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派到文派：婺学与婺州文派的形成*

熊恺妮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一、婺州的学术流派

自宋以来，婺州地区的理学流派众多，被目为学术重镇。宋濂称“吾婺为邹鲁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讲明道德性命之学”[1]540。王袆表示“近时言理学者，婺为最盛”[2]129。《宋元学案》所著婺州学派有《紫微学案》《范许诸儒学案》《东莱学案》《龙川学案》《说斋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等。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案主吕本中。其父吕好问随宋室南渡，迁至婺州金华并世代定居于婺。其子吕大器、吕大伦、吕大猷、吕大同(紫微家学)皆列于此学案。黄宗羲称吕本中之学“上绍原明，下启伯恭”[3]1234。“下启伯恭”就是指紫微之学对《东莱学案》案主吕祖谦吕学思想的影响。

《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案主范浚，婺州兰溪人。“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取之。”[3]1438其子范端臣(香溪家学)，族人范处义(香溪再传)、陈九言(香溪门人，义乌人)，皆在学案之列。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主吕祖谦，婺州金华人。其弟吕祖俭(东莱家学)，弟子李大有(东莱私淑，东阳人)，郭江、郭溥(郭氏家学，东阳人)，吕乔年、吕康年、吕延年(大愚家学)，宋濂、王袆(吕学续传，金华人)，皆在学案之列。因吕祖谦弟子众多，黄宗羲特设《丽泽诸儒学案》，叙吕氏弟子。

《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案主陈亮，婺州金华人。黄百家称“陈同甫亮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3]1832。其友吕祖谦(龙川讲友)、倪朴(龙川学侣，浦江人)，弟子喻民献、喻卢隐、喻南墙(龙川门人，义乌人)等皆在学案之列。

《宋元学案·说斋学案》案主唐仲友，婺州金华人。其兄唐仲温、唐仲义，弟子傅寅、吴葵等皆在学案之列。

《北山四先生学案》案主何基，婺州金华人。学者称北山先生，为朱熹传人，与王柏、金履祥、许谦并称为“北山四先生”，全祖望称其为“浙学之中兴”[3]1725。黄宗羲曾列作《金华学案》。

二、从学派到流派

(一)婺学发展的窘境

黄溍称：“盖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4]410其中，唐仲友因“素孤僻，不肯寄人篱落”“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1]1706，加之“《宋史》不立传”[3]1653。唐仲友逝后，其学不传。因此，婺学实际上以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陈亮的事功学为主要代表。

朱学经由“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的传承发扬，发展成为元代婺学的主要代表。“北山四先生”一脉尊朱熹为宗，堪称“紫阳之嫡子”[3]2727。黄百家称王柏“宗信紫阳，可谓笃矣”[3]2733。他们以传承朱学思想为使命。何基“确守师训”[5]，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等，对朱熹所注经典进行阐释。王柏著《朱子指要》《朱子系年录》、金履祥作《大学疏义》等，也都是依据朱熹的观点加以发挥。虽然他们对《诗经》《尚书》，甚至朱熹的《四书集注》提出过一些质疑，但本质上仍是维护朱学，修补朱熹理论上的不足。质疑范围不超出朱子之学的理论框架。许谦更是以阐释朱学为己任，他坚持“由传以求经”[6]987，对朱熹所著句诵字求，加以笺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许谦“醇正远过其师”[7]19，说明许谦在学术上更为严格的遵守朱熹教条。“北山四先生”一脉的发挥与注释，造成了婺州朱子之学理论创新的乏力，无力促进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侯外庐《宋明理学史》称“北山四先生”等人“对朱熹传注不敢有一言之异，由宗信变成迷信”[8]675，形象地道出了婺州朱子之学在发展中所陷入的尴尬境地。

吕学前承紫微家学，后启丽泽诸儒。吕祖谦在世时，吕学与朱子之学同时兴起，但吕氏后学的发展不如朱学兴盛。黄溍《张子长墓表》指出：“初，东莱吕成公倡道于婺，不幸天不假年，故婺之言性理者，悉本于紫阳朱文公。”[4]1208以至元末，学者皆以“绝学”称吕学。陈亮以事功学崛起，自成一派。不同于吕祖谦和朱熹在理学内部的争辩，朱熹的朱学思想与陈亮的功利思想从外部对立，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栻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亮倔起其傍，独以为不然。”[1]302朱熹“谈性命而辟功利”，陈亮则“专言功利”“为世所忌”[3]1833。朱熹曾言陈亮之学“专是功利。若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9]3873。也正因此，他多次表示：“陈同甫学已到江西，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9]3872信奉陈亮的事功学说会冲击朱熹的朱学思想。故朱熹等屡次抨击陈亮的事功学，抑制其发展。

婺州三大学派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发展瓶颈。这一窘状为婺州地区学术流派向文学流派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二)由“学”到“文”

婺人不仅精于学术，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成就。南宋吕祖谦有《东莱文集》，《宋史》称吕祖谦“其文特典美”[10]12873；陈亮有《龙川文集》，《宋史》评价陈亮“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10]12929；元代金履祥有《仁山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杂文，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诸篇，则具有根柢。其余亦醇洁有法”[7]106；许谦“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7]30。尽管许谦对文学的态度“不甚留意”，但他“颇含兴象”的诗歌理趣与“醇古”的文章风格都已充分展现出作家的气质与特色。故全祖望称：“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3]2801

