛技术、计算与实验结合的高效靶点筛选与分析技术等，这对于中药作用机制的阐释和物质基础的发掘意义重大。

3.22 中药现状问题的见解和想法（杜保民，参会专家）

中药是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由单味或多味中药配伍组成。治疗理念立足整体，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但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基础研究薄弱、有效成分不明确等特点，中药研究与控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物质基础研究及疗效评价有待完善。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以及各种物质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等机制的阐明方面有待深入研究；符合中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建立体外与体内评价之间关联性、阐明体内过程及其作用模式等有待更多的探索。

第二，药材、饮片质量问题突出。药材和饮片质量参差不齐，药材种植、饮片炮制过程应严格控制，从源头保证制剂质量。药材与饮片生产及管理水平、质量控制技术，需要优秀企业的示范作用与业内推广，以便提高整个行业的整体水平。

第三，制剂质量研究和质量控制尚需提高。开展中药质量评价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建立多指标整体质量控制技术，改变单纯以一个或少数几个“有效成分”为指标建立中药质控标准的模式；探索生物效应指标用于控制中药复方制剂质量的研究；利用色谱、指纹图谱、特征图谱等相结合评价批间质量一致性。

4 总结

杜冠华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总结发言。各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深感受益。中药新药研发思路与方法的战略性研讨已成为我们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具有显著特色的学术活动，中药复方新药的研究更是一项承前启后、意义深远的工作，也是我们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重要目标。开展广泛的学术讨论，不仅可以传播科学知识，交流学术成就，更能够启迪创新思路，开拓发展方向，非常有意义！我本人长期从事新药筛选和新药研发，对中药复方的发展和新药创新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于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有几点思考，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是关于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目标，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新药研发的目标应该是新药，那么对于中药复方这类新药，研究目标又是什么呢？新药研发应该是以更好的治疗效果的药物为最终目标，如何实现中药复方新药的更佳疗效，是研发的核心问题。二是中药复方新药的理论创新问题，深入认识创新中药的作用和机制，是在新药研发中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理论的精华如何在新型药物中应用，现代医药科学的知识，如何在中药复方新药中体现，是关系到承前启后的关键问题。三是物质基础和药物的剂型是中药新药研发必须突破的客观存在。科技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如何将这些现代技术方法应用到传统药物中，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是中药继承发展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各位专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启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具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精湛先进的技术和科学合理的方法。相信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辛勤努力和积极探索，我们一定能够研发出优质的中药复方新药，为人类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永祥教授（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作最后总结。各位专家和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非常好！大家针对中药复方新药的研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中药复方新药研发与药理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所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很有启发性，为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本次论坛是近年来中国药理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第四次与中药药理学研究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前3次分别于2016年在山东滕州、2017年在江苏连云港、2018年在山西太原举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常感谢顾处长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对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药理学会学术活动的大力支持！

中药复方新药研发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发领域，也是中药现代研究的重点领域。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不同于化学药和生物药，也不同于植物药，因此中药复方新药的研究开发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由于中药复方所含药效物质和作用靶点或环节复杂，给中药复方新药研发带来了很大难度，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切实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我们中药药理学科技人员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我们应坚持以临床价值和彰显中药复方疗效的特色和优势为导向，坚持以中西医学相结合的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和借鉴现代生物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入研究和解决中药复方新药研发相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断提高研究水平，深化对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的认识，为创制高水平中药复方新药做出贡献。

此次研讨会成效显著，非常成功！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和代表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