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经学观视域下的“元年”探究

田晓丹

摘 要：《春秋》的重要概念“元年”不仅是《五经》微言大义的缩影，也是王阳明核心经学思想的缩影。王阳明在《五经臆说十三条》中对“元年”作了首条阐释，并给予它心学的理路。在王阳明思想中，“元年”充分展现了其“尊经即尊心”的经学观路向、“得鱼忘筌”的经学诠释方法，以及在格物致知中体认圣人的为经之道。此外，在王阳明的经学观视域下，“元年”还有了“天人合一”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王阳明;元年;经学观;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5-0055-05

《五经臆说》为王阳明被贬至龙场时所作，是其根据记忆中《五经》的内容并结合个人思想，为《五经》写下的注释，因是仅凭意念而直书，因此命名为“臆说”。王阳明对于《五经臆说》书而不宣，钱德洪曾多次请示皆被拒。直到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方从其废稿中发现所剩残篇，并给予整理，共十三条。《五经臆说十三条》正文开篇即写“元年春王正月”，而其正文前两条着重阐释了有关“元年”的内容。“元年春王正月”为《春秋》文本的起笔，同时也是《春秋》经学的核心概念，有“微言大义”的内涵，包含着天地、四时、政教、礼仪之思想。自汉以降，《春秋》中的“元年春王正月”越来越被赋予“政教”“礼仪”的内涵[1] 。近些年相关学者大多从历史考据方面进行研究，从心学路径对其研究者不多，而从经学观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者更少。

一、经学路向：尊经尊心

钱德洪整理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开篇即“元年春王正月”，并且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对“元年春王正月”中的“元年”的阐释，体现了其心学路向的经学观。《五经臆说十三条》的第一条内容为：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2]1075-1076

“元年春王正月”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元年、春、王、正月、即位。这五个方面，孔颖达称作“五始”或者“五事”：“《传》云王周正月，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皇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3]1713在这“五始”之中，“元”为“气”之始，而气乃是天地的生成要素，因此，“元”又有天地之喻。

在此，王阳明释“元年”为“正始”，不仅体现了其“正心”的思想，同时也遵循了“元”的本来含义。从字源上来看，元，本义是“头”。《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字形像一个侧立的人，金文有圆圆的头部，甲骨文为了便于刻写，用一横或二横来表示。两横是甲骨文中的“上”字，整个字还可以理解为最上边的人，由此产生祖先的含义，引申为开始;也可以理解为高高在上的人，由此产生主人、家长的含义;又引申表示为首的、构成一个整体的东西[4]。《康熙字典》中将“元”解释为“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者也。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为元，在人为仁，在人身则为体之长”[5]。《乾卦·文言》亦说：“元者，善之長也。”[6]10《公羊传·隐元年》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3]2196

王阳明认为，“元”在天为“仁”，在人则为“心”。而人，当为天地立心，因此，“仁”的体现亦由人心所发出。此一条仅三百字左右，“心”字就出现六次。可见“元年”这一概念在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学向度。“元年春王正月”微言大义，言的是为君之道，其义便是大一统。当新一任君主即位，其史书上必以“元年”开始记载其事。所以，王阳明认为“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元年”不仅是人君为国的开始，同时也是“洗心涤虑”“改过迁善”的开始，即正其心、施其仁的开始。周敦颐曾说：“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7]作为圣人之学的经典，王阳明认为应当从心上发。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2]283-284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儒家经学的最主要原典。其中，《乐》后来失传，在此暂且不论。王阳明认为，对经典原旨的解读，不必拘泥于古人的注疏。而是要尊其心，志于经之“元”始，如此才是真正的尊经。这些经各有其元，各有其理。无论是阴阳消息、纪纲政事、歌咏性情、条理节文、欣喜平和、亦或诚伪邪正，都是在论说其理，而这些理都是心之理、心之道。心即是理，是常道，也是各经之元。“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用产业库藏的比喻来阐释其尊经即尊心的经学观。在王阳明看来，经典不过是记录宝藏明细的登记簿。世之学者，只重视经文本身，而忽视六经的实质在于其心。就好比富家子孙不享用宝藏本身，而只翻阅记录宝藏的簿子。王阳明认为，若要真正拥有宝藏，就要探究其“元”，即发明本心。“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2]16读经功夫若只在文义上周转，就如同拔本塞源，不会真正求得圣贤书经的本义。必须在心体上下功夫，若有不明白之处，只需在自心上反思，便能开朗通畅。所谓《四书》《五经》不过是在说心体，心体就是道。心体明朗，道便朗晰，再没别的。“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这也正体现了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思想;为学者，尊其心，才是真正的尊经。