如果说，王崇炳“婺州之学至何王金许而盛，而东莱吕成公首浚其源”[11]1一言鲜明地道出了婺州学派由宋至元的发展流变过程，那么，全祖望所言“婺中之学，至白云(许谦)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则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3]2801，则形象地展现了婺州地区学术流派向文学流派演变的过程。婺州学派传至许谦，“渐流于章句训诂”“婺中学统之一变”；而“义乌诸公”指的是黄溍、柳贯、吴莱等人，成为“文章之士”，则意味着婺州学派已经演变成一个散文流派。据《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3]2727不同于元代王柏、金履祥等人在学术上“纯得朱子之学髓”，元末明初的婺人黄溍、柳贯、吴莱与其弟子宋濂、戴良等传承“朱子之文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朝之后劲”[7]2，并不强调他们的理学家身份。黄溍、柳贯、吴莱是元末散文家的代表，宋濂等人则被视为明代“开国文臣”[12]3784。

三、婺州文派的形成

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指出：“大抵文学流派，是指在文学史上活跃在某一历史阶段、受到某种文化思潮影响、源流出于某家文学主张或艺术趣味大体相同、创作方法大体相近、作品风格或风味大体相似、通过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在当时或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群体。”[13]1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与发展》认为，文学流派“成立标准其实是大体一致的，即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14]1。综上来看，文学流派成立的基本条件有三：第一，一批交游密切的作家群；第二，相同的文学主张；第三，相近的艺术风格。据此，我们可考察婺州文派的形成前提。

先看作家群。元末黄溍、柳贯、吴莱，可谓是婺州文派的早期成员。三人同出方凤门下，以文章家的身份名闻当世。黄溍“以文字为职业者”，且“以文辞冠于一代”[1]711；柳贯“历考先秦两汉以来诸文章家，大肆于文”[1]1840；吴莱“以文章鸣于世”[1]2263。三人中吴莱年纪最小。“渊颖辈行，视公(黄溍)稍后，亦公夙所推许引为小友者也。”[4]1黄溍、柳贯对吴莱多有推举。明初宋濂、王袆、胡翰、戴良，则可视为婺州文派的中期成员。宋濂、王袆、戴良一同学文于柳贯、黄溍、吴莱。胡翰曾受学于吴莱、许谦；宋濂与王袆相交最深，宋濂在《华川书舍记》中提到“濂家芙蓉山之阳，距子充(王袆)之居不二舍而近”[1]71，王袆之子王绅受业于宋濂；宋濂、王袆、胡翰都曾为戴良作《天机流动轩记》，宋濂在《胡仲子集序》中称：“濂与先生(胡翰)同师于吴公，相友五十余年，髪秃齿豁矣。见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菏泽，惟先生。”[1]644胡翰也称宋濂为老友。诸如此种不一一列举。稍后的苏伯衡、方孝孺、王绅，是婺州文派晚期的主要成员。方孝孺、王绅都是宋濂的弟子。方孝孺虽然是宁海人，但作为宋濂的弟子，受其影响最深，因此，他也被纳入婺州文派。《明史》称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12]4020。王绅为方孝孺作《逊志斋稿序》，方孝孺亦曾为王绅作《王氏兄弟字说》《王仲缙像赞》，文集收有《答王仲缙书五首》。苏伯衡是婺州金华人。《逊志斋集》中有《苏太史文集序》《与苏先生三首》《寄处州苏平仲先生四首》等，都是方孝孺赠苏伯衡之文；苏伯衡也作有《染说》以赠方孝孺。可知，婺州文派的成员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家，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游网络。

次看文学主张。首先，婺州文派以“至文”为最高水准，构建由“群圣人”、孟子、宋代诸儒为主流，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为支流的文统体系。并在散文创作上提出“以群经为本根，以迁固二史为波澜”[1]581的思想。其次，婺州文派构建具有哲理气息的“文气观”。他们认为“文主于气”[4]447，“得其正者其文醇”[1]1868，在散文创作上提出了“为文必在养气”[1]2002的观点。再次，婺州文派在散文理论上提出了“稽经以该物理，订史以参事情”[1]2212的“文史观”。他们注重“纪事之文”的创作，强调历史散文“记善恶以志鉴诫”[2]458的史学功能。最后，婺州文派在散文理论上注重散文与现实的关系，表现出事功主义倾向，提出了“文用观”。在注重具有“明道立政”[15]358功能的“至文”的同时，又提出“垂世立教”的散文思想，强调服务于社会现实、政治的“适用之文”。

再看文学风格。婺州文派在散文创作上一脉相承，表现出相近的整体风格。柳贯“文章轨度则出于方凤……原本经术”[7]58，并表现出“涵肆演迤，舂容纾余”[4]1204的风格；黄溍“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16]4198；吴莱的散文也展现出“崭绝雄深”[16]4190“雄宕有奇气”[1]2269的风格；宋濂“辞韵风裁，类夫柳、黄二公”[1]2724，并呈现出“雍容浑穆”[12]3784的文风；王袆之文“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2]749；戴良作文“典实严整，则得之于柳先生者也。缜密明洁，则得之于黄文献公者也。而又加之以舂容丰润”[1]916；胡翰之文章“多得二吴遗法”[7]12，“出言简奥不烦，而动中绳墨，如夏圭商敦”[1]644；方孝孺则“为文章雄迈醇深”[15]891。可知，婺州文派在散文创作上一脉相承，呈现出醇厚雄浑的整体风格。

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流派”词条所强调：“一般有一定的组织和结社名称，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具有鲜明的作家作品，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进行文学论战。但是这些还只有文学集团的意义，只有进而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色，这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17]327婺州文派在散文创作上呈现出醇厚雄浑的整体风格，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