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谢泽
11月1日,手机屏幕亮了,推送来一条新闻——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
“三峡验收完了?”我问。
“是吗?我瞅瞅新闻。”一句回应后,办公室又恢复了安静。
好静啊!
1993 年,刚上初中的我,来到正在前期施工的中堡岛上,和老师同学留下了一张背景是黄牛岩的合影。时光流逝,无声的照片唤起我记忆里三峡最初的样子,特别是现场的机器轰鸣和人声鼎沸。
之后的宜昌城,迅速躁了起来。在“服务大三峡,建设新宜昌”的口号引领下,什么都要以三峡命名,干什么都要和三峡挂钩。三峡就是腾飞的东风,三峡让所有宜昌人“劲逮逮”的。
上大学时,只要说到我的家乡在建设三峡工程,就能明显感到目光在向我聚集,随后关于三峡的提问便七嘴八舌炸开了。放假前,也总有同学跑来打听到三峡参观的事情。三峡让我像个红人。
我来到三峡工作时,三峡进入建设后期,工程形象已经展现,工程效益也逐步发挥。“世界第一”“最大”“最高”“最难”等等词汇,通过我的笔头,冲击着每个读者的心脏,也增添着我的骄傲和自豪。
我唯一一次见潘家铮院士动怒,也是因为三峡。面对彼时近乎疯狂的谣言,他罕见地通过媒体展现了自己的愤怒:“请大家实地看一看!三峡工程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不要妖魔化三峡!”
我陪记者朋友到三峡拍大坝泄洪。那奔涌的江水着实惊呆了他们,一名女记者大声对我喊着什么。水声震天,我凭口型猜出她的意思,和千万参观者感受一样——“太壮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