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扁舟凭谁问 野人芹献兀自珍”
——蒋重跃教授谈编辑学者人生

蒋重跃 石勇妮

(1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875；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承德 067000）

引言

2019年12月19日，我受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委派，代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名家访谈”栏目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对蒋重跃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作为一名从事学报编辑工作20多年的老编辑，我对蒋老师仰慕已久，直至2018年才有幸谋面，短暂的接触与简单的交流已让我如沐春风。此次正式拜访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极其简略的访谈提纲，计划从两方面着手与蒋老师进行深入交流，一是蒋老师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在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学术论文的写作与评价自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是作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会长，面对高校学报现有的各种问题（比如评价标准、学术质量、学术诚信、行业发展甚至存在与否等），肯定会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考。

那是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在蒋老师那几乎被各种书籍填满了的办公室里，针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蒋老师侃侃而谈，不知不觉，六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受益匪浅且意犹未尽。为了保持蒋老师谈话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这篇访谈除非必要情况，我的问题只出现在蒋老师的回答之中。（引言与后记中的“我”为石勇妮，一至六部分中的“我”为蒋重跃。）

一、南京读研

1984年，我以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考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专业方向是先秦思想史，师从刘毓璜老先生。

在刘先生指导下学习三年，读书的基本方法得到了训练。老先生做史学研究的方法，总的一条是“史论结合”。相对于“以论代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诸观点，我当然认为“史论结合”的提法更为合适，所以老先生的方法我完全接受。在文献研读上就是四个字，叫“白文通释”。意思就是读古书，首先要通读不带注解的整篇原文；有了整体的了解，再参考通行的注释。所谓“通行的”，就是指公认最好的。老先生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没有对篇章白文的整体了解，容易掉入碎屑、片面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不参考“通行的”注释，不知道前人，特别是清人的研究成就，就不可能对白文有很好的理解，不能继续开展研究。“白文”和“通释”的结合，就成了我多年来阅读古书的基本方法，一直到现在。

当时的南大有一条规定，硕士生的政治课是从哲学系开的三门哲学课中选择一门，这三门课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讲者都是有名的教授。现代西方哲学是由夏基松教授主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孙伯鍨教授主讲；《小逻辑》是由朱亮教授主讲。这三门课我都喜欢，但考虑到专业方向的急需，我选了黑格尔的《小逻辑》。

由于选这门课的人多，南京新华书店里已经买不到《小逻辑》了。远在沈阳的爸爸知道了，特意到太原街新华书店为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的精装本《小逻辑》（贺麟译本）寄到南京。购买图书是我爸爸的人生乐趣，我小时候读的书，绝大多数都是爸爸买的，这些书，让我受用非浅。

《小逻辑》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课时，一个学期，上课18周，54个学时。课堂上，朱亮老师认真地系统地讲授，我们则认真地听仔细地记。我当时的感觉是被老师带进了一个空灵、玄妙的精神世界，有种说不出的痴迷和幸福感。在课堂上，我似乎是听懂了，不然怎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呢。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是93分，在班上应该算是相当高的了，我一直为此感到高兴，甚至有点骄傲。可是，真的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我到底懂了多少？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没有学过一样。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为了继续提高，或者是为了不辜负这一切，从那以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翻开《小逻辑》，坚持自学。三十多年过去了，颜色变暗的纸页上已经画满了红红蓝蓝的标记，也写下了不少的旁批。

真的，我不知道我对黑格尔了解多少，但是，我对于“有无变”与“正反合”的内在联系，对于“有”怎样过渡到“无”再过渡到它们的合题“变”，从而使思想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有”发展到有了初步规定的“定在”，再向更加自觉、更加自由的境界前行，对于“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对于“存在”“本质”和“概念”的内在同一性和发展理路，等等，总之一句话，对于“发展”这个概念，或者话题，好像是开了一点点窍。说实话，我的体会少得可怜，即使这少得可怜的一点体会也不敢保证都是对的或者都用对了，但它们的的确确启发了我的思想，给我后来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再后来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跟随刘家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刘先生经常讲到《小逻辑》，他理解的深度令我吃惊，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的深刻理解，竟能够把我关于《小逻辑》的朦朦胧胧好像沉睡着的知识一下子唤醒了。如此说来，没有前一阶段学习的经历，后来老师讲得再好，我也不会理解的。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您，学习《小逻辑》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实在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总之，在南大读书三年，我在学业上的最大收获是学习了“白文通释”的古书阅读方法和《小逻辑》的哲学方法。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如何写文章的教导。刘毓璜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祖父是晚清时期的举人，同治朝拔贡，先后做过李秉衡和李鸿章的属下，帮办洋务。他的父亲刘晦九先生20世纪20年代曾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回乡创办新式学校——“明强小学”，为安徽巢湖地方教育发展和民智开启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刘先生是长房长孙，按照宗法传统，负有“承重”的责任。老祖父的意愿，是要他在家里承担管理家族事务，维护家族团结的重任的，但他毅然冲破传统家庭制度的束缚，只身来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他祖父曾任扬州盐政局局长，告老还乡后，就领着孙儿们在家里读古书，要求熟读四书五经，做到倒背如流。刘先生十岁的时候十三经就背完了。接下来还做什么呢？老祖父心一横，要求孩子们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幻想着有朝一日科举重开；同时，他又要求孩子们学做诗词歌赋，并选出优秀的作业刻版发行。刘先生兄弟四人，个个饱读诗书，后来又都考入了国内几所最有名的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老家巢湖，刘家不但是首富，更是诗礼传家和新式教育的成功样板，至今仍受到称道。

刘毓璜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擅长写旧体诗。不过，您别担心，他的诗歌不是那种无病呻吟、只重形似的模仿之作，而是清新的抒怀珍品，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读起来像流水，像春风，很能打动人心。有一首诗是刘先生晚年写的，我记得是这样的：“缠绵病榻误朝昏，往事依稀落梦痕。阅世无妨经百炼，论交何惜尽千樽。秋风着意催华发，好月多情恋客魂。与子同心非一日，相邀踏雪过寒门。”我不懂诗，但每次念这首诗，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先生晚年困顿，但胸怀达观。他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与友人相会的期盼，跃然纸上。还有，老先生的一些诗句，经常会在我脑海里浮现，不经意间就会脱口而出，像“半生踪迹亲江海，一例风尘走马牛”“一炉丹火春常在，满枕松风鹤未眠”，前者是说他老人家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江苏，勤勤恳恳做着服务社会的工作；后者是咏唱葛洪得恩师的提携修炼成仙的故事①刘先生在抗战期间有《河溪校舍书怀》：“坐怜楚塞三秋才，梦夺胡旗匹马还。”收入《近百年诗抄》，被评论家认为属于“哀怨激奋气魄浑厚”的一类。。了解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坎坷，少时风流倜傥，老年孤独落寞，期间多少颠沛流离和人世悲欢，都可以通过他的诗句真实地表达出来。可惜老先生晚年健康欠佳，目力极差，再加上家事负担，一直未能整理，只有几首选编在80年代出版的当代诗集中，所以知道的人很少。这种结果，实在令人唏嘘、令人感慨。抱歉，老师的故事还有很多，待以后有机会再讲。

刘毓璜先生不仅是诗人，还是文章高手。他指导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令我难以忘怀。

我出生在大跃进那年，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或者叫“困难时期”。因为营养不良，学会走路较晚，但讲话却较早，而且小时候好像很喜欢讲话。4岁开始就成了幼儿园里讲故事的能手了。周末父母带着看了电影，周一到幼儿园，上课时老师往往会让我把刚刚看过的电影讲给其他孩子们听。我也不懂得谦让，上去就讲，其他孩儿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乱跑乱闹的。这时候，老师往往会离开教室，过了好一会才回来，一看，我还在那儿讲呢。文革期间，全家下乡插队。上中学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田间休息10分钟，我又成了班级男同学围坐的中心，因为大家喜欢听我讲《三国演义》。当时上课不正规，但时间倒是蛮自由的，家里的《三国演义》我通读了七遍，这竟然成了我讲故事的资本，也养成了我读古书的爱好。

