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叙事的突破

摘 要：本文以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两部短篇小说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研究“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叙事的突破，以及这一突破带给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情爱身体叙事 “十七年文学” 突破

一、爱情之花结革命之果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写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里的人体或者身体，不再仅限于生理的物质层面，而是包括文学、美学、哲学等意义上的抽象身体。社会“要通过这种体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这说明，在近现代社会，虽然已经没有酷刑对民众产生震慑，但诸如政治、军队、法律等对身体的规训却从未消失，它只是转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

“十七年”时期，作家们对男女情爱的书写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但刻板和教条的创作模式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僵化。部分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凭借自身的创作经验、理念和方法，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描写，使得“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的书写含蓄委婉却更具张力。尤其是在“双百方针”时期，《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等一系列作品，通过复杂的情感叙事为“十七年文学”情爱身体的僵化书写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这些特殊的身体书写和情爱表达不失为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