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廷史视野下的承德外八庙研究到广义藏边社会
——张亚辉教授访谈录

秦 平 张亚辉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避暑山庄研究中心，河北 承德 067000；2.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张亚辉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曾对承德做长期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博士后出站后他在出站报告基础上著成并出版了《宫廷与寺院：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和一系列与承德朝觐史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论述正是在他本人提出的“进宫找庙”研究框架下进行的，即从宫廷史切入对承德外八庙的研究。承德调查之后，张亚辉教授又相继对五台山、安多地区的藏边社会进行调查，建立广泛的藏边社会比较研究的视野。这次访谈正是追踪张亚辉教授在承德宫廷史、藏边社会研究前后的学术构思。

秦平（以下简称“秦”）：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名家访谈”专栏的采访。从您的研究经验来看，您如何看待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研究的学术意义？

张亚辉（以下简称“张”）：我所关心避暑山庄的核心问题是清代皇帝的王权结构。中国历代皇帝王权的内在结构都有差异，但是清代皇权的复杂性是最高的。比如直到今天历史学里面仍有一个古怪的争论——清代乾隆皇帝到底信不信藏传佛教？清代皇帝内心是否有这个信仰从学术角度来说是不可确证的东西，但是这一争论背后预示着我们并不了解清朝皇帝到底是什么。

承德连同北京、五台山、沈阳是清代皇帝四大寺院群，它们构成了清代宫廷史的全部格局。在这个格局里面，不同时期的皇帝活跃于不同的宫廷。每一个空间的社会学性质都不一样。清朝皇帝出现在避暑山庄表明清代皇权结构的重要变革。我们可以认定，皇帝频繁来这个地方表明是一种皇帝，当他再也不来的时候表明是另外一种皇帝。要知道清朝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就要确定承德这一场域的特色，并将这一王权与其他朝代的王权做对比，确定清代王权的性质关系到清史很多重大问题。

我的研究将承德视为藩部政治的核心。藩部政治其实是在清朝甚至是明朝形成的“封建的”“朝觐的”“会盟的”或者是“盟约的”系统。避暑山庄是清朝与边疆民族盟誓的核心场域。通过承德史研究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盟誓体系是一个新的清史研究的路径。举例来看，在承德并不是外八庙围绕着山庄，而是山庄围绕着外八庙的。山庄就像皇帝给自己修了一个“驿馆”，而外八庙才是盟约的“合同”，因此大佛寺的碑文要比大佛寺寺院出现得早。

秦：张教授，您可以结合您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谈谈承德研究对您的影响吗？

张：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在博士阶段才在北大接触到了人类学。我在最初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几年非常痛苦，一是我之前没有受到这个方面的训练，要努力地去追。二是人类学搞的东西层面比较深，很难让一个初学者认识到人类学与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关联。我在博士阶段还是觉得自己研究的东西很遥远，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又跑到商界去。

后来，杨圣敏老师接纳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做博士后。我当时对学者生活有一种实际的向往，所以就回到民大和杨老师做博后。承德研究慢慢让我体会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所以我真正决心做一个人类学家大概是到了做博后的后期写作《宫廷与寺院：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那本书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才慢慢清楚学生需要这门学科，为什么中国需要这门学科，它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为什么有它独特的价值。后来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招聘的名额，我便得到了这个名额从事人类学研究。

秦：张教授，您所从事的藏边社会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

张：藏边社会这个词的含义比较微妙，藏边社会不是说我只做卫藏周边的社会而不做卫藏的社会。我去关注它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我做这个社会的时候意识到它能说明某些卫藏社会自己说明不了的东西，而这些卫藏所说明不了的这个东西恰恰是它和过度发达的中央政府保持张力。

因为不论是整个传统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说噶厦政府或者是噶厦政府之前的从松赞干布以来的吐蕃政府的赞普王权，它在卫藏地区都是非常发达的政治系统。这个政治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遮蔽这个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更加有活力的社会学形态。你到卫藏去会发现，它整个基层社会组织是高度相似的。可是你一旦到了藏边地带，你会发现它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和亲属制度的变化是极其多样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说，你想做一个远离高度发达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研究的时候，藏边社会其实是比较好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藏边社会的一个独到的贡献。

我的研究与藏彝走廊研究很不一样。藏彝走廊研究主要考虑的是民族融合和民族交往问题。王铭铭老师和舒瑜老师他们研究的文化复合性，需要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去讨论这个问题。我的努力跟他们是相反的，我想在青藏高原周边，也就是石泰安所说的川、甘、青、藏古部落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去找到一种被权力干扰相对比较小的一个部落社会的基本模样。对我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一个大的民族，但是它的边上远离自己的政治中心，同时也远离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这样一个地带，可能能够像石泰安所说的找到部落社会的遗迹。因为民族太小实际上会受到周边社会的冲击，而民族太大它自己的政治系统又比较大。这些部落社会的遗迹其实是我最感兴趣的。