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的本性。我感觉人还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本性，就是总想把事情说清楚，总想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受一点都不落地分享给他人。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讲故事就是一个表现。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交课程作业，老师的评语是“明白晓畅”。他说的不是文章好不好，而是文章能够让人读懂。我为什么能记住这个评语呢？为什么要跟您讲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很认同这个评语，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有时候比说好还是不好更重要，它说明我能够用语言把事情说得让人懂。做了三十多年编辑，我越来越感到让人读懂的重要性。我说我写文章能够让人读懂，不应算是老王卖瓜。我写得好，您可以读懂；我写得不好，您也可以读懂，而且能够很容易地发现文章究竟哪里不好、究竟是怎么个不好法。其实，我写文章有不少毛病的，在我撰写硕士论文时被老师点破。

读研三年，交了好几篇作业，最后就是撰写硕士论文。文章写的好坏，当然逃不脱老师的法眼了。想一想，当年自己写的东西，没少让老先生操心。尤其是先生年近八十，时常生病住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近视接近两千度，每次读东西，脸都要凑到书本或稿纸上，系里有人说像是“闻东西”。这种情况下，他还亲自动手为我修改文句，他对学生关爱之切，于此可见一斑。在我心里，是既感动又不安。先生修改过的原稿我珍藏至今，就是为了纪念先生的伟大人格，让自己时时想起先生对我的爱护和栽培。说到我的文章，先生的评价是：“缺少文气，过于直白。”为此，先生多次给我讲“文质彬彬”的道理。让我最终明白了自己的文章的确有“质木少文”的缺点。为此，我下了一番功夫，提高“文”的修养，努力增强“文”的含量。

什么是“文”呢？不好下定义，通常叫做“文气”，这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表达，朦朦胧胧的，也没法下定义。但刘先生下面的话却给我指明了方向：他说：“写文章不要一条一条，干巴巴的，要写成文段式，要有分析！”我反复揣摩先生这句话的意思，若干年后，又结合自己当编辑的工作实践，渐渐地有点明白了。所谓“文”，不是叫我专拣好看的字词、好听的句子，用来炫耀，而是要增强分析力，学会围绕问题展开讨论，而且要贴切自然，要言之有物，要言之成理。

按照老师的指点，我在工作中不断思考、反复练习，自认有了一定提高。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魏叔子（禧）曾评论文章类型，说道：“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我体会，学者之文，要把道理讲清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与老师教导我的提高“文”的境界，增强分析能力是一致的。只不过，老师讲的“文”是针对我的“质木”而言的；魏叔子的“质胜文”则是针对文艺作品的“文胜质”而言的，两人所说的内容是可以重合的。后来，我又从读《庄子》中得到启发。《庄子》有“得意忘言”之说。我觉得对于我理解写文章中的“文质关系”有帮助。所谓“言”是为了“得其意”的，就像道路和桥梁，没有它们，就不能翻山过河，到达目的地，没有“言”，也不能“得其意”。“言”本身就有文质之分，两者各居一头，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而为文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文质彬彬，即让文和质这两种相反的力保持最佳的平衡和互动的状态。在质和文的张力中，学者和文人可以有各自的侧重，就像魏叔子说的那样。对我来说，写文章就是“言”，要文质彬彬，文和质要相得益彰。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可根据写作的情景，或者根据你面对的对象，来决定你偏重于文质张力的哪一头。学者作文往往偏重于质，但不能没有文，离开了文，是不会很好地表达出来、传播开去的；文人作文容易偏重于文，但也不能没有质的制约，不能离开了真实这个根本，一旦缺失了，就滑入言过其实的泥坑，会被认为是空洞浮华，不足凭信。为了解决质木少文的问题，就要增强理论运思和修辞技巧；为了避免空洞浮华的倾向，就要回归谦虚宁静和朴实自然。有了这样的左右逢源，“言”就会以尽可能合适的情况“得其意”，达到写作的目标。但是，说到底，在“言”的这个张力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文”而不是“质”，“言”再怎么说，本身也是“文”，我们说“言”里面有文有质，像孔子说过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所以要文质彬彬，但这里的文和质只有相对的意义，对于玄远微妙的“意”来说，任何的“言”，不管你是偏向于文，还是偏向于质，它都无法充分表达。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于是，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看待“言”和“意”在理论上的关系。

“言”有表达“意”的功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妨碍、减损、遮蔽“意”的作用。黑格尔说过：“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言”当然是有限之物，它也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一方面表达、表现“意”，同时，又在妨碍、减损、遮蔽、限制着“意”的表达和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写文章时，一方面要尽所能发挥“言”的表达、表现功能，努力朝着文质彬彬的方向前进；同时，又要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努力减少“言”对于“意”的干扰、限制和遮蔽。这就要有“得意忘言”的修养。写文章最大的追求应该就是有意识地向“得意忘言”看齐，避免因为“言”的偏颇——不管是偏文是偏质——而干扰了“意”的表达和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尽可能地避免“言”给读者阅读理解设置障碍，这个障碍，既可以是“文胜其质”，也可以是“质胜其文”。这个问题，理论太高深，我一时也说不到位，但我相信，好文章可以拉近读者跟作者的距离，消除隔阂，关键是要写得自然，这样读者才好理解，才乐意接受。不能过，过了，就是文胜其质，就是华而不实，读了起鸡皮疙瘩；也不能不及，不及就是质胜其文，就是理不通，辞不巧，读着憋气着急。文质彬彬才是最佳状态，什么话题什么写法，处处合情合理，让读者感觉是在与作者直接交流，忘记了是在阅读，这或许就是“得意忘言”的真实境界吧。绝对的“忘言”是不存在的，那样的话就是什么也不说，对于人类来说，就会与大自然混通玄同，这样的“回归自然”，人将不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读研二时，我本来想研究老子，但是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位师兄正在撰写有关老子的学位论文。当时老师计划主编《先秦思想史》，两个人都写老子，任务就不好分配了。于是他来跟我商量，劝我写黄老。黄老之学是我老师刘毓璜先生晚年比较用力的领域，我师兄的建议对我们两人都好，这样我就写了黄老。我们所理解的“黄老之学”主要是《管子》四篇，再加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等，表面看起来，这是道家和法家的结合。毕业论文写了大概有五六万字吧。

二、社科院工作

毕业之后我到《社会科学辑刊》当了编辑，发文章可能方便一些，但是为了避免人家觉得我是个编辑，可以利用岗位之便发表文章，我发表文章时就不用真名，而用笔名。别人不知道作者是谁，是干什么的，而我却可以看到文章到底能得到怎样的评价，岂不更有趣！从1987年我硕士毕业主要用笔名发表文章开始，到我后来主要用真名发表文章，大概有十一二年时间。期间，我发表的文章真的没发现有人骂。现在网络发达，如果有人骂，一定能看得到。当然，没人骂不一定就等于好，你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人家骂你还嫌有失身份呢。不过，我也看到过年轻人因为文章写得不好，而受到同行严厉批评甚至辱骂的。我的文章没有挨骂，除了目标小，不易引人注意之外，多少有可能文章还没有糟糕到“不骂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吧。到了1998年博士毕业，阴错阳差，我又当上了编辑。不过，这次我觉得我即使当了编辑，人家大概也不会认为我是因为当编辑的缘故才能发表文章吧，这样，我才开始实名发表论文。您上知网可以查到，2000年以后用我本名发表的文章才多起来。