二、经学方法：得鱼忘筌

王阳明在为学方法上，反对朱子的“格物”功夫，倡导正心的简易功夫。在释经方面，王阳明亦遵循其为学的简易方法，将经学纳入心学的范畴。他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2]284，释经方法上提倡“得鱼忘筌”“返朴还淳”。

钱德洪在《五经臆说十三条》的序中说：“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2]1075《春秋》多处出现“元年春王正月”，王阳明“臆说”《五经》，亦首谈“元年春王正月”，尤其是对“元年”进行特别阐释。然，王阳明对其“臆说”却书而不宣。无论是其“臆说”内容，还是其书而不宣的行为，皆体现了王阳明简易的释经方式。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窍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轧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尚多缺，仅六卷云。[2]965

从这篇序中可以看出，王阳明书《五经臆说》，并非是为了注经释经，也并非是为了宣说自己的思想，而不过是“娱情养性”而已。自孔孟始，儒者便有不立文字、仅口头宣说思想的习惯，到宋明理学家更是如此。大多言心性的宋明儒者皆有秉持不立文字的教学习惯。“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8]暂且不论理学家们秉持语录体进行传学是否源于禅门，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语录体的形成与发展与言心性有关。因为语录体正是简易的释经传道方式之一，而这种简易的释经方式正是“得鱼忘筌”的呈现。

“得鱼忘筌”释经方法并非王阳明首创。《系辞传》曾经引用孔子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庄子亦在其思想中用“得鱼而忘筌”与“得兔而忘蹄”来阐释和发挥“得意而忘言”这一理论。玄学家王弼则以此提出“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方法论[9]。此外，佛学经典中亦有类似的释经方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10]《金刚经》将“有言”以竹筏作比喻，来说明尽管利用竹筏可由此岸渡向彼岸，然而到了彼岸，竹筏应当舍去，而不是带着竹筏继续前行。对于以上释经路径，无论是儒家的言不尽意，还是释家的不执着于相，皆是减法的简易路向。

王阳明释“元年”为“正始”，并且认为天地之“元”是对天地间所有生命仁爱的阐释。这一仁爱体现在人的身上，其“元”就是心。天地之心由人来立，天地之仁亦由人而施，而仁的施用由人的心而发。王阳明曾说：“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2]283经，乃心之常道，无论是天道、人道都是一样的，都赋予了“元”的内涵。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这一注经旨向，批评训诂、记诵等释经方式，认为训诂等方法支离破碎，舍近求远。他提倡追其本“元”，得鱼而忘筌。鱼捕到了，筌就应当放下;酒酿好了，其糟粕就当舍弃。若是不舍弃捕鱼的器具和酿酒的糟粕，也就不会得到鱼和醇酒。尽管这只是比喻，王阳明认为为经之学亦当如此。在其弟子问及孔子删述《六经》这件事时，王阳明曾回答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2]8他认为，孔子当初删述《六经》，是不得已的做法，如果道行天下，他自然不会多此一举。而当时天下之所以大乱，正是因为众人注重文辞而忽视经典实意，涂人耳目，以乱天下。孔子删述《六经》，正是使经学回归“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正道。

三、经学之道：格物格心

王阳明在龙场悟得格物致知之旨，方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格物致知，并非外求，乃发明本心而已”。于是，王阳明默记《五经》内容，以印证其所悟。对照之下，莫不吻合，遂书《五经臆说》，共四十六卷。钱德洪曾请示拜读，而被王阳明拒绝说：“付秦火久矣。”在这里，王阳明用“秦火”而非“汉火”来形容《五经臆说》被焚之事，说明王阳明并没有全部将其焚烧，还留有部分，这留下的部分正是后来的“十三条”。后来，钱德洪偶得此“十三条”，方知王阳明“臆说”《五经》，终不离其心性思想。而其“良知”的致“知”学说自此逐渐形成，也为其后期的“致良知”说的揭示埋下伏笔。自其“致良知”思想阐发，再不提《五经臆说》。其总体思想可一言以蔽之，自不必再以繁缛之文以叙之，这也正是王阳明“臆说”《五经》而不宣的原因吧。