我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呢？因为只有找到部落社会的遗迹，才能真正意义上利用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所说的史料、神话和田野材料的比较研究，才能在这个方法论的意义上去理解吐蕃时代的神话与历史，才能理解吐蕃的王权和政治的基本形态，才能理解佛教怎么样和它叠加在一起。否则的话你就会非常冒失的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冲进去，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作论述的起点，我觉得这个风险太高。所以我当时做藏边社会其实是从这出发，跟藏彝走廊的研究取径基本上是相反的。

所以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来表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说藏边地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封建社会形态，因为它远离了拉萨与北京两个政治中心之后，就有一种不断的被分封的过程。而这个封王就会遮蔽住底下的政治系统，然后这个政治系统就会按照一种变化比较慢的形态在运行。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为什么当初几篇文章都在反复强调这个地带它是和封建制度有关系，后来研究确实发现说康区、安多地区封建制度的运行也各不相同。

这里讲了两件事，一个是部落，而另一个是封建。在封建问题上我们心里想的是北京，但是因为北京过于复杂和资料又很多，因此我们便考虑去研究承德和五台山。我们转向这块儿的研究与王尧先生有关。我和陈乃华老师去看望王尧先生的时候，王尧先生就问起我的研究。他说实际上北京、承德、五台有很多四体碑文很值得重新翻译、重新研究。在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中我就更清楚认识到驻京喇嘛制度其实是独立于西藏格鲁派教派组织或政权的一个以蒙古人为中心的宗教组织。而这个宗教组织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在五台山和承德其实都获得了特别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放在传统的藏学里面其实是不太好讲的，因为他和卫藏之间呢他的张力远远多于它的联系，所以我也想把它放在所谓藏边社会里面。

我在关于藏边社会的那篇综述里，其实写了广义的藏边社会和狭义的藏边社会。狭义的实际上是地理上和卫藏接壤的，广义的可能就要包括整个驻京喇嘛系统和蒙古人的所谓“政教二道”系统，也包括其他更零散的包括东北的瑞应寺和沈阳北郊伊拉古克三时期建的实胜寺。

秦：张老师，您的藏边研究在学术脉络上接续了哪些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张：我在去中央民族大学之前经历了几次调整，开始面向“东方专制主义”进行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魏特夫（Karl Witffogel）的和卡拉斯科（Pedro Carrasco）两个“东方专制主义”的极端的论述。卡拉斯科当时是说达赖喇嘛的政权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魏特夫是说汉人政权从秦以后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张光直先生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就是萨满教的那个讲法。其实这个讲法的漏洞是比较大的，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最浅显的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批评的是秦以后的变化，可是张光直先生的回应实际上是要跳到商周去，这个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后面还有更复杂的理论问题。比如说萨满教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到底是不是可以构成一种反思，这中间都有很多道理可讲。意识到这个之后我想接续这个问题往下做，其实是想要说明国内学者对东方专制主义政体回应是非常怪的，尤其人类学对它的回应其实都不是很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看中国本身是否已经稳妥地找到了一个走出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论证的，并没有那么容易，说实话这个问题到今天也还跟着我。

到了中央民大之后，中央民大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多元与一体的平衡性，这是这个学校存在的根本意义，所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问题意识里。一旦进入到这个问题意识里面，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如果比较视野完全打开，其实多元一体格局的事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我一开始研究承德的时候想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以藏为典型代表的有神秘信仰的民族，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的现代中国该怎么生存？这是多元一体当中本身也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承德我主要想做这个事情。

再到后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一点。比如说我在写李安宅的那篇书评的时候，是想通过汉藏两个族各自的知识分子传统，想看藏族知识分子培育传统是否会带来一种有效的沟通性。这个世界上有知识分子传统的民族并没有那么多，藏族有很完善的知识分子培育传统。我的博士生毛雪彦去做的那个贵德文昌神的研究也是在这个领域里的尝试。如果知识分子构成一种多元和一体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其实这个尝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得成功的。

再到后来我去尝试神圣王权问题。我去做神圣王权问题其实着眼的是中国王权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每一个曾经建立过自己的“nation”或是哪怕是在神话中有“国王”的这样的民族对政治的想象一定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那个玩意儿。那么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其实现在的国族建构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些问题不处理是不行的。之前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基本是一个“新儒家”的立场。在那个立场里面，我自己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汉人国家。我对它的王、知识分子、政治、亲属社会的某些形态基本上是理解的。可是汉族的王权结构怎样去面对这种中国边疆民族多样性以防构成一种霸权式的大汉民族的中心主义的叙事，那么国王就会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当时我就带上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老师和后来中国政法大学的杨清媚老师，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舒瑜老师一块儿去弄了好几年这个事情，也慢慢推动了西方王权理论的再理解，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因为我是以藏的田野经验为中心，所以我就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杜梅齐尔的王权理论和霍卡的王权理论这一领域里看问题。当然另外一脉的结构主义我们也很关注：列维施特劳斯他在晚年的家屋社会当中有一系列的王权叙述。这个王权叙述我们当时也在关注。