这就又说到我的学术活动和论文写作了。关于黄老的文章我有七八篇，都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整理发表的。此外，还有两篇读本科时的文章发表。一篇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那是我大学毕业论文里面的1/3内容。那篇文章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和学术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辛亥革命之前十年中国人的三大思潮上，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我的文章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呢？1979—1981年底，我有两年左右泡在辽宁省图书馆，阅读范围比较大，但主要是围绕着本科毕业论文这个课题展开的。通过阅读，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认为中国的近代历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发展和强大。晚清，中国面临所谓民族危机，老大天朝难保独立，宗藩体系瓦解，天下观也黯然失色，清朝失去民心，因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它已无力保证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探索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道路。今天我们有一个通行的表述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认为这句话准确概括了晚清以来先进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抛弃无力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政权，寻求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的新政权的历史。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认识可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画龙点睛式的表述，我完全认同这个提法。全中国都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哪个政权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它就要被抛弃。民族主义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相对而言，其他两个思潮，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要弱得多了。当然，它们本身的发展以及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学毕业七年以后，我把毕业论文中关于民族主义的部分整理出来，定名为《近代思想主题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我不想就事论事把辛亥前十年的民族主义资料做一番梳理和描述，我想插进来“近代思想主题”这么一个框架或坐标，然后把那段时间的民族主义思潮放在“近代”这个“坐标”上来考察，看看它究竟是怎样发展的，究竟有怎样的特点，究竟结局如何。我所谓的“近代思想主题”是按照我对欧洲近代历史和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来设定的，就是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这样几个基本原则。有了这样的设定，再来看辛亥前十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就要确定得多、清晰得多了。当时还不知道后现代主义史学，不知道有叙事学这回事，文章里平白地加入了一个想象出来的框架或坐标，会不会被人家诟病？心里忐忑不安。好在文章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2期）全文复印，多少让我可以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还有一篇文章是大三时选修明史课的作业修改后发表的。讲授这门课的是孙文良教授。孙老师20世纪50年代在北师大跟随白寿彝先生读研究生，是著名的明史、清前史和满族史专家，诗词、书法俱佳。1995年，刚刚年届六十就不幸因病辞世，可惜可叹。孙老师讲课十分有趣。他史料谙熟，世事洞明，所以能做到融会贯通，娓娓道来。再加上他性格中的平易近人、朴实自然，听他的课感觉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引人入胜，实在是一种享受。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战争攻打蒙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值得总结的东西？我在大一大二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时候对北方民族史兴趣浓厚。曾想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烈研究员的研究生，学习北方民族史。正是基于这样的兴趣，听孙老师课的时候就决定写写朱棣发动对蒙古各部的战争。当时我除了上课到学校，其余时间都是到省图读书，老老实实坐下来，读《明太宗实录》，一页一页，一条一条，抄史料，做札记，再参考其他文献，最后完成了作业《永乐北征》，对永乐朝五次大规模攻打蒙古各部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是1980年的事。10年后，翻检过往的文字，又看到这篇作业，觉得可以发表。于是就动手修改。这次又不满足于仅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个梳理，而是凭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给文章设了个主题，题目就变成了《明成祖朱棣对蒙古的均势政策与五次北征》。朱棣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打法是不一样的，每次选择的打击对象、采用的进攻策略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背后有个战略思想在支撑着他。他发动战役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蒙古各部消灭掉，而是为了摆平各部势力，使他们的力量保持大体均衡，这样就能互相牵制，明朝便可坐享北方的安定。正因如此，每次出征的打击目标都是有选择的，选择的政策依据，就是这种平衡战略，或者叫均势政策。五次战役不过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而已。现在查中国知网，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也有人引用，而且边疆史地领域的专家们在编写相关资料时，也多次提到这篇文章。

上述两篇文章发表时间并不早，但开始写作的时间较早，分别可追溯到1981和1980年。

前面说到，我的硕士论文曾经改出来几篇发表。还有一篇是从中衍生出来的，1987年10月写好，投往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这篇文章是谈申不害和《申子》的学派归属问题的，是我试图从文献学、历史学和哲学三个层次上集中解决一个目录学问题的尝试。这篇文章本身究竟如何评价，我不好说。但它却与两位名人有了点单方面的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年轻人自以为他们两位与自己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首先，我之所以从三个层次上写这个题目，是受了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的“创造解释学”的启发。他主张从五个层次展开中国传统研究，这五个层次大概是文字的、文献的、历史的、哲学的这四种研究过往的学问，外加一个“当下的”，也就是所谓“接着说”。我的魄力没有那么大，只能模仿他的做法，从三个层次展开研究。编辑部接到稿件后，曾讨论请哪位专家审稿的问题，拟请的有任继愈先生和吴小如先生。最后确定由刚刚担任北图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审稿。稿子投出去后，我在等候结果的过程中很是焦虑，担心被北京的大专家给枪毙了。后来，我看到了任继愈先生的审稿意见复印件，上面是任先生的手迹：“文章条理清楚，言之有据，可以采用。”落款是“任继愈1987.12.14.”我简直喜出望外，比文章发表了还高兴。文章发表后，很快《新华文摘》（1988年第11期）在“论点摘编”栏目中给予摘发。

还有一篇文章也是从硕士论文中析出的，投往母校《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是讲黄老之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的，试图进一步回答为什么黄老之学是在齐国稷下学宫形成的这个问题。发表后，上海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988年，哪一期记不清了）摘发了1700字，按照今天的标准也算是大篇幅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中国哲学史》1988年第5期给予全文复印转载。

没想到，我刚刚进入科研领域，一下子三大文摘（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还未创刊）全有了，这让我在新的工作单位着实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三、留学英国

1992年到1994年，我被国家公派留学，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宗教学系比较宗教学专业做进修人员，后来去爱丁堡大学神学院作访问研究。在兰卡斯特，跟随著名比较宗教学家、国际宗教史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IAHR)）秘书长迈克尔·派伊教授（Michael Pye）学习比较宗教学。派伊教授原本想来中国留学，研究中国佛教，但当时正值文革，他只好到日本，学习日本佛教。在日本留学七年，曾出版《日本汉字研究》一书，成为最受日本欢迎的著名西方学者之一。他的夫人是德国人，两人是留日同学。派伊夫人本人名叫克里斯蒂娜，是兰卡斯特大学日语专业的教授。要知道，在英国，能成为教授，人数极少，一个系一般只有一人，至多两人。一个学校有两个派伊教授，而且是一家人，在兰卡斯特美丽的农村校园里成了一景。两位派伊教授特别好客，经常在周末邀请进修学生来家聚餐，不分国籍、民族、肤色。我印象最深的是，派伊教授一家日本文化已深入骨髓，家里不但讲日语，陈设很多也是日本风格的。最逗的是饮食习惯，即使是吃西餐，也要有日本式的汤。清清的，淡淡的，里面有几片绿色菜叶，喝起来没有什么味道。派伊教授夫妇和女儿也不用调羹，双手捧着日式木碗，直接送到唇边。整个过程您可以听到嘶嘶的声音。喝到最后，碗几乎都扣在脸上了。我们在旁边想笑，但看到他们一家人神情极为庄重，就像领圣餐一样，我们只好忍住不笑出声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喝汤，直到把木碗扣到脸上。因为对传播日本文化的贡献，除了夫妇二人每年在日本有三个月的学术假期，他们家庭还享受到了在日本外国人很难得到的一个特殊待遇：大女儿乔希琳（Jocelyn Pye）被允许取日语汉字“静”作为名字。这在日本是很少有的情况，外国人被允许使用日本名，简直是一种奢望。

英国是一个注重等级身份的社会，也是一个讲究圈子文化的国度，派伊教授在英国学术界极有地位，一是因为教授身份的尊贵，另一个，他的国际学术团体组织者的身份在英国也极受尊重。我作为他的学生，凭他一个电话，在他的同行朋友主持的多家教研机构享受到了悉心周到的接待。不论是他的朋友本人，还是他朋友的助手、同事、学生，见到我都会向我表达对派伊教授的赞扬和敬意，这给我在异国他乡的访学生活增添了不少荣耀和欣慰。