龙场期间，王阳明开始悟得格物致知的要旨并非外求，而是在正心。随后，他“臆说”《春秋公羊传》之“元年”，释“元”为“始”，释“元年”为“正始”，正是其格物格心的内涵体现。在王阳明看来，天下万物各有其元。有天地之元为仁，天地之间有人，人之元为心;对于人，天下之元为王，一国之元为君，君之元为心。无论是天，还是人，其“元”都落在一个“心”上。天下君王诸侯开始新的纪年，必书元年。此“元年”，有“正”之義。王阳明认为，孔子制《春秋》是辅正之举，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有“素王”的称号，历来儒家认为，有圣人心性的君王方称得上真正的王，即内圣而外王。“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五经臆说十三条》）人君新立元年，是其维新的开始，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这体现了人君治国平天下前期正心修身之要。

王阳明给予“元年”以圣人心性的诠释，也证示了此时的王阳明渐入“心性论”的理路。《传习录》中有关其早期的经学观，有记载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2]11在王阳明这里，“事”与“道”有同等的含义，经与史亦有相通之处。他的这一解释，与其对“格物”之“物”的解释是一致的：“物即事也”。经学是事，亦是道，这也正符合他的格物即格心的思想内涵。

四、经学观念：天人合一

“元”在字形上为二人之合，具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义。“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五经臆说十三条》）“仁”在字形上亦为二人之合，与“元”有异曲同工之妙。元，在天则表现为仁，在人则表现于心。“元”为“天”与“人”建立了联系，同时也使得“天—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这便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天人合一。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2]10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之心是生出普遍于万物的同情，同时也是万物“一体之仁”的内心元始。王阳明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彖》辞来阐释“元”的作用和内涵：“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五经臆说十三条》）这句话源自《周易》，原句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6]6“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6]28 乾坤之元是天地之始。天地之间，人作为最灵秀者，便担起了“为天地立心”的使命。在《五经臆说十三条》首条中，王阳明首先从天地之仁阐发，进而阐述为人、为君的德性自觉问题。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从源始处立政治民，才能以德配天，身安其位。“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2]29“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2]28“仁”“德”“至善”诸类，皆是形上天的特性，“天”将此特性赋予了人。心之本体与天道合一，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同时也可与“天地参”。由此，天与人的关系也融入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天人之间的关系也由天人合德转化为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并非天人建立关系的结束，而是天人关系发用的开始。天人合一之境是儒家学者们一直所追求的。以儒家入世的态度，天人合一不仅是在思想上悟得天理，还要在行动上符合天道。并且，不仅是人道符合天道，还要万物一体，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元年，是人君正心的开始。正心以德，施之以仁。正心，不仅是即位时方去正，而是要日日正;维新，不仅是在为国时始新，而是要“日日新”。以上日正日新，即王阳明“一日便是一元”的道理。这里的“一日”，也并非确定的量化一天，而是比喻之辞。实则是为人、为君时时刻刻都要反省自身，洗心涤虑，一直保持端正、至善的状态。

五、结论

《春秋》中的“元年”不仅蕴含着天地、四时、政教、礼仪的思想，在王阳明的经学视域下，更有了心性的哲学向度。“元年”为正始，正心之始，是人在天地之间，秉持天道，行施人道（仁道）的立足点。在王阳明看来，只有“得鱼忘筌”、返朴还淳，回归本心，方能理解《五经》中的圣人之言，也方能真正把握“元年”从思想理论到人道践履的根本内涵。“元年”是《五经》微言大义的缩影，也是王阳明的核心经学思想的缩影。发明本心、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功夫进路，回归本元，直趋本根;而以经明心、以经证心、尊经尊心的立场在王阳明的经学观中亦是淋漓尽致。而“元年”在王阳明思想中，正是这一心学体系的经学观印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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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赖永海.金刚经·心经[M].陈秋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33.

Abstract：“The first year”，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Spring and Autumn， is not only the epitome of the Five Classics， but also the miniature of Wang Yangmings cor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m. Wang Yangming made the first explanation about “the first year” in the Thirteen Conjectures of the Five Classic Hypothesis with the way of mind study. “The first year” i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manifested the way that the respect of Confucianism is the respect of the heart， and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i.e.  “forgetting the trap after the fish being caught”， as well as the way of recognizing the sages. In addition，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lso existed in “the first year” on the field of Wang Yangmings Confucianism conceptio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the first year”; confucianism conception;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編辑：邹蕊