在这个阶段基本上进行到比较成熟了之后，正好是我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厦门大学工作那段时间。我在厦门大学可以半年教书半年去做田野，我利用那段时间完成了我一直惦记的一个田野——卓尼的田野调查。我在第一次长时间的田野待了半年，待了半年之后开始进入到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跟杨圣敏老师商定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基层社会的调查，其中第一个阶段是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神圣王权。这一阶段我待在藏边社会具体的部落里边，在那个部落里边去做这件事情。在那里我遇到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基层社会如何通过它自己的上层组织和国家形成间接的互动。也就是说这个多元一体它的层级性可能会非常复杂，而不是像史禄国所设想的那样它是一个平面挤压的过程。

秦：张老师，您认为当下人类学主流研究都有哪些？您认为您的研究与主流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张：当下主流研究一般来说是有两块。一块是跟西方主流走的，比如说人类学的主流问题之一就是后现代的尝试，再比如社会学中的定量研究。另外一个主流是跟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绑得比较紧的，比如民族学里面最典型的是民族政策的研究，社会学里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代中国关系的研究。除此之外，其他的研究都比较边缘。我们努力地推动我们的研究，是因为如果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始终不能成为一种被大家所注意到的叙事方式和分析方式其实也白忙。但是我们努力地做这个事情还得兼顾到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研究太想让大家所理解，你可能会对学生的成长有妨碍，学生需要比较沉静地沿着他自己的规律和脉络逐渐长大。

秦：张教授，依据您的经验看，如果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想要建设民族学学科，如何发挥学校与承德区域的特色？

张：发挥承德的地缘优势，将我们的学校定位为晋察冀一带的核心区域，面向河北、山西、内蒙东部甚至是内蒙西部、新疆地区吸引生源并落实就业。将晋察冀乡县一级政府的公务员与中小学教师作为学生未来就业的主要渠道。未来学生可能的发展方向有升学科研岗位、承德周边及民族地区政府事业单位公务员岗位、承德周边及民族地区中小学师范岗位。针对未来学生的出路，本科民族学的教学实践要以“两只脚”走路。一只脚是说以承德宫廷史文化为项目优势，在这个领域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年轻教师的科研能力。另一只是以具体的社会学领域作为自己培训学生经验研究的学术空间，训练学生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回到工作岗位有一个实际的参照。承德是拉铁摩尔所讲的游牧和精耕细作的边界。以拉铁摩尔所说的汉蒙结合处作为最重要的经验研究的出发点，是满汉与蒙汉的边疆。将承德以北看做是藩部，承德以南是行省和郡县制度。承德以北是游牧人的世界，承德以南是精耕细作农业。建议在宫廷史影响之外选几个特别典型的村子，如通辽、辽宁一带的村子。培养学生对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意识形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现实掌握。通过教授民族经济学培养学生在基层工作中，以全国视野对某一个地区的发展和决策建立合理比较和政策选择的眼光。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主要是面对内蒙地区生源，要重视费孝通先生自1980年以来对蒙古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包括：赤峰行、包头行、肃南行、与甘南行。这些内容包括了费孝通先生在1980-1990期间对北部边疆经济发展的总体性规划。民族经济学可建设成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课程，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重走八十年代内蒙地区调查这条线，以理解费先生对内蒙地区园艺改革和牧区发展的一些设想，探究费孝通先生继云南三村的园艺改革、江村经济的小城镇研究之后对内蒙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想。

秦：张老师，您觉得学生在专业阅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体会哪些方面？

张：这个当然是每个老师都会想过的问题，我自己比较注重的是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清楚你所从事的学科其实它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的和思想框架。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想的每一件事儿最好都放在这个框架里，这个东西才能获得意义。所以我觉得首先上是对于这个学科的“逻各斯”（logos，理性）的认知和体验。

其次，我不断地强调的一个事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本身都是一种修养。学识性的东西一定要变成一种自我修养，而这种自我修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我还希望学生能够理解一个问题，到了博士阶段所有理论的阅读和分析与你的田野之间相互理解其实它一定是一个往复的过程。它不存在你学完理论再去做田野，做完田野才回来学理论，并不存在这样单向式的运动。它一定是往复的，一定是多读书之后有了一个参考性的框架，然后到某一个地区收集典型的田野材料，我们在田野当中发现有些难点是无法突破的。为了突破难点，我们反过来再去读书和讨论，在这个关节上老师的作用特别关键。如果学生也读了书，也去田野里拿了材料，当他建立不了一种合适的比较框架的时候，老师要参与讨论，确定比较研究的策略。

我还希望学生能够逐渐体会到：当今中国在人类的思想格局和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是什么。这个是特别不好把握的，一旦把握了或者说是掌握了比较研究的可靠策略和框架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个会成为好的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如果你奠定不了这个，其实所有的思考都是片断性和碎片性的。

秦：谢谢张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