说到派伊教授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大概可以概括出这样两条：第一，他的语言天赋让我对语言现象有了一定的思考。他们夫妇二人都精通日语，在家宁愿讲日语。我听得出来，先生讲夫人的母语（德语）大概还可以，夫人讲先生的母语（英语）口音极重。另外，讲英语或讲德语，总难免有偏向谁的母国的嫌疑，还不如讲第三种语言更显得不偏不倚。不过，对于我来说，男的派伊教授讲英语是极为清晰易懂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双方都很吃惊。寒暄过后，他就对我的英语口语给予夸奖，我回答“谢谢”，他立刻正色道：“不，我是认真的！”我恐怕这辈子与英国人交流时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的就是派伊教授了。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有这样几条：一是文化程度高的人，会用通行的表达方式，好理解，不像英国的年轻人，口音极重，语句不全，满嘴方音俚语，几乎无法交流；二是他在日本留学多年，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语言的表达式已经调试到东亚人可以理解的状态；三是他多年从事比较宗教学研究，对各种文化的异同有深刻理解，对于不同文化间语言交流已经驾轻就熟。这些对于我理解语言和文化异同，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就是他的比较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派伊教授成名较早，1972年就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比较宗教学》，那时才30出头，这本书奠定了他在业内的学术地位。他一直主张，研究宗教现象，特别是比较研究，要用四个维度形成的结构作为框架。这四个维度是“教义的”“组织的”“个体的”“社会的”。然后四个维度各自再细分下去，于是就形成了比较研究的体系。他坚信，宗教研究就是要寻找对象的内部构成和结构。他经常用的一个譬喻是：Studying a religion is like slicing a sausage to see what ingredients it is made of.（研究宗教就像切香肠，切开后看一看它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他多年从事基督教和日本佛教的比较研究，用的就是这个研究模式。我选了他两个学期的课，他的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唱赞歌，全力拥抱，可是90年代初我在英国，至少在兰卡斯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宗教学课堂上，看到的却是这种亚里士多德式和培根式的研究方法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后现代主义几乎找不到踪迹。我去年发表一篇文章，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和科学性问题，讲到科学性，我认为证据、结构、量化为不可动摇的三大支柱，即使是人文学科也应遵循这个基本的科学规范。其中关于结构的思考，可以看到派伊教授的影响①整理访谈稿件的过程中，我在网上查到一条有关派伊教授的消息（https://religion.ua.edu/blog/2013/12/15/finding-orfabricating/#more-1603），十分难得。情况是这样的：2013年12月15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网站上发布一则学术信息，说迈克尔·派伊教授不久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探寻理论”（“Digging for Theory”）的演讲。从内容介绍来看，派伊教授显然是拥护培根归纳主义的，认为理论是第二位的，田野调查是第一位的。但帖子的发布者给这则消息拟的标题却是“发现，还是建构？”（Finding or Fabricating?）把后现代的内容加进去，当作问题提出来，目的显然是想吸引热衷于现代和后现代争论的美国读者。我认为，要说明任何学术问题，既离不开例证，也离不开理证。例证离不开理论的统帅和反省；理证离不开案例的前提和支撑。在当年兰卡斯特大学的课堂上，派伊教授就表现出对田野工作的重视，几乎每堂课都向听者展示他在各地调查的图片。看来，他的确是想通过归纳，先找到“香肠”的“馅”，然后从中发现它的构成方式（结构）。也就是说，他的确是想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达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目标。这种经验在先，理论在后的思路，显然是英国传统。这则消息的标题用fabricating这个词很有意思。我在2019年做过一个讲座，是关于学术论文审稿中的若干问题的。在谈到如何把握本质时，我有意使用了“编织”这个词。我认为，对于“本质”，我们只能“编织”，不能“发现”，这与那则消息使用Fabricating这个词差不多，看来我的头脑已经有后现代的影响在其中了。（蒋重跃附记）。

留学期间，与兰卡斯特大学其他老师同学还有兰卡斯特市的房东和居民，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教授，圣玛丽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以及与中国有很深渊源关系的众多苏格兰朋友们特别是傅乐明牧师（The Very Reverend John Fleming）都有很多的交流。

我曾计划写一本书，关于近代与当下，欧洲与中国，穿越时空，谈我对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感想，可惜一直没有如愿。

四、北京读博

回国之后想读博士，经过多方权衡，最后选定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做自己的导师。我在南大读研，是中国古代史，方向是先秦思想史；在北师大读博，专业是世界史，方向是中外古史比较。我的感觉就是，跟刘家和先生读书比在国外留学的效果要好得多。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大师级的学者。我们北师大历史学院有个老先生，叫何兹全，现在已经不在了，是位大学者，他多次在正式场合评价我的老师刘家和先生，他说：“家和的学问是‘古今中外文史哲’！”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他还亲口跟郭小凌教授说过：刘先生是“中国古史研究第一人”①郭小凌：《史学园林中的“一只极为珍稀的鸟”》，《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他比刘先生年长17岁，两人都是钱宾四（穆）先生的弟子，他的评价显然不会有故意夸大的成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先生到哈佛大学访学，受到大牌汉学家杨联陞教授的高度评价②邵东方：《论学相见恨晚——记杨联陞先生与刘家和师的一段学术交往》，《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杨先生非常有名，已经去世多年。80年代中国大陆有很多一流学者前去拜望，杨先生日记里都有评价。刘先生做人低调，学问扎实，科学性和理论性都强。我读《小逻辑》30多年，刘先生读的时间更长，关键是他的理解极为深刻。他上大学时哲学老师是唐君毅先生，讲授的就是黑格尔哲学。顺便说一下，他的历史老师是钱宾四（穆）先生；逻辑学老师是牟离中（宗三）先生。

来北京之前，我的“研究”路数主要是自己凭感觉摸索的。老师教给我的先秦思想史是以“白文通释”为研读文献的方法，目的是要探索社会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进步，对此，我也明白。可是为什么把研究和写作集中到了著作真伪和学派归属问题上了呢？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我当时对思想史的全部理解，它其实与研究和写作起来比较方便，也与更容易“出成果”有关。1987年7月，我到《社会科学辑刊》当编辑，自然要考虑文摘的问题。编辑工作做得如何，文摘是一个很实在的评价标准。一是它能够即时地给予反映，一般情况下三个月之内就可见分晓；二是被摘转是一种学术的肯定和承认，是对好文章的认可。当然，对于编辑部来说，文摘又是评价工作绩效的指标。不过，我感兴趣的是文摘的学术眼光。就是它为什么要摘？什么样的文章最容易被摘转？据我观察，问题具体、集中，聚焦性好的，论证有层次的文章容易摘转。于是我就考虑怎样让自己的文章问题提得鲜明，而且要有层次，可是这样做，难度立刻就加大了。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从那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认准了一点：问题提得越是具体，越是聚焦，研究的深度就可能越大，文章的层次感就可能越强，创新的几率也可能越高。当然，这样做，难度肯定也就越大。反之，平铺直叙地说一件事，要容易得多，但创新的几率自然就小得多了。1987年整个夏秋，我都在苦心焦思我那篇关于《申子》的文章。这篇文章想要解决的是《申子》究竟是法家著作还是道家著作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了，但在当时，改革开放不到十年，学术研究仍处在拨乱反正的阶段，这样的选题也就算是前沿的了。更何况我是从三个层次集中火力来攻一个具体目标呢。第一层次，是从文献学上来考证《申子》的真伪和成书时间，认定它出现在战国中期没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给予第一个观点以历史学的印证；第三个层次，是从哲学理论上分析《申子》的思想，看它究竟是法家还是道家。结论：《申子》是道家著作，而不是法家著作。文章发表时的题目是责任编辑改定的，叫《申子非法家辩》，这样一改，就与学术界通常的认识相异，起到了鲜明、醒目、吸引眼球的作用。至此，文章就具备了题目旗帜鲜明，论证层次感强，与我当时理解的被摘转的标准相吻合了。结果，不出意料，真的被《新华文摘》注意到了。

1995年我来到了北师大，跟随刘家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读书问学和生活历练上又有了新的体验和思考。

老师的名号我上大学时就知道，因为他曾主编过一本《世界上古史》，80年代初很流行，许多高校历史学科用作教材。我们学习时用的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毛昭晰先生主编的《世界古代史》。毛先生和刘先生是著名的古典班的同学，师兄弟。刘先生的书就成了我们的参考书。在我的心目中，刘先生是大学者，专业又不是我当时想学的，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拜望。

1994年秋天，我仓促间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因为没见过先生，我的大学同学许殿才教授就自告奋勇帮我引荐。他是白寿彝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毕业留校就在史学所工作，恰好刘先生的工作单位也是史学所。通过殿才的介绍，我写信给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表达了报考博士的愿望。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先告诫我，要想到困难，如果能克服，再考虑报考。当得知我已决定，先生便表示欢迎和鼓励。从1994年秋到1995年夏，我给先生写过好几封信，先生每次都回信。我知道先生非常的忙，每次接到先生的回信，我都十分的感动。从决定报考，到考试见面，有将近半年时间，按常理，我应该到北京拜望先生，聆听教诲才是。可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我总想着考试之后再见先生比较好。这样，直到1995年4月笔试结束后的面试时，才见到先生。那天，天气很好，考生们按时来到教研室的办公室参加面试。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一位高大健壮的先生站在房间中央，与我想象中的形象有很大不同。我读先生来信时想象的先生应该是文弱一些的。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办公室的。正在错愕之间，但见考生们纷纷围拢上前问好。先生忙不迭地左右招呼各位，握过手之后，一回身，正好与我照面，我连忙躬身行礼，伸出右手：“蒋重跃。”先生握住我的手，回道：“刘家和。”然后，就按顺序面试。

先生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英译本，要我朗读内容介绍。用嘴读出英文，这是我的强项。我曾做过两年的中学英语教师，学生们最喜欢听我朗读英文课文了。于是，我便很自信地大声朗读起来。读罢，先生合上书，说：“哦，是英国口音。”然后问刚刚读过的文字中有个单词insurrection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起义”。先生又问，这起义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告诉先生我不了解。后来才得知，这次面试加试英语口语，是第一次，从前没有过。我想，这很可能是先生特意要看看我这个海归到底英语水平如何吧。

