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探索与启示

樊祎冰，崔利宏

(1.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2.石家庄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西柏坡，一个被永久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它作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积极探索，逐步实践，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一、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必然性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一个景色宜人、风光秀美的小山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于晋察冀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之后，多党合作的思路进一步清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方式逐步走向成熟。在这个小村庄，聚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智慧，开启了中华民族告别旧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历史新纪元。

(一)多党合作的理论渊源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榨。在整个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大批仁人志士投入其中，试图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拯救中国。随着学习的深入，政党这一概念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政党及政党政治最早产生于英国，其后发展为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来推动本国政治的运行。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中国带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随后，中国的各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但绝大多数都转瞬即逝。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解放全中国的中坚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的理论渊源和践行方向。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迈出了民主联合的第一步。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日渐成熟，积极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提供帮助。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到西柏坡时期，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爱国华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都已经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寄希望于成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

(二)民主党派的迫切愿望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在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突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进一步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随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关系破裂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态度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由于国民党不顾一切发动内战，各民主党派纷纷表达自身的不满和对和平建国的期望。与此同时，国民党肆意残害民主人士，恶意制造“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1946年11月，国民党制宪国大召开时，民盟明确表示反对并拒绝参加国大。此后，民盟成为国民党必须拔除的眼中钉。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1947年11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以个人名义宣布民盟解散。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处境日益艰难和危险。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危急时刻，积极伸出援手，团结帮助受到威胁和迫害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活动。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政府。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号召全体盟员“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3]。 1948年5月3日，中国致公党发表《中国致公党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系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的行为是“强奸民意之行为”，主张“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4]。一些民主人士也从“用和平改良国民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中清醒过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日益走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当中。他们强烈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并帮助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共同为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而努力。

(三)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后，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7月1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5]41。全国土地会议后，遵照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贯彻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据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约有1.6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3.75亿亩土地[5]57。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仅使广大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得以巩固；而且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解放战争中的物资供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土改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赢得了民心，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军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员保障。

反观国统区则出现了政治经济双重危机。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在政治上严重依附美国，默认美国在国统区的胡作非为。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美军的恶行引起了人民的公愤，反美爱国运动在国统区迅速高涨。随后“五·二〇”运动爆发，在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运动，这些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同时，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也陷入绝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逐渐失利，为了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蒋介石政府在国统区横征暴敛，大量印发钞票，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国共两党的鲜明区别，使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民心开始转向解放区，转向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重建家园。

二、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发展与探索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积极有效地组织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探索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发布“五一口号”，共商国是

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目标进一步明确，中共和各党派对于胜利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增强。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又称《双十宣言》)，提出“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这一口号给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强有力的信心。

1948年5月1日前夕，中国共产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审时度势，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正式对外公布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李济深、沈钧儒等12名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人士，分别代表各自政党和阶层，联名通电响应，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1948年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成为第一个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随后，民进、民促、民联在5月先后发表响应宣言。5月23日民建通过决议响应。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响应。6月14日民盟发表通电响应。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宣言响应。6月25日民革发表声明响应。7月7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响应。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当时，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妇女界人士，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及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加坡华侨、马来西亚华侨、泰国华侨、加拿大华侨和古巴等海外华侨也先后通电响应“五一口号”。对“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始自愿、公开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党制度揭开了新篇章。

(二)成立专门机构，协调联络

得到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后，中国共产党以协商的方式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商量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事项，随后便开始对新政协工作进行各项具体的安排部署。1948年5月2日发布《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5月31日发布《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的指示》，10月1日发布《关于征求民主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意见给高岗、李富春等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发布《毛泽东、周恩来电宋庆龄北上参加政协》，1949年2月17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指示》等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沟通和交流的一些意见和安排，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48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不顾个人安危、路途遥远，来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为了保证接送接待民主党派人士、筹备新政协和拟定相关政策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并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7]。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在距西柏坡村东2.5公里的李家庄村正式落户。

早在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第六次会议已经组建过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同时，还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王若飞、王观澜、康生、莫文华、孟庆树等。同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强调统一战线部主要负责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的情况[8]。经过一年的工作，到1940年，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已基本上可以自行运转。但由于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需要，中央城市工作部主要做统战工作。因此，这一时期，中央统一战线部纳入中央城市工作部之中。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更好服务于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统战部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承办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工作，部署安排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到达解放区后的组织协调和联络接待工作。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在西柏坡期间，为联络和接待民主人士、协助党中央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部门的恢复成立，细化了多党合作中的分工，明确了部门职能和组织形式。不仅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起到了沟通协调的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凝聚共识

从1948年开始，在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针对具体问题具体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就召开新政协的细节问题同他们进行商议，交换意见。始终重视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照顾了党外人士的想法和权益。为了使政协能够充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多次发电给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海外华侨协商政协召开的有关问题。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民主人士在召开新政协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发布《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明确提出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并且确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初方案。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提出的5项条件，提出了中共的8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1月22日，陆续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55人积极响应《关于时局的声明》，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棉(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9]在《意见》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选择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开、明确地提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日建立新中国，显示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和信心。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以《意见》的形式正式确立。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的负责同志发出《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参加会议的代表于2月底来到西柏坡。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根据革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确定了基本政策，阐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性质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启示

西柏坡时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积累了经验。尽管这一制度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但经过西柏坡时期对多党合作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准则和宗旨，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方向。不仅在当时推动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实行多党合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回顾历史，中共中央在1948年“五一”前夕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正式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畅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纷纷响应，表示赞同。《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更是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统一了思想，共同表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愿，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智慧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制度优势显著提升，极大促进了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以，在多党合作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走好多党合作道路。

(二)实行多党合作必须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西柏坡时期，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针对诸如新中国政权性质和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及对外政策等问题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充分发挥了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历史证明，要建设和发展中国，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与热情参与，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和优势，只有共同发力，才能把祖国建设好、治理好。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更好地履行民主党派的职能，就要善于激发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增强建言献策活力，使其能够建真言、献良策、立高论。加强对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教育培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同心同向、同力同行。引导各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协商、视察、调研等活动，了解群众诉求，切实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清楚、分析透彻。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使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三)实行多党合作必须重视制度化建设

多党合作的历史表明，通畅的民主渠道和协商途径需要制度的有效保障。西柏坡时期确立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其后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有效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要积极主动贯彻执行有关多党合作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规定，提高合作共事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了解西柏坡时期的多党合作发展历史，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制度优势，使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