面试结束了，我因为第二天就要返回，便打电话跟先生约好傍晚前去拜访。当晚的交谈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谈话先是聊天似的谈一些一般性的话题。先生在通信中告诉过我，刘毓璜先生曾给他上过课，也是他的老师。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就说到了刘毓璜先生。先生问了我一些跟刘毓璜先生学习的情况，然后笑着说：“刘毓璜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社会发展史，按理说我们应该是师兄弟啊！”先生这么一说，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我连忙站起身来，说：“可不敢这么说！”先生和蔼地示意，要我坐下，说：“这是事实。当然，现在你来考我的博士生，如果录取了，那又另当别论了。”刘先生1949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了半年，听过刘毓璜先生的社会发展史课，这是真的。现在，我来做刘先生的学生，在教育背景上与老师的经历有点重合，当然也是值得高兴的事。不过，谈话中后来的话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交谈中我介绍自己的研究经历时提到解释学，先生突然示意我停下，问道：“你刚刚说到‘解释学’，能告诉我这个词的含义么？”我楞了一下，告诉先生我知道这个词的英文是hermeneutics，与古代经典阐释有关，现在成了一门学问，但对于这门学问的发展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先生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我告诉他是从傅伟勋教授的文章中读到的。先生告诉我以后遇到这类词要重视起来，要查工具书，做系统的了解。然后，他便从词源、词根到词义，再从古典诠释学到当代阐释学，给我讲解有关解释学的知识，让我大受教益。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做学问特别重视概念知识，重要的概念一定要从词源查起，了解它的词根、本义、引申义、相关义，还要了解它的定义和具体语境下的语用情况，总之，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意思必须要搞清楚。再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就是苏格拉底开创的寻求知识的科学方法，它的重要性，是我来北京跟随刘先生学习后才渐渐了解的。

从1995年9月起，我正式成为先生的学生，踏上了新的学习征程，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则是开始了个人学术转型的艰难过程。

来北京之前，我的所谓的研究主要是以说明文献真伪和学派归属为目标的，这样做出成果比较快，也比较多，好像用不了多久就可跻身某某领域专家的行列。这样的学问，还容易给研究者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做的才是真学问，而谈理论问题的，谈时代精神的，谈现实应用的，不能算是学问。回想起来，这样的想法真的是太幼稚了。当时自己的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从文献目录、史学和哲学等的结合上思考问题，但终究因为立意高度不够，范围受到局限，对于根本性的学术理论问题，无法触及。现在大家都知道，做学问，不管选什么题目，如果不能理解标志着时代精神的根本问题，不能深入到问题“本身”，研究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因为考试成绩合乎规定标准，我读博士期间英语免修。这样，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进入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开题工作。经过多方权衡，先生帮我选定了题目，研究《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要研究《韩非子》政治思想的什么东西呢？对于我这个在文献真伪和学派归属套路上有了积习的人来说，一时间还真的有点懵懂了。您知道习惯是多么的可怕！鲁迅先生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①出自鲁迅的文集《二心集》中的《习惯与改革》。其实个人更是如此！自己的积习才是最可怕的，它会形成严重的障碍，遮蔽着双眼，使我们不能进一步认识真实的世界。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一时间不知所从。幸亏有先生不厌其烦，反复讲解和开导，我则边做边学，慢慢地体会着《韩非子》的政治思想究竟要写什么的问题。这篇博士论文我写了三稿，20多万字，1998年6月按时答辩。1999年入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博士文库，2000年出版发行，到现在已经再版了两次。

文章写得怎么样，我不敢说，但它的的确确让我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转变，从较为单纯地关注文献真伪和学派归属，转到了关注思想本身。对我来说，意义真的是十分的重大。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如果单纯搞文献研究，前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成果，再想有所进展，已十分的艰难。如果硬要做，那就势必会成为炒冷饭，做重复性劳动。再说，传世的先秦文献，从当时的情况看，很难辨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若从后来两千年的文献传承史来看，真实性的问题就不大了。道理很简单。不管当时真实性的问题有多大，但从秦汉以来，只要历代目录可以证明它们就是后人读到的文献，用来作为中国思想典籍加以研究，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这样说，不等于排斥文献研究，事实上，在我的论文中，第一部分做的就是文献研究，我首先通过梳理历代目录考察文献的流传历史，表达我对于《韩非子》文献真实性的看法，目的是让后面的研究有一个确定的文献基础。这部分发挥了我从前研究的积累。但文章的重头戏是后面关于我对韩非政治思想的看法。我把对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解集中于揭露它的内在矛盾上面，认为，韩非子的法术势结合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他发现了这三种思想的先驱者思想的矛盾和偏颇，所以主张把三者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但结合之后形成的体系，并没有消除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法与权尖锐矛盾的法术势综合体，它是当时中央集权君主制下的现实矛盾在思想上的真实反映。文章还通过与古代希腊和印度政治思想的比较，进一步说明韩非政治思想的这一特点。

您看，我此时的研究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从前偏重于文献真伪和学派归属的研究了，但不排斥文献研究，而是包含、容纳文献研究于自身内，甚至可以说是以文献研究作为基础的，两者不可须臾分离。我之所以要研究矛盾，是因为，只有矛盾，只有深入到矛盾的层次，才算达到了事物的根本，也就是最深刻处，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对象。因为，所谓研究，就是把握本质，事物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矛盾。

五、教学科研

博士毕业之后我本想到系里做老师，搞学问，但学校安排我到学报编辑部工作，于是我再一次成为学术期刊的编辑。不过，我这人许多事情上不拧，有些事即使不太愿意做，但既然命运让我做了，也一定会尽力去做好。比如大学毕业之后去当中学教师，我也是不情愿的，天天想着离开。好心的同事出主意，说既然想走，就不必好好讲课，那样才会让你走。可是我偏不，只要一站到讲台上，就好像魂灵附体，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充满了我的全身，它让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课讲好，决不能玷污了三尺讲台。

因为先生的提携和院系领导的关心，我从2000年开始，在历史系招收硕士研究生，并讲授“中国古代史专业理论”的必修课，教材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2004年开始，协助先生带博士研究生。2007年获得博导身份，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到现在有13年了。

毕业以来，我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按照先生的治学路数开展学术研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先生的“两个菲罗”的方法。所谓“两个菲罗”，一个是古典文字学（philology），另一个是哲学（philosophy）。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用于解决研读古书的问题。读古书，最大的困难就是怎样理解其中的古文字，读懂了古文字，就解决了文献阅读的基本问题。但是，要想很好地把握书中的思想，非有哲学修养不可。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训练好了，自然会帮助我们理解古书中的思想，与最优秀的古人进行对话。

先生的路数很难学，更难走，即使如此，我也愿意学，愿意走，因为我知道，按照这条路，可以在研究古典文献和思想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绩，会享受到获得真知的幸福感。毕业20余年来，我不断揣摩老师的治学方法，也在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继《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之后，我又研究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新的领域和问题，是我曾经关心的一个问题，只不过，随着思考的深入，它越来越显得清晰了，这就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

从1988年到198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齐国道论纲要》。文章不长，谈的主要是齐国《管子》之学是不是有自己的体系。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体系就是以“道”为最高概念。道向内发展，成为“德”；向外发展，成为“理”。以“德”和“理”为代表构成“道”的两个组成部分。“德”的部分构成了关于人的内在品质和修养的思想系统；“理”的部分构成了关于国家、社会、自然等外部管理的思想系统。黄老或道家著作，一般都有内外篇，“德”就是内篇的代名词；“理”就是外篇的代名词。这个体系可以名之曰“内圣外王”。这就是我所谓的齐国道论的体系。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本原的道何以与法则的道合而为一？”①蒋重跃：《齐国道论纲要》，《管子学刊》编辑部编《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这就涉及了本原和本体的问题，但没有专门展开。

2003年“非典”期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是谈道家和法家历史观的异同的，其中也涉及了古代中国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我是这样提问的：在古代中国，“道的本原论和普遍论是有矛盾之处的，为什么还会在同一思想体系中并存？”这里所谓的“普遍论”说的就是本体论，我当时曾尝试着从社会历史中寻找答案②蒋重跃：《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79页。。

2012年，针对二十多年来的困惑，我试图从哲学上给予说明，撰写了《道的生成属性及其本体化发展——先秦道论初探》一文，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古代中国的道，一个字拥有两种属性，一个是本原，它代表着世界的生生不息和运动发展，这是它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道还有本体化发展的倾向，就是具体之物都有成其为自己的内在根据和界限。没有本原属性，世界就失去了来源、发展和运动，成为静止的、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与经验事实就不相符合了，这样的世界也就不成其为世界了；没有本体化发展，世界就是一片混沌，一片朦胧，分不清彼此，这同样与经验事实相违背，这样的世界也将不成其为世界。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认为一切都是运动的，但运动是有规则可循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为什么“道”看起来既像唯物的，又像唯心的问题。所谓唯物，就是生成性；所谓唯心，就是本体化。所谓本体化，就是规律性的问题。生成的具体表现，生成的阶段性，就是本体化的表现，所以，本体化与生成属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没有有差异的具体存在，宇宙只是抽象的一，生成就是不可想象的。生成的前提是变化，没有具体事物的真实存在，就没有变化，没有本体化就没有具体事物。另一方面，没有生成，宇宙也只是抽象的一，也不可能有具体的存在，不可能有所谓事物及其本体。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本原和本体，无法割裂，它们本来就应同体，一个世界就应该有这么两种属性，一个是运动的，另一个，运动是有规则的，就这么简单①蒋重跃：《道的生成属性及其本体化发展——先秦道论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这篇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给予大篇幅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从2012年到2017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每年发表一篇一共发表了六篇文章，这六篇文章大体上谈的都是关乎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每篇发表后，在四大文摘上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2013年的文章就《韩非子》中“稽”字展开讨论。“稽”字在《韩非子》的《解老篇》里面出现两次，它在“道”和“理”之间起到了传导的作用。为什么？韩非主张“道理同一”，那么到底以什么方式同一的呢？“稽”这个字就起了关键作用。可是，两千多年来，学者注释《解老篇》，到了这儿的时候大都绕过去了。到2012年我的文章发表之前，关于在“道”和“理”之间为什么要用“稽”字，一直没有人给予系统说明。我梳理了清人的训诂学成果，找到了“稽”字有五种含义，一、至（到达）；二、止（停留）；三、积（积滞）；四、纪（原则）；五、计（考核）。这五种含义说明一个问题，世界是运动的，而且是在不断地本体化的过程中运动的。从“道”到“理”，须经过“稽”所表示的上述五个阶段。这个思想，在《解老》的其他文字中可以找到充分的印证。无独有偶，古希腊的哲学家也有类似的思想。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专门就希腊哲学家关于事物本质的思想做了研究，发现希腊人所关注的“事物本质”，也具有几个属性，一、停留；二、模式；三、根据；四、当下。事物要在运动中稍息一下，才可成就内在的本质，成为事物的根据，这根据就是事物当下的所以然。这与古代中国思想家的认识非常接近了。可见人类在相同的时间阶段上，大致会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古代的形而上学在运动中发现了静止，找到了事物的本体，不论西方东方，这是共同的必经之路啊。因为心里没底，文章写成后，一直不敢给先生看。2013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先生读到了这篇文章。晚上，先生打来电话，让我准备好笔和纸，把他即将讲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先生的第一句话是：“太好了！……”后面具体怎么好，咱们这里就省略别说了吧，实在不好意思讲。总之，这篇文章得到了先生最高规格的表扬，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两个菲罗”的精神。以上是我跟随先生读书思考的点滴收获，我当永远珍藏！

这里顺便说一下，2012至2017年，我在母校《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六篇论文，这要感谢朱剑主编。其实，早在1988年，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朱剑老师作责任编辑发表的，那篇文章在当年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上被转载。2004年我又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我所有文章中下载率和引用率最高的，没有之一。后来的这六篇文章，真的要特别感谢朱剑老师。我本没有计划要写，更不要说发表，若不是朱剑老师的开导、鼓励和督促，就没有这六篇的发表。今天我谈的内容就不是这样的了。

六、编辑生涯

我是1987年硕士毕业后到辽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辑刊》当的编辑。那一次是我自己选择的。读硕士研究生时我沉迷于道家著作，当时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太好，离家几千里，女儿幼小，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我的心理负担实在沉重，时时牵挂家里，其苦可知。所以，不想再奋斗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若能当个编辑，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在省里当个三流学者也就可以了。这样，家里的日子会好过一点，身体也可以好一点，能做点儿对社会有用的事儿也就不枉此生了。

不过，人好像很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疼”。八年之后，我还是跑出来读博士了。博士毕业这次又做编辑，却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这就又回到那个话题了，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会尽力去完成任务的。1998年7月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2001年被学校任命做编辑部副主任，2003年做主任，一直到现在。我曾经跟人说过，从2003年以来，我们学报把国内几乎所有的期刊最高奖项都拿到了，大概可以对得起学校了吧？其实，这是大话，不足为信。我们学报能有好成绩，一是得益于我们学校的牌子这个无形资产，二是因为学校老师们的科研成就，三是我们编辑部新老编辑的努力。我只不过是个幸运儿，享受到以上所有的这一切。

您问我做学者又做编辑，两者之间有什么互动。是的，是有互动的，可以叫做互相促进。上个周末我们这里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我在会上做评议人，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要不要关心本体论问题？一定要的。任何专业的从业者，如果可能，最好都要关心本体论。本体论的知识学好了，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会有创造性的表现。因为本体论说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世界在我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有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必然要训练自己用适合于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方式来工作，来生活。编辑为什么要例外呢？我本人其实就受益于这种知识。专业知识对我来说当然能满足谋生的需要，不过，我还觉得，除了谋生，它还能在培养基本素养上给我带来益处。科研工作一方面能促进个人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也会给编辑工作带来极大收益，包括对编辑学的理解，甚至每次在编辑会议上的发言，都得益于学术研究的训练。因为学术研究训练的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是在相当高的水准上。这种训练，对于编辑的看家本领——审稿，就有最直接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更加自觉地用“提问与回答”或者“挑战与应战”来审查稿件的基本结构。

其实，不仅仅是学术论文，任何文章的基本结构都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如果提问与回答能展开几个回合，而且层层递进，那文章就一定会很漂亮了。我经常给人讲我对《岳阳楼记》的理解。《岳阳楼记》肯定不是学术论文，但是基本结构却是一样的。什么结构？就是提问与回答，而且它的提问与回答采用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这就更吸引人了。文章的第一回合：“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岳阳楼总的景色“前人之述备矣”！什么叫“备”？“备”就是全，就是完全的意思。前人都讲完了，这不是置之死地吗？到了这里，还有什么可讲的？别急，这时就需要跳出去，另寻生路：“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突然话锋一转，从描写自然景色的范畴里挣脱出来，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情景交融的范畴，那就是“迁客骚人”在“览物之情”上究竟有什么差异？至此，第一回合完成。第二回合，也就是从描写自然景色的第一个层次，跃升到情景交融的第二个层次。如果说“前人之述备矣”相当于学术论文的“学术综述”，那么“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就是学术论文的“问题的提出”。接下来，范仲淹就用更为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境，它们是看似相反，其实相同的心境，一个叫做“因物而喜”，另一个叫做“因己而悲”。现实中的这两种人写完了，还有什么可写的人吗？从逻辑上说，当然还可找到第三种、第四种，可是从作者的预设来看，没有了。至此，文章第二次走进了死胡同。于是又需要超越，升入第三层。“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作者把视线从现实的尘世移升到精神世界的往古，境界一下子完全不同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又奇迹般地出现了！这里的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中先有一个“忧”字，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有一个“乐”字，“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拥有如此高尚情怀的“仁人君子”，读者会和作者一样，禁不住要发出由衷的浩叹：我们历尽万般，所要寻觅的，不正是这样的理想人格吗？至此，文章完成了第三层次超越，最终达于极高的精神化境。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和期刊编辑人的理解，不一定对，但的确是我从撰写学术论文和编辑工作的互动中慢慢体会出来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条，即做编辑和做学术研究之间的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都要关心文章的基本结构。我们常说要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性从哪里来？其实创造性无所不在，从事任何工作，都可以有创造性，即对该项工作的基本结构有所了解和把握，也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做编辑和做学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写文章，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学会提问和回答，要不写什么呢？怎么写呢？我们做编辑，首先自己要觉悟，然后才能帮助作者提高自觉性。很多作者是这方面的高手，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但也有一些来稿，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编辑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第二个，做编辑更多的是要与人打交道，读“活书”的机会多，对于阅读理解有大帮助。做编辑难免要遇到人际关系问题。比如我是学历史的，历史上的很多内容都是人际关系问题。可是在现实中，历史学工作者未必都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做编辑的天天要与作者打交道，学术期刊编辑，面对的主要是学者，但也不都是，有时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也会来与你打交道。我做编辑33年，各种人、各类故事，还真见到不少。所以我说，做编辑又是读活书。与人打交道一个好处，就是会发生人际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能把历史书里面的故事变活。你做了人际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尤其是做了编辑部管理工作以后你会理解，历史上很多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不是不解决，是有更多的因素要考虑。就像文章虽然通过了审稿，但什么时候发？还要考虑通盘的情况。这么一件小事，就会帮助你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这就是读活书的好处。

第三，在多学科期刊做编辑，尤其是做主编，对学科间的关系就有了深入理解的便利，这对于同时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极为有利。我们北师大学报主要包括教育、心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这六个一级学科。六个学科的文章我都要读，对于六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或者看问题的方法，我都要努力去习惯和适应。现在还有人甘愿蜷缩在某一学科里看世界，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做多学科期刊编辑的好处，是可以看不同学科的稿件，这就等于学会了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它可以随时提醒我们，要警惕，不能用自己的学科偏见来做随意的评判。每个学科都是有局限的，在你的领域看世界固然会有很多优点，但也许会有很多问题。别的学科有可能你不习惯，但它的优点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妈妈是学教育学的，小时候我就非常不理解。我知道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等学科，各科老师都在做教育工作，那还用教育学干啥呀？所以老是问妈妈：“教育学是干啥的？”现在明白了，教育学是对教育的研究和反思。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和主编后，阅读教育学稿件成了分内的工作，对教育学逐步有了一点了解。这二十多年来，亲眼目睹了教育学的快速发展。我认为，教育学的发展进步很大，特别是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这些年来，教育学从业者们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技术等等，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他们在教育学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即使在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里，比如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许多教育学研究者也可以冲到最前沿。教育学的进步，可以作为时代进步的一个典型。

经济学的数学门槛比较高，高等数学我没学过，中学数学也几乎忘光了，所以对经济学了解最少。但是审稿过程中，还是从经济学学到了一些宝贵的知识。比如“路径依赖”这个词，就是从我刊经济学编辑那里学来的。这个词对我学习历史很有用，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些事情不能回头重来，只能继续往下走，用“路径依赖”就可以给予很好的说明。还有，经济学的量化思想、数学模型方法，对我的科学意识有加固和增强的作用。

总之，多学科期刊编辑身份对于我从事学术工作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仅是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怎样突破学科局限，尽可能从多学科的角度和侧面来认识研究的对象。

说到学会了。

我到学报编辑部工作后很快就感觉跟原来很不一样。当初在社科院系统当了八年编辑，没有参加过一次编辑的岗位培训和学术交流，因为社科院系统没有社团组织。1998年我来编辑部工作时，我们北师大学报的编辑部主任潘国琪老师还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理事长，他经常参加各种与研究会有关的活动，编辑部其他几位老师也帮着做了许多工作。我这才知道高校学报系统还有自己的社团组织，而且编辑每年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

参加研究会举办的培训和交流活动，见到各个地区的编辑同行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增进友谊，对我来说，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编辑学的素养。从2000年开始，在潘国琪老师和继任的北师大学报主编林邦钧老师的带领下，我也参与了学会的一些工作。2002年，教育部高校学报发展工作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我参加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从2003年起，我又参与名刊工程和名栏建设的评选工作，与研究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2008年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武京闽老师当选为理事长，我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从此，我成为研究会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研究会理事会的秘书处设在我们北师大学报编辑部，所以我在研究会的管理工作中自然就要做得多一些。到了2012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我被选为理事长。2016年连任，一直到现在。

研究会的工作对于编辑来说意义重大，当然，你若只是参加一两次活动，那倒感觉不明显，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它真的很了不起。我是从社科院系统转过来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高校学术编辑有学术培训，有学术交流活动，而且是多重的，有全国研究会的，还有省研究会的，还有专业系统研究会的。研究会成立之初，维护和争取编辑的合法权益、协助教育部起草、制定了一系列与学报管理和发展相关的文件，至今还在通行，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目前，研究会的任务主要是传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做好学术交流，比如请专家讲课、了解上级政策、严把政治导向关、培训编校规范、提高学术质量等等。为各个地区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的同行朋友们提供互相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这对于提高编辑的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我本人的体会，这种学习的效果之好，是你在家读书所无法相比的。

在我担任理事长之前，共有四位理事长，我是第五个。前几位理事长都很有开拓精神，为学会的建章立制、为会员单位的发展和权益，都做了大量工作。从2012年以来，高校学术期刊大体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所要做的，基本上是萧规曹随，即把学会的精神延续下来，提高素养，推动学术期刊在政治导向和学术质量、编校质量等方面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石勇妮：如今高校学报整体学术质量及其竞争力、影响力乃至公信力堪忧，甚至成为主流学者、知名学者眼中的“学术垃圾生产地”。而高校学报自身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只能寄望于主管部门的改革“视野”和改革“技术”。我也是1998年开始从事学报编辑工作，印象中主管部门系统阐述高校社科学报整体改革思路，最早的应是2002年袁贵仁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2007年，根据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将高校学报定位为事业体制，要求学校对其给予必要的扶持与补贴、规范与保障，既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也不参与市场竞争。到了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的网页上忽然挂出了一个《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明确以“转企改制”“市场化”方式推进学报单位体制改革，完全否定了自己五年前与教育部所达成的改革共识，下面一下子就乱了。

蒋重跃：对。当时形势紧急，武京闽理事长组织我们几个，收集了大家的意见，起草报告，呈送给教育部；另外，武老师和我还一起到新闻出版总署，面见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文件起草的一位副司长，反映学报界的意见，表达我们的诉求。我还专门拜访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反映学报界的真实情况和大家的意见，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研究会几位在京班子成员还参加了民进组委的征询提案会议，强烈呼吁人大常委们以大会提案方式，要求有关部门停止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2013年两会上真的有代表提案，是关于保护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再后来，那个文件就暂时没有强令推行。所有这些，都包含着全国同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们研究会班子成员也做了一些工作。

现在您要我谈谈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学报界的发展情况我怎么看。您知道，我很少对学报界的发展状况公开发表意见，主要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了解不多，担心说得不合适，对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我的看法在我的工作中是有所体现的。比如，我们举办培训活动的时候，安排讲座是有意图的。我们把培训内容定位在编辑部的管理、编辑学术水平和编校技能的提高上面。而且我们还有意识地安排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报的代表在大会上交流，这样做，目的是想让大家感觉到全国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是一个整体，不是少数几个所谓的大刊在那儿唱独角戏，每个单位、每位朋友，都有机会参与。

对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20年来，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还有社会上的某些人士，是有成见的，或者干脆说叫偏见。他们说的那几条理由，主观性很强，仔细分析，道理上都有不周全的情况。比如，“大”和“小”，在什么情况下好，什么情况下不好？“全”和“专”“集中”和“分散”“强”和“弱”也是这个问题。另外，所谓的“好”和“不好”，标准是什么？一会儿说外国没有，所以不好；一会又说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到底要以什么为标准？还有没有一定之规？冷静下来想一想，外国没有，中国有，能随便就说不好吗？这不成其为道理呀！周全一点，至少应该这样说：某种现象中国有，外国没有，这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好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中国高校学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她之所以能一直存在，肯定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你要想取消，先问问大学校长们答应不答应。我见过多位校长，如果不施加任何压力，要他们发表意见，我敢肯定他们都不会答应。为什么？他们代表着学校的利益，代表着学校发展的需要。学校的发展需要有学术期刊作为自己的附属机构。这比上千所高校求着少数几家学术期刊发表所谓高水平论文要现实得多，要方便得多。是，高校的学术期刊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比那少数几家大刊水平高，而且，即使没有众多的高校学术期刊，几家大刊当然会继续刊发高水平论文，继续代表着中国的学术高水平。但是它们还能高到哪里去呢？它们的高低，与其他刊物的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倒是您取消了那么多高校学术期刊，就会导致大批高校教师不得不放弃学术研究，成为单纯的教书匠。这样，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还能提高么？双一流建设还怎么进行下去呢？那么多高校还要不要发展？

还有，就是认为很多学报上刊发的论文是“低水平重复”。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理解的不同，需要讨论。其实，就我们21世纪中国的学术现状来说，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的研究不是低水平重复呢？不要说中国，就是国外，真正高水平且不重复的成果又有多少呢？事实上，高水平也要重复啊。对于“重复”这个概念也要分析。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脱离不了重复。一项有结构的研究，或者总的目标，或者局部构成，可能有新意，但大量的构成要素可能要重复，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闪光点，有时就很了不起了，其他内容可能就是重复，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一位编辑行家说过：“重复就是力量！”所谓学术研究就是在大量的重复的基础上，迸发出一点点火星，这就够了。谁要说他或她的研究是原创，啥叫原创啊？不重复前人的研究，您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真正有力量的学术研究，就是需要在重复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一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重复就是力量。贾平凹有两个说法，一个是，男人穿什么衣服裤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好皮鞋。另一个是，只有普通人才讲普通话，你看那些大人物，哪个在说普通话？这两条我记住了，但不是因为读了贾平凹的文章，而是因为看到别人转述他的观点。通过别人的重复，我记住了。所以，重复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方式，至少可以成为创新的基础。没有重复，就没有创新。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没有表达出来：其实，任何重复都包含着重复者新的体验、新的理解、新的表达，它本身就已经走在创新的路上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重复！此外，还有一点也需要提醒一下，用“低水平”来限定“重复”的范围，作为批评的对象，也是有问题的。“重复”的水平高是什么意思？是“重复”得不露痕迹？还是什么别的花样？其实，不管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都是“重复”，改变不了重复的性质。批评人家的重复是“低水平”，以为可以防备人家反驳说我们的研究也是重复，所以用了个“高水平”对自己的重复作限定。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用！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都在重复前人的成就，我们又都在具体的情境下用我们的体验和感受有选择地重复，或者说我们在寻求创新，只不过，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的稍微差一点。但评价他们的标准不应放在重复的水平高低上面，而要放在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有没有创新上面。要对创新做深入思考。什么是创新？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综合。我们不要想象哪个天才可以凭空发现或发明什么东西，那是无中生有，不可能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在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做出更精彩的构造，在别样的重复中，创造新的知识！

再有，评价学术期刊到底看什么？有人说就看是不是发表高水平论文。学术期刊就没有其他办刊宗旨或者办刊的价值了？再说，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水平高低和学术价值大小，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是撕扯不开的。我也曾困惑过，有的文章语言优美，结构合理，但学术性、理论性则不敢说；有的文章，有发现，有创新，但写作水平不高。这只是两种明显的现象。此外，还会有大量的复杂情况存在。怎么评价文章的好和差呢？学术期刊允许有争议的文章发表，包括水平不太高的文章发表，这给成果的检验留下了时间，也不是没有价值的。

学术期刊的功能是什么？除了发表高水平优质论文之外，培养人才也应该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吧？这一点，很多人都已经说过，是不需要论证的。此外，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有没有建设校园文化的功能？有没有培育科学精神、营造学术氛围的功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记得自己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什么刊物上，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就是我们永远不可忘怀的文化记忆，它也是学术期刊的一个功能哩。

再有，就是批评学报说你们办刊就是为了评职称。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如果老师们要问：我们靠在期刊上发文章评职称，有什么不好！这总比歪门邪道光明正大吧？靠写文章得到职称，这不是光荣的事情吗？怎么倒成了被批评、被嘲笑的勾当了呢？这样说岂非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呢？

总之，上面讨论的有关学报的各种说法，都能在道理上找到其中的问题或漏洞。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说目前学报都好的不得了，没有任何问题，对社会上各种说法一概要予以回击。不是的。学术期刊肯定有水平不高的，虽然不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总体水平决定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刊物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怎样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那么，怎么提高我们刊物的水平和质量呢？

我还是主张用笨办法。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有人认为提高水平就是去抢那些大专家的优质稿件。可问题是，全中国的优秀学者就那么几位，产量就那么多，绝大多数编辑单位是轮不上的，极少数几家刊物抢到了，但全国期刊的总体学术水平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真的要具体测量的话，甚至会发现，有可能还下降了，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大牌教授，某年的成果也未必就比上一年多呀。那我的主张就是，我们行业要下大力气，搞培训，搞各种学术交流，提高编辑的水平，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通过编辑的工作，协助作者提高稿件的质量，这样，中国的学术期刊的水平和质量才可以总体上得到提高和进步。这才是中国学术期刊、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道路。

当然，我不反对编辑部想方设法去约请名家，就是所谓的抢资源。我们都是做编辑的，肯定要抢，能抢到最好。但即使抢到，数量也不会太多，不足以支撑起学报的全部版面。绝大多数版面还是要靠我们编辑提高水平，从而提高文稿的质量，是慢功夫。您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到处宣讲我所谓的“概念衡文法”？到现在大概应该有100场了。就是希望大家都来重视提高我们编辑的水平，通过全国高校广大的编辑朋友们的辛勤劳动，协助作者提高稿件的质量和水平，从而最终提高我们刊物的水平，推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的整体提升。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重视我们，人家真正瞧得起咱们是因为咱们自己行，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要求别人瞧得起，还是不行的。我一直主张编辑要下功夫，练基本功，要有学术研究，要有文章学的知识，要会写文章，这样，跟作者交流的时候人家才会服你呀。

当然，这样要求有点高，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呆着什么也不干也要过几十年，你努力提高也要过几十年，同样要过几十年，为什么不把让自己提高一些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根本的是怎么当编辑，怎么当高水平的编辑，怎样通过我们的优质工作来提高刊物的水平。稿子来了，看着还不错，但还不够，怎么办？就任它这样嘛？能不能帮助作者让它提高一点呢？提高到在知网和C刊上能够被人引用，这样你的影响因子不就上去了吗？你的数据不就好了吗？全国期刊真正的进步靠的就是这个。编辑是干啥的，编辑不仅仅是替人家编编稿子，可能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作者把文稿的水平提上去。我们的编辑朋友们给自己定位高一点行不行？我做编辑总是不甘心，不甘心消沉下去，我害怕来什么稿子我就是什么水平；我更害怕水平不高的稿子我不能帮着提高，水平高的稿子我倒给人编砸了。

石勇妮：关于这篇访谈，您拟定了“学海扁舟凭谁问，野人芹献兀自珍”这个题目。我总觉得这个标题是不是过于谦虚，过于低调了。

蒋重跃：看起来是有一点自我调侃。不过，这两句话也的确代表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我认为，我自己就像广阔无边的大海里那一叶扁舟，小得不能再小了。我们从事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朋友们，一般情况下也都会感觉到我们是被边缘化的，有多少行业外的人士能够理解我们的事业、体谅到我们的心境呢？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动摇，就像您们编辑部的同仁们，像于佩琴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做好“纳兰性德研究”栏目。现在，王明娟主任和您又安排来这里访谈我，这能不令我感动么？所以，这第一句话说的既是对个人的学者编辑生涯，也是对本次访谈的感念。这第二句话呢，说的是我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我这人，质木少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列子》讲过一个野人芹献的故事。我从前曾用过一个笔名，叫“秦献”，谐音“芹献”。今天我讲述的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尽管鄙陋，可能入不了方家的法眼，但确实是出于我的一片真诚，而且自己还兀自在那珍惜哩，就像野人对待他的芹献一样。不过从这里，倒可以看出，我对编辑和学者生涯是有所感动有所期待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珍惜的认真的，这是不是一种带有韧性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呢？如果可能，还是请求保留这个标题。

后记

记得蒋重跃教授在谈及他第一次正式拜访刘家和先生时说：“当晚的交谈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实，这句话也正是我拜访蒋老师之后的心声。六个多小时的时间，蒋老师用真诚的态度、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位博学的教授在求学、治学、留学、教学、编辑之路上的孜孜以求，没有居高临下，没有空话套话，没有故作高深，没有故弄玄虚。

还记得蒋老师提及面试时与刘家和老先生初次见面的场景：蒋老师躬身行礼，伸出右手：“蒋重跃。”刘先生握住他的手，回道：“刘家和。”这样富有画面感的描述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忽然就声音哽咽，泪流满面。这是两代真正的学者之间的识才尊贤与惺惺相惜，每每想及，依然感动